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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不少北洋官僚入阁。之后一年多内的政治形势具有明显的过渡色彩，孙中山创立的资产阶级民主形式在北洋政府中得以保留，形成了民国史上一个短暂的特殊时代。全国政党林立，舆论活跃，表现出难得的资产阶级民主气氛。这种情势下，中央政府的一些高官大佬纷纷出京下访，巡察社会，了解民情。本文所述的内容就是发生在这年6月，北京大理院院长许世英巡察江南期间……
老妇磕头喊冤
北洋时期的大理院，基本沿袭清光绪三十二年由原大理寺改组的大理院的路数，仿效西方司法独立，其职权为“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与清朝不同的是，该机构同时也是全国最高级别的审判机关——相当于最高法院（后于1927年被南京国民政府改为“最高法院”）。
1912年6月6日，大理院院长许世英带着一个由刑事、民事推事等七名公职人员以及警卫组成的小组，离京前往江南巡察下访。许氏等人此行计划跑上海、杭州、镇江、南京四地，上海是第一站。6月9日，许世英一行抵达上海。当晚，沪军都督陈其美在都督衙门设宴为许院长接风洗尘。席间，陈其美把上海地方审判厅（即地方法院）厅长黄庆澜介绍给许世英，说如今讲究司法独立，你们的事儿就由你们自己商量去吧，我不便过问。
这样，之后几天许世英就跟黄庆澜联系，听取汇报，抽查民事、刑事案卷。许世英19岁中秀才，五年后以贡生身份被安徽老家官府选送京师参加廷试，得一等，以七品京官名义分去刑部担任主事。又过了五年，升任刑部六品主事。到了1905年，清廷设巡警衙门，许世英被调任巡警总厅任佥事，由于干得出色，次年春跳过五品直接升至四品，进入高干行列。1908年，清廷任命其为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一年后，又受命赴欧美考察司法，代表中国参加第八届世界监狱改良大会。1911年春回国后，前往山西担任提法使。进入民国，他当上了大理院院长。
从上述简历来看，许世英于司法绝对是内行，并且在刑事方面颇有造诣。事实上也是这样，许氏在沪视察的那几天里，亲自抽查的案卷中但凡发现有疑问的，都让黄庆澜把承办官员唤来当面诘问，“其对法律之稔熟，每每令应答者汗如雨下”。
第四天，许世英在审判厅和黄庆澜喝茶聊天时，忽然听见大门口有人喊冤，当下互相看了一眼，就往外去察看。喊冤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见从里面出来两个气度不凡一看便知是大官的人，马上连连磕头，狂呼“冤枉”。黄庆澜上前把她扶起，从门卫手里拿过状子看了落款向对方确认了姓名地址后，让她回去等待消息，不管案情是否有出入，都会派人告知的。
这份状子，当然要当场看的。告状的老妇戚氏，50岁，住浦东戚家浜，20岁丧夫，守寡至今，有一遗腹子名史远，由于家贫，至今未曾娶得妻室。史家仅有几分菜地，三间破屋，母子俩相依为命，除了耕种，儿子闲时渔猎，老妈做些针线活儿贴补家用。史远性格豪爽，好讲义气，喜欢饮酒，酒后性躁，常与人发生争吵，但鲜有动手的。可是，去年中秋节却发生了意外。那天晚上，史远和几个朋友去南市聚餐贺节。席间，不知怎的跟人发生了争吵，然后几个人就分两帮动了手。混乱中，史远抄起桌上削水果的刀子捅了对方一个名叫刁继根的，肠子都流出来了。这下，大伙儿都停了手，急忙把人往医院抬，凑了些钱做了手术，住院。当时，也没惊动警察，史远也连夜回家了。
