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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以自己亲手测量的资料为蓝本,绘制出第一部标准康藏地图,这也是当时国内外最精确的康藏地图,为和平解放西藏、维护国家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
1949年底,四川宣告解放。1950年元旦,解放军整队进入成都。在率军进入成都的第二天,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的贺龙就急派西南军区副参谋长李夫克,前往任乃强的工作地——四川大学,向他求取关于康藏研究的书籍。任乃强当即把自己所编著的《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等资料一并给了他。
当天下午,李夫克去而复返,对任乃强说:“贺老总看了地图很欢喜,派他自己的车子来请您去面谈。”任乃强“不胜惊喜”。但因为他当时衣履破旧,想换了衣服才走。李夫克说:“贺老总已经知道您的生活朴素。他就是喜欢生活朴素的人。他在等你,不用换衣服了。”于是任乃强仍旧穿着破毡鞋旧长袍,带着绒瓜皮帽就去面见贺龙。
赶绘十八军进藏路线图
此時,中国大陆境内除西藏外已全部解放。但藏地险要,贺龙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解放军南下时,就已经有很多人向他推荐熟知康藏情况、并做过具体研究的任乃强;而最令贺龙感兴趣的,莫过于任正在绘制的康藏地图了。
对1950年初的解放大军而言,精确的藏区地图至关重要。以前关于西藏的零散地图有很多错误,而且藏区地名翻译混乱,又没有藏汉音译名对照。见到任乃强后,贺龙听说他正在绘制标准康藏地图,而且还是作战必备的等高线地图,简直喜出望外。
根据任乃强的遗稿《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所述,贺龙当时兴奋地说:“我接收了胡宗南的测量队,和四川测量局的人员,正无用他之处。从今晚起,就全部拨给你使用,赶快把全图绘完,愈快愈好。”
任乃强要求请假一天,先到文教委员会把自己写的小说《张献忠》申请立案。贺龙不许,说:“那个我给你办。你必须今晚就作安排,明天开始绘图。”他还立即把当时的文委会主任委员杜心源请来,当着任乃强的面对杜说:“任先生有申请立案的事,请你替他办一下,让他把时间腾出来绘地图。”
就这样,四十号人全归任乃强调遣,其中一部分进驻他位于成都藩署街的家中。任乃强的儿子、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研究员任新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堂屋里天天点着100瓦的大灯泡,摆了很多张绘图桌,同时开工。”当时有六个人在任乃强家绘制五十万分之一康藏地图的未完部分,其余则留在旧测量局内翻绘旧图。
据任新建回忆,父亲足足干了18个通宵。经过日夜赶工,任乃强先把清末测绘的自巴塘到拉萨、日喀则的十万分之一路线图,缩绘成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分幅加以说明,交给了贺龙。贺龙立即付印,分发给部队。而比例为五十万分之一的康藏全图绘成后,军区参谋处也准备付印分发,遭到了任乃强的拒绝。任新建告诉记者,“我父亲当时说这个地图你们拿去用,但不要公开印,因为这个是顾颉刚出的钱,我占了一半的股权,顾颉刚占了一半的股权,必须要征求顾颉刚的意见。”
该地图最后获得允准不印刷,而是使用后交还给任乃强,再给顾颉刚寄去。
两个月后,这份地图跟随解放军第十八军西进康藏。
康藏情结
早在初次进藏考察时,任乃强就“遇山必登高,遇水必溯源”,利用自己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里学到的地理学知识,开始测绘藏区地图。“父亲一直认为离开空间谈时间就会出问题,要搞好文化历史必须先搞好地理。”任新建介绍。正因如此,很多学者把任乃强称为“地理史学派”。
任乃强的首次康藏之行完全超出了他的人生轨迹。1929年,任乃强的大学校友、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边务处处长胡子昂看到他写的《四川史地》,便致函邀请他入康考察,对康藏地区的好奇驱使他立即答应下来。
一袭长衫,一匹马,两个随从,35岁的任乃强第一次踏上康藏的土地。当这次历时一年、跨越康藏多个县区的漫长考察之旅完成后,他从藏地带回来50余本笔记、近千万字的资料以及康藏各县的手绘地图。
