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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前，中国智库评价“已经形成多家竞争的新格局”，继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智库研究项目负责人詹姆斯·麦甘博士在2007年推出年度《全球智库报告》之后，我国一些智库也在近两年相继发布了智库排名报告。可以说，麦甘版智库排名为中国打开了一扇观察全球智库的“窗户”，赋予了中国智库界全球竞争意识。然而，评价中国智库绝不能照搬西方标准，必须建立中国特色的智库评价体系，为中国智库的发展服务。
智库概念界定含糊不清
目前，有关智库的概念仍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麦甘版《全球智库报告》提出，“智库是对国内外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分析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的公共政策研究组织，以服务决策者和大众作出明智决策为目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国智库报告》认为，“智库是指对制定公共政策有影响力的专业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推出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认为，“智库就是通过自主的知识产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的组织”。然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5》认为，“因智库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时代、所在国家的影响，对智库概念作出统一界定或许并无太大意义”。
近年来，中国智库建设实现了大发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有益帮助。但与此同时，中国智库界也出现了躁动性“虚热”问题。一些以“智库”之名的“智库”变异体大行其道，呈现“商业化”“泛化”和“娱乐化”。由于智库概念的混淆，中国智库界变得有些浑浊不清、鱼龙混杂。“智库的界定标准已经非常具有包容性，不能将智库的概念无限扩大化。”对此，只有通过明确智库的功能定位，才能孕育出更多优秀智库，更好地解决中国智库“大而不强”问题。
为此，智库评价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智库组织的界定问题，要明确智库的功能定位。《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由此可见，智库不是学术机构，而是围绕公共政策和战略问题，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发挥特殊功用的研究咨询机构。它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研究独立性、研究领域相对稳定、研究成果有决策影响力，这是确保智库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关键。关于智库的界定，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在一国内部，对于智库进行界定是非常困难的；在国际层面，将会更加复杂。
理性看待智库评价
智库排名往往以影响力为评价标准。然而，“影响力”本身是一个抽象且难以量化的概念。所以，智库的影响力评价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同时纳入定量分析和主观评价，做好虚实结合。
在中国智库界，定量分析常常被认为比主观评价更为客观公正。由于智库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力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利用一些计量方法估算出智库的相对影响力。但这种方法的各指标数值大小是人为设定的，得到的最终估算影响力与实际表现之间肯定存在偏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背离的情况。很多智库都声称自己是某些决策的原创者、观点的提出者，但随着智库组织数量的增加，政策的追本溯源变得愈加困难。但一般而言，“定量分析的确可以反映智库在一个或多个方面的表现，显示出与政策制定之间的某种相关性”。在没有研究成果的情况下，智库的影响力便无从谈起；而如果一家智库的研究成果很丰富，却没有取得影响力，这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此外，为了扩大宣传，以便于筹款，智库管理层喜欢将客观指标的数值大小作为机构影响力的依据。因此，定量分析可以反映智库评价的某些指标变化，但不能反映智库影响力的全貌。
定性判断不再依靠具体的指标数据，而是通过调查问卷、专家评议等方式，以主观整体印象为主进行分析。如果问卷填写人、评议人对相关智库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则可以更好地把握智库影响力的基本印象。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公信力，一定要确保调查问卷和专家评议的有效性和可代表性，要防止问卷弄虚作假和区域人选不平衡问题。此外，在定性分析中，不同机构类型、不同研究方向智库之间的比较，可能并没有太大意义。关于跨国智库的比较，由于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的不同，智库对决策者的影响方式及其发挥作用的运行机理都有较大差异，所以，全球性的智库评价可能并不具有想象中那么大的价值。
影响力是智库评价的核心
提升影响力是新型智库的工作目标和核心任务。智库所有工作都要围绕影响力开展，在推动决策影响力形成的同时，兼顾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从而间接实现决策影响力。总之，智库的生命力在于影响力，应以决策影响力为主导，以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两个基点。
