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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的十八大以来，反腐败斗争取得压倒性胜利，反腐败报道也多次成为公众关注的焦点。如何通过议程设置，做好与反腐相关的深度报道、案例警示和评论，提升反腐败报道的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成为值得关注的话题。
在大力推进打虎拍蝇的过程中，各类媒体发挥了专业呈现、聚焦热点、引领舆论的作用。笔者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以专业媒体《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市场化媒体《新京报》《财新周刊》《南风窗》等为例，考察议程设置在反腐报道中所起的作用，试图找出提升反腐报道传播效果的相应对策。
借势引领舆论
议程设置理论由美国学者马尔科姆·麦克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提出。该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可以左右人们接受议题的可能和顺序;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媒介的接触频率决定着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匹配程度。
由此观之，新闻媒体进行反腐败报道的频次、规模、方式、效果，将极大影响公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体认知。
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新闻报道被放到反腐败的大局中去谋划，话语体系更“实”，传播介质更“广”，传播方式更“新”，宣传理念上设置议题、主动公开，着力引领舆论。同时，随着自媒体、网络媒体等兴起，主流舆论的影响力受到不小冲击。面对新的形势，反腐败专业媒体加强议程设置，在报道的频度、覆盖的广度、议题的鲜度、评论的锐度、案例的深度等方面做出了尝试。
2013年以来，《中国纪检监察报》扩大报纸容量，增加报道篇幅，改进报道语态，报道内容包括反腐新闻、深度分析、热点追踪、组合报道（专题报道）、评论乃至名家访谈、文艺作品等，涵盖古今中外，在舆论场上引起重大反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市场化媒体，如《财经》《财新周刊》《南方周末》《新京报》等，也在这一时期开辟更多与反腐调查相关的栏目，剖析贪官贪腐案例，刊发热点评论，与专业媒体一道营造了反腐倡廉的浓厚舆论氛围。
对媒体而言，主动设置的议题要符合中央精神，持论要公允，推出的时间节点要巧妙，才能把握住舆论的时度效，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2014年7月7日，《财新周刊》推出封面报道《反腐600天》，以党的十八大闭幕后到2014年7月刚好600天为重要节点，用万字长文回望和总结了600天来反腐败的成效，并刊发对国外专家的专访《“腐败不是中国经济的润滑剂”》，回应了个别人的疑问，增强了公众对反腐败必胜的信心。
增强议题的鲜度，就要在拓展议题广度的同时注意借势。2018年夏，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映，《中国纪检监察报》推出《人民期盼处 改革发力点》等评论，梳理我国实施药品价格改革以来的“大踏步”，并指出解决群众健康问题，牵一发动全身，需要多部门、多领域联动。
主动出击，深化报道