对藏人和藏文化要充分给予尊重,这是任乃强从自己赴藏地考察伊始就抱定的理念。有一次,任乃强没能赶到驿站,不得不去藏民家借住,主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令他大为感动。而后来他渐渐发现,其实流落于此的汉人随处可得食宿。随着接触的不断深入,任乃强发现藏族人待人恭逊、彬彬有礼,他们的积蓄不是留给子孙,而是布施于佛事与贫民;就连误杀虫蚁,他们都会陷入不安的情绪中。这样的藏人,自然与当时一些内地人心目中的“蛮人”形象大相径庭。在后来出版的《西康图经》中,任乃强形容藏人“人性质朴”,有节俭、仁爱、从容、有礼四种美德。
任乃强甚至还带回来一个藏族妻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学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一个民族要深入到异族文化中,通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1929年秋,任乃强来到新龙,听说当地上瞻头人家中有位叫罗哲青措的养女,便央人做媒。令他颇感意外的是,尽管当时存在着巨大的汉藏隔阂,但对方却欣然应允了这门亲事。
“说到汉藏相处,他本人的婚姻和生活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任乃强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的学生、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冉光荣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为了能与妻子更好地沟通,任乃强苦练藏语,甚至学到想要自己编一本汉藏词典的地步。他还把妻子罗哲青措送到小学里去学习汉语,到后来,她简直成为了他学术上的得力助手。
在藏族妻子的帮助下,任乃强完成了《西康图经》,此书推动了全国藏学研究,被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
1936年西康建省,任乃强被任命为西康建设委员会委员,他第二次进藏调查,直到1943年才离开。在这次被学界认为是打破了藏区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开始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建省活动中,任乃强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好处——更为便利地要求地方官员为他找材料和地图,并委托他人收集英国传教士绘的西藏图册。
1943年,任乃强担任了修西康省志的工作,他决定以印度、英国绘制的西藏部分地图,和清朝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西康省主政者刘文辉组织测绘的部分地图作为蓝本,再加上自己亲自考察绘制的各县地图,做一个标准的西藏全图和一个西康分县地图。
四年后,上海大中国图书公司董事长顾颉刚委托任乃强绘制西藏全图。由顾颉刚出钱,任乃强出资料,就在成都绘制,还请来两个工匠帮忙。只是没过多久,上海解放,彼时成都却依然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任乃强与顾颉刚失去联系一年多,只好独自绘图。到贺龙召他面谈时,全图依照经纬度分割成二十几幅,只有两幅尚未完成。
因为涉及版权问题,这份地图最终也没能够公开出版;但它竟鬼使神差地作为军用地图,为解放军入藏所用,这恐怕是任乃强自己也没能想到的。
尊重藏人藏地
贺龙与任乃强那次著名的面谈一共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关于这次见面的详情,任乃强于1981年写就了《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一文,但在其生前一直未发表。
在这篇遗稿中,任乃强记述,当年除了聊地图,他还跟贺老总以及在座的李井泉、廖志高、胡耀邦等三十多个干部谈起了西藏的气候、行军打仗要注意的各种事项。比如高原上不只有气候寒冷和给养困难的问题,还有空气稀薄的威胁。任乃强举例,清朝雍正、乾隆时入藏部队、清末赵尔丰的边军,和解放前刘文辉的部队等,绝大部分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晕山”,就是人们不懂得海拔高空气稀薄,仍然像在内地一样奋力爬坡,到了体能已尽时,不知不觉,未感到痛苦就倒地死去了。只有历代居住在这高原上的藏人,才能与这样的气压相适应。任乃强表示,这一点容易克服:首先要检验入藏部队的身体,一定要是没有肺病、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病的人;其次是要保持轻装缓步,慢慢锻炼身体,与地理环境相适应。任乃强还提出如下建议,如士兵应学习藏语、研究藏俗;可以先在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多的西康动员藏族青年参加解放军一起进藏等等。
