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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封建 投身革命
高文华，原名廖剑凡，1904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春乡南湖村。因家境贫寒，高文华不到13岁就到益阳县城一家豆腐作坊当学徒，后到利隆宏杂货铺当店员。再然后，他到长沙北门毛家桥光华电灯公司当起了工人。1921年秋，他利用工余时间，在中共湖南党组织负责人毛泽东、何叔叔衡、易礼容等人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学习。他受到教员李维汉、姜梦周的教诲，并经他们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懂得了只有组织起来，同反动恶势力作斗争，推翻旧世界，穷人才有出路，于是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廖去恶，以此表达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高文华的父亲廖若冰与贾琏的父亲，都是同盟会成员，交往甚密。贾琏，1903年出生于益阳县石笋乡贾家冲，自幼年时就由父母作主许配给高文华。1919年贾琏的父亲因病去世，家庭生活困难，贾琏就被送到廖家作童养媳，改名廖次男。但由于婆婆的反对，加之高文华也认为贾琏文化水平低，不大乐意这门亲事。幼小的贾琏在廖家受到了冷遇，日子很不好过。当时，在益阳县立国民小学教书的廖若冰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便把贾琏送到县立女子职业学校学缝纫。贾琏一进学校，如释重负，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缝纫技术，阅读进步书刊。在进步思潮影响下，贾琏和一批女同学积极投入到反封建、反礼教、反对迫害妇女的斗争中，并积极开展了破除封建校规、反对包办婚姻等活动。
正当贾琏决心向封建罗网冲击时，高文华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高文华在离家两年后第一次给贾琏的信中说：“中国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过去我站在封建势力一边欺压你，使你吃了很多苦，真是太不应该了。”并鼓励她说：“你要组织女同胞参加社会上的反封建活动。不推翻旧社会，中国的女性与劳苦大众一样是不会得救的。”丈夫的这封信，使贾琏受到莫大的鼓舞。随后，高文华又经常给她寄来《向导》《先驱》《新青年》《明声》《独秀文存》等进步书刊。每当收到这些书刊后她总是手不释卷，有时甚至一连看几个通宵。革命理论的武装，使她逐步懂得了工农求翻身闹革命的道理。
1921年底，高文华从长沙回家过春节，贾琏每天都要丈夫给她讲革命道理。在丈夫的帮助下，贾琏要求参加革命的心情日益迫切。有一天，她试探性地问丈夫：“我出去干革命，你同意吗？”高文华说：“干革命，男女都一样，怎么不同意呢！”并答应以后有机会，一定支持她出去干革命。共同的革命理想，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1922年春节，两人终于幸福地结婚了。高文华当即转到益阳达人针织厂，夫妻双双在益阳从事革命活动。
1925年5月，高文华在达人工厂因带头闹工潮而被开除，一家人为失去生活来源而苦恼。母亲骂他，亲戚朋友都责怪他。在这困难时刻，贾琏不但不埋怨，反而同情和安慰高文华，鼓励他走出家门干革命。贾琏向别人借了路费，并连夜赶做新衣，送丈夫走上革命征途。她只身一人带着一岁的女儿，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高文华离家后，经组织介绍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讲习班学习。其间，他曾投身于“省港大罢工”的斗争。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因北伐即将开始，他奉党组织指示，回到湖南，受中共湘区区委的委派，以“省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老家益阳，开展农民运动。翌年3月，建立中共南湖支部，高文华任书记。南湖党支部建立后的第一个重大活动，就是组织农民“诉苦灯会”。1926年元宵节，高文华组织农会会员到县城耍龙灯，散传单，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周围几个乡的农民踊跃参加，县城的十里长街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传单的内容是要求减轻苛捐杂税的一首通俗易懂的《诉苦歌》。这份传单，后来被中央档案局局长曾三找到了，他当时担任中共湘区农委秘书，亲自参与草拟了这份传单。《诉苦歌》的内容是：
