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卫国，文学硕士，副教授，供职广东茂名学院中文系，研究方向：文学理论；中西诗学。在《学术研究》、《南方文坛》、《名作欣赏》、《当代文坛》等学术期刊发表论文30余篇，出版学术著作3部。
　　
　　1918年《新青年》首次发表白话诗九首，沈尹默（中国新诗最早倡导者之一，1883-1971）的这首《月夜》便是其中之一。一定程度讲，正是因了这首诗的存在，中国首次面世的这一小批现代诗歌作品才可以说真正地显示出现代性。
　　新诗之“新”首先在于其精神和灵魂的新，这就是思想的现代性。从“五四”的大背景看来，中国人思想的现代性的获得仍得从接受“科学”与“民主”理念说起，视之为真正的开端。“科学”的精神，意味着人类整体与自然的分离，从自然的混沌中觉醒，用客观的眼光打量自然；“民主”的精神，则意味着人的个体的觉醒，思想解放、个性独立遂成为一个时代的普遍追求。中国人开始有了主体意识，主体性的获得，自然也就成为中国文学之现代性的核心内涵。在文学上主体性诞生的一个最为鲜明的标志便是这首《月夜》中“我”的出现。
　　中国的传统诗歌中，除了屈原，是没有“我”的。无论是个体的，还是群体的“我”都被消解在“自然”中，这是中国哲学在文学（诗歌）中的体现。我们去读一读王维的诗，便不难明白：“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诗中人是有的，但都不是主体的人，他们和自然之间没有区别，只能认做“自然”的一个自然性组成部分。只有在新诗中，“我”才大量地出现，并与客体形成对立或并列关系，翻开各种各样的新诗集，我们不难看到“我”在到处张扬着自己。正像《月夜》中的“我”，不再是臣服于任何权威或统治者的无人格的奴隶或奴才，也不是消融于“自然”之中的一个没有独立存在意识的组成部分，而是敢于和任何外在客体比肩而立的存在主体。由于这种主客体的分离与对立，诗歌便呈现出与古典诗歌完全不同的新意境，即以戏剧性的矛盾及其统一为主要标志的现代意境。于是作为最早发表的白话诗之一的《月夜》中“主体”的出场，便不仅是新诗诞生的一个标志，也是真正的新文学诞生的标志。
　　对诗的后两句有了这样一种认识，再看开头两句也许会有新的发现。这两句人们一般只当作诗的“背景材料”来看，深入一些也最多指认为是一种“起兴”手法的运用，因而相对有所忽略。但是，如果我们从后两句鲜明的主体性特征回溯过来就不同了：与第一句“霜风呼呼地吹着”营造的冷酷环境相对立，第二句“月光明明地照着”显示出主体的明朗的意志和充满自信的心境，“月光”可以是自然的月光，也可解读为主体心中理性的光辉，它照亮了诗歌中个性化的主体之精神，也照彻了整个世界。因而尽管环境是严酷的，诗的整体气氛却显得“光英朗照”，有一种乐观主义的时代精神。
　　这首诗读起来朗朗上口，易于记忆，因为它在形式上有其特殊的地方。首先，其四个句子的结构方式颇类于从前流行的一种民间艺术形式“三句半”，虽然最后的“半”句比一般的“三句半”的“半”长了一些，但由于该诗第三句特别长，第四句就显得短了。用半个句子收尾，产生了一种特殊的节奏感，听起来有某种自然流露的幽默。另外这种句“半”的形式在中国的词中应用较多，不少词在一阙的最后喜欢用三字或四字的半句，如《满江红》。那么《月夜》是否有传统的词的影响，是一个可注意的问题。其次，这首诗的“韵”非常特殊。四句诗的最后一字都是“着”，但读起来并不显得重复、拖沓，原因何在？这主要是因为“着”在此作为词的后缀出现，是虚化的。诗的真正的“韵”着落在倒数第二字，即第二句的“照”和第四句的“靠”，所以读起来音调和谐。读者还要注意的是，这两句不仅用了尾韵，也用了头韵，即第二句开头的“月”和第四句的“却”，使音乐效果更加增强。中国诗多用尾韵，用头韵的不多，西方诗则用头韵较多。由此可见新诗在形式上的自由，其实也包括了对各种格律的自由运用与改造，可说是对“自由”的另一层意思的理解。新诗并不完全排斥格律，也不固守格律。
　　这首诗虽然有和谐的节奏和韵律，“呼呼”、“明明”两个叠音词以及每句末尾的“吹着”、“照着”、“立着”、“靠着”都造成了一种抒情的感叹语气，但总的说来，其主旨不在抒情，而在于其思想，主要着落在后面两句。淡化抒情，追求智性，正是现代诗歌的又一重要特点，我们不可不注意。
　　
　　附：《月夜》
　　霜风呼呼地吹着，/月光明明地照着；/我和一株顶高的树并排立着，/却没有靠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