任乃强提出,解放西藏的第一步,还只宜做到收回和稳定国家的主权这一步。要保护寺庙、尊重高僧,宽容土司头人,争取他们对解放军的信赖,表示我军尊重民族风俗的鲜明态度。
听到这里,贺龙问道:“我们宣布信教自由,可以了吧?”任乃强进一步说:“还盼望再提高到尊重喇嘛教旨,保护寺院和僧侣,维持民族旧俗这一步来。”他举了许多历史事实说明“因势利导”的效果。
任乃强在遗稿中回忆,贺龙与全体干部听到这段话,不发一言,也不表示任何态度。还是贺龙说:“关于宗教影响的事,就谈到这里。请另谈解放进军的路线问题吧!” 任乃强建议,先抢渡金沙江,而后占领昌都东山后,就派员进行和平谈判,以省却高原作战的麻烦,待到稳定国家领土主权后,再协商推行新政。
任乃强的观点和建议后来在很大程度上被贺龙采纳。在与任乃强面谈结束后,贺龙于1950年1月10日向毛泽东、中央军委提交《康藏情况报告》,其中写道:“对宗教问题处理适当与否,是一个决定的关键,因而要十分慎重。”他建议,除提出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等口号外,“最好增加保护宗教的口号”。
解放军到达昌都后,果然停止前进,号召和谈。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同年10月,人民解放军顺利进驻拉萨。
西藏解放后,任乃强一直关注藏区的情况和政策,即使是在被错划为“右派”的时候,他仍然笔耕不辍,继续关于康藏的研究。
直到1978年,任乃强还在《羌族源流探索》一书中提到“中国几个大的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阐明藏汉同源的理论。
1988年,年逾九旬的任乃强开始整理《前四史》中有关青藏高原地区的史料,在这些零散的民族地理史料旁写下笺证与评注。
遗憾的是,此项工作还没有完成,1989年3月,这位拥有极深藏地情结的藏学奇人辞世。★
《格萨尔》发掘者任乃强
任乃强(1894~1989),四川南充人,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中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和中国民族研究会理事等。
任乃强于1915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中国农业大学前身),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返回故乡。1929年,他首次赴西康考察了康定、甘孜等地,撰写《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等文。他还是我国最早的《格萨尔》发掘者与研究者,奠定了《格萨尔》史诗学建设的第一块基石。
1946年,任乃强联合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发起组织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组织社团——康藏研究社,担任《康藏研究月刊》主编,在中国藏学发展史上,开创和推动了藏汉学者合作、藏汉文资料并重研究的新风。
1950年,任乃强以其数十年研究之心得积极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言献策。他后来被错划为“右派”,但即使在被监督劳动的日子里,仍未间断研究,相继完成了《川康藏农业区划》《四川州县沿革图说》等专著。到1989年去世为止,任乃强一共撰写了25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报告,成为研究康藏地区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2009年8月24至25日,任乃强逝世20周年之際,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单位主办,在成都举行了“任乃强与康藏研究学术研讨会”。
1949年底,四川宣告解放。1950年元旦,解放军整队进入成都。在率军进入成都的第二天,时任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司令员的贺龙就急派西南军区副参谋长李夫克,前往任乃强的工作地——四川大学,向他求取关于康藏研究的书籍。任乃强当即把自己所编著的《西康图经》《康藏史地大纲》等资料一并给了他。
当天下午,李夫克去而复返,对任乃强说:“贺老总看了地图很欢喜,派他自己的车子来请您去面谈。”任乃强“不胜惊喜”。但因为他当时衣履破旧,想换了衣服才走。李夫克说:“贺老总已经知道您的生活朴素。他就是喜欢生活朴素的人。他在等你,不用换衣服了。”于是任乃强仍旧穿着破毡鞋旧长袍,带着绒瓜皮帽就去面见贺龙。
