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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末清初，由于多方原因，中国对日本的紫砂壶输出量达到高峰，大量的紫砂壶流入日本，不仅丰富了日本的茶道文化，并且相应地提升了日本当时制陶的工艺水平。而清代中、后期对东南亚的商品化外销，也是宜兴紫砂壶对外传播的重要途径之一……
清代紫砂壶向日本的输出
日本抹茶道用不到紫砂壶，点茶所需的是釜、茶人、茶杓、茶碗等茶道具。但历史的发展似乎总有着某种机缘巧合，紫砂壶对日本的输入就源于三个历史原因：其一，就在紫砂壶于明代中晚期兴盛之后，清朝初年一位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带去了明代饮茶的新风尚——瀹饮法，即直接在叶茶中注入沸水冲泡饮用。故而冲泡饮用所需的紫砂壶的传入就水到渠成了。其二，除了隐元禅师，明末清初还有大批中国人为避战乱而奔赴日本，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不肯失节侍清的文人雅士。这些文人雅士必然带去了当时中国的饮茶风尚和饮茶用具，想必明末清初盛行一时的紫砂壶亦在其中。其三，又因中日贸易的繁荣，到了江户中晚期（约18世纪中后期，清代前期），煎茶道已趋成熟，至江户末明治初（19世纪上半叶。清代中期），煎茶道达到了最为繁荣的时期，并延续至19世纪末。这个繁荣而热烈的煎茶道盛行期，对紫砂壶的渴求是可想而知的。
据此可以说，日本煎茶道的发展历程也是紫砂壶逐步输入日本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紫砂壶备受推崇。日本著名学者、歌人兼小说家上田秋成的煎茶道名著《清风琐言》中即刊印了多个煎茶道所用的茶壶，很显然受到紫砂壶的影响；再如明治间日人瓮江川田刚所撰紫砂名著《茗壶图录》刊刻于明治九年（1876年），正是日本煎茶道的繁荣期。若再细看此书。会发现书中内容全面展示了日本茶界收藏紫砂壶的真实状况。单从下卷所收录的23件紫砂壶作品的造型之丰富、品种之多样即可见当时紫砂壶收藏之热，其中点出名字的紫砂壶收藏家有13人之多，他们的藏品艺术水平极高。有李仲芳、陈和之、许龙文、陈鸣远、杨彭年、符生等众多紫砂名家的作品。
这种普及和收藏不是短期内形成的，可以相信从清初煎茶道的形成期开始。宜兴紫砂壶就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了。《（江苏）陶瓷工业志·特种工艺陶瓷·陶艺名人选录》中记载道：“陈文伯、陈文居兄弟俩，清雍正至乾隆年间人。文伯号寄石山房……所制紫砂花盆，畅销日本，久而不衰。”虽然此处所记录的是紫砂花盆，但据此可以肯定地说，在雍正、乾隆年间紫砂壶出口日本当不在少数。清人寂园叟在《陶雅》一书中也记录说：“葛明祥乃乾嘉时人，欧（子明）葛瓷釉色略相似，在灰墨蓝绿之间，厂人鄙之，以为溺壶色。日本人美之以为海鼠色且谓四时花光皆与之相宜。日本人重泥，均以有纹者贱，细如鱼子者为下，盖纹片细碎乃阳羡砂之上釉者，欧氏之所仿也，要不得以广窑目之。”这些记录都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宜兴陶器的推崇。
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说：“日本有一种陶器叫做‘万古烧’，就是完全仿造宜兴的陶器，但较为轻盈和粗糙。”可见，紫砂壶在日本茶具制造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日本陶艺家主动从紫砂壶上汲取营养，另一方面，还有宜兴紫砂壶工艺师远赴日本传播紫砂壶的制作技艺。据宋伯胤先生主编《紫砂品鉴与收藏》一书介绍，当代制壶名家徐汉棠的曾外祖父邵云甫，是同治年间的紫砂高手，他曾赴日本制作陶艺品，颇负盛名。之后，光绪四年（1878年，日本明治十一年），宜兴紫砂名工金士恒和制壶高手吴阿根同往常滑，传授鲤江方寿、杉江寿门、伊奈长三等三人紫砂“打身筒”制法及陶刻装饰技法达半年之久，使得当地的朱泥技术更上一层楼，出现了小型精巧的作品，是日本制作宜兴风格的朱泥壶之始，也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常滑地区制陶工艺的水平，影响至今犹在。
