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两天来，在对宿豫区王圩村的调研走访中，我反反复复问群众一个问题：“你们心中好干部的标准是什么？”
有的说，要清正廉洁，一身正气；有的说，要有组织领导能力；有的说，要亲民爱民，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总结起来无外乎两条：一要干净，二要干事。群众的语言是简单而质朴的。
与村民摸爬滚打三年的村支书孔祥胜，群众对他比较认可，认为他不像前任那样私心重，为村里办了不少实事。但在与他聊天时，他却一个劲说村支书难当，难就难在很多事情不好办。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前些年，有家龙头企业打算流转村里一千亩土地，从事规模化农业种植并配套建设农产品深加工基地，村民不但能够定期拿到一笔土地流转费用，而且可以通过打工获得一份比较稳定的工资收入。大多数村民同意流转，但有个别农户不同意，村里帮他们换地也不接受，致使整个地块无法流转，项目最终流失。
一件大多数人眼中的好事，为什么因少数人不同意而搁浅呢？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常用的一个比方——1%否决99%。
其实，这种现象在农村非常普遍。在几天的走访里，就有不少村民向我反映了类似情况。比如庄台整理，多数人同意拆掉老房子、集中居住，但总会有那么几户人家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同意，导致整个庄台无法整理，集中居住也变得遥不可及；再比如挖个排水沟，大多数人家都赞成，但要移掉几户人家的树，他们就不同意了，最终不了了之。为此，村民很叹息，我的事情谁做主？大多数人的利益谁保证？
1%否决99%的现象，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不仅仅是农村，城市里此类社会管理问题也很多，但城市里行政机构健全、公权力完整、协商渠道和机制也比较多，总有最终化解问题之策，而农村就难多了。不可否认，确实有些村民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迫使公共利益让步。但有些时候，他们又不完全是捍卫个人利益，上午表示同意了，但中午因为受了一些委屈，心里有所不满，下午便反悔了；个别人平时与村干部有些矛盾，只要是村里发动的就反对；还有少数人希望通过反对增添一些筹码，获取更多利益……
1%否决99%现象的发生，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1%就是错了，因为从个人角度讲，每一个人的权益都必须维护。但如果总是出现1%否决99%的现象，则意味着什么事情都做不成，那一定不是件好事，其负面效应远远不是一个庄台、一条排水沟那么简单，可能会出现多数人权益受损的情况，甚至可能会使一代人、一个地区失去发展的良机。
我的事情谁做主？当“我”是个体的时候，“我”的事情当然由“我”做主，当“我”是一个村、一个集体的时候，就可能会有99%的“大我”和1%的“小我”之分，那这个时候，“我”的事情又是谁做主？又是做了“谁”的主？有时“大我”说了算，有时“小我”却做了“大我”的主。这其中，大小之分显而易见，但孰是孰非却不能一言以概之。
问题出现了，总归要解决。这是一个大课题，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民主和法治。法律框架内的事情依法办理，法律之外的事情构建利益协调机制。
法律面前，强调的是人人平等。法律赋予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应该充分发挥作用，如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筹资筹劳方案、宅基地的使用等，应严格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提出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决策，并定期进行村务公开，没有任何特殊和例外。
上世纪90年代末，离王圩村不远的魏场村，开创性地制定了《依法治村公约100条》，涉及村民生产、生活方方面面，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目了然，村民形象地称之为“小宪法”。如今在魏场村，每个农户家中都有一本20页的小册子，在广大村民心中，《依法治村公约100条》已深深地扎下根，成为他们生产、生活中自觉遵守的一道准绳。通过立下治村公约、村民规矩，既保障了多数人的正当利益，也防止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干部独治”，这何尝不是一条探索村民自治民主化的有效路径呢？