赶绘十八军进藏路线图
此時,中国大陆境内除西藏外已全部解放。但藏地险要,贺龙并没有十足的把握。解放军南下时,就已经有很多人向他推荐熟知康藏情况、并做过具体研究的任乃强;而最令贺龙感兴趣的,莫过于任正在绘制的康藏地图了。
对1950年初的解放大军而言,精确的藏区地图至关重要。以前关于西藏的零散地图有很多错误,而且藏区地名翻译混乱,又没有藏汉音译名对照。见到任乃强后,贺龙听说他正在绘制标准康藏地图,而且还是作战必备的等高线地图,简直喜出望外。
根据任乃强的遗稿《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所述,贺龙当时兴奋地说:“我接收了胡宗南的测量队,和四川测量局的人员,正无用他之处。从今晚起,就全部拨给你使用,赶快把全图绘完,愈快愈好。”
任乃强要求请假一天,先到文教委员会把自己写的小说《张献忠》申请立案。贺龙不许,说:“那个我给你办。你必须今晚就作安排,明天开始绘图。”他还立即把当时的文委会主任委员杜心源请来,当着任乃强的面对杜说:“任先生有申请立案的事,请你替他办一下,让他把时间腾出来绘地图。”
就这样,四十号人全归任乃强调遣,其中一部分进驻他位于成都藩署街的家中。任乃强的儿子、现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四川省康藏研究中心研究员任新建向《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介绍,“堂屋里天天点着100瓦的大灯泡,摆了很多张绘图桌,同时开工。”当时有六个人在任乃强家绘制五十万分之一康藏地图的未完部分,其余则留在旧测量局内翻绘旧图。
据任新建回忆,父亲足足干了18个通宵。经过日夜赶工,任乃强先把清末测绘的自巴塘到拉萨、日喀则的十万分之一路线图,缩绘成二十万分之一的地形图,分幅加以说明,交给了贺龙。贺龙立即付印,分发给部队。而比例为五十万分之一的康藏全图绘成后,军区参谋处也准备付印分发,遭到了任乃强的拒绝。任新建告诉记者,“我父亲当时说这个地图你们拿去用,但不要公开印,因为这个是顾颉刚出的钱,我占了一半的股权,顾颉刚占了一半的股权,必须要征求顾颉刚的意见。”
该地图最后获得允准不印刷,而是使用后交还给任乃强,再给顾颉刚寄去。
两个月后,这份地图跟随解放军第十八军西进康藏。
康藏情结
早在初次进藏考察时,任乃强就“遇山必登高,遇水必溯源”,利用自己在北京农业专门学校里学到的地理学知识,开始测绘藏区地图。“父亲一直认为离开空间谈时间就会出问题,要搞好文化历史必须先搞好地理。”任新建介绍。正因如此,很多学者把任乃强称为“地理史学派”。
任乃强的首次康藏之行完全超出了他的人生轨迹。1929年,任乃强的大学校友、川康边防总指挥部边务处处长胡子昂看到他写的《四川史地》,便致函邀请他入康考察,对康藏地区的好奇驱使他立即答应下来。
一袭长衫,一匹马,两个随从,35岁的任乃强第一次踏上康藏的土地。当这次历时一年、跨越康藏多个县区的漫长考察之旅完成后,他从藏地带回来50余本笔记、近千万字的资料以及康藏各县的手绘地图。
对藏人和藏文化要充分给予尊重,这是任乃强从自己赴藏地考察伊始就抱定的理念。有一次,任乃强没能赶到驿站,不得不去藏民家借住,主人热情地接待了他,令他大为感动。而后来他渐渐发现,其实流落于此的汉人随处可得食宿。随着接触的不断深入,任乃强发现藏族人待人恭逊、彬彬有礼,他们的积蓄不是留给子孙,而是布施于佛事与贫民;就连误杀虫蚁,他们都会陷入不安的情绪中。这样的藏人,自然与当时一些内地人心目中的“蛮人”形象大相径庭。在后来出版的《西康图经》中,任乃强形容藏人“人性质朴”,有节俭、仁爱、从容、有礼四种美德。
任乃强甚至还带回来一个藏族妻子。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很多学者倾向于这样一种认识:一个民族要深入到异族文化中,通婚是一个很好的方式。1929年秋,任乃强来到新龙,听说当地上瞻头人家中有位叫罗哲青措的养女,便央人做媒。令他颇感意外的是,尽管当时存在着巨大的汉藏隔阂,但对方却欣然应允了这门亲事。
“说到汉藏相处,他本人的婚姻和生活就是一个非常生动的例子,” 任乃强在四川大学历史系任教期间的学生、现四川大学历史文化学院博士生导师冉光荣对《中国新闻周刊》记者说。为了能与妻子更好地沟通,任乃强苦练藏语,甚至学到想要自己编一本汉藏词典的地步。他还把妻子罗哲青措送到小学里去学习汉语,到后来,她简直成为了他学术上的得力助手。
在藏族妻子的帮助下,任乃强完成了《西康图经》,此书推动了全国藏学研究,被誉为“边地最良之新志”“开康藏研究之先河”。
1936年西康建省,任乃强被任命为西康建设委员会委员,他第二次进藏调查,直到1943年才离开。在这次被学界认为是打破了藏区原有的政治和社会结构、开始早期现代化进程的建省活动中,任乃强得到了他梦寐以求的好处——更为便利地要求地方官员为他找材料和地图,并委托他人收集英国传教士绘的西藏图册。