清代中、后期对东南亚的商品化外销
清代除顺治、康熙及雍正年间的部分年代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海禁，其余近两百年间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尤其对于南洋地区的欧洲殖民地国家。甚至允许他们到除了广东之外的闽、浙、江海关贸易。在经贸往来中，茶叶以及泡茶所需，尤其工夫茶法所需紫砂壶是出口商品的重要部分。陈椽先生在《茶业通史》中分析的个中缘由是“侨销促进外销”，即华侨带动了中国茶叶和茶具在南洋的消费。当时侨销茶叶主要以青茶为主，如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泰国等地主要消费闽南、闽北出产的青茶。而这些青茶冲泡主要是以盖碗和紫砂壶或潮汕手拉坯为主。所以，随着茶叶的大量输出，紫砂壶必然成为重要的附属品出口到东南亚地区。
1985年，英裔澳人哈澈（Michael Hatcher）发现1752年（乾隆十六年）在新加坡港东南方沉没的捷达麦森号（Geldermalson，又称南京号）并将其打捞，约10件紫砂壶重新面世。另有1822年1月（道光元年）在南洋沉没的泰兴号（Tek Sing）上出土了更多的紫砂壶。这批紫砂壶中数量最多、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工夫茶壶。其形制多达1 O种，基本涵括了工夫茶壶的主要品类。胎质以朱泥为主，偶有少量紫泥。其艺术特征和闽南地区清墓出土的朱泥壶完全一致，都是宜兴产销，底款多写刻诗词。并署“孟臣制“行书阴文款。1845年（道光年间）左右在南洋沉没的迪沙如号（Desaru）是在19世纪40年代航行于中国与南洋间载运陶瓷货物的木质商船，其出水的文物也有宜兴出产的陶瓷缸瓮和紫砂壶，其中有300把较完整的紫砂壶和更多紫砂残片。绝大部分是较小的梨形壶和直流扁腹壶，底款也多是通行的孟臣款。从这些重又面世的紫砂壶可以看出。这些砂壶多为南洋华裔需求而制作，为冲泡工夫茶所用，承袭了福建及潮汕茶俗。考虑到清代中国与南洋的经贸关系之密切，商船来往之频繁，可以想象当时外销至南洋的紫砂壶数量之多。
另有出口泰国的磨光壶在清中、晚期也非常盛行。它是将烧好的成品紫砂壶进行打磨、抛光。加工好的作品光可照人，有“贡局”款和“利兴”款，时称“车光茶壶”，畅销一时。这些外销泰国的磨光紫砂壶多为泰国富裕人家所制，一般为小圆壶、圆筒壶、水平壶，大多在壶嘴、口钮、盖沿等处镶上金边或其它金属。有的配以金属提梁，部分作品的底款为泰国文字或图案，整壶显得珠光宝气、富贵华丽，充满异国情趣。“贡局”款铜把软提梁为这类壶的代表，它是赵松亭于光绪年间所创制。
清代紫砂壶向日本的输出
日本抹茶道用不到紫砂壶，点茶所需的是釜、茶人、茶杓、茶碗等茶道具。但历史的发展似乎总有着某种机缘巧合，紫砂壶对日本的输入就源于三个历史原因：其一，就在紫砂壶于明代中晚期兴盛之后，清朝初年一位高僧隐元禅师东渡日本带去了明代饮茶的新风尚——瀹饮法，即直接在叶茶中注入沸水冲泡饮用。故而冲泡饮用所需的紫砂壶的传入就水到渠成了。其二，除了隐元禅师，明末清初还有大批中国人为避战乱而奔赴日本，其中重要的一部分是不肯失节侍清的文人雅士。这些文人雅士必然带去了当时中国的饮茶风尚和饮茶用具，想必明末清初盛行一时的紫砂壶亦在其中。其三，又因中日贸易的繁荣，到了江户中晚期（约18世纪中后期，清代前期），煎茶道已趋成熟，至江户末明治初（19世纪上半叶。清代中期），煎茶道达到了最为繁荣的时期，并延续至19世纪末。这个繁荣而热烈的煎茶道盛行期，对紫砂壶的渴求是可想而知的。
据此可以说，日本煎茶道的发展历程也是紫砂壶逐步输入日本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紫砂壶备受推崇。日本著名学者、歌人兼小说家上田秋成的煎茶道名著《清风琐言》中即刊印了多个煎茶道所用的茶壶，很显然受到紫砂壶的影响；再如明治间日人瓮江川田刚所撰紫砂名著《茗壶图录》刊刻于明治九年（1876年），正是日本煎茶道的繁荣期。若再细看此书。会发现书中内容全面展示了日本茶界收藏紫砂壶的真实状况。单从下卷所收录的23件紫砂壶作品的造型之丰富、品种之多样即可见当时紫砂壶收藏之热，其中点出名字的紫砂壶收藏家有13人之多，他们的藏品艺术水平极高。有李仲芳、陈和之、许龙文、陈鸣远、杨彭年、符生等众多紫砂名家的作品。
