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挥之不去的回忆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一个汉人来学藏学？来当我们的藏文老师？”
1990年，快到而立之年的沈卫荣被公派到德国波恩大学攻读中亚语言文化学博士，主修藏学；2001年，沈卫荣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中亚所代理藏学教授，教古藏文课。他的出现遭到了德国学生如此质疑。
16年过去了，沈卫荣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但他依然对那一幕记忆清晰。
“当时我回答，凭什么你们德国人能学藏学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学？再怎么说我们汉人和西藏有两千年的关系了，你们有什么关系？”
沈卫荣在波恩大学选择了汉学作为自己的副修课程。在德国，博士入学需要考古代语言，德国同学考的是拉丁语，而他考的是古汉语。
沈卫荣接到的题目是《孟子·梁惠王上》的古文翻译。“拿出来题目我都发呆，那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一段，是我五岁就知道的文章。”
“怎么会呢？你的老乡很多人不会，这是《孟子》里的，那么难。”德国教授觉得难以置信。
“这个故事谁都会。如果我翻译不好，那是我的德文不过关，但我的古汉语绝对没有问题的。”沈卫荣反驳。
“这是个优秀学生，有很好的古汉语功底。”考试的结果，是德国教授出具了这样一个证明。于是沈卫荣的大部分古汉语课程被免去。
被忽视的学术界角落
十多年游学海外的经历告诉沈卫荣，中国人在学术界被忽视并不是毫无理由。在每三四年举行一次的国际性藏学会议上，中国尽管也派出几十个学者参加，但能和国外学者有所交流的人并不多，许多人像是去赶场子，而不具备作深入的学术交流的能力。
“我曾经在德国讲过历史课，讲完之后，就有学生来跟我说，我们所知道和了解的历史跟你讲的完全不一样。”沈卫荣说。
在西方，一切对历史的研究都是从研究文献开始。很多研究藏学的中国学者不懂藏语，这样的学者在世界的主流学术界寸步难行，因为他们无法在原始文献里拿到第一手资料。
不仅仅是藏学，在研究中国西域的多个少数民族历史的学问当中，缺乏语言训练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软肋。近年来，在中国西北地区不断出土古代少数民族的文献，但能够解读它们的中国学者寥寥可数。
“例如粟特文，只有英国有人懂，日本有人懂，中国一个都没有。”沈卫荣说。
在隋唐时期，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扮演国际商贩的角色，他们留下的线索就如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西域发展史的研究之门。
另一方面，外国学者的能力让沈卫荣暗暗吃惊。
2002年到2005年，沈卫荣在日本京都大学担任研究员，曾对京都大学佛教学专业学生的语言素质自愧弗如。
“日本京都大学佛学专业的硕士生大部分通晓梵文和藏文，然后英语、法语和德语都会。我当时作博士后研究，也没办法，还得跟着这些硕士生、博士生一起学。”精通古藏文的沈卫荣说。这时，他已经用德语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用英语在美国给本科生讲过历史。
结缘藏传佛教研究
1998年，第八届国际藏学会议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举行。沈卫荣在机场等候公共汽车的时候，认识了同往会议的多伦多大学佛学博士邵颂雄。邵的师父，是享誉海外佛学界的学者谈锡永，他主要研究藏传佛教的宁玛派，并得到密宗的承认，获得了上师称号。
在与谈锡永的交流中，沈卫荣认识到，对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还是一片空白。
在藏学领域，有些西方学者把汉藏完全割裂开来。他们大都只精通印藏佛学，把西藏看成是一个精神的圣地，认为汉人在破坏西藏文化的纯净，压迫藏民。
而沈卫荣却理直气壮地认为，汉藏佛教之间早已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国是佛教最兴盛的国家，汉藏佛教之间联系紧密。
