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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常说：“良药苦口，忠言逆耳”。在中国做了10年规划。我看到了一些不是简单的问题。有些问题不知道是否应该说出来，但是如果不说出来，我认为有愧领导的爱护。有一次，我与好朋友前纽约环境保护局局长、世界上一流的水处理专家AL APPLETON交谈这些问题。没想到，他与我有许多共同的看法。后来，我告诉他我正在写—本有关对中国规划建议的书，不如他来个“友情演出”，替我写一篇我们对环境保护共同看法的文章。为了得到更多“外脑”的意见和支持，我要求编辑必须将原文登出。
这是一个大胆的做法。但是，如果你是有心的读者会了解我们的苦心。如果环境保护及规划上诸多问题再不引起中国官员的重视，我们相信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后代会为我们目前的一些建设付出沉重的代价。
——美国龙安集团行政总裁饶及人
另外一个关键概念是污染防治。通常，污染防治比污染治理要更加快速、经济，并且也更加切合可持续性环境管理的概念。规划面临的挑战是提前识别特定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制定在没有牺牲开发利益的前提下，将这种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战略。
污染防治与资源保护结合的结果是绿色建筑或绿色设施运动的快速兴起。这意味着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融合尖端的污染控制技术和所有适用的水和能源节约措施。这包括审查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保证不放过任何可持续性发展的机会和节约成本的长期投资，其方式可能是在项目中使用现代无污染加热技术、提供足够的循环设施、确保项目场地有足够的开放空间或是保护独特的环境特征，如河流或湿地。
这些措施一般都会增加项目的初始开发成本。但是，要知道这是一个理想的、经济和实用的商业思路。毫无疑问，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回收用于发展可持续性环境技术和建筑的额外费用。这是因为运营成本、水耗、燃料消耗和环境治理费用都减少了。而且当地取得了更有吸引力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保证了更高的收入或产生更多社会效益。所以，中国规划行业的关键角色将是证明可持续性发展的短期和长期成本，并确保这些成本得以认可并以这种理念用于指导发展规划。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些实践的价值。它的决策体现了这一点，如它所承诺的“绿色奥运”。如果中国的规划行业致力于绿色建筑和其规范的绿色开发，那么仅凭这一点，它就可以为中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最后，由于中国的城市正在向外发展和扩张，所以在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方面，规划者肩负着重任。他们必须运用土地和城市规划技能，成为人口密度和地区连接的监督者，并确保当中国用日益增长的财富创造更富吸引力的城市生活方式时，城市和郊区的新增长模式应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相适应。
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各个城市和省份都在考虑整体范围的新发展。每个发展规划都涉及到至少30万个新居民。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发展的规模、中国传统城市的转变和中国大地上四处分布的工业园区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正在建设一个全新的城市面貌。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城市化。如果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城市的情形，那么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中国的城市化。
中国一向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城市人口密度。以北京市为例，1990年北京市的人口密度是纽约市的5倍。在过去的15年中，北京、上海和其他中国大城市正在以新楼代替象征着贫困的旧屋、并且正在降低传统城市核心区的人口密度。中国也正在将—直以来集中在其中心城市的经济活动分散开来。中国的一些新发展十分微妙、很有吸引力。但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如果中国的城市希望在未来拥有环境的可持续性，那么又有哪些规划问题必须面对呢?
一个关键基准是社区的人口密度：对于人口密度太低的社区，是否除了汽车以外，就没有其他有效的交通工具?以美国和欧洲的经验来看，临界值是每公顷约有18户，这也是轻轨运输线运行要求的最低密度。当然，人口密度低于此值的社区可使用公共汽车。但是，如果人口密度过低，人们过多使用私家车，道路就很容易拥挤，公共汽车服务的效率就会降低，而且由于通行速度太慢，汽车并不是理想的交通工具。因此，在人口密度较低的社区，公共汽车并不能替代私家车，而是成了没有私家车或不能开车的人的交通工具(如儿童、老人或买不起汽车的人)。因此，工作地点的位置十分关键。如果在工作地点和居住地之间没有理想的交通连接方式，那么低人口密度社区很快就会成为问题。理想状态为，工作地点十分集中，大部分潜在工人从居住地步行或骑自行车即可到达工作地点。若非如此，则应提供直接的交通连接方式。低人口密度社区和分散的工作地点使得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不得不依赖汽车。