不打鼓，不敲锣，听我唱个诉苦歌。今晚子，元宵节，人家快乐了不得。只有我们农夫们，苦得要死冒人问。租田作，要押金，纳起租来真不轻，东家六成佃四成，除了种子与牛工，还有杂销与灰粪。所余的，已不多，老婆孩子一窝箩。农夫穷，冒得吃，半吃萝卜半打饿。好些的，也难过，吃的红薯和荞麦。若要讲，穿衣服，有了烂褂无烂裤。茅屋子，冒得壁，落起雨来空着急。呱呼啼喊真可怜，一无米来二无盐，年年如此苦难言。前些日子还稍好，还点粮饷就有了。近年来，不相同，苛捐杂税逼死人，其名却是为国家，其实只往怀里扒。吴佩孚、张作霖，专门卖国投敌人。这两贼，不打倒，将来国家何得了。卖国贼，洋强盗，大家一起来打倒。消灭了，这些人，我们才能享太平。
这首歌道出了穷人的心声，很受群众欢迎。演唱队所到之处，男女老少黑压压地围成一堆，引颈踮足，争相观看。这次诉苦灯会，对掀起当时工农运动的高潮，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随着工农运动的深入开展，高文华觉得有必要制作一面党旗。同年秋，他请益阳县农会妇女部干事余甲男秘密制作了益阳县第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在这面旗帜指引下，益阳城乡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926年10月，益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选举袁铸仁为地执委书记。县委成员由高文华、何圣、戴武仁、何凝庶等人组成，县委机关设在五马坊。这年11月底，全县7个镇都建立了区委或党支部，革命烈火燃遍了全县每个角落，撒下了大批红色种子，广大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纷纷投入革命的洪流。
在这些革命活动中，贾琏成了丈夫的得力助手。她探消息、送情报、贴标语、撒传单、管帐理财……党叫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经过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的考验，贾琏于1926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贾琏入党后，更加积极地参加革命斗争。1927年1月，她被选为益阳县妇女代表，出席了在长沙召开的全省妇女代表大会。会后，她响应省委号召，丢下不满两岁的大女儿和刚出生九个月的二女儿，走出家门，投入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斗争中去，考进了长沙自治女校高级缝纫班，担任学校党支部委员，负责青年工作，并兼任益阳县驻省惩恶委员会委员。
相信党 苦寻组织
1927年“马日事变”后，革命处于低潮，反动派到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共产党人，高文华等人列入了被通缉的黑名单。但高文华临危不惧，沉着坚毅，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在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变公开斗争为地下斗争，将农运骨干和革命有生力量迅速转移，保存实力。他乔装打扮，四处奔走，历尽千辛万苦，辗转于湘、鄂、浙、苏、沪等省市，设法寻找党组织。 面对反动派的大搜捕、大屠杀，贾琏被迫邀几位同学租了一只小船，也悄然离开长沙，回到益阳。当她风尘仆仆赶到家门口时，见门上贴着捉拿高文华的通缉令。她有家不能归，只好改名换姓，以缝纫为业，隐蔽在益阳乡下，等待时机。1929年2月，贾琏收到婆婆捎来的口讯，得知丈夫在湖北石首县。她躲过敌人一道道岗哨，历尽千难万险，来到石首找到了丈夫。
他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像孩子失去了娘。夫妻俩相互鼓励，一定要生存下去，找到党。贾琏刚刚生下第三个孩子，还未满月，就操起了缝纫手艺。高文华则挑起杂货担子，到处找寻党组织。后来，高文华打听到杭州一带有党的地下组织，在贾琏的帮助下，凑了些盘缠，急匆匆赶到杭州，与在中央军委、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做交通联络工作的黄杰（1946年与徐向前结婚）接上了头，并找到了地下党江苏省委书记大胜（即李富春）。1929年3月，他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终于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随后，他奉命到长江局工作，不久党又派他参加了中央党校的培训。结业后，先后担任阳夏区（今武汉市汉阳）区委书记和鄂南特委书记。贾琏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带着小孩来到丈夫身边。一个与党失去联系多年的共产党人，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为革命 忍痛卖子