次日下午，忽然来了两个警察，把史远逮走了，说被他捅的那人已经死了。没几天，就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上海也是暗流涌动，官府自顾不及，哪有心思审案子？不久，上海光复，处于政权更替阶段，该案自是又搁置。如此，一直到三天前，戚氏忽然得到消息：儿子已经被官府判了死刑！
戚氏还没从六神无主中摆脱出来，家里就接二连三来了几拨人，第一拨是两个她从未见过面的陌生男子，自称是史远的结义兄弟，听说他被判了死刑，特来表示慰问，说着还留下壹百银圆告辞了。接着登门的那些人，戚氏倒都是见过面有的还很熟的。他们也来慰问，不过送的礼就都很轻了，因为这些人都跟史远一样是穷人。其中有一个说起一桩蹊跷事：听说被史远捅了一刀的那个刁继根没有死，有人曾在事后看到过他呢！戚氏听着，就觉得儿子冤枉，杀人抵命，那姓刁的没有死，怎么也要抵命呢？于是，她就请人写了一份状子前来告状了。
当下，许世英看着就感到这个案子似乎蹊跷，就问黄庆澜是否听说过该案？黄庆澜摇头。民国的法院审判实行的是“推事制”，不管民事刑事概由庭长以及下面的推事（即审判员）负责，院长不过是行政长官，管法院，但无权管审判，因此，黄庆澜摇头也符合情理。黄庆澜说我让人把该案是由哪个裁判分所裁判的查出来，去把裁判文书（即判决书）取来，我们看一下再说吧。
当时的上海地方审判厅下设南市、浦东、东沟、曹家渡、三林塘、闵行、闸北七个裁判分所，一通电话打下来，很快就查明该案是由南市分所承办的。南市分所很快就派人把判决书送来了，许、黄一看，不禁一个激灵！
一条人命还是三条人命
这份判决书表明，史远一共犯了三条人命，其中一条是刁继根，另两条是一对姓郁的父子，作案时间是中秋节前一天，作案目的是“入室劫财”，“被察而遁，未遂，惧泄，遂杀之”。民国初年的刑事审判是不向犯人家属寄发判决书的，所以估计戚氏对此尚不知晓，否则可能她就不来地方审判厅喊冤了。
可是，那壹百银圆又是怎么回事呢？精晓刑事审判种种手法的许世英马上想到了“斩白鸭”——就是替人顶罪。
他朝黄庆澜只一看，后者顿时心领神会，说此案看来颇有疑点，敝职身为地方审判厅主官，理应回避，我这就下令把此案卷宗封存，承办推事等人即予隔离，许院长还需要办什么，务请随时掷示，从今天起我就住在厅里不回家了。
许世英说看来这事责任并非在贵厅，而是在巡警局以及检察厅，如何调查此案，还得商量。
许世英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府已于去年2月28日颁布了《上海地方审判检察民刑诉讼章程》，审理案件采用告勘式，由巡警局与检察厅承办官主宰完成勘验、调查、逮捕、预审、起诉，审判厅只管审判，开庭复讯时被告人只要承认就是，当堂下达判决。 审级实行四级三审制，被告不服可以上诉。因此，该案只要被告承认检察官的指控，审判厅依法作出死刑判决还不算犯错。
许世英于是跟黄庆澜商量，最后决定应对该案进行彻查，由审判厅、检察厅抽调精干官员组成调查组，在随许世英下访的大理院刑事推事官邢一珉的统领下负责进行。许世英一行除邢一珉外，其余还是按照原先的计划次日去杭州，调查组有什么困难由黄庆澜负责解决。
许世英即向陈其美通报此事，黄庆澜如遇上解决不了的情况，可直接跟陈都督联系。至于检察厅方面，无须协调，由许世英下一道手谕即可——总检察厅附设于大理院，虽是独立行使职权，但组织上是归许院长领导的，因此上海地方检察厅必须买许世英的账。
当天下午，七人调查组开始工作了：查阅卷宗，找审判推事官、公诉检察官了解情况。卷宗显示，被告史远对其杀死三人供认不讳，两起案件均有作案过程，其内容与巡警局的勘验相符。
推事官陈永初、检察官杨有亮的陈述基本相同，他们是按照巡警局的预审意见和所附的证据进行复讯的，而讯问笔录也表明犯人史远对于被指控其杀死刁继根和郁氏父子三人供认不讳；至于杀人动机，杀刁属于争执时动怒且喝多了酒失去控制而为；杀郁氏父子则系其入室盗窃，被发现后那对父子联手抓住了他要扭送官府，他情急之下就拔刀行凶了。