这种普及和收藏不是短期内形成的，可以相信从清初煎茶道的形成期开始。宜兴紫砂壶就源源不断地输入日本了。《（江苏）陶瓷工业志·特种工艺陶瓷·陶艺名人选录》中记载道：“陈文伯、陈文居兄弟俩，清雍正至乾隆年间人。文伯号寄石山房……所制紫砂花盆，畅销日本，久而不衰。”虽然此处所记录的是紫砂花盆，但据此可以肯定地说，在雍正、乾隆年间紫砂壶出口日本当不在少数。清人寂园叟在《陶雅》一书中也记录说：“葛明祥乃乾嘉时人，欧（子明）葛瓷釉色略相似，在灰墨蓝绿之间，厂人鄙之，以为溺壶色。日本人美之以为海鼠色且谓四时花光皆与之相宜。日本人重泥，均以有纹者贱，细如鱼子者为下，盖纹片细碎乃阳羡砂之上釉者，欧氏之所仿也，要不得以广窑目之。”这些记录都可以看出日本人对宜兴陶器的推崇。
威廉·乌克斯在《茶叶全书》说：“日本有一种陶器叫做‘万古烧’，就是完全仿造宜兴的陶器，但较为轻盈和粗糙。”可见，紫砂壶在日本茶具制造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一方面日本陶艺家主动从紫砂壶上汲取营养，另一方面，还有宜兴紫砂壶工艺师远赴日本传播紫砂壶的制作技艺。据宋伯胤先生主编《紫砂品鉴与收藏》一书介绍，当代制壶名家徐汉棠的曾外祖父邵云甫，是同治年间的紫砂高手，他曾赴日本制作陶艺品，颇负盛名。之后，光绪四年（1878年，日本明治十一年），宜兴紫砂名工金士恒和制壶高手吴阿根同往常滑，传授鲤江方寿、杉江寿门、伊奈长三等三人紫砂“打身筒”制法及陶刻装饰技法达半年之久，使得当地的朱泥技术更上一层楼，出现了小型精巧的作品，是日本制作宜兴风格的朱泥壶之始，也极大地提升了日本常滑地区制陶工艺的水平，影响至今犹在。
清代中、后期对东南亚的商品化外销
清代除顺治、康熙及雍正年间的部分年代实行了较为严格的海禁，其余近两百年间的海外贸易基本上是开放。尤其对于南洋地区的欧洲殖民地国家。甚至允许他们到除了广东之外的闽、浙、江海关贸易。在经贸往来中，茶叶以及泡茶所需，尤其工夫茶法所需紫砂壶是出口商品的重要部分。陈椽先生在《茶业通史》中分析的个中缘由是“侨销促进外销”，即华侨带动了中国茶叶和茶具在南洋的消费。当时侨销茶叶主要以青茶为主，如马来西亚、印尼、越南、缅甸、泰国等地主要消费闽南、闽北出产的青茶。而这些青茶冲泡主要是以盖碗和紫砂壶或潮汕手拉坯为主。所以，随着茶叶的大量输出，紫砂壶必然成为重要的附属品出口到东南亚地区。
1985年，英裔澳人哈澈（Michael Hatcher）发现1752年（乾隆十六年）在新加坡港东南方沉没的捷达麦森号（Geldermalson，又称南京号）并将其打捞，约10件紫砂壶重新面世。另有1822年1月（道光元年）在南洋沉没的泰兴号（Tek Sing）上出土了更多的紫砂壶。这批紫砂壶中数量最多、也是最值得注意的是一批工夫茶壶。其形制多达1 O种，基本涵括了工夫茶壶的主要品类。胎质以朱泥为主，偶有少量紫泥。其艺术特征和闽南地区清墓出土的朱泥壶完全一致，都是宜兴产销，底款多写刻诗词。并署“孟臣制“行书阴文款。1845年（道光年间）左右在南洋沉没的迪沙如号（Desaru）是在19世纪40年代航行于中国与南洋间载运陶瓷货物的木质商船，其出水的文物也有宜兴出产的陶瓷缸瓮和紫砂壶，其中有300把较完整的紫砂壶和更多紫砂残片。绝大部分是较小的梨形壶和直流扁腹壶，底款也多是通行的孟臣款。从这些重又面世的紫砂壶可以看出。这些砂壶多为南洋华裔需求而制作，为冲泡工夫茶所用，承袭了福建及潮汕茶俗。考虑到清代中国与南洋的经贸关系之密切，商船来往之频繁，可以想象当时外销至南洋的紫砂壶数量之多。
另有出口泰国的磨光壶在清中、晚期也非常盛行。它是将烧好的成品紫砂壶进行打磨、抛光。加工好的作品光可照人，有“贡局”款和“利兴”款，时称“车光茶壶”，畅销一时。这些外销泰国的磨光紫砂壶多为泰国富裕人家所制，一般为小圆壶、圆筒壶、水平壶，大多在壶嘴、口钮、盖沿等处镶上金边或其它金属。有的配以金属提梁，部分作品的底款为泰国文字或图案，整壶显得珠光宝气、富贵华丽，充满异国情趣。“贡局”款铜把软提梁为这类壶的代表，它是赵松亭于光绪年间所创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