1930年12月，地下党汉口市委遭到破坏，高文华一家又回到上海。1931年，高文华在上海的中央组织部，负责机要交通和报警工作。1932年8月，高文华受党中央临时委派，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山东，恢复和组建山东省委。1934年11月，上海党组织又被破坏，高文华奉命转移到天津。多年以来，以“家庭妇女”身份掩护党的机关、开展革命活动的贾琏，也随丈夫转移到天津。
1935年2月，高文华受命接替朱理治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后又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当时北方局与河北省委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当时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主要由中共中央供给。但因1935年7月上海中央局被敌人破坏后，北方局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党的经费没有了来源。那年，华北又遇大旱，赤地千里，资金筹措相当困难。高文华一方面设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带领同志们下乡筹钱粮。此外还派省委秘书王林和隶属北方局的市委书记赵升阳（即李葆华）到天津、北京发起募捐，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北方局工作因经费短缺而难以为继。为了帮助党克服困难，清华、北大有许多党员把家里的钱拿来给党组织用，有的还把衣服、被子卖掉，为党筹集经费。
当时，贾琏负责省委财政工作，处处精打细算，特别对家庭开支压缩了又压缩。那时，高文华常常几天难得吃一顿饱饭。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过度，他患上肺结核，经常吐血，需要营养。因无钱买药，只得天天喝盐开水，想用这个办法杀死结核菌。贾琏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一天，她想把墙上装饰门面的腊肉取下煮给丈夫吃，但高文华坚决不同意。因为他们公开的身份是商人，那块腊肉是摆阔气、装门面的，不能吃掉。贾琏只得噙着泪水打消了这个念头。她的两个女儿实在饿得慌，只好偷偷在外面捉些蝗虫回来烧着吃。她害怕暴露身份，一气之下，动手打了孩子。就是在这种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大家还在继续坚持开展革命工作。可交通员没有出差费，房东天天催缴房租，有的同志饿得迈不开步子。他们看家里已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可以变卖了，有什么法子为党筹集经费渡过难关呢？一天，贾琏看到面黄肌瘦的两个女儿，便想用孩子换钱。但她仔细一想，女孩子卖不了几个钱，而且卖出去必然会落入火坑。于是，她又把目光又转向睡在床上刚满4个月的儿子东光身上。她和丈夫商量卖掉儿子，为党解难。高文华虽然点头同意，但心里万分难过，贾琏更是泪水涟涟。但为了党的事业，只能这样。贾琏夫妇便把他们唯一的幼小的儿子卖给了唐山启新水泥厂附近的一个妇女，得了50块银洋。高文华拿到这笔钱后，当即给了省委秘书王林10元，给省委负责宣传工作的李大章10元，解决了他们巡视外地党组织的费用。其余30元成了维持北方局整整3个月的生活费。北方局不仅没有涣散，而且指导了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迎来了全国反日学运高潮。
高文华夫妇为革命卖子的事，当时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同志们除少数几个领导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底细。1936年下半年，高文华夫妇离开天津，来到延安，后又去南方，为革命到处奔波，一直没有机会去找孩子。全国解放后，他们曾托人寻找过孩子的下落，答复是：“孩子3岁时得病死了。”高文华夫妇从此不再提及此事，把伤痛埋在心底，继续为党忘我工作。
居高位 永葆本色