除了引领舆论，还要主动出击，做好案例调查，彰显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2015年1月8日，时任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落马3天后，《新京报》即刊发长文《杨卫泽被查前的300天》。该文通过独家信息及报道梳理，披露了杨卫泽在被查前一段时间内面色沉重、心事重重、焦虑不安，与之前的高调张扬形成了鲜明对比，读之很受触动。这再次说明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2016年1月29日至3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连续三天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安徽宿州宋庙小学“要求受助贫困生出钱请吃饭事件”调查》，以数千字篇幅呈现出该事件背后的多方角力：欲盖弥彰的隐情、当地基层“雁过拔毛”的“潜规则”、村支书和小学校长动的“歪脑筋”、教育主管部门怕“家丑外扬”的“小心思”、基层纪委开展监督的能力不足等，最后以评论深化主题，促进相关问题加速改进。
值得注意的是，反腐败报道“追热点”时，也要注意全面报道和冷思考。
2020年5月，藝人仝卓在直播中自曝“高考身份造假”，《中国纪检监察报》迅速跟进，及时刊发多地纪委监委调查进展，还在头版刊出《一场直播牵出高考舞弊案——仝卓事件调查》。通过采访纪委监委办案人员、教师、学生、家长等，介绍当下各方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堵塞政策漏洞、推动教育信息化、完善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维护教育公平的举措。
反腐报道还要聚焦专业，反映问题、启发公众思考。
2014年，随着中央反腐力度加大，当时国内外出现了一些针对反腐败的谬论。《南风窗》连续刊发《反腐败阻碍了改革？》《反腐败与经济发展》等评论，指出没有反腐败的保障，就没有改革的成功;反腐败净化了政治生态，激发了经济活力。起到了“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等效果。针对近来一些基层单位在疫情防控中问责泛化等问题，《南方周末》刊发《疫情问责“疾风骤雨”，多地纠偏防止泛化》等报道，促进了问题的正视和解决。
在备受关注的反腐败案例剖析中，既要披露案例细节，引起读者关注，又要树立正确导向，促进读者深思。
2019年，在《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中央追逃办成立5周年”专题报道中，读者既看到外逃人员生活的艰辛，比如有外逃人员“逃至缅甸后被当地武装组织逮住，给他发了一杆冲锋枪就让去巡山;外逃新西兰，靠妻子在街头拉二胡卖艺赚钱”等，又为追逃人员“拍摄武汉热干面感化外逃人员”而佩服，更从报道中了解到追逃天网正越布越密，即使侥幸出逃也会被抓捕归案。
做好反腐败报道的“后半篇文章”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传媒环境也在急剧变化。媒介资源与平台的整合、新闻传播对象的内容偏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等，都将对反腐败报道的议程设置效果产生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一些媒体推出的反腐败报道还存在稿件专业度不高、与新媒体融合不够、与最新政策结合不紧密等问题。反腐败报道要把握时度效，唱响主旋律，更好地发挥党政机关与公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仍需进一步提升议程设置能力和水平。
首先，要沉入基层发现议题。据调查，调查报道、案例剖析及地方创新探索，是读者最感兴趣的反腐败及廉政新闻内容。要践行走转改、花大力气、派出更多骨干力量、以更大力度加强上述报道。通过扎实采访，深入调查，主动发现和设置观点鲜明、内容丰富的议题，用心、用力、用情展示反腐败和地方创新成果。