决策影响力是智库的立身之本，也是智库的核心功能。智库学者将专业化知识转变成决策者易于理解的语言，通过内参、研究报告、调研报告、决策咨询等方式，解决决策者面临的难题，最终转化为现实政策。在中国，智库的决策影响力更多地体现为党政领导的批示。智库的研究成果通过一定的渠道报送到党政领导的案头，相关领导会对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政策建议进行肯定性批示。在中国智库评价中，有无领导批示成为评价智库决策影响力的依据。可以从作出批示的领导个人身份、具体批示内容、有关部门采纳程度以及后续政策实际效果进行评价。智库学者受邀参与政府决策咨询的数量和层级，接受政府项目的数量、资金额度和层级，智库学者前去政府部门的任职数量和比例，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智库人员的数量和比例，均可作为智库决策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此外，在智库整体评价中，要为决策影响力赋予最大比例的权重。
智库的社会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其舆论影响力。由于媒体拥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智库通过媒体渠道可以间接影响决策，而且这一趋势正在不断增强。在评价此类智库研究成果时，可以根据发表评论文章的多少、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发布研究报告的数量、出版图书的种类等进行统计，并辅以专家评价作为补充，以期反映智库的社会影响力。智库网站的流量和访问量、被友情链接的数量、智库微信公众平台的关注人数和访问量、官方微博的关注人数和访问量、智库学者的自媒体运营情况、百度（谷歌）搜索结果的数量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智库的社会影响力。但也要注意智库媒体化的问题，有些智库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过度使用媒体工具，自身有限的精力被媒体大量浪费，有本末倒置之嫌。
当前，中国国家影响力已遍及全球，中国企业已走向世界各地，但中国智库的国际化进程却滞后得多。而智库具有开展公共外交的优势，一是智库储备了大量知识精英，他们有能力开展智库外交；二是智库作为“思想工厂”，可以为国家战略出谋划策；三是智库的民间身份，可以远离政治纷争，通过研讨会、论坛等形式，增强国家间的交流和理解。举办国际会议的次数、人数和层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次数和层次，与国际知名智库交流的次数和层次等，都可作为智库国际影响力评价的重要指标。中国智库必须解放思想，积极走出去，加强国际合作交流，不能走闭门造车的老路，要发挥好智库外交的独特作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品牌，“形成影响全球的话语塑造力”。
值得注意的是，需要搞清楚学术评价体系与智库评价体系的不同。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与社会实际脱节，以学术圈子的内部评价作为标准，关注的是研究成果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学术研究侧重理论模型的建立，将普遍性的、规律性的行为和现象，进行抽象化和理论化。但由于大部分的传统学者并不了解政府制定政策的规则，往往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智库要贴近现实问题，不能纸上谈兵，更不能言而无据、搞文字游戏，要围绕重大的系统性和战略性的全局问题进行研究，发挥好建设性作用。虽然智库的政策咨询建立在学术研究和理论基础之上，但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学术会议等等并不能反映智库的“外脑”能力。智库的核心任务就是资政启民，与高校及科研单位有着本质的区别。基础理论性研究是传统科研机构的任务，而实践应用性研究是智库的工作。因此，不能把学术机构的指标评价标准简单用于智库评价。
（本文系2016年度中国外文局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课题“智库与话语体系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15WWJB07）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dcy2013）
智库概念界定含糊不清
目前，有关智库的概念仍没有一个确切的定义。麦甘版《全球智库报告》提出，“智库是对国内外问题进行政策研究、分析问题并提出政策建议的公共政策研究组织，以服务决策者和大众作出明智决策为目的”。上海社会科学院智库研究中心發布的《中国智库报告》认为，“智库是指对制定公共政策有影响力的专业组织”。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社会科学评价中心推出的《全球智库评价报告》认为，“智库就是通过自主的知识产品对公共政策的制定产生影响的组织”。然而，四川省社会科学院和中国科学院成都文献情报中心联合发布的《中华智库影响力报告2015》认为，“因智库概念不可避免地受到所处时代、所在国家的影响，对智库概念作出统一界定或许并无太大意义”。
近年来，中国智库建设实现了大发展，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为党和政府决策提供了有益帮助。但与此同时，中国智库界也出现了躁动性“虚热”问题。一些以“智库”之名的“智库”变异体大行其道，呈现“商业化”“泛化”和“娱乐化”。由于智库概念的混淆，中国智库界变得有些浑浊不清、鱼龙混杂。“智库的界定标准已经非常具有包容性，不能将智库的概念无限扩大化。”对此，只有通过明确智库的功能定位，才能孕育出更多优秀智库，更好地解决中国智库“大而不强”问题。