1937年4月， 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代表由南、北两个代表团组成。高文华作为北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有一次开会前， 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大声招呼道：“高文华， 前面来坐。高文华又高又有文化， 是一员虎将。”喊得大家都笑起来了。就是这位“又高又有文化”的虎将， 1937年12月， 党中央派他回到湖南工作，先任湖南省工委书记，后任湖南省委书记。他与董必武、徐特立等人一道，按照党中央指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在湖南全省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39年1月，高文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在南方局领导下，他在湖南认真贯彻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投降、分裂、倒退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积极稳妥地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转移、保护了大批革命同志，巩固了党的组织。
1942年冬， 他的肺结核病恶化，仍顽强坚持工作，经周恩来一再劝说，才离开湖南，到设在重庆的南方局组织部工作。1944年春调到延安，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
1945年冬到1947年夏，他先后在山西、山东等地参加土改。1948年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49年，高文华随黄克诚南下，参加和平解放湖南及筹组中共湖南省委的工作。中共湖南省委成立后，他任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52年9月，调北京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56年，奉周恩来总理指示，与许德珩一起组建水产部，任水产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水产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文革”中，高文华被非法关押在秦城监狱达8年之久，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定共产主义信念。1978年，在党中央的关心和过问下，高文华被彻底平反。平反后，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农垦部党组成员和顾问。在职期间，他克服高龄多病等困难，奔波于湖南、山东、广东等地，召开座谈会，走访老同志，精心撰写革命回忆录，还帮助解决了广东等省地下党组织建设方面多年有争议的难题，为一批老同志澄清了历史遗留问题和冤假错案。离休后，他还念念不忘党和人民的事业。在病重期间，他还认真学习党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理论和知识。1994年1月24日，高文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全国解放后，贾琏先后在长沙电厂、北京电信局、水电部水文局担任领导工作。她的职务变了，地位高了，但那种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没有变。她认为，共产党人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地位越高，越不应该忘记劳动人民的疾苦。她在北京电信局工作时，将组织上每月发给的福利费全部转交给福利科，用以救济生活困难的同志。对于在自己家工作的同志，她更是关怀备至。她鼓励保姆去夜校学文化，并负担其学习费用，使这位同志摘掉了文盲帽子。1957年，一位司机的两个女儿同时染上了肺结核。贾琏考虑到他家生活比较困难，营养条件不好，便经常把这两个患病的孩子请来她家，专门做些富有营养的饭菜给她们吃。她还出钱让这位司机的爱人做了节育手术，术后又送了一些钱让她买滋补品吃。逢年过节，她总要给同志们的孩子买点礼物。家庭生活困难的，还要送点衣服。1981年4月， 贾琏身患重病。在生命弥留之际， 她将平时节省下来的一万元存款全部交给了组织， 作为最后一次党费。而留给后人的遗物，却是几件普普通通的带着许多补丁的衣服。
高文华、贾琏夫妇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风亮节，将光照环宇，永载史册。
（责编 任志）
高文华，原名廖剑凡，1904年1月出生于湖南省益阳县长春乡南湖村。因家境贫寒，高文华不到13岁就到益阳县城一家豆腐作坊当学徒，后到利隆宏杂货铺当店员。再然后，他到长沙北门毛家桥光华电灯公司当起了工人。1921年秋，他利用工余时间，在中共湖南党组织负责人毛泽东、何叔叔衡、易礼容等人创办的湖南自修大学附设的补习学校学习。他受到教员李维汉、姜梦周的教诲，并经他们介绍加入了社会主义青年团，从此懂得了只有组织起来，同反动恶势力作斗争，推翻旧世界，穷人才有出路，于是他把自己的名字改成廖去恶，以此表达革命到底的坚强决心。