邢一珉又召集上海方面的推事官刘丰裕、检察官谷正黄前往看守所提审了死囚史远，他的供词与之前留在卷宗中的由其画押盖手印的供词笔录内容一致。还说他欠了三条人命，该当判死刑，欠命还命，理所当然。
复查工作进行到这当儿，基本上似乎已没什么值得提出来的疑点了。这天晚上，邢一珉与黄庆澜聊这个案子。黄庆澜认为他和许世英的感觉没错，这肯定是一起疑案，只要认真追查下去，隐藏在后面的马脚肯定会清楚的。两人一边翻阅案卷，一边讨论。午夜过后，邢一珉告辞时，黄庆澜忽然对他说：“应当立刻把史远连夜移押本厅看守所特刑监房，交由专人日夜双岗看守，没有你本人亲自到场，不准任何人与其见面——包括我在内！”
邢一珉便知黄庆澜已从案卷中看出名堂来了，追问，黄庆澜摇头不语。他相信黄庆澜的感觉不会有错，于是立刻以调查组的名义跟沪军都督陈其美紧急联系借调了八名警卫，连夜去巡警局把史远移押审判厅特刑监房，指令卫士两人一班，昼夜监护，不准任何人与史远接触，一应饮食由他的助手从外面随机购买现成饭菜后送入监房，命史远当面吃下后方才离开。
邢一珉忙完移押后和助手翻阅卷宗琢磨黄庆澜先前从中发现了什么端倪才有把史远移押过来的念头的。一会儿，他们终于有了发现：卷宗中巡警局的预审笔录墨迹完全一致，似有一气呵成之嫌。从笔录中注明的讯问日期来看，应该是在两个多月里的四次讯问中完成这些笔录的。如果确是在不同日期的讯问中记下的人犯供词，那么笔录墨迹所显示出的颜色应该是不同的。因此，可以怀疑这些笔录是在同一天一口气写成的——这显然存在故意造假之嫌，做手脚的肯定是巡警局负责调查该案的承办警官。黄庆澜显然已经发现了这点，担心史远被巡警局方面灭口，故有移押提醒。
邢一珉下令：派两人访问史远之母戚氏，查明是谁告诉她曾经看见过被官方认为“已死”的刁继根那人，传唤过来；派三人持沪军都督陈其美的手令，把承办该案的两名警官周富才、康四海以传唤名义带来，与该案推事官陈永初、检察官杨有亮安置于一处软禁。
邢一珉亲自跟那个看到过“已死”刁继根的曹某谈话，得知他是在今年除夕晚上去龙华寺烧香时曾看到过刁。邢一珉寻思只要找到刁继根就解决问题了，可是一打听，刁是个无家无口也无职业的混混，一向居无定所，根本没法找。于是，只好“倒逼”——既已死了，就找其尸体吧。
案卷里没有关于被害人尸体埋葬何处的记载，于是就去问了已被软禁的两个承办警察周富才、康四海。据周、康说，刁继根是住院后的次日深夜死亡的，其尸体于次日经他们勘验后通知普善山庄拉去埋了。
真相大白 内鬼现形
普善山庄是旧时上海慈善机构办的一个专门用于免费收敛并埋葬贫穷潦倒无主死者的一个公墓。像刁继根这样的条件，死后确实符合进普善山庄的条件。可是，调查人员前往普善山庄问下来，那里的管事却说无法查。因为那个公墓属于“乱坟岗子”性质，从不为死者竖立墓碑的，尸体抬来后放进用薄薄的木板钉制的棺材，挖个坑草草埋下去就了事了。再说案卷中所记载的刁继根死亡时间至今已有半年多，中间又隔了个“上海光复之战”和特别寒冷的冬天，不知增加了多少尸体，谁还记得起某个死者埋在哪个位置？
邢一珉自是大失所望，一番考虑后，又想出了一个主意：刁继根是死在医院的，那么医院方面应该有人知道，以及有人通知巡警局的。于是，决定去医院调查。中秋那晚刁继根被史远捅了一刀后，随即被送往附近的靖生医院，这是一家由留英医师郭靖生投资开办的小医院。郭靖生唤来医务主任张庆家。张说有这事，但那人后来是否死了我不清楚，我把病案记录材料拿来看一下吧。
病案档案上的记录出乎邢一珉等人的意外：刁继根是中秋晚上入院的，腹部中刀，伤及肠子，人已休克；经外科医生程忠天主刀救治，脱离了生命危险，住院。第三天，这个伤员突然不辞而别，是在傍晚七点多被人接走的。按照医院的计算，他还欠了医院27元大洋的费用呢。