其次，要通过对受众的研究来改进议程设置的方向和内容。议程设置是开放的、动态的。开启受众调查，对受众喜好等进行分析，设置其接受度高的议题，是新闻话题、案例剖析等成功传播、高效传播的关键。要研究主流专业媒体、市场化媒体、网络媒体等所覆盖的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偏好，通过报刊、微信、微博等密切和读者联系，从其关注点中找到阐释政策、宣介反腐败成果的切入点，综合运用各种报道体裁，打通传播壁垒，将读者感兴趣的反腐新闻整合传播;要重视案例剖析等深度报道在反腐败报道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舆论引导，使社会公众树立反腐败斗争必胜的信念。
再次，要用媒体融合的方式引领舆论。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的主战场，网络受众既是传播者也是接受者。面对新的形势，要构建立体传播矩阵，发力新媒体，通过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平台传播，再造策、采、编、发全流程，壮大主流舆论场;要引导采编人员树立底线思维、守正创新，及时设置融媒体传播议题，创新表达方式，线上线下引领舆论。
最后，要用理论支撑深化反腐败成果。当前，反腐败学界研究热情高涨，议题广泛，不少观点被决策层吸纳。反腐败新闻报道要与理论研究同频共振，共同谋划、推出更好的议题，在新闻中体现、总结、深化研究成果，向智库延伸发展，讲好中国反腐败故事，共同做好反腐败报道的“后半篇文章”。
在大力推进打虎拍蝇的过程中，各类媒体发挥了专业呈现、聚焦热点、引领舆论的作用。笔者在文献分析的基础上，以专业媒体《中国纪检监察报》《中国纪检监察》杂志、市场化媒体《新京报》《财新周刊》《南风窗》等为例，考察议程设置在反腐报道中所起的作用，试图找出提升反腐报道传播效果的相应对策。
借势引领舆论
议程设置理论由美国学者马尔科姆·麦克姆斯和唐纳德·肖于1972年提出。该理论认为，大众媒介可以左右人们接受议题的可能和顺序;大众传媒对事物和意见的强调程度与受众的重视程度成正比;媒介的接触频率决定着媒介议程和公众议程的匹配程度。
由此观之，新闻媒体进行反腐败报道的频次、规模、方式、效果，将极大影响公众对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工作的总体认知。
党的十八大以来，纪检新闻报道被放到反腐败的大局中去谋划，话语体系更“实”，传播介质更“广”，传播方式更“新”，宣传理念上设置议题、主动公开，着力引领舆论。同时，随着自媒体、网络媒体等兴起，主流舆论的影响力受到不小冲击。面对新的形势，反腐败专业媒体加强议程设置，在报道的频度、覆盖的广度、议题的鲜度、评论的锐度、案例的深度等方面做出了尝试。
2013年以来，《中国纪检监察报》扩大报纸容量，增加报道篇幅，改进报道语态，报道内容包括反腐新闻、深度分析、热点追踪、组合报道（专题报道）、评论乃至名家访谈、文艺作品等，涵盖古今中外，在舆论场上引起重大反响。
值得注意的是，一些市场化媒体，如《财经》《财新周刊》《南方周末》《新京报》等，也在这一时期开辟更多与反腐调查相关的栏目，剖析贪官贪腐案例，刊发热点评论，与专业媒体一道营造了反腐倡廉的浓厚舆论氛围。
对媒体而言，主动设置的议题要符合中央精神，持论要公允，推出的时间节点要巧妙，才能把握住舆论的时度效，实现传播效果最大化。2014年7月7日，《财新周刊》推出封面报道《反腐600天》，以党的十八大闭幕后到2014年7月刚好600天为重要节点，用万字长文回望和总结了600天来反腐败的成效，并刊发对国外专家的专访《“腐败不是中国经济的润滑剂”》，回应了个别人的疑问，增强了公众对反腐败必胜的信心。
增强议题的鲜度，就要在拓展议题广度的同时注意借势。2018年夏，电影《我不是药神》热映，《中国纪检监察报》推出《人民期盼处 改革发力点》等评论，梳理我国实施药品价格改革以来的“大踏步”，并指出解决群众健康问题，牵一发动全身，需要多部门、多领域联动。
主动出击，深化报道
除了引领舆论，还要主动出击，做好案例调查，彰显媒体的权威性和公信力。
2015年1月8日，时任江苏省委原常委、南京市委原书记杨卫泽落马3天后，《新京报》即刊发长文《杨卫泽被查前的300天》。该文通过独家信息及报道梳理，披露了杨卫泽在被查前一段时间内面色沉重、心事重重、焦虑不安，与之前的高调张扬形成了鲜明对比，读之很受触动。这再次说明了“手莫伸，伸手必被捉”。