1943年,任乃强担任了修西康省志的工作,他决定以印度、英国绘制的西藏部分地图,和清朝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西康省主政者刘文辉组织测绘的部分地图作为蓝本,再加上自己亲自考察绘制的各县地图,做一个标准的西藏全图和一个西康分县地图。
四年后,上海大中国图书公司董事长顾颉刚委托任乃强绘制西藏全图。由顾颉刚出钱,任乃强出资料,就在成都绘制,还请来两个工匠帮忙。只是没过多久,上海解放,彼时成都却依然在国民党统治之下。任乃强与顾颉刚失去联系一年多,只好独自绘图。到贺龙召他面谈时,全图依照经纬度分割成二十几幅,只有两幅尚未完成。
因为涉及版权问题,这份地图最终也没能够公开出版;但它竟鬼使神差地作为军用地图,为解放军入藏所用,这恐怕是任乃强自己也没能想到的。
尊重藏人藏地
贺龙与任乃强那次著名的面谈一共持续了两个多小时。关于这次见面的详情,任乃强于1981年写就了《回忆贺老总召谈解放西藏》一文,但在其生前一直未发表。
在这篇遗稿中,任乃强记述,当年除了聊地图,他还跟贺老总以及在座的李井泉、廖志高、胡耀邦等三十多个干部谈起了西藏的气候、行军打仗要注意的各种事项。比如高原上不只有气候寒冷和给养困难的问题,还有空气稀薄的威胁。任乃强举例,清朝雍正、乾隆时入藏部队、清末赵尔丰的边军,和解放前刘文辉的部队等,绝大部分不是死于战斗,而是死于“晕山”,就是人们不懂得海拔高空气稀薄,仍然像在内地一样奋力爬坡,到了体能已尽时,不知不觉,未感到痛苦就倒地死去了。只有历代居住在这高原上的藏人,才能与这样的气压相适应。任乃强表示,这一点容易克服:首先要检验入藏部队的身体,一定要是没有肺病、心脏病和神经衰弱病的人;其次是要保持轻装缓步,慢慢锻炼身体,与地理环境相适应。任乃强还提出如下建议,如士兵应学习藏语、研究藏俗;可以先在受汉族文化影响较多的西康动员藏族青年参加解放军一起进藏等等。
任乃强提出,解放西藏的第一步,还只宜做到收回和稳定国家的主权这一步。要保护寺庙、尊重高僧,宽容土司头人,争取他们对解放军的信赖,表示我军尊重民族风俗的鲜明态度。
听到这里,贺龙问道:“我们宣布信教自由,可以了吧?”任乃强进一步说:“还盼望再提高到尊重喇嘛教旨,保护寺院和僧侣,维持民族旧俗这一步来。”他举了许多历史事实说明“因势利导”的效果。
任乃强在遗稿中回忆,贺龙与全体干部听到这段话,不发一言,也不表示任何态度。还是贺龙说:“关于宗教影响的事,就谈到这里。请另谈解放进军的路线问题吧!” 任乃强建议,先抢渡金沙江,而后占领昌都东山后,就派员进行和平谈判,以省却高原作战的麻烦,待到稳定国家领土主权后,再协商推行新政。
任乃强的观点和建议后来在很大程度上被贺龙采纳。在与任乃强面谈结束后,贺龙于1950年1月10日向毛泽东、中央军委提交《康藏情况报告》,其中写道:“对宗教问题处理适当与否,是一个决定的关键,因而要十分慎重。”他建议,除提出民族平等、信教自由等口号外,“最好增加保护宗教的口号”。
解放军到达昌都后,果然停止前进,号召和谈。1951年5月23日,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的代表就西藏和平解放的一系列问题达成协议。同年10月,人民解放军顺利进驻拉萨。
西藏解放后,任乃强一直关注藏区的情况和政策,即使是在被错划为“右派”的时候,他仍然笔耕不辍,继续关于康藏的研究。
直到1978年,任乃强还在《羌族源流探索》一书中提到“中国几个大的民族都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进而阐明藏汉同源的理论。
1988年,年逾九旬的任乃强开始整理《前四史》中有关青藏高原地区的史料,在这些零散的民族地理史料旁写下笺证与评注。
遗憾的是,此项工作还没有完成,1989年3月,这位拥有极深藏地情结的藏学奇人辞世。★
《格萨尔》发掘者任乃强
任乃强(1894~1989),四川南充人,著名历史学家、民族学家,中国近代藏学研究的先驱之一,历任重庆大学、华西医科大学、四川大学教授和中国民族研究会理事等。
任乃强于1915年考入北京农业专门学校(中国农业大学前身),以优异成绩毕业后返回故乡。1929年,他首次赴西康考察了康定、甘孜等地,撰写《西康十一县考察报告》等文。他还是我国最早的《格萨尔》发掘者与研究者,奠定了《格萨尔》史诗学建设的第一块基石。
1946年,任乃强联合国内外著名专家、学者,发起组织国内第一个专门研究藏学的民间组织社团——康藏研究社,担任《康藏研究月刊》主编,在中国藏学发展史上,开创和推动了藏汉学者合作、藏汉文资料并重研究的新风。
1950年,任乃强以其数十年研究之心得积极为和平解放西藏建言献策。他后来被错划为“右派”,但即使在被监督劳动的日子里,仍未间断研究,相继完成了《川康藏农业区划》《四川州县沿革图说》等专著。到1989年去世为止,任乃强一共撰写了25部专著和数百篇论文、报告,成为研究康藏地区难得的第一手材料。
2009年8月24至25日,任乃强逝世20周年之際,由四川大学中国藏学研究所等单位主办,在成都举行了“任乃强与康藏研究学术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