邢一珉又一次大失所望之下，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于是，向郭靖生下了一道命令：立刻把那天晚上在医院值班的所有医生、护士、杂役叫来，我有话要问他们！郭靖生不敢怠慢，让张庆家马上去翻查去年的值班记录，把人速速叫来。人很快就召来了，小医院，晚上值班一共也就四个人：医生、护士、药师、杂役各一。邢一珉以座谈会形式跟这四位进行了谈话，请他们回忆刁继根从医院失踪那天的情况。据他们回忆，刁入院后的次日下午，就有一个狭长脸男子带着礼物前来探视，见伤员住在四人病房，马上掏钱让转移单人病房。然后，关上房门在里面不知跟伤员谈了些什么。次日上午，那人又来过一次。然后，当天晚上伤员就失踪了。单人病房在后院，估计伤员是从后门离开的。 邢一珉听说“狭长脸”，马上想起承办该案的两个警官之一的周富才，问了问年龄身高等特征后，就把这四人中见过“狭长脸”的三人带往审判厅悄然让从被软禁的陈永初、杨有亮、康四海、周富才四人中指认。三人一致指认那个去医院探望伤员的就是周富才。
周富才被捕后，交代如下：南市棋盘街17号郁氏父子系安徽旅沪的药材掮客，家室在合肥，两人为争邻居寡妇赵氏而闹得不可开交。中秋前一周，父子俩与赵氏达成协议，每月给赵氏大洋10圆，赵一周四天前往郁家轮流陪宿。赵氏另有一相好名叫彭莘，系青帮小头目，在十六铺开海鲜行的，他得知此情后大怒，中秋前夜闯进郁家问罪。郁氏父子在与彭莘扭打中被彭刺毙，赵氏吓得径奔警局报案，正撞在康四海、周富才手里。康、周也是青帮中人，系彭莘同门兄弟，当下自是吃惊，连蒙带吓地稳住了赵氏。康与周正商量怎么办时，彭莘来向康讨教应对之法。三人商量了一阵，找不到一个稳妥的办法。
次日，郁家凶案被发现，康、周两人装模作样与另外几个警察前往勘查现场，立案侦查。康、周原想争取由他们承办的，可是上司却把该案分派给另二位警官负责承办。两人正探讨是否有可能把该案弄到自己手里承办时，次日晚上发生了史远捅伤刁继根案件，上司把案子分派给他俩负责承办。于是，康四海、周富才就有了主意：骗已被捕在押的史远说被他捅刀的刁继根已经死了，按律你只能以命抵命被判死刑了，你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然后，由周富才前往医院恫吓刁继根说你们这是寻衅斗殴，你虽负伤也逃脱不了追究法律责任的干系。不过，你如果听我的，悄然消失，这事也就没了。如果你答应，有人愿意出壹百大洋给你养伤，离开医院的事也会有妥善安排。刁继根听着，一口答应。于是，就由彭莘掏钱并作了一应安排。把刁继根弄出医院后，先送到公共租界一个私人医生处住着治疗，十天后拆了线给了壹百银圆送到闵行乡下刁的一个朋友处休养去了。
史远对康、周欺骗他的话深信不疑，寻思自己此番必死无疑了。之后几次提审中，康、周故意跟他聊其老母孤单无依的凄惨之状，每每使其泪如雨下。渐渐两人见铺垫得差不多了，就向刁摊牌：如果你愿意“带一个案子走”，有人愿意给你老母壹百银圆。史远寻思自己一样死了，用这种方式给母亲留壹百银圆也是值的，于是就答应了。交易就这样谈成了，康、周这才做了笔录，隔天让史远画押按印。那许诺的壹百银圆，就是其母戚氏状子里所写到的那两个自称朋友的送去的——其中一个就是彭莘。
周富才交代后，邢一珉又提审了康四海，两人口供相同。然后，调查组拘捕了彭莘、赵氏和刁继根。刁继根到案后又爆出了一桩意外：那一刀并非史远所捅，而是他在跟史远争斗中夺刀时一不留神自己捅进了腹部。两天后，许世英一行从杭州返回上海，闻知该案已查清，大喜。许世英当即决定破例由大理院直接审理该案，把一应人犯押解北京审判。