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沈卫荣在西藏问题上决不和外国人妥协。
“我在国外甚至和好朋友都因此而吵得不欢而散，我觉得这是丝毫不能含糊的，我们决不能为了讨好外国人，就昧着良心说汉人在压迫西藏。”
迄今为止中国的历史学者从政治史的角度已经非常确凿地证明了历史上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事实，现在该是跳出政治史的束缚，从宗教、文化等更广泛、深入的层面来探讨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他相信，扎实的学术研究对解决问题更有帮助，而且影响更持续深远。
于是，原来研究西藏历史的沈卫荣，开始和谈锡永、邵颂雄合作，转入汉藏佛教的比较研究。
据邵颂雄讲，谈锡永很欣赏沈卫荣治学之孜孜不倦，以及他对学术研究的广阔视野，亦有大学者的胸襟，能毅然打破其精擅的研究范围，而更深入研究西藏佛教的教法与历史。经过几年的努力，“汉藏佛学研究丛书”得以陆续出版。
应召到“人大国学院”
中国西域历史文化研究的落后局面牵动着更多人的心。2005年，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后，便想方设法在这里成立一个西域学的研究机构。通过上书中央，他向国家成功申请到了首批1000万元的研究拨款，只缺乏一个有实力的学科的带头人来主持。
2005年10月中旬，在日本待了三年的沈卫荣正考虑是否该回北美跟妻儿团聚时，接到了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的电子邮件，他自称是生平第一次，当了冯其庸先生的说客。
“当时我很感动，在国外这么多年了，居然还有人能想起我。”沈卫荣说。
在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沈卫荣频频用流利的英语和德语发言的行为给了荣新江很深刻的印象。而在国内外的历史论文刊物上，沈卫荣的名字也是频频出现。
“学院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又能教书，又能出论文。”荣新江后来说，“我认为沈教授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仅仅半个月后，沈卫荣就回到了阔别15年的中国，与人大国学院签订了合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体现了“西域胡人的干脆”。
“以前我都是替人家干活，到了这个年纪也差不多了，应该自己做些事情。”沈卫荣说。尽管和在美国的妻儿依然分居，工资也不如国外高，但他还是决定来人民大学。
“我在这里可以教对我所学专业有兴趣的好学生、建专业的资料室、自己出专业的丛书，而这些都是我在国外无法办到的。”
2006年7月，人民大学西域研究中心成立，后来改名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选择来人大国学院是因为它新成立，许多东西从头来比较好做一点，而老地方要改变一些东西是不太容易。” 沈卫荣的同事、曾同在波恩大学留学的同学乌云毕力格教授说，他想强调的是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走欧洲汉学研究的路子，这也是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所以更名的原因。
西域所的良好开端
一年多来，西域所已经开办了满语、藏语、蒙古语、梵文、西夏文课，下学期准备聘请耿世民教授开办古突厥、回鹘文的课程。同时，年轻的毕波讲师已经被派往伦敦大学，学习粟特文。
“希望她能在那里留久一点，学多一点回来。”沈卫荣说。
与此同时，国学院数据室也在不断扩大规模。在现存上万多册藏书中，西域学的书籍占据了16个书架的14个。它们主要来自学院采购，还有国家宗教局和出版社的捐赠。内蒙古大学已故著名蒙古学家亦邻真教授的藏书辗转成了西域所的收藏，这不仅丰富了西域所有关蒙古学研究的收藏，而且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此外，荣新江也把他有关藏学、西夏学的藏书捐给了西域所，中央民族大学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也将他收藏的有关藏学和佛学研究的西文和日文著作全部捐赠给了西域所。
