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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0月30日，94岁的武侠小说泰斗金庸在香港去世。
金庸本命查良镛，1924年3月生于浙江海宁，后移居香港，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与黄霑、蔡澜、倪匡并称“香港四大才子”。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写作武侠小说15部，取其中14部作品名称的首字，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越女剑》。“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一事能狂便少年
公开讲话时，金庸措辞委婉面面俱到。他曾说，如果在他的小说中选一个角色，他愿做《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总给人留有余地。”因此，金庸对世人给予的盛誉总说“不敢当不敢当”。评点他人时，他也客套地说“某某先生的作品也是不错的”。即便李傲骂他“伪善”，他也不太理会，只说：“批评我没有学问，那我是认可的。”
研读金庸多年的知名自媒体人六神磊磊将此类行为总结为“习惯性谦抑”。他觉得老爷子的内心里“其实觉得自己写得特好”。这个评价并不是毫无来由，金庸骨子里的桀骜早在年少时已有迹可循。
1941年9月，还在读高中的金庸在浙江《东南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他的一位好友被训育主任教训，最后训育主任说：“你真是狂得可以！”他在文章里写道，“狂气与少年似乎是不可分离的。固然，这可以大闯乱子，但未始不是某种伟大事业的因素。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文章的题目就叫《一事能狂便少年》，提到的这位友人不知是真有其人，还是他改编了自己的经历。因为一年多前，他本人刚刚因为在高中壁报上写了一篇讽刺训育主任的文章而遭到开除，不得不换到另一所高中。
副刊时任主编陈向平趁出差之便来看了这个署名为“查理”的作者。令他意外的是，“查理”只是一个高二学生，虽然瘦骨嶙峋，却“颇有学者风度”。
“查理”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毕业后，他考到重庆一所大学念外交系，但由于大胆直言再次被开除。他曾在鲁豫的访谈里说：“我的性格自由散漫，当外交官纪律比普通人要严得多，有外交部的朋友跟我说，你这个个性，明天进来后天就被开除了。”
于是，命运把他带进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
“金庸”出世，仗剑走香江
1955年是32歲的查良镛进入香港《大公报》工作的第七年。一天，副刊主编罗孚找到他，说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快连载完了，还没有想好下一部写什么，“小查，只有你顶上了。”
发稿的日子到了，编辑派一个老工友上门，到他家里等稿子。他看着老工友，来了灵感，就从塞外古道上一个老者写起：“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力充沛”。
这就是小说《书剑恩仇录》的开头，也是金庸武侠神话的开始。故事里，故乡的海宁潮如万马奔腾滚滚而来，风度翩翩的陈家洛让人仿佛看见了徐志摩，而陈母“徐惠禄”的名字和金庸母亲“徐禄”只差一字，乾隆扑朔迷离的身世也来自幼时乡亲七嘴八舌的传说。署名时，他把名字最后的一个“镛”字一分为二，写上：金庸。自此，金庸横空出世。
倘若第一本小说属无心插柳，郭靖则是金庸精心塑造的人物。“那个时期的金庸，很像郭靖。”六神磊磊写道，“郭靖的使命，是要为金庸的神国开疆拓土，做新武侠小说的第一个全民英雄。”
金庸出生的年代，军阀混战，兵灾不断。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烽火烧到江南，历经六百年绵延不绝的书香门第——查家也就此中落。1938年前后，14岁的金庸随学校走上南下流亡之路。路上，校长张印通随身带着小黑板，走到安全的地方，稻草一铺，就给他们上课，“只要有我张印通在，我就要对学生负责，坚持到底！”除了家国之痛，在他的小说里，他也把对死于战争的母亲和弟弟的思念写进去。小说里，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易代之际，他将笔触投向了风起云涌的时局带给人间的苦难。晚年回看，金庸说，写郭靖时对文学还了解不深，是对理想人格的一种塑造。对“大侠”二字的定义和理解，他觉得在《神雕侠侣》里已写得很明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人们如痴如醉追看的小说，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副业”。他的主业是办报纸。1959年，他创办了《明报》。三十三年间，金庸亲笔撰写了社评七千多篇，提出“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有人甚至放话：要消灭五个香港人，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