按照规定，大理院审理的案件是“不服高等裁判厅第二审判而上诉的案件及依法属于大理院特别权限的案件”，而是否属于“特别权限的案件”，那必须交由国会讨论后定夺的。所以，许世英立刻让邢一珉起草报告呈递国会讨论。可是，国会没有通过这份报告。因此，最后这起案件还是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了，彭莘、康四海、周富才、刁继根四人分别被判处死刑和十二年、十年、三年有期徒刑，赵氏当堂释放。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
老妇磕头喊冤
北洋时期的大理院，基本沿袭清光绪三十二年由原大理寺改组的大理院的路数，仿效西方司法独立，其职权为“解释法律，监督各级审判”，与清朝不同的是，该机构同时也是全国最高级别的审判机关——相当于最高法院（后于1927年被南京国民政府改为“最高法院”）。
1912年6月6日，大理院院长许世英带着一个由刑事、民事推事等七名公职人员以及警卫组成的小组，离京前往江南巡察下访。许氏等人此行计划跑上海、杭州、镇江、南京四地，上海是第一站。6月9日，许世英一行抵达上海。当晚，沪军都督陈其美在都督衙门设宴为许院长接风洗尘。席间，陈其美把上海地方审判厅（即地方法院）厅长黄庆澜介绍给许世英，说如今讲究司法独立，你们的事儿就由你们自己商量去吧，我不便过问。
这样，之后几天许世英就跟黄庆澜联系，听取汇报，抽查民事、刑事案卷。许世英19岁中秀才，五年后以贡生身份被安徽老家官府选送京师参加廷试，得一等，以七品京官名义分去刑部担任主事。又过了五年，升任刑部六品主事。到了1905年，清廷设巡警衙门，许世英被调任巡警总厅任佥事，由于干得出色，次年春跳过五品直接升至四品，进入高干行列。1908年，清廷任命其为奉天高等审判厅厅长。一年后，又受命赴欧美考察司法，代表中国参加第八届世界监狱改良大会。1911年春回国后，前往山西担任提法使。进入民国，他当上了大理院院长。
从上述简历来看，许世英于司法绝对是内行，并且在刑事方面颇有造诣。事实上也是这样，许氏在沪视察的那几天里，亲自抽查的案卷中但凡发现有疑问的，都让黄庆澜把承办官员唤来当面诘问，“其对法律之稔熟，每每令应答者汗如雨下”。
第四天，许世英在审判厅和黄庆澜喝茶聊天时，忽然听见大门口有人喊冤，当下互相看了一眼，就往外去察看。喊冤的是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妇，见从里面出来两个气度不凡一看便知是大官的人，马上连连磕头，狂呼“冤枉”。黄庆澜上前把她扶起，从门卫手里拿过状子看了落款向对方确认了姓名地址后，让她回去等待消息，不管案情是否有出入，都会派人告知的。
这份状子，当然要当场看的。告状的老妇戚氏，50岁，住浦东戚家浜，20岁丧夫，守寡至今，有一遗腹子名史远，由于家贫，至今未曾娶得妻室。史家仅有几分菜地，三间破屋，母子俩相依为命，除了耕种，儿子闲时渔猎，老妈做些针线活儿贴补家用。史远性格豪爽，好讲义气，喜欢饮酒，酒后性躁，常与人发生争吵，但鲜有动手的。可是，去年中秋节却发生了意外。那天晚上，史远和几个朋友去南市聚餐贺节。席间，不知怎的跟人发生了争吵，然后几个人就分两帮动了手。混乱中，史远抄起桌上削水果的刀子捅了对方一个名叫刁继根的，肠子都流出来了。这下，大伙儿都停了手，急忙把人往医院抬，凑了些钱做了手术，住院。当时，也没惊动警察，史远也连夜回家了。
次日下午，忽然来了两个警察，把史远逮走了，说被他捅的那人已经死了。没几天，就传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上海也是暗流涌动，官府自顾不及，哪有心思审案子？不久，上海光复，处于政权更替阶段，该案自是又搁置。如此，一直到三天前，戚氏忽然得到消息：儿子已经被官府判了死刑！