“这些书还远远不够。”沈卫荣说。像日本的京都大学，自建校以来的几个世纪内藏书工作就从没有停止过。沈卫荣发现在那里几乎没有他找不到的书。
每次沈卫荣回去探望妻儿，都要在亚马逊网站上订好需要的书籍，然后用旅行箱千里迢迢地背回中国。“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多读国外的书籍，拓宽自己的国际视野，了解国外做学问的方法。”沈卫荣说。
2007年9月，沈卫荣邀请谈锡永到北京，给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学生开办佛学讲座。人民大学的学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不少学生还来到谈老师的旅馆进行座谈，讲座中也提出了许多深刻问题。
谈锡永被学生的热情所感动，决定帮助沈卫荣致力在人大国学院建立“汉藏佛学中心”。这个中心计划在人民大学以及北京其他相关高校，资助培养一批从事汉藏佛学研究的专家，让他们完成博士课程，并送出国留学。谈锡永不仅自己来人大授课，而且还出资邀请海内外著名佛教学者前来人大国学院讲课。
在中心计划书的学术委员会名单里，有来自北京、香港、台湾的27位专家学者，还有8个国家的大学及学术研究机构。
同时，“汉藏佛学研究”基金会日前已经在香港成立，准备为人民大学的汉藏佛学研究提供资金支持。这个基金会由海外著名实业家胡仙女士主持，目前已经通过谈锡永等人的努力筹到了500万人民币。
另外，香港地产大亨李兆基支持的慈氏基金会，也表示一待国学院的汉藏佛教研究中心成立就将捐赠给这个中心一个佛教图书馆。
“我希望能尽我个人的一切努力，为西域研究所找到更多的资源。”沈卫荣表示。
“人大国学院西域所成立才一年多时间，无论是基础建设还是学科建设都迈进了一大步。我感觉我选的带头人选对了。”荣新江感慨地说。
新一代的“精神贵族”
“‘小学’有小学独特的美。”尽管藏学在当今中外学界也可算是热门的学问，但相对于经济和商学专业，那还是个不受公众关注的冷门。但沈卫荣依然充满着对未来的信心。
“培养贵族要三代，培养学者至少也要三代吧，第一代一定是艰苦创业，第二代急于成就，第三代可以慢慢悠着点了，第四代就能出现精神贵族了，我就做我喜欢的东西。”沈卫荣说。
荣新江也说：“现在这代年轻人很了不起。他们从小就学习外语，将来语言方面的能力肯定比我们强。同时，有更多人出国学习再回来，找到了自己的兴趣之后，会有更多人愿意做这个‘苦差事’，做这方面研究，为国争光。”
沈卫荣则说，“学生们跟我学两三年就够了，到时他们可以跟我的德国朋友和美国朋友念博士去，以后再回来报效祖国。”沈卫荣说。
大学的竞争其实就是学者的竞争，国外的大学高薪供养着研究冷门学科的学者，从而占据了世界学术的前茅地位。就像奥运会夺取金牌一样，沈卫荣和他的西域研究所也开启了培养学术世界冠军之路。
“如果十年以后西域所能够成为人大国学院的亮点，能够在国际上有些名气，就算成功了。”沈卫荣说。
人民大学七十年校庆期间，沈卫荣趁着休假，回了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家。
“我现在有空便经常回去。”对于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沈卫荣来说，做“空中飞人”已经是家常便饭。
也许每隔一段时间，人们可以看到，在首都国际机场，一位皮肤黝黑的中年学者拖着沉重的皮箱，从飞越大洋的航班上匆匆走下。皮箱里装载着有关佛教与西域学的外文专业书，也装载着一个民族学术振兴的希望。
“为什么一个中国人，一个汉人来学藏学？来当我们的藏文老师？”
1990年，快到而立之年的沈卫荣被公派到德国波恩大学攻读中亚语言文化学博士，主修藏学；2001年，沈卫荣到德国柏林洪堡大学中亚所代理藏学教授，教古藏文课。他的出现遭到了德国学生如此质疑。
16年过去了，沈卫荣已经成为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教授，但他依然对那一幕记忆清晰。
“当时我回答，凭什么你们德国人能学藏学我们中国人就不能学？再怎么说我们汉人和西藏有两千年的关系了，你们有什么关系？”
沈卫荣在波恩大学选择了汉学作为自己的副修课程。在德国，博士入学需要考古代语言，德国同学考的是拉丁语，而他考的是古汉语。
沈卫荣接到的题目是《孟子·梁惠王上》的古文翻译。“拿出来题目我都发呆，那是‘五十步笑百步’的一段，是我五岁就知道的文章。”
“怎么会呢？你的老乡很多人不会，这是《孟子》里的，那么难。”德国教授觉得难以置信。