2016年1月29日至31日，《中国纪检监察报》连续三天在头版重要位置刊发《安徽宿州宋庙小学“要求受助贫困生出钱请吃饭事件”调查》，以数千字篇幅呈现出该事件背后的多方角力：欲盖弥彰的隐情、当地基层“雁过拔毛”的“潜规则”、村支书和小学校长动的“歪脑筋”、教育主管部门怕“家丑外扬”的“小心思”、基层纪委开展监督的能力不足等，最后以评论深化主题，促进相关问题加速改进。
值得注意的是，反腐败报道“追热点”时，也要注意全面报道和冷思考。
2020年5月，藝人仝卓在直播中自曝“高考身份造假”，《中国纪检监察报》迅速跟进，及时刊发多地纪委监委调查进展，还在头版刊出《一场直播牵出高考舞弊案——仝卓事件调查》。通过采访纪委监委办案人员、教师、学生、家长等，介绍当下各方从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堵塞政策漏洞、推动教育信息化、完善管理体制机制等方面维护教育公平的举措。
反腐报道还要聚焦专业，反映问题、启发公众思考。
2014年，随着中央反腐力度加大，当时国内外出现了一些针对反腐败的谬论。《南风窗》连续刊发《反腐败阻碍了改革？》《反腐败与经济发展》等评论，指出没有反腐败的保障，就没有改革的成功;反腐败净化了政治生态，激发了经济活力。起到了“澄清谬误、明辨是非”等效果。针对近来一些基层单位在疫情防控中问责泛化等问题，《南方周末》刊发《疫情问责“疾风骤雨”，多地纠偏防止泛化》等报道，促进了问题的正视和解决。
在备受关注的反腐败案例剖析中，既要披露案例细节，引起读者关注，又要树立正确导向，促进读者深思。
2019年，在《中国纪检监察》杂志“中央追逃办成立5周年”专题报道中，读者既看到外逃人员生活的艰辛，比如有外逃人员“逃至缅甸后被当地武装组织逮住，给他发了一杆冲锋枪就让去巡山;外逃新西兰，靠妻子在街头拉二胡卖艺赚钱”等，又为追逃人员“拍摄武汉热干面感化外逃人员”而佩服，更从报道中了解到追逃天网正越布越密，即使侥幸出逃也会被抓捕归案。
做好反腐败报道的“后半篇文章”
当前，反腐败斗争形势依然严峻复杂，传媒环境也在急剧变化。媒介资源与平台的整合、新闻传播对象的内容偏好、新闻工作者的职业素养等，都将对反腐败报道的议程设置效果产生深刻的影响。
与此同时，一些媒体推出的反腐败报道还存在稿件专业度不高、与新媒体融合不够、与最新政策结合不紧密等问题。反腐败报道要把握时度效，唱响主旋律，更好地发挥党政机关与公众的桥梁纽带作用，仍需进一步提升议程设置能力和水平。
首先，要沉入基层发现议题。据调查，调查报道、案例剖析及地方创新探索，是读者最感兴趣的反腐败及廉政新闻内容。要践行走转改、花大力气、派出更多骨干力量、以更大力度加强上述报道。通过扎实采访，深入调查，主动发现和设置观点鲜明、内容丰富的议题，用心、用力、用情展示反腐败和地方创新成果。
其次，要通过对受众的研究来改进议程设置的方向和内容。议程设置是开放的、动态的。开启受众调查，对受众喜好等进行分析，设置其接受度高的议题，是新闻话题、案例剖析等成功传播、高效传播的关键。要研究主流专业媒体、市场化媒体、网络媒体等所覆盖的不同读者群体的阅读偏好，通过报刊、微信、微博等密切和读者联系，从其关注点中找到阐释政策、宣介反腐败成果的切入点，综合运用各种报道体裁，打通传播壁垒，将读者感兴趣的反腐新闻整合传播;要重视案例剖析等深度报道在反腐败报道中不可替代的作用，加强舆论引导，使社会公众树立反腐败斗争必胜的信念。
再次，要用媒体融合的方式引领舆论。当前，互联网已经成为舆论的主战场，网络受众既是传播者也是接受者。面对新的形势，要构建立体传播矩阵，发力新媒体，通过一次采集、多元生成，多平台传播，再造策、采、编、发全流程，壮大主流舆论场;要引导采编人员树立底线思维、守正创新，及时设置融媒体传播议题，创新表达方式，线上线下引领舆论。
最后，要用理论支撑深化反腐败成果。当前，反腐败学界研究热情高涨，议题广泛，不少观点被决策层吸纳。反腐败新闻报道要与理论研究同频共振，共同谋划、推出更好的议题，在新闻中体现、总结、深化研究成果，向智库延伸发展，讲好中国反腐败故事，共同做好反腐败报道的“后半篇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