戚氏还没从六神无主中摆脱出来，家里就接二连三来了几拨人，第一拨是两个她从未见过面的陌生男子，自称是史远的结义兄弟，听说他被判了死刑，特来表示慰问，说着还留下壹百银圆告辞了。接着登门的那些人，戚氏倒都是见过面有的还很熟的。他们也来慰问，不过送的礼就都很轻了，因为这些人都跟史远一样是穷人。其中有一个说起一桩蹊跷事：听说被史远捅了一刀的那个刁继根没有死，有人曾在事后看到过他呢！戚氏听着，就觉得儿子冤枉，杀人抵命，那姓刁的没有死，怎么也要抵命呢？于是，她就请人写了一份状子前来告状了。
当下，许世英看着就感到这个案子似乎蹊跷，就问黄庆澜是否听说过该案？黄庆澜摇头。民国的法院审判实行的是“推事制”，不管民事刑事概由庭长以及下面的推事（即审判员）负责，院长不过是行政长官，管法院，但无权管审判，因此，黄庆澜摇头也符合情理。黄庆澜说我让人把该案是由哪个裁判分所裁判的查出来，去把裁判文书（即判决书）取来，我们看一下再说吧。
当时的上海地方审判厅下设南市、浦东、东沟、曹家渡、三林塘、闵行、闸北七个裁判分所，一通电话打下来，很快就查明该案是由南市分所承办的。南市分所很快就派人把判决书送来了，许、黄一看，不禁一个激灵！
一条人命还是三条人命
这份判决书表明，史远一共犯了三条人命，其中一条是刁继根，另两条是一对姓郁的父子，作案时间是中秋节前一天，作案目的是“入室劫财”，“被察而遁，未遂，惧泄，遂杀之”。民国初年的刑事审判是不向犯人家属寄发判决书的，所以估计戚氏对此尚不知晓，否则可能她就不来地方审判厅喊冤了。
可是，那壹百银圆又是怎么回事呢？精晓刑事审判种种手法的许世英马上想到了“斩白鸭”——就是替人顶罪。
他朝黄庆澜只一看，后者顿时心领神会，说此案看来颇有疑点，敝职身为地方审判厅主官，理应回避，我这就下令把此案卷宗封存，承办推事等人即予隔离，许院长还需要办什么，务请随时掷示，从今天起我就住在厅里不回家了。
许世英说看来这事责任并非在贵厅，而是在巡警局以及检察厅，如何调查此案，还得商量。
许世英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他知道上海光复后，沪军都督府已于去年2月28日颁布了《上海地方审判检察民刑诉讼章程》，审理案件采用告勘式，由巡警局与检察厅承办官主宰完成勘验、调查、逮捕、预审、起诉，审判厅只管审判，开庭复讯时被告人只要承认就是，当堂下达判决。 审级实行四级三审制，被告不服可以上诉。因此，该案只要被告承认检察官的指控，审判厅依法作出死刑判决还不算犯错。
许世英于是跟黄庆澜商量，最后决定应对该案进行彻查，由审判厅、检察厅抽调精干官员组成调查组，在随许世英下访的大理院刑事推事官邢一珉的统领下负责进行。许世英一行除邢一珉外，其余还是按照原先的计划次日去杭州，调查组有什么困难由黄庆澜负责解决。
许世英即向陈其美通报此事，黄庆澜如遇上解决不了的情况，可直接跟陈都督联系。至于检察厅方面，无须协调，由许世英下一道手谕即可——总检察厅附设于大理院，虽是独立行使职权，但组织上是归许院长领导的，因此上海地方检察厅必须买许世英的账。
当天下午，七人调查组开始工作了：查阅卷宗，找审判推事官、公诉检察官了解情况。卷宗显示，被告史远对其杀死三人供认不讳，两起案件均有作案过程，其内容与巡警局的勘验相符。
推事官陈永初、检察官杨有亮的陈述基本相同，他们是按照巡警局的预审意见和所附的证据进行复讯的，而讯问笔录也表明犯人史远对于被指控其杀死刁继根和郁氏父子三人供认不讳；至于杀人动机，杀刁属于争执时动怒且喝多了酒失去控制而为；杀郁氏父子则系其入室盗窃，被发现后那对父子联手抓住了他要扭送官府，他情急之下就拔刀行凶了。
邢一珉又召集上海方面的推事官刘丰裕、检察官谷正黄前往看守所提审了死囚史远，他的供词与之前留在卷宗中的由其画押盖手印的供词笔录内容一致。还说他欠了三条人命，该当判死刑，欠命还命，理所当然。