“这个故事谁都会。如果我翻译不好，那是我的德文不过关，但我的古汉语绝对没有问题的。”沈卫荣反驳。
“这是个优秀学生，有很好的古汉语功底。”考试的结果，是德国教授出具了这样一个证明。于是沈卫荣的大部分古汉语课程被免去。
被忽视的学术界角落
十多年游学海外的经历告诉沈卫荣，中国人在学术界被忽视并不是毫无理由。在每三四年举行一次的国际性藏学会议上，中国尽管也派出几十个学者参加，但能和国外学者有所交流的人并不多，许多人像是去赶场子，而不具备作深入的学术交流的能力。
“我曾经在德国讲过历史课，讲完之后，就有学生来跟我说，我们所知道和了解的历史跟你讲的完全不一样。”沈卫荣说。
在西方，一切对历史的研究都是从研究文献开始。很多研究藏学的中国学者不懂藏语，这样的学者在世界的主流学术界寸步难行，因为他们无法在原始文献里拿到第一手资料。
不仅仅是藏学，在研究中国西域的多个少数民族历史的学问当中，缺乏语言训练一直都是中国学者的软肋。近年来，在中国西北地区不断出土古代少数民族的文献，但能够解读它们的中国学者寥寥可数。
“例如粟特文，只有英国有人懂，日本有人懂，中国一个都没有。”沈卫荣说。
在隋唐时期，粟特人在丝绸之路上扮演国际商贩的角色，他们留下的线索就如一把钥匙，可以打开中国西域发展史的研究之门。
另一方面，外国学者的能力让沈卫荣暗暗吃惊。
2002年到2005年，沈卫荣在日本京都大学担任研究员，曾对京都大学佛教学专业学生的语言素质自愧弗如。
“日本京都大学佛学专业的硕士生大部分通晓梵文和藏文，然后英语、法语和德语都会。我当时作博士后研究，也没办法，还得跟着这些硕士生、博士生一起学。”精通古藏文的沈卫荣说。这时，他已经用德语完成了他的博士论文，并用英语在美国给本科生讲过历史。
结缘藏传佛教研究
1998年，第八届国际藏学会议在美国印第安纳州立大学举行。沈卫荣在机场等候公共汽车的时候，认识了同往会议的多伦多大学佛学博士邵颂雄。邵的师父，是享誉海外佛学界的学者谈锡永，他主要研究藏传佛教的宁玛派，并得到密宗的承认，获得了上师称号。
在与谈锡永的交流中，沈卫荣认识到，对于汉传佛教和藏传佛教之间关系的研究，目前还是一片空白。
在藏学领域，有些西方学者把汉藏完全割裂开来。他们大都只精通印藏佛学，把西藏看成是一个精神的圣地，认为汉人在破坏西藏文化的纯净，压迫藏民。
而沈卫荣却理直气壮地认为，汉藏佛教之间早已是相互影响，相互渗透。中国是佛教最兴盛的国家，汉藏佛教之间联系紧密。
作为一个爱国主义者，沈卫荣在西藏问题上决不和外国人妥协。
“我在国外甚至和好朋友都因此而吵得不欢而散，我觉得这是丝毫不能含糊的，我们决不能为了讨好外国人，就昧着良心说汉人在压迫西藏。”
迄今为止中国的历史学者从政治史的角度已经非常确凿地证明了历史上西藏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这一事实，现在该是跳出政治史的束缚，从宗教、文化等更广泛、深入的层面来探讨汉藏两个民族之间的历史关系。他相信，扎实的学术研究对解决问题更有帮助，而且影响更持续深远。
于是，原来研究西藏历史的沈卫荣，开始和谈锡永、邵颂雄合作，转入汉藏佛教的比较研究。
据邵颂雄讲，谈锡永很欣赏沈卫荣治学之孜孜不倦，以及他对学术研究的广阔视野，亦有大学者的胸襟，能毅然打破其精擅的研究范围，而更深入研究西藏佛教的教法与历史。经过几年的努力，“汉藏佛学研究丛书”得以陆续出版。
应召到“人大国学院”
中国西域历史文化研究的落后局面牵动着更多人的心。2005年，红学家冯其庸先生出任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院长后，便想方设法在这里成立一个西域学的研究机构。通过上书中央，他向国家成功申请到了首批1000万元的研究拨款，只缺乏一个有实力的学科的带头人来主持。
2005年10月中旬，在日本待了三年的沈卫荣正考虑是否该回北美跟妻儿团聚时，接到了北京大学教授荣新江的电子邮件，他自称是生平第一次，当了冯其庸先生的说客。
“当时我很感动，在国外这么多年了，居然还有人能想起我。”沈卫荣说。
在多次国际学术会议上，沈卫荣频频用流利的英语和德语发言的行为给了荣新江很深刻的印象。而在国内外的历史论文刊物上，沈卫荣的名字也是频频出现。
“学院就需要这样的人才，又能教书，又能出论文。”荣新江后来说，“我认为沈教授正好符合这个条件。”
仅仅半个月后，沈卫荣就回到了阔别15年的中国，与人大国学院签订了合同——用他的话来说，就是体现了“西域胡人的干脆”。
“以前我都是替人家干活，到了这个年纪也差不多了，应该自己做些事情。”沈卫荣说。尽管和在美国的妻儿依然分居，工资也不如国外高，但他还是决定来人民大学。