当然，中国农村有其特殊性，不同的地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受风俗多样化、农民道德水平差异以及发展阶段不同的影响，很多问题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回答，相较于法，农民有时更倾向于情和理。近年来，一些地方组建了诸如红白理事会等农民自治协调机构，通过宣传、对话、协商，对法律规定以外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也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
以宗亲血缘为纽带，体现了农村人际关系的底色。在村民自治结构中不能忽视宗亲的作用，既要在法律框架内防止和约束宗亲家族获取不正当的利益，也要探索利用其独特影响力，协调做好家族成员的工作，以最大可能达成更多的共识。
然而，农村情况很复杂，即便做到了法治和民主，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呢？不见得。因为农民还认一个死理，那就是干部既要讓他顺心，还要让他服气，公道正派，干净干事，否则村干部就算拥有了法定的权力，农民也不理会他，事情仍然干不成。
村官不算官，却管理着农村的大小事务；村官权不大，却拥有许多“隐性”的权力。怎么样才能做到干净？立身要清白，对公物不能有贪占；做事要公开，对百姓不能有隐藏；持权要公正，对人不能有厚薄，这样才能让百姓服气。
村官不算官，但想干好也不简单。呼声骂声牢骚声，要声声入耳；大事小事鸡毛事，要事事亲为。说到底，就是对上级安排的事，要负重不轻视，勇于担当抓紧干；对百姓要求的事，要敬畏不怠慢，心无旁骛全力干；对关乎发展的事，要积极不武断，发扬民主商量着干。一点一滴地积累群众信任，一步一步地赢得群众满意。
当然，怎么选出百姓心目中好的带头人，怎样保证有好的制度让这些带头人去做主，也是必须思考和面对的课题。
民主的选举是保证选出好带头人的必要条件。目前，一些村两委选举之所以到最后演变为搞形式、走过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选举的机制不健全，村民依法自愿选举的权利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民主选举并不完全是浩大繁复的工程，民主的实现往往只需要把握一些细节，比如设立秘密写票室、强制保密投票、现场公布结果等，确保让村民在无干扰的情况下，选出真正能够让他们信任、替他们做主的好的带头人。但是要排除宗族、血亲以及贿选等因素也非易事，必须要有刚性制度作保障。
走访中，我做了个突击访谈。事先没有通知镇村，临时在新农居委会一家化肥店前，邀请左邻右舍过来聊天。不一会就来了五六十人，聊着聊着话题就逐渐麻辣甚至“生猛”起来，有的群众反映村里干部专权，村里大事小事全由支部书记一人说了算；有的反映村里账务不公开、不透明，怀疑上面拨下的经费被村干部截留；有的反映村两委选举问题，说拥护共产党，就是不拥护几个干部，这样的干部给我做主我不能接受……大家情绪激动、言辞激烈，但没有一句人身攻击的话。
对于大家反映的问题，我都一一记下，随后安排了两个工作组进行调查，最终结论以事实为依据，给老百姓一个说法。
老百姓群情激昂的背后，实则是不愿接受他们曾经选出的村干部替他们做主。我们要反思，为什么现在老百姓感觉到基层干部跟他们渐行渐远？为什么部分基层干部与领导却渐行渐近？问题出在基层，根源在机关；问题出在下面，根源还在上面，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整个夜谈会我如坐针毡。结束时，我站起来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诚挚的歉意和检讨。
那一刻，黯然神伤。
（作者系宿迁市委副书记、市长）
责任编辑：金浩昊
有的说，要清正廉洁，一身正气；有的说，要有组织领导能力；有的说，要亲民爱民，为群众办实事、办好事。总结起来无外乎两条：一要干净，二要干事。群众的语言是简单而质朴的。
与村民摸爬滚打三年的村支书孔祥胜，群众对他比较认可，认为他不像前任那样私心重，为村里办了不少实事。但在与他聊天时，他却一个劲说村支书难当，难就难在很多事情不好办。他给我举了一个例子：前些年，有家龙头企业打算流转村里一千亩土地，从事规模化农业种植并配套建设农产品深加工基地，村民不但能够定期拿到一笔土地流转费用，而且可以通过打工获得一份比较稳定的工资收入。大多数村民同意流转，但有个别农户不同意，村里帮他们换地也不接受，致使整个地块无法流转，项目最终流失。
一件大多数人眼中的好事，为什么因少数人不同意而搁浅呢？这不由让我想起了常用的一个比方——1%否决99%。
其实，这种现象在农村非常普遍。在几天的走访里，就有不少村民向我反映了类似情况。比如庄台整理，多数人同意拆掉老房子、集中居住，但总会有那么几户人家因这样那样的原因不同意，导致整个庄台无法整理，集中居住也变得遥不可及；再比如挖个排水沟，大多数人家都赞成，但要移掉几户人家的树，他们就不同意了，最终不了了之。为此，村民很叹息，我的事情谁做主？大多数人的利益谁保证？
1%否决99%的现象，听起来不可思议，但在现实生活中经常发生。不仅仅是农村，城市里此类社会管理问题也很多，但城市里行政机构健全、公权力完整、协商渠道和机制也比较多，总有最终化解问题之策，而农村就难多了。不可否认，确实有些村民在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相冲突时，为捍卫自己的利益而迫使公共利益让步。但有些时候，他们又不完全是捍卫个人利益，上午表示同意了，但中午因为受了一些委屈，心里有所不满，下午便反悔了；个别人平时与村干部有些矛盾，只要是村里发动的就反对；还有少数人希望通过反对增添一些筹码，获取更多利益……