复查工作进行到这当儿，基本上似乎已没什么值得提出来的疑点了。这天晚上，邢一珉与黄庆澜聊这个案子。黄庆澜认为他和许世英的感觉没错，这肯定是一起疑案，只要认真追查下去，隐藏在后面的马脚肯定会清楚的。两人一边翻阅案卷，一边讨论。午夜过后，邢一珉告辞时，黄庆澜忽然对他说：“应当立刻把史远连夜移押本厅看守所特刑监房，交由专人日夜双岗看守，没有你本人亲自到场，不准任何人与其见面——包括我在内！”
邢一珉便知黄庆澜已从案卷中看出名堂来了，追问，黄庆澜摇头不语。他相信黄庆澜的感觉不会有错，于是立刻以调查组的名义跟沪军都督陈其美紧急联系借调了八名警卫，连夜去巡警局把史远移押审判厅特刑监房，指令卫士两人一班，昼夜监护，不准任何人与史远接触，一应饮食由他的助手从外面随机购买现成饭菜后送入监房，命史远当面吃下后方才离开。
邢一珉忙完移押后和助手翻阅卷宗琢磨黄庆澜先前从中发现了什么端倪才有把史远移押过来的念头的。一会儿，他们终于有了发现：卷宗中巡警局的预审笔录墨迹完全一致，似有一气呵成之嫌。从笔录中注明的讯问日期来看，应该是在两个多月里的四次讯问中完成这些笔录的。如果确是在不同日期的讯问中记下的人犯供词，那么笔录墨迹所显示出的颜色应该是不同的。因此，可以怀疑这些笔录是在同一天一口气写成的——这显然存在故意造假之嫌，做手脚的肯定是巡警局负责调查该案的承办警官。黄庆澜显然已经发现了这点，担心史远被巡警局方面灭口，故有移押提醒。
邢一珉下令：派两人访问史远之母戚氏，查明是谁告诉她曾经看见过被官方认为“已死”的刁继根那人，传唤过来；派三人持沪军都督陈其美的手令，把承办该案的两名警官周富才、康四海以传唤名义带来，与该案推事官陈永初、检察官杨有亮安置于一处软禁。
邢一珉亲自跟那个看到过“已死”刁继根的曹某谈话，得知他是在今年除夕晚上去龙华寺烧香时曾看到过刁。邢一珉寻思只要找到刁继根就解决问题了，可是一打听，刁是个无家无口也无职业的混混，一向居无定所，根本没法找。于是，只好“倒逼”——既已死了，就找其尸体吧。
案卷里没有关于被害人尸体埋葬何处的记载，于是就去问了已被软禁的两个承办警察周富才、康四海。据周、康说，刁继根是住院后的次日深夜死亡的，其尸体于次日经他们勘验后通知普善山庄拉去埋了。
真相大白 内鬼现形
普善山庄是旧时上海慈善机构办的一个专门用于免费收敛并埋葬贫穷潦倒无主死者的一个公墓。像刁继根这样的条件，死后确实符合进普善山庄的条件。可是，调查人员前往普善山庄问下来，那里的管事却说无法查。因为那个公墓属于“乱坟岗子”性质，从不为死者竖立墓碑的，尸体抬来后放进用薄薄的木板钉制的棺材，挖个坑草草埋下去就了事了。再说案卷中所记载的刁继根死亡时间至今已有半年多，中间又隔了个“上海光复之战”和特别寒冷的冬天，不知增加了多少尸体，谁还记得起某个死者埋在哪个位置？
邢一珉自是大失所望，一番考虑后，又想出了一个主意：刁继根是死在医院的，那么医院方面应该有人知道，以及有人通知巡警局的。于是，决定去医院调查。中秋那晚刁继根被史远捅了一刀后，随即被送往附近的靖生医院，这是一家由留英医师郭靖生投资开办的小医院。郭靖生唤来医务主任张庆家。张说有这事，但那人后来是否死了我不清楚，我把病案记录材料拿来看一下吧。
病案档案上的记录出乎邢一珉等人的意外：刁继根是中秋晚上入院的，腹部中刀，伤及肠子，人已休克；经外科医生程忠天主刀救治，脱离了生命危险，住院。第三天，这个伤员突然不辞而别，是在傍晚七点多被人接走的。按照医院的计算，他还欠了医院27元大洋的费用呢。