高文华的父亲廖若冰与贾琏的父亲，都是同盟会成员，交往甚密。贾琏，1903年出生于益阳县石笋乡贾家冲，自幼年时就由父母作主许配给高文华。1919年贾琏的父亲因病去世，家庭生活困难，贾琏就被送到廖家作童养媳，改名廖次男。但由于婆婆的反对，加之高文华也认为贾琏文化水平低，不大乐意这门亲事。幼小的贾琏在廖家受到了冷遇，日子很不好过。当时，在益阳县立国民小学教书的廖若冰知道这件事后，很生气，便把贾琏送到县立女子职业学校学缝纫。贾琏一进学校，如释重负，每天如饥似渴地学习缝纫技术，阅读进步书刊。在进步思潮影响下，贾琏和一批女同学积极投入到反封建、反礼教、反对迫害妇女的斗争中，并积极开展了破除封建校规、反对包办婚姻等活动。
正当贾琏决心向封建罗网冲击时，高文华的思想也发生了变化。高文华在离家两年后第一次给贾琏的信中说：“中国妇女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过去我站在封建势力一边欺压你，使你吃了很多苦，真是太不应该了。”并鼓励她说：“你要组织女同胞参加社会上的反封建活动。不推翻旧社会，中国的女性与劳苦大众一样是不会得救的。”丈夫的这封信，使贾琏受到莫大的鼓舞。随后，高文华又经常给她寄来《向导》《先驱》《新青年》《明声》《独秀文存》等进步书刊。每当收到这些书刊后她总是手不释卷，有时甚至一连看几个通宵。革命理论的武装，使她逐步懂得了工农求翻身闹革命的道理。
1921年底，高文华从长沙回家过春节，贾琏每天都要丈夫给她讲革命道理。在丈夫的帮助下，贾琏要求参加革命的心情日益迫切。有一天，她试探性地问丈夫：“我出去干革命，你同意吗？”高文华说：“干革命，男女都一样，怎么不同意呢！”并答应以后有机会，一定支持她出去干革命。共同的革命理想，进一步加深了他们彼此之间的感情。1922年春节，两人终于幸福地结婚了。高文华当即转到益阳达人针织厂，夫妻双双在益阳从事革命活动。
1925年5月，高文华在达人工厂因带头闹工潮而被开除，一家人为失去生活来源而苦恼。母亲骂他，亲戚朋友都责怪他。在这困难时刻，贾琏不但不埋怨，反而同情和安慰高文华，鼓励他走出家门干革命。贾琏向别人借了路费，并连夜赶做新衣，送丈夫走上革命征途。她只身一人带着一岁的女儿，勇敢地挑起了家庭生活的重担。
高文华离家后，经组织介绍到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第五届讲习班学习。其间，他曾投身于“省港大罢工”的斗争。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25年底，因北伐即将开始，他奉党组织指示，回到湖南，受中共湘区区委的委派，以“省农民运动特派员”的身份回到老家益阳，开展农民运动。翌年3月，建立中共南湖支部，高文华任书记。南湖党支部建立后的第一个重大活动，就是组织农民“诉苦灯会”。1926年元宵节，高文华组织农会会员到县城耍龙灯，散传单，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周围几个乡的农民踊跃参加，县城的十里长街上人山人海，挤得水泄不通。传单的内容是要求减轻苛捐杂税的一首通俗易懂的《诉苦歌》。这份传单，后来被中央档案局局长曾三找到了，他当时担任中共湘区农委秘书，亲自参与草拟了这份传单。《诉苦歌》的内容是：
不打鼓，不敲锣，听我唱个诉苦歌。今晚子，元宵节，人家快乐了不得。只有我们农夫们，苦得要死冒人问。租田作，要押金，纳起租来真不轻，东家六成佃四成，除了种子与牛工，还有杂销与灰粪。所余的，已不多，老婆孩子一窝箩。农夫穷，冒得吃，半吃萝卜半打饿。好些的，也难过，吃的红薯和荞麦。若要讲，穿衣服，有了烂褂无烂裤。茅屋子，冒得壁，落起雨来空着急。呱呼啼喊真可怜，一无米来二无盐，年年如此苦难言。前些日子还稍好，还点粮饷就有了。近年来，不相同，苛捐杂税逼死人，其名却是为国家，其实只往怀里扒。吴佩孚、张作霖，专门卖国投敌人。这两贼，不打倒，将来国家何得了。卖国贼，洋强盗，大家一起来打倒。消灭了，这些人，我们才能享太平。
这首歌道出了穷人的心声，很受群众欢迎。演唱队所到之处，男女老少黑压压地围成一堆，引颈踮足，争相观看。这次诉苦灯会，对掀起当时工农运动的高潮，起了很大的宣传鼓动作用。
随着工农运动的深入开展，高文华觉得有必要制作一面党旗。同年秋，他请益阳县农会妇女部干事余甲男秘密制作了益阳县第一面中国共产党党旗。在这面旗帜指引下，益阳城乡的党组织不断发展壮大。1926年10月，益阳地方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选举袁铸仁为地执委书记。县委成员由高文华、何圣、戴武仁、何凝庶等人组成，县委机关设在五马坊。这年11月底，全县7个镇都建立了区委或党支部，革命烈火燃遍了全县每个角落，撒下了大批红色种子，广大工农群众和进步知识分子，纷纷投入革命的洪流。
