甘地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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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甘地被刺的那天晚上我在比拉大厦。我记得当时的情景太可怕了。用言语是无法表达的。当时天上一定挂着一轮明月,但在我的记忆中,那天晚上一片漆黑,只有甘地睡觉的屋子里投出一片光亮。不久花园里就聚满了人,但花园仍显得很空旷,人们一个个神情木然。可以想像,罗斯福摔倒时也是这种情形。甘地当即就死去了。透过低矮的窗户,人们可以看
其他文献
<正> 系举办的不定期国际问题系列讲座,于去年12月13日举行第三讲,由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研究员、我系兼职教授薛煤洪同志来系作关于国际形势问题的报告。参加报告会的除了本系教职工和研究生、本科生外,文科部分系的研究生和本
《印度社会述论》一书由陈峰君副教授主编,参加撰稿的有北大南亚所、川大南亚所、华中师大历史研究所、吉大历史系、北大历史系、新华社、中联部、世经所等单位共10位多年从事印度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全书共42万字,分五编:历史演进、文化与宗教、民族与人口、社会各阶级、社会问题。该书在全面介绍印度社会各主要方面情况的基础上,归纳分析,提出了一系列带有理论性的看法,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我国著名的印度专家季羡林先生专为此书撰写了序言,对此书给予充分的肯定和赞赏。该书由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正式出版。
<正> 1984年中英发表联合声明,双方按照"一国两制"的科学构想就香港前途问题达成了协议。中国政府将在1997年恢复行使主权后,设立香港特别行政区。香港现在的政治制如何,未来政治制度怎样,普遍引起关注,成为香港基本法制订中的核心问题。特别是在当前有人主张"香港问题国际化"的时刻,这个问题更为突出。本文就香港的一套特殊政治制度的基本情况作一介绍,以便对"一国两制"的另一
<正> 由于各种原因,在共产国际的历史上积累了许多"空白点"。杂志上的论文的范围对于考察这些"空白点"太狭窄了。因此,我只就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发展的最重要方面谈谈看法。尤其当谈到由有革命急躁情绪的领导人控制的共产国际的宗派主义和教条主义错误时,人们通常首先批评 S·季诺维也夫、C·洛佐夫斯基以及其他当时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袖。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正是共产国际执委会主席季诺维也夫在1919年4月底创刊的
<正> 前美国国务院官员戴维·纽瑟姆最近指出:"外交事务与外交在美国往往是具有党派色彩的国内政治问题","在美国同许多欧洲国家一样,外交作为国务活动的一部分,从来就没有被认为是超政治的"。纽瑟姆大使的评论就其适用于美国的情况来说似乎是不言而喻的。对越政策的政治分歧、吉米·卡特由于把"人权"和"道义"主张作为他处理世界事务的主要政策而得以入主白宫,罗纳德·里根在伊朗人质危机和苏联入侵阿富汗之后美国的
<正> 在人类历史的长河中,影响社会发展最巨大、最深刻的莫过于科学社会主义的产生及其由理论变为现实。自1917年以来相继诞生成长了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这是20世纪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胜利。对于这一客观事实,垄断资产阶级及其代言人历来不敢承认,并竭力抵毁它。现在他们又在国际上掀起了大规模的丑化、攻击社会主义的浪潮。不久前,美国的布热
<正> 布什总统上台后曾专门就对苏政策进行审议,在这基础上制订了新的对苏政策。1989年5月12日,布什在得克萨斯农业和机械大学发表讲话,具体阐述了这种被称为,"超越遏制"的新政策。由于对苏政策是美国对外政策的核心;左右以至决定其对外政策的各个方面,深入研究这一政策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正> 人权问题是战后国际关系史上一个引人注目而又具有广泛影响的问题,任何国家都毫无例外地以促进和保障基本人权作为其基本宗旨。然而,由于不同的历史传统,不同的社会经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政治文化的基本性质,各国对人权内容的侧重和由此产生的具体的人权政策都有所不同。这样的差别是自然形成的,它受各国不同的具体条件和政治体制的限制,除了一些例外之外,它受到一国主权的保护,同时也得到联合国认可的。1966年的联合
<正> 印度国旗的诞生,是印度人民在甘地、尼赫鲁等人领导下,为争取民族独立所进行的不屈不挠斗争的胜利标志,并鼓午着亿万印度人民为实现彻底独立、建设美好的国家继续奋斗。另一方面,围绕着国旗的争论,又从一个侧面反映了甘地与尼赫鲁在政治思想方面的某些差别,对印度文化传统的不同理解,以及对独立运动的不同看法,等等。这些,虽然早已
<正> 1840年鸦片战争,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的大门,"迫使天朝帝国与地上的世界接触",中西文化在中国这块古老的大地上迎头相撞,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意识到中国落后了。从此,文化危机与民族危机交织在一起,一直纠缠和困挠着他们。如何迎接西方文化的严峻挑战,客观估价数千年来积淀在中华民族心理上的传统文化,探索中国社会的前途,成为一个半世纪以来几代知识分子都无法回避的百年大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