“我在这里可以教对我所学专业有兴趣的好学生、建专业的资料室、自己出专业的丛书，而这些都是我在国外无法办到的。”
2006年7月，人民大学西域研究中心成立，后来改名为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
“选择来人大国学院是因为它新成立，许多东西从头来比较好做一点，而老地方要改变一些东西是不太容易。” 沈卫荣的同事、曾同在波恩大学留学的同学乌云毕力格教授说，他想强调的是历史语言学的研究方法，走欧洲汉学研究的路子，这也是西域历史语言研究所之所以更名的原因。
西域所的良好开端
一年多来，西域所已经开办了满语、藏语、蒙古语、梵文、西夏文课，下学期准备聘请耿世民教授开办古突厥、回鹘文的课程。同时，年轻的毕波讲师已经被派往伦敦大学，学习粟特文。
“希望她能在那里留久一点，学多一点回来。”沈卫荣说。
与此同时，国学院数据室也在不断扩大规模。在现存上万多册藏书中，西域学的书籍占据了16个书架的14个。它们主要来自学院采购，还有国家宗教局和出版社的捐赠。内蒙古大学已故著名蒙古学家亦邻真教授的藏书辗转成了西域所的收藏，这不仅丰富了西域所有关蒙古学研究的收藏，而且也是一笔巨大的精神财富。此外，荣新江也把他有关藏学、西夏学的藏书捐给了西域所，中央民族大学著名藏学家王尧先生也将他收藏的有关藏学和佛学研究的西文和日文著作全部捐赠给了西域所。
“这些书还远远不够。”沈卫荣说。像日本的京都大学，自建校以来的几个世纪内藏书工作就从没有停止过。沈卫荣发现在那里几乎没有他找不到的书。
每次沈卫荣回去探望妻儿，都要在亚马逊网站上订好需要的书籍，然后用旅行箱千里迢迢地背回中国。“希望我的学生们能够多读国外的书籍，拓宽自己的国际视野，了解国外做学问的方法。”沈卫荣说。
2007年9月，沈卫荣邀请谈锡永到北京，给人民大学国学院的学生开办佛学讲座。人民大学的学生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不少学生还来到谈老师的旅馆进行座谈，讲座中也提出了许多深刻问题。
谈锡永被学生的热情所感动，决定帮助沈卫荣致力在人大国学院建立“汉藏佛学中心”。这个中心计划在人民大学以及北京其他相关高校，资助培养一批从事汉藏佛学研究的专家，让他们完成博士课程，并送出国留学。谈锡永不仅自己来人大授课，而且还出资邀请海内外著名佛教学者前来人大国学院讲课。
在中心计划书的学术委员会名单里，有来自北京、香港、台湾的27位专家学者，还有8个国家的大学及学术研究机构。
同时，“汉藏佛学研究”基金会日前已经在香港成立，准备为人民大学的汉藏佛学研究提供资金支持。这个基金会由海外著名实业家胡仙女士主持，目前已经通过谈锡永等人的努力筹到了500万人民币。
另外，香港地产大亨李兆基支持的慈氏基金会，也表示一待国学院的汉藏佛教研究中心成立就将捐赠给这个中心一个佛教图书馆。
“我希望能尽我个人的一切努力，为西域研究所找到更多的资源。”沈卫荣表示。
“人大国学院西域所成立才一年多时间，无论是基础建设还是学科建设都迈进了一大步。我感觉我选的带头人选对了。”荣新江感慨地说。
新一代的“精神贵族”
“‘小学’有小学独特的美。”尽管藏学在当今中外学界也可算是热门的学问，但相对于经济和商学专业，那还是个不受公众关注的冷门。但沈卫荣依然充满着对未来的信心。
“培养贵族要三代，培养学者至少也要三代吧，第一代一定是艰苦创业，第二代急于成就，第三代可以慢慢悠着点了，第四代就能出现精神贵族了，我就做我喜欢的东西。”沈卫荣说。
荣新江也说：“现在这代年轻人很了不起。他们从小就学习外语，将来语言方面的能力肯定比我们强。同时，有更多人出国学习再回来，找到了自己的兴趣之后，会有更多人愿意做这个‘苦差事’，做这方面研究，为国争光。”
沈卫荣则说，“学生们跟我学两三年就够了，到时他们可以跟我的德国朋友和美国朋友念博士去，以后再回来报效祖国。”沈卫荣说。
大学的竞争其实就是学者的竞争，国外的大学高薪供养着研究冷门学科的学者，从而占据了世界学术的前茅地位。就像奥运会夺取金牌一样，沈卫荣和他的西域研究所也开启了培养学术世界冠军之路。
“如果十年以后西域所能够成为人大国学院的亮点，能够在国际上有些名气，就算成功了。”沈卫荣说。
人民大学七十年校庆期间，沈卫荣趁着休假，回了趟在美国明尼苏达州的家。
“我现在有空便经常回去。”对于夫妻长期分居两地的沈卫荣来说，做“空中飞人”已经是家常便饭。
也许每隔一段时间，人们可以看到，在首都国际机场，一位皮肤黝黑的中年学者拖着沉重的皮箱，从飞越大洋的航班上匆匆走下。皮箱里装载着有关佛教与西域学的外文专业书，也装载着一个民族学术振兴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