在这些革命活动中，贾琏成了丈夫的得力助手。她探消息、送情报、贴标语、撒传单、管帐理财……党叫她干什么，她就干什么。经过如火如荼的革命斗争的考验，贾琏于1926年11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坚强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贾琏入党后，更加积极地参加革命斗争。1927年1月，她被选为益阳县妇女代表，出席了在长沙召开的全省妇女代表大会。会后，她响应省委号召，丢下不满两岁的大女儿和刚出生九个月的二女儿，走出家门，投入到工农劳苦大众的革命斗争中去，考进了长沙自治女校高级缝纫班，担任学校党支部委员，负责青年工作，并兼任益阳县驻省惩恶委员会委员。
相信党 苦寻组织
1927年“马日事变”后，革命处于低潮，反动派到处张贴告示，悬赏捉拿共产党人，高文华等人列入了被通缉的黑名单。但高文华临危不惧，沉着坚毅，继续坚持革命斗争。在同党组织失去联系的情况下，他变公开斗争为地下斗争，将农运骨干和革命有生力量迅速转移，保存实力。他乔装打扮，四处奔走，历尽千辛万苦，辗转于湘、鄂、浙、苏、沪等省市，设法寻找党组织。 面对反动派的大搜捕、大屠杀，贾琏被迫邀几位同学租了一只小船，也悄然离开长沙，回到益阳。当她风尘仆仆赶到家门口时，见门上贴着捉拿高文华的通缉令。她有家不能归，只好改名换姓，以缝纫为业，隐蔽在益阳乡下，等待时机。1929年2月，贾琏收到婆婆捎来的口讯，得知丈夫在湖北石首县。她躲过敌人一道道岗哨，历尽千难万险，来到石首找到了丈夫。
他们与党组织失去了联系，就像孩子失去了娘。夫妻俩相互鼓励，一定要生存下去，找到党。贾琏刚刚生下第三个孩子，还未满月，就操起了缝纫手艺。高文华则挑起杂货担子，到处找寻党组织。后来，高文华打听到杭州一带有党的地下组织，在贾琏的帮助下，凑了些盘缠，急匆匆赶到杭州，与在中央军委、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市委做交通联络工作的黄杰（1946年与徐向前结婚）接上了头，并找到了地下党江苏省委书记大胜（即李富春）。1929年3月，他到达党中央所在地上海，终于恢复了与党组织的联系。随后，他奉命到长江局工作，不久党又派他参加了中央党校的培训。结业后，先后担任阳夏区（今武汉市汉阳）区委书记和鄂南特委书记。贾琏以无比激动的心情，带着小孩来到丈夫身边。一个与党失去联系多年的共产党人，重新回到了党的怀抱，心里真有说不出的高兴！
为革命 忍痛卖子
1930年12月，地下党汉口市委遭到破坏，高文华一家又回到上海。1931年，高文华在上海的中央组织部，负责机要交通和报警工作。1932年8月，高文华受党中央临时委派，作为中央巡视员前往山东，恢复和组建山东省委。1934年11月，上海党组织又被破坏，高文华奉命转移到天津。多年以来，以“家庭妇女”身份掩护党的机关、开展革命活动的贾琏，也随丈夫转移到天津。
1935年2月，高文华受命接替朱理治担任中共河北省委书记，后又兼任中共中央北方局书记（当时北方局与河北省委是一套人马，两块牌子）。当时党组织的活动经费主要由中共中央供给。但因1935年7月上海中央局被敌人破坏后，北方局与党中央失去了联系，党的经费没有了来源。那年，华北又遇大旱，赤地千里，资金筹措相当困难。高文华一方面设法与中共中央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带领同志们下乡筹钱粮。此外还派省委秘书王林和隶属北方局的市委书记赵升阳（即李葆华）到天津、北京发起募捐，但远水救不了近火，北方局工作因经费短缺而难以为继。为了帮助党克服困难，清华、北大有许多党员把家里的钱拿来给党组织用，有的还把衣服、被子卖掉，为党筹集经费。
当时，贾琏负责省委财政工作，处处精打细算，特别对家庭开支压缩了又压缩。那时，高文华常常几天难得吃一顿饱饭。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过度，他患上肺结核，经常吐血，需要营养。因无钱买药，只得天天喝盐开水，想用这个办法杀死结核菌。贾琏看在眼里，痛在心里。一天，她想把墙上装饰门面的腊肉取下煮给丈夫吃，但高文华坚决不同意。因为他们公开的身份是商人，那块腊肉是摆阔气、装门面的，不能吃掉。贾琏只得噙着泪水打消了这个念头。她的两个女儿实在饿得慌，只好偷偷在外面捉些蝗虫回来烧着吃。她害怕暴露身份，一气之下，动手打了孩子。就是在这种异常艰难的条件下，大家还在继续坚持开展革命工作。可交通员没有出差费，房东天天催缴房租，有的同志饿得迈不开步子。他们看家里已没有一样值钱的东西可以变卖了，有什么法子为党筹集经费渡过难关呢？一天，贾琏看到面黄肌瘦的两个女儿，便想用孩子换钱。但她仔细一想，女孩子卖不了几个钱，而且卖出去必然会落入火坑。于是，她又把目光又转向睡在床上刚满4个月的儿子东光身上。她和丈夫商量卖掉儿子，为党解难。高文华虽然点头同意，但心里万分难过，贾琏更是泪水涟涟。但为了党的事业，只能这样。贾琏夫妇便把他们唯一的幼小的儿子卖给了唐山启新水泥厂附近的一个妇女，得了50块银洋。高文华拿到这笔钱后，当即给了省委秘书王林10元，给省委负责宣传工作的李大章10元，解决了他们巡视外地党组织的费用。其余30元成了维持北方局整整3个月的生活费。北方局不仅没有涣散，而且指导了北京的“一二·九”学生运动，组织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迎来了全国反日学运高潮。