因此，规划应能享受郊区分散的益处，并保持可行的城市社区交通网络。这必须包括三个层次的空间整合，即当地、城市和地区的整合。它要求同时考虑与三者有关的居民社区，以及与三者有关的工作地点。它还必须包括最精致、最有创新性的设计。这样城市居民才会拥有充满活力和吸引力的社区。
同样，在考虑人口密度方面，规划者必须记住，一个地区的人口越分散，平均每个家族承担的基础设施和环境资源的费用就越高，而这些费用是用于管理现代城市生活和满足现代环境标准的必不可少的支出。换种说法，就是人口密度减小一半，那么就只剩下半数的家庭来支付供水和污水的基础设施、供养当地政府、支付养路费和垃圾处理费。有时，一些地区的人口过于分散，其支付现代城市生活费用的能力就有限。这时，只能从人口集中的其他地区吸收资金，作为外部政府巨额补贴补偿分散地區的费用。
因此，人口密度决策将会决定中国是否能拥有一个能把环境费用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的城市格局，以及中国是否能避免成为车轮上的国家。必须强调的是，如果在未来30年内，中国城市人口以预计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城市区域和郊区边缘的扩展将不可避免。30年后，中国城市地区的面积将是现在的3至5倍。但是，这些城市是否都是按可持续性发展来规划，并因设计、规划的创新而使城市具有吸引力呢?即在保持足够的人口密度和地区连接(运输系统)的同时所带来的费用也在可承受范围内，并且运输系统使居民可以更有选择性和可持续性地使用汽车。或是30年后，汽车的诱惑和对新的城市空间的需求创造了一种自由的郊区边缘发展模式，于是地区发展不再有可持续性，每天路上都塞着4亿辆汽车，堵车和污染随处可见。
接下来的20到30年内，中国将成为一个富有的、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中国将把它创造的第一代财富投入到邓小平说过的“光荣致富”的事业中去。但是，如果财富的积累伴随着环境损失相同速度的积累，中国是不会保持富裕的。如果中国要应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按照环境需要和限制进行和谐的经济发展，那么中国就必须变被动的环境战略为主动的环境战略，从一维的环境解决方案转换为多维的环境解决方案，并且专注于决定中国未来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问题，如汽车的未来、未来城市发展的人口密度。
这些问题要求中国的规划者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中国必须拿出其在过去25年中用于经济发展的干劲和创造力来。当前，中国具有世界上最有挑战性、也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规划环境。中国人民未来的富裕将仰仗于规划者和领导者们的能力。规划者和领导者们首先要了解情况，再应对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的挑战。如果致富是光荣的，那么保持富裕并变得更加富裕就更光荣了。这将是一个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光荣，也是中国规划者们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赢得的光荣。
这是一个大胆的做法。但是，如果你是有心的读者会了解我们的苦心。如果环境保护及规划上诸多问题再不引起中国官员的重视，我们相信在中国快速发展的进程中，中国的后代会为我们目前的一些建设付出沉重的代价。
——美国龙安集团行政总裁饶及人
另外一个关键概念是污染防治。通常，污染防治比污染治理要更加快速、经济，并且也更加切合可持续性环境管理的概念。规划面临的挑战是提前识别特定项目对环境的影响，制定在没有牺牲开发利益的前提下，将这种影响降低到最低限度的战略。
污染防治与资源保护结合的结果是绿色建筑或绿色设施运动的快速兴起。这意味着发展的各个方面都将融合尖端的污染控制技术和所有适用的水和能源节约措施。这包括审查发展的各个方面，从而保证不放过任何可持续性发展的机会和节约成本的长期投资，其方式可能是在项目中使用现代无污染加热技术、提供足够的循环设施、确保项目场地有足够的开放空间或是保护独特的环境特征，如河流或湿地。
这些措施一般都会增加项目的初始开发成本。但是，要知道这是一个理想的、经济和实用的商业思路。毫无疑问，在相当短的时间内，就可以回收用于发展可持续性环境技术和建筑的额外费用。这是因为运营成本、水耗、燃料消耗和环境治理费用都减少了。而且当地取得了更有吸引力的发展，这样的发展保证了更高的收入或产生更多社会效益。所以，中国规划行业的关键角色将是证明可持续性发展的短期和长期成本，并确保这些成本得以认可并以这种理念用于指导发展规划。
中国政府已经认识到这些实践的价值。它的决策体现了这一点，如它所承诺的“绿色奥运”。如果中国的规划行业致力于绿色建筑和其规范的绿色开发，那么仅凭这一点，它就可以为中国实现可持续性发展立下汗马功劳。
最后，由于中国的城市正在向外发展和扩张，所以在中国的可持续性发展方面，规划者肩负着重任。他们必须运用土地和城市规划技能，成为人口密度和地区连接的监督者，并确保当中国用日益增长的财富创造更富吸引力的城市生活方式时，城市和郊区的新增长模式应与可持续发展的未来相适应。
中国正在加速城市化进程，中国的各个城市和省份都在考虑整体范围的新发展。每个发展规划都涉及到至少30万个新居民。当我们考虑到这些发展的规模、中国传统城市的转变和中国大地上四处分布的工业园区时，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中国正在建设一个全新的城市面貌。这是史无前例的一次城市化。如果在21世纪第一个十年中，人类历史上第一次出现大部分人口居住在城市的情形，那么这种现象很大程度上应该归功于中国的城市化。
中国一向拥有世界上最高的城市人口密度。以北京市为例，1990年北京市的人口密度是纽约市的5倍。在过去的15年中，北京、上海和其他中国大城市正在以新楼代替象征着贫困的旧屋、并且正在降低传统城市核心区的人口密度。中国也正在将—直以来集中在其中心城市的经济活动分散开来。中国的一些新发展十分微妙、很有吸引力。但是这是什么样的一个模式呢?如果中国的城市希望在未来拥有环境的可持续性，那么又有哪些规划问题必须面对呢?