邢一珉又一次大失所望之下，脑子里忽然闪过一个念头。于是，向郭靖生下了一道命令：立刻把那天晚上在医院值班的所有医生、护士、杂役叫来，我有话要问他们！郭靖生不敢怠慢，让张庆家马上去翻查去年的值班记录，把人速速叫来。人很快就召来了，小医院，晚上值班一共也就四个人：医生、护士、药师、杂役各一。邢一珉以座谈会形式跟这四位进行了谈话，请他们回忆刁继根从医院失踪那天的情况。据他们回忆，刁入院后的次日下午，就有一个狭长脸男子带着礼物前来探视，见伤员住在四人病房，马上掏钱让转移单人病房。然后，关上房门在里面不知跟伤员谈了些什么。次日上午，那人又来过一次。然后，当天晚上伤员就失踪了。单人病房在后院，估计伤员是从后门离开的。 邢一珉听说“狭长脸”，马上想起承办该案的两个警官之一的周富才，问了问年龄身高等特征后，就把这四人中见过“狭长脸”的三人带往审判厅悄然让从被软禁的陈永初、杨有亮、康四海、周富才四人中指认。三人一致指认那个去医院探望伤员的就是周富才。
周富才被捕后，交代如下：南市棋盘街17号郁氏父子系安徽旅沪的药材掮客，家室在合肥，两人为争邻居寡妇赵氏而闹得不可开交。中秋前一周，父子俩与赵氏达成协议，每月给赵氏大洋10圆，赵一周四天前往郁家轮流陪宿。赵氏另有一相好名叫彭莘，系青帮小头目，在十六铺开海鲜行的，他得知此情后大怒，中秋前夜闯进郁家问罪。郁氏父子在与彭莘扭打中被彭刺毙，赵氏吓得径奔警局报案，正撞在康四海、周富才手里。康、周也是青帮中人，系彭莘同门兄弟，当下自是吃惊，连蒙带吓地稳住了赵氏。康与周正商量怎么办时，彭莘来向康讨教应对之法。三人商量了一阵，找不到一个稳妥的办法。
次日，郁家凶案被发现，康、周两人装模作样与另外几个警察前往勘查现场，立案侦查。康、周原想争取由他们承办的，可是上司却把该案分派给另二位警官负责承办。两人正探讨是否有可能把该案弄到自己手里承办时，次日晚上发生了史远捅伤刁继根案件，上司把案子分派给他俩负责承办。于是，康四海、周富才就有了主意：骗已被捕在押的史远说被他捅刀的刁继根已经死了，按律你只能以命抵命被判死刑了，你要做好这个思想准备。然后，由周富才前往医院恫吓刁继根说你们这是寻衅斗殴，你虽负伤也逃脱不了追究法律责任的干系。不过，你如果听我的，悄然消失，这事也就没了。如果你答应，有人愿意出壹百大洋给你养伤，离开医院的事也会有妥善安排。刁继根听着，一口答应。于是，就由彭莘掏钱并作了一应安排。把刁继根弄出医院后，先送到公共租界一个私人医生处住着治疗，十天后拆了线给了壹百银圆送到闵行乡下刁的一个朋友处休养去了。
史远对康、周欺骗他的话深信不疑，寻思自己此番必死无疑了。之后几次提审中，康、周故意跟他聊其老母孤单无依的凄惨之状，每每使其泪如雨下。渐渐两人见铺垫得差不多了，就向刁摊牌：如果你愿意“带一个案子走”，有人愿意给你老母壹百银圆。史远寻思自己一样死了，用这种方式给母亲留壹百银圆也是值的，于是就答应了。交易就这样谈成了，康、周这才做了笔录，隔天让史远画押按印。那许诺的壹百银圆，就是其母戚氏状子里所写到的那两个自称朋友的送去的——其中一个就是彭莘。
周富才交代后，邢一珉又提审了康四海，两人口供相同。然后，调查组拘捕了彭莘、赵氏和刁继根。刁继根到案后又爆出了一桩意外：那一刀并非史远所捅，而是他在跟史远争斗中夺刀时一不留神自己捅进了腹部。两天后，许世英一行从杭州返回上海，闻知该案已查清，大喜。许世英当即决定破例由大理院直接审理该案，把一应人犯押解北京审判。
按照规定，大理院审理的案件是“不服高等裁判厅第二审判而上诉的案件及依法属于大理院特别权限的案件”，而是否属于“特别权限的案件”，那必须交由国会讨论后定夺的。所以，许世英立刻让邢一珉起草报告呈递国会讨论。可是，国会没有通过这份报告。因此，最后这起案件还是由上海地方审判厅审理了，彭莘、康四海、周富才、刁继根四人分别被判处死刑和十二年、十年、三年有期徒刑，赵氏当堂释放。
编辑：薛华 icexue0321@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