1%否决99%现象的发生，我们不能简单地认为1%就是错了，因为从个人角度讲，每一个人的权益都必须维护。但如果总是出现1%否决99%的现象，则意味着什么事情都做不成，那一定不是件好事，其负面效应远远不是一个庄台、一条排水沟那么简单，可能会出现多数人权益受损的情况，甚至可能会使一代人、一个地区失去发展的良机。
我的事情谁做主？当“我”是个体的时候，“我”的事情当然由“我”做主，当“我”是一个村、一个集体的时候，就可能会有99%的“大我”和1%的“小我”之分，那这个时候，“我”的事情又是谁做主？又是做了“谁”的主？有时“大我”说了算，有时“小我”却做了“大我”的主。这其中，大小之分显而易见，但孰是孰非却不能一言以概之。
问题出现了，总归要解决。这是一个大课题，最根本的解决之道还是民主和法治。法律框架内的事情依法办理，法律之外的事情构建利益协调机制。
法律面前，强调的是人人平等。法律赋予村民委员会的权力，应该充分发挥作用，如村集体经济所得收益的使用、筹资筹劳方案、宅基地的使用等，应严格依据《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提出的“少数服从多数”原则进行决策，并定期进行村务公开，没有任何特殊和例外。
上世纪90年代末，离王圩村不远的魏场村，开创性地制定了《依法治村公约100条》，涉及村民生产、生活方方面面，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目了然，村民形象地称之为“小宪法”。如今在魏场村，每个农户家中都有一本20页的小册子，在广大村民心中，《依法治村公约100条》已深深地扎下根，成为他们生产、生活中自觉遵守的一道准绳。通过立下治村公约、村民规矩，既保障了多数人的正当利益，也防止村民自治异化为“村干部独治”，这何尝不是一条探索村民自治民主化的有效路径呢？
当然，中国农村有其特殊性，不同的地域面临着不同的问题，受风俗多样化、农民道德水平差异以及发展阶段不同的影响，很多问题很难用统一的标准来回答，相较于法，农民有时更倾向于情和理。近年来，一些地方组建了诸如红白理事会等农民自治协调机构，通过宣传、对话、协商，对法律规定以外的重大事项进行决策，也是一条值得探索的路径。
以宗亲血缘为纽带，体现了农村人际关系的底色。在村民自治结构中不能忽视宗亲的作用，既要在法律框架内防止和约束宗亲家族获取不正当的利益，也要探索利用其独特影响力，协调做好家族成员的工作，以最大可能达成更多的共识。
然而，农村情况很复杂，即便做到了法治和民主，是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迎刃而解了呢？不见得。因为农民还认一个死理，那就是干部既要讓他顺心，还要让他服气，公道正派，干净干事，否则村干部就算拥有了法定的权力，农民也不理会他，事情仍然干不成。
村官不算官，却管理着农村的大小事务；村官权不大，却拥有许多“隐性”的权力。怎么样才能做到干净？立身要清白，对公物不能有贪占；做事要公开，对百姓不能有隐藏；持权要公正，对人不能有厚薄，这样才能让百姓服气。
村官不算官，但想干好也不简单。呼声骂声牢骚声，要声声入耳；大事小事鸡毛事，要事事亲为。说到底，就是对上级安排的事，要负重不轻视，勇于担当抓紧干；对百姓要求的事，要敬畏不怠慢，心无旁骛全力干；对关乎发展的事，要积极不武断，发扬民主商量着干。一点一滴地积累群众信任，一步一步地赢得群众满意。
当然，怎么选出百姓心目中好的带头人，怎样保证有好的制度让这些带头人去做主，也是必须思考和面对的课题。
民主的选举是保证选出好带头人的必要条件。目前，一些村两委选举之所以到最后演变为搞形式、走过场，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选举的机制不健全，村民依法自愿选举的权利没有得到真正落实。民主选举并不完全是浩大繁复的工程，民主的实现往往只需要把握一些细节，比如设立秘密写票室、强制保密投票、现场公布结果等，确保让村民在无干扰的情况下，选出真正能够让他们信任、替他们做主的好的带头人。但是要排除宗族、血亲以及贿选等因素也非易事，必须要有刚性制度作保障。
走访中，我做了个突击访谈。事先没有通知镇村，临时在新农居委会一家化肥店前，邀请左邻右舍过来聊天。不一会就来了五六十人，聊着聊着话题就逐渐麻辣甚至“生猛”起来，有的群众反映村里干部专权，村里大事小事全由支部书记一人说了算；有的反映村里账务不公开、不透明，怀疑上面拨下的经费被村干部截留；有的反映村两委选举问题，说拥护共产党，就是不拥护几个干部，这样的干部给我做主我不能接受……大家情绪激动、言辞激烈，但没有一句人身攻击的话。
对于大家反映的问题，我都一一记下，随后安排了两个工作组进行调查，最终结论以事实为依据，给老百姓一个说法。
老百姓群情激昂的背后，实则是不愿接受他们曾经选出的村干部替他们做主。我们要反思，为什么现在老百姓感觉到基层干部跟他们渐行渐远？为什么部分基层干部与领导却渐行渐近？问题出在基层，根源在机关；问题出在下面，根源还在上面，包括我自己在内，所以整个夜谈会我如坐针毡。结束时，我站起来向大家深深地鞠了一躬，表示诚挚的歉意和检讨。
那一刻，黯然神伤。
（作者系宿迁市委副书记、市长）
责任编辑：金浩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