一个关键基准是社区的人口密度：对于人口密度太低的社区，是否除了汽车以外，就没有其他有效的交通工具?以美国和欧洲的经验来看，临界值是每公顷约有18户，这也是轻轨运输线运行要求的最低密度。当然，人口密度低于此值的社区可使用公共汽车。但是，如果人口密度过低，人们过多使用私家车，道路就很容易拥挤，公共汽车服务的效率就会降低，而且由于通行速度太慢，汽车并不是理想的交通工具。因此，在人口密度较低的社区，公共汽车并不能替代私家车，而是成了没有私家车或不能开车的人的交通工具(如儿童、老人或买不起汽车的人)。因此，工作地点的位置十分关键。如果在工作地点和居住地之间没有理想的交通连接方式，那么低人口密度社区很快就会成为问题。理想状态为，工作地点十分集中，大部分潜在工人从居住地步行或骑自行车即可到达工作地点。若非如此，则应提供直接的交通连接方式。低人口密度社区和分散的工作地点使得人们的工作和生活不得不依赖汽车。
因此，规划应能享受郊区分散的益处，并保持可行的城市社区交通网络。这必须包括三个层次的空间整合，即当地、城市和地区的整合。它要求同时考虑与三者有关的居民社区，以及与三者有关的工作地点。它还必须包括最精致、最有创新性的设计。这样城市居民才会拥有充满活力和吸引力的社区。
同样，在考虑人口密度方面，规划者必须记住，一个地区的人口越分散，平均每个家族承担的基础设施和环境资源的费用就越高，而这些费用是用于管理现代城市生活和满足现代环境标准的必不可少的支出。换种说法，就是人口密度减小一半，那么就只剩下半数的家庭来支付供水和污水的基础设施、供养当地政府、支付养路费和垃圾处理费。有时，一些地区的人口过于分散，其支付现代城市生活费用的能力就有限。这时，只能从人口集中的其他地区吸收资金，作为外部政府巨额补贴补偿分散地區的费用。
因此，人口密度决策将会决定中国是否能拥有一个能把环境费用控制在可承受范围内的城市格局，以及中国是否能避免成为车轮上的国家。必须强调的是，如果在未来30年内，中国城市人口以预计的速度增长，那么中国城市区域和郊区边缘的扩展将不可避免。30年后，中国城市地区的面积将是现在的3至5倍。但是，这些城市是否都是按可持续性发展来规划，并因设计、规划的创新而使城市具有吸引力呢?即在保持足够的人口密度和地区连接(运输系统)的同时所带来的费用也在可承受范围内，并且运输系统使居民可以更有选择性和可持续性地使用汽车。或是30年后，汽车的诱惑和对新的城市空间的需求创造了一种自由的郊区边缘发展模式，于是地区发展不再有可持续性，每天路上都塞着4亿辆汽车，堵车和污染随处可见。
接下来的20到30年内，中国将成为一个富有的、高度城市化的国家。中国将把它创造的第一代财富投入到邓小平说过的“光荣致富”的事业中去。但是，如果财富的积累伴随着环境损失相同速度的积累，中国是不会保持富裕的。如果中国要应对可持续性的挑战，按照环境需要和限制进行和谐的经济发展，那么中国就必须变被动的环境战略为主动的环境战略，从一维的环境解决方案转换为多维的环境解决方案，并且专注于决定中国未来可持续性发展的关键问题，如汽车的未来、未来城市发展的人口密度。
这些问题要求中国的规划者能够给出正确的答案。中国必须拿出其在过去25年中用于经济发展的干劲和创造力来。当前，中国具有世界上最有挑战性、也是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规划环境。中国人民未来的富裕将仰仗于规划者和领导者们的能力。规划者和领导者们首先要了解情况，再应对环境的可持续性发展带来的挑战。如果致富是光荣的，那么保持富裕并变得更加富裕就更光荣了。这将是一个可持续经济发展的光荣，也是中国规划者们必须加倍努力才能赢得的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