高文华夫妇为革命卖子的事，当时北方局和河北省委的同志们除少数几个领导人知道外，其他人都不知道底细。1936年下半年，高文华夫妇离开天津，来到延安，后又去南方，为革命到处奔波，一直没有机会去找孩子。全国解放后，他们曾托人寻找过孩子的下落，答复是：“孩子3岁时得病死了。”高文华夫妇从此不再提及此事，把伤痛埋在心底，继续为党忘我工作。
居高位 永葆本色
1937年4月， 党的白区工作会议在延安召开。会议代表由南、北两个代表团组成。高文华作为北方代表团成员出席了会议。有一次开会前， 毛泽东在主席台上大声招呼道：“高文华， 前面来坐。高文华又高又有文化， 是一员虎将。”喊得大家都笑起来了。就是这位“又高又有文化”的虎将， 1937年12月， 党中央派他回到湖南工作，先任湖南省工委书记，后任湖南省委书记。他与董必武、徐特立等人一道，按照党中央指示，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展进步势力，争取中间势力，孤立顽固势力，扩大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群众性抗日救亡运动在湖南全省如火如荼地开展起来。
1939年1月，高文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南方局委员。在南方局领导下，他在湖南认真贯彻党的“抗战、团结、进步”的方针，同国民党反动势力的投降、分裂、倒退行径，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同时，积极稳妥地贯彻党中央“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转移、保护了大批革命同志，巩固了党的组织。
1942年冬， 他的肺结核病恶化，仍顽强坚持工作，经周恩来一再劝说，才离开湖南，到设在重庆的南方局组织部工作。1944年春调到延安，在中央政策研究室工作。
1945年冬到1947年夏，他先后在山西、山东等地参加土改。1948年到河北省平山县西柏坡，任中共中央统战部副部长。
1949年，高文华随黄克诚南下，参加和平解放湖南及筹组中共湖南省委的工作。中共湖南省委成立后，他任省委副书记兼组织部部长。1952年9月，调北京任轻工业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1956年，奉周恩来总理指示，与许德珩一起组建水产部，任水产部党组书记、副部长，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特别是水产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作出了重要贡献。“文革”中，高文华被非法关押在秦城监狱达8年之久，身心遭受严重摧残，但他始终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坚定共产主义信念。1978年，在党中央的关心和过问下，高文华被彻底平反。平反后，他担任全国政协常委、农垦部党组成员和顾问。在职期间，他克服高龄多病等困难，奔波于湖南、山东、广东等地，召开座谈会，走访老同志，精心撰写革命回忆录，还帮助解决了广东等省地下党组织建设方面多年有争议的难题，为一批老同志澄清了历史遗留问题和冤假错案。离休后，他还念念不忘党和人民的事业。在病重期间，他还认真学习党所确立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有关理论和知识。1994年1月24日，高文华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90岁。
全国解放后，贾琏先后在长沙电厂、北京电信局、水电部水文局担任领导工作。她的职务变了，地位高了，但那种大公无私的革命精神没有变。她认为，共产党人不是为了升官发财，而是要全心全意为人民谋利益。地位越高，越不应该忘记劳动人民的疾苦。她在北京电信局工作时，将组织上每月发给的福利费全部转交给福利科，用以救济生活困难的同志。对于在自己家工作的同志，她更是关怀备至。她鼓励保姆去夜校学文化，并负担其学习费用，使这位同志摘掉了文盲帽子。1957年，一位司机的两个女儿同时染上了肺结核。贾琏考虑到他家生活比较困难，营养条件不好，便经常把这两个患病的孩子请来她家，专门做些富有营养的饭菜给她们吃。她还出钱让这位司机的爱人做了节育手术，术后又送了一些钱让她买滋补品吃。逢年过节，她总要给同志们的孩子买点礼物。家庭生活困难的，还要送点衣服。1981年4月， 贾琏身患重病。在生命弥留之际， 她将平时节省下来的一万元存款全部交给了组织， 作为最后一次党费。而留给后人的遗物，却是几件普普通通的带着许多补丁的衣服。
高文华、贾琏夫妇一生忠于党，忠于人民，为革命鞠躬尽瘁，死而后已。他们作为无产阶级革命战士的高风亮节，将光照环宇，永载史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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