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中的反智主义:表现、成因与后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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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聚焦美国政治中的反智主义,对反智主义的内涵、表现、成因及其影响进行了梳理和分析.反智主义的内涵包括反理性主义、反精英主义和对待知识的实用工具主义,也被扩展到反专家及专业知识.反智主义既表现为外显的反智观点,也表现为内在的反智心理.政治生活中的反智主义,集中体现为各政治行为者反理性智识、反知识分子和专家的言行.美国政治中反智主义的形成,受到个体心理与认知因素的影响,也植根于美国宗教、政治和社会发展的历史;媒体信息环境变化加剧其传播和培育,两党制、总统制、民粹主义以及对技治主义的恐惧使其成为一种政治策略.反智主义影响了民众和精英的政治行为,挑战了美国的民主制度,体现了知识与政治、技治与民主间的持续张力,为思考日益不平等的现代社会中民主危机和治理变迁提供了独特视角.
其他文献
21世纪以来,美国政治生态发生急剧变化,表征之一是基督教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及其产生的巨大内外政治效应.美国基督教福音民族主义的崛起及产生惊人的内外政治效应,固然存在着内外多种向度的成因,但是从根本上说,与美国民族国家构建过程中存在的一系列问题,如构建目标的模糊性、价值理念的冲突性等因素密切相关,其根源在于美国国家特性的不稳定性或多面性.建国以来,美国在国家特性问题上,一直摇摆不定,其现代民族国家呈现出“自由帝国”“自由主义公民国家”和“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国家”三重面相.这三种既相互矛盾和冲突、又相互协调并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和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为我们深入学习和研究党的百年奋斗历史提供了一条主线、一个精神、一种视角.我们应当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主线,以伟大建党精神为统领,以历史映照现实、远观未来的战略视角,重温党的历史,从党的百年奋斗历程中汲取前进的智慧和力量,不断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
秦统一天下之后,对六国文化有一个初步的整合,具有“整齐百家”的政治意图,并在秦始皇初期进行了“外法内儒”的尝试.其后随着社会形势的变化,儒生、博士、方士与秦始皇、李斯等人在“学古”与“师今”的问题上产生重大矛盾,“法家”之名正式出现且地位不断上升,儒家被排斥出秦王朝的文化领导地位.秦朝初期的“学古师今”一变而为“非古师今”,秦王朝文化环境就此恶化,石刻文本的书写内容与士人心态随之发生变化,进而动摇了嬴秦的统治基础.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经过28年浴血奋战,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开启了中华民族走向复兴的新征程.
期刊
在中国礼学史上,东汉末年郑玄礼学的兴起,根本性地改造了两汉礼学观念,并对其后的经学史、文明史产生了重要的影响.两汉经学中,礼是五经中之一种,而不是五经共同的基础,礼是冠、婚、丧、祭等具体礼仪之学,而不是一套无所不包的政教大典,礼唯有士礼,且是完书,而无天子、诸侯、卿大夫之礼.郑玄改造礼经,将礼经从《仪礼》变为《周礼》,改变了对“礼”的认识,“礼”不再只是礼乐,而且更是制度,礼乐与制度,遂合二而为一.郑玄以《周官》为体、为本,《仪礼》为履、为末,其实质是以《周官》之制度,吸纳《仪礼》之礼乐,以《礼记》为这套
河淮地区是汉晋时期文化最发达的区域,亦是诗歌创作最兴盛的区域之一.现可知120余位文士在此创作380余首诗.该地区又包括中原和齐鲁两个文化区,中原地区本具有深厚的文化积淀,又是该时期大部分时段的政治文化中心所在,文士云集,故该地区是河淮地区最主要的诗歌创作地,占河淮地区诗歌总量的约九成.齐鲁地区是儒学发祥地,诗歌创作相对薄弱.河淮地区是赠答、咏史、咏物、咏怀等题材诗歌的重要发源地、兴盛地.对于汉晋河淮诗的考索分析,亦能为该时期诗歌史、文学地理等研究提供相关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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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纪律建设作为党的建设总体布局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党推进自我革命的重要武器,它不是孤立存在的,而是顺应党在特定时期的形势任务和历史使命,同党和国家事业、党的建设大局紧密结合在一起的.新时代加强党的纪律建设,应当以系统逻辑和思维,将其放在党的事业、党的建设、纪律建设这样宏观、中观、微观三重视域下进行深入剖析,进一步明确党的事业宏观视域下纪律建设的总体要求、党的建设中观视域下纪律建设的功能定位、纪律建设微观视域下必须遵循的原则,从更高站位和更宽视野探究纪律建设的基本规律,从而提高纪律建设的系统性科学性,更好地指
西周文献中的“福”是考察早期人文精神建立的一条重要思想线索,铭文保留了“福”由宗教概念逐渐人文化的演变脉络.周初彝铭中的“福”以事神致福为框架,聚焦以祭祀规范获得神佑的含义,围绕“福”的宗教内涵存在一个庞大的概念群.西周中期以降,随着世族的形成与周人政治经验的积淀,西周贵族在铭文中先后累加了以型效祖先威仪、履行政治规范求福的论述,“福”生发出以德求福的人文意蕴,逐渐演化为统合西周宗教规范与人文规范的论述结构.求福规范的双重内涵在春秋时期裂解为“事神致福”与“以德求福”的论争,在战国时期以后成为了中国哲学幸
无论是韦伯还是他的解释者施路赫特都强调中国儒教在世俗社会中的理性化特征,但是,这种理性主义之所以没能增长到一种现代理性主义的层次,辄因为它的人格化即人身依赖性.韦伯强调的“理性化”除了一个基础性的“计算”(成本核算取向)之外,在政治统治领域,他特别关注的是官僚制的吏治主义理性和法律的形式化理性,而韦伯认为这正是传统中国所不足的.在韦伯看来,中国传统伦理造就了政治关系中的忠诚,但是,并没有将它推向现代的政治官僚制形态,这当然又是这种伦理观念中的非专业化和等级化造成的.李伯重近年分析中国没有发展出近代资本主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