为此，智库评价体系首先要解决的是智库组织的界定问题，要明确智库的功能定位。《关于加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建设的意见》明确指出：“中国特色新型智库是以战略问题和公共政策为主要研究对象、以服务党和政府科学民主依法决策为宗旨的非营利性研究咨询机构。”由此可见，智库不是学术机构，而是围绕公共政策和战略问题，以实现公共利益为目标，发挥特殊功用的研究咨询机构。它包含三个基本要素，即：研究独立性、研究领域相对稳定、研究成果有决策影响力，这是确保智库取得高质量研究成果的关键。关于智库的界定，要有一个比较清晰的认识：在一国内部，对于智库进行界定是非常困难的；在国际层面，将会更加复杂。
理性看待智库评价
智库排名往往以影响力为评价标准。然而，“影响力”本身是一个抽象且难以量化的概念。所以，智库的影响力评价是一件极具挑战性的工作，是复杂的系统工程，要同时纳入定量分析和主观评价，做好虚实结合。
在中国智库界，定量分析常常被认为比主观评价更为客观公正。由于智库的研究成果和影响力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因此可以利用一些计量方法估算出智库的相对影响力。但这种方法的各指标数值大小是人为设定的，得到的最终估算影响力与实际表现之间肯定存在偏差，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出现背离的情况。很多智库都声称自己是某些决策的原创者、观点的提出者，但随着智库组织数量的增加，政策的追本溯源变得愈加困难。但一般而言，“定量分析的确可以反映智库在一个或多个方面的表现，显示出与政策制定之间的某种相关性”。在没有研究成果的情况下，智库的影响力便无从谈起；而如果一家智库的研究成果很丰富，却没有取得影响力，这也是不可能存在的。此外，为了扩大宣传，以便于筹款，智库管理层喜欢将客观指标的数值大小作为机构影响力的依据。因此，定量分析可以反映智库评价的某些指标变化，但不能反映智库影响力的全貌。
定性判断不再依靠具体的指标数据，而是通过调查问卷、专家评议等方式，以主观整体印象为主进行分析。如果问卷填写人、评议人对相关智库有比较全面的了解，则可以更好地把握智库影响力的基本印象。为保证评价结果的公信力，一定要确保调查问卷和专家评议的有效性和可代表性，要防止问卷弄虚作假和区域人选不平衡问题。此外，在定性分析中，不同机构类型、不同研究方向智库之间的比较，可能并没有太大意义。关于跨国智库的比较，由于政治制度、社会文化和经济环境的不同，智库对决策者的影响方式及其发挥作用的运行机理都有较大差异，所以，全球性的智库评价可能并不具有想象中那么大的价值。
影响力是智库评价的核心
提升影响力是新型智库的工作目标和核心任务。智库所有工作都要围绕影响力开展，在推动决策影响力形成的同时，兼顾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从而间接实现决策影响力。总之，智库的生命力在于影响力，应以决策影响力为主导，以社会影响力和国际影响力为两个基点。
决策影响力是智库的立身之本，也是智库的核心功能。智库学者将专业化知识转变成决策者易于理解的语言，通过内参、研究报告、调研报告、决策咨询等方式，解决决策者面临的难题，最终转化为现实政策。在中国，智库的决策影响力更多地体现为党政领导的批示。智库的研究成果通过一定的渠道报送到党政领导的案头，相关领导会对能够解决现实问题的政策建议进行肯定性批示。在中国智库评价中，有无领导批示成为评价智库决策影响力的依据。可以从作出批示的领导个人身份、具体批示内容、有关部门采纳程度以及后续政策实际效果进行评价。智库学者受邀参与政府决策咨询的数量和层级，接受政府项目的数量、资金额度和层级，智库学者前去政府部门的任职数量和比例，曾经在政府部门任职的智库人员的数量和比例，均可作为智库决策影响力的重要指标。此外，在智库整体评价中，要为决策影响力赋予最大比例的权重。
智库的社会影响力主要表现在其舆论影响力。由于媒体拥有强大的舆论影响力，智库通过媒体渠道可以间接影响决策，而且这一趋势正在不断增强。在评价此类智库研究成果时，可以根据发表评论文章的多少、接受媒体采访的次数、发布研究报告的数量、出版图书的种类等进行统计，并辅以专家评价作为补充，以期反映智库的社会影响力。智库网站的流量和访问量、被友情链接的数量、智库微信公众平台的关注人数和访问量、官方微博的关注人数和访问量、智库学者的自媒体运营情况、百度（谷歌）搜索结果的数量等，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反映智库的社会影响力。但也要注意智库媒体化的问题，有些智库为了扩大社会影响力，过度使用媒体工具，自身有限的精力被媒体大量浪费，有本末倒置之嫌。
当前，中国国家影响力已遍及全球，中国企业已走向世界各地，但中国智库的国际化进程却滞后得多。而智库具有开展公共外交的优势，一是智库储备了大量知识精英，他们有能力开展智库外交；二是智库作为“思想工厂”，可以为国家战略出谋划策；三是智库的民间身份，可以远离政治纷争，通过研讨会、论坛等形式，增强国家间的交流和理解。举办国际会议的次数、人数和层次，参加国际会议的次数和层次，与国际知名智库交流的次数和层次等，都可作为智库国际影响力评价的重要指标。中国智库必须解放思想，积极走出去，加强国际合作交流，不能走闭门造车的老路，要发挥好智库外交的独特作用，打造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智库品牌，“形成影响全球的话语塑造力”。
值得注意的是，需要搞清楚学术评价体系与智库评价体系的不同。现有的学术评价体系与社会实际脱节，以学术圈子的内部评价作为标准，关注的是研究成果的理论性和学术性。学术研究侧重理论模型的建立，将普遍性的、规律性的行为和现象，进行抽象化和理论化。但由于大部分的传统学者并不了解政府制定政策的规则，往往所提出的政策建议在政治上是不可行的。智库要贴近现实问题，不能纸上谈兵，更不能言而无据、搞文字游戏，要围绕重大的系统性和战略性的全局问题进行研究，发挥好建设性作用。虽然智库的政策咨询建立在学术研究和理论基础之上，但学术论文、学术专著、学术会议等等并不能反映智库的“外脑”能力。智库的核心任务就是资政启民，与高校及科研单位有着本质的区别。基础理论性研究是传统科研机构的任务，而实践应用性研究是智库的工作。因此，不能把学术机构的指标评价标准简单用于智库评价。
（本文系2016年度中国外文局全国对外传播理论研究课题“智库与话语体系建设研究”的阶段性成果，课题编号：15WWJB07）
（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微信公众号：rdcy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