最危险的一段时间，金庸还跑去欧洲躲藏了一个月。连载的《天龙八部》只好找倪匡代笔。一个月后，金庸回到香港。倪匡对他说：“抱歉抱歉，我讨厌阿紫，所以把她的眼睛写瞎了。”
书中直教人生死相许，现实好难
《明报》初创时，报纸每天发行不到六千份，报社也经常发不出工资。一位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两个人喝。”这个“查太”是金庸的第二任妻子朱玫。离开编辑部时，通常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从中环到尖沙咀的“天星小轮”渡船早已停航，只好乘另一种“电船仔”，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如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三元。“他们夫妇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香港大学毕业的朱玫比金庸小11岁，是《明报》创刊初期唯一的记者，像黄蓉辅佐郭靖一样，一直给予丈夫事业的支持。之后，她生下四个孩子，陪伴金庸走过20年的婚姻。
女作家三毛曾说，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写出了一个人类至今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作家马伯庸觉得最微妙、最隐晦同时也最让人感叹的，莫过于灭绝师太告诉张无忌，她的师祖郭襄的徒儿叫风陵师太。风陵渡口，正是郭襄与杨过初见的地方。在六神磊磊的解读中，郭襄看破风陵渡，从十六岁到四十岁，用了二十四年。而张三丰放下铁罗汉，却用了一百年。他写道：
竹门推开，张三丰缓步而出。当年那个青涩少年，如今已经须眉俱白。此刻，世间多了一套崭新的武功，叫作“太极拳”。
步入小院后，张三丰做了一件事：从身边摸出一对铁罗汉来，交给徒弟俞岱岩。终于，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放下了它。此刻，他的语气平淡而又温柔：这对铁罗汉，是百年前郭襄郭女侠赠予我的。你日后送还少林传人。
大概，没有人看到这样的情愫会不感动。金庸曾在采访中谈到，理想中的爱情，应该是一生只爱一人，如李莫愁惊天一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可面对真实的人生经历，他只说出四个字：但都好难。
1976年，金庸和朱玫离婚。之后，他和第三任妻子林乐怡结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于朱玫，不喜谈及私事的金庸，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对她的愧疚。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人曾经问他，人生应如何度过？老先生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他在江湖中的过瘾，到现实中难以做到知行合一，但金庸仍不失坦诚。“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
他81岁时，还去剑桥读书，变成了那个别人不太关注的查先生。不再有知名作家光环，不再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背着双肩包，里面放满了课本。他还说：“我姓查，笔名金庸，我要自己把握住这个‘查’字，多用功读书，化去这个‘庸’字。”
学生想找金庸拍照、签名，金庸说：“我现在是学生，不是作家。等我不是学生的时候，我再和你坐下来一起吃饭、喝茶。”
一个人的一生，为何不可以是一部武侠小说，前半生纵情恣意、洒脱妄为，后半生心怀敬畏，有不断向学之心。就如查大侠的人生，可敬，可叹。
金庸大侠，就此别过。
邱宝珊荐自《青年文摘》
金庸本命查良镛，1924年3月生于浙江海宁，后移居香港，是新派武侠小说最杰出的代表作家，香港著名的政论家、企业家、报人，与黄霑、蔡澜、倪匡并称“香港四大才子”。
从20世纪50年代末至70年代初，金庸共写作武侠小说15部，取其中14部作品名称的首字，可概括为“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外加一部《越女剑》。“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一事能狂便少年
公开讲话时，金庸措辞委婉面面俱到。他曾说，如果在他的小说中选一个角色，他愿做《天龙八部》中的段誉，“他身上没有以势压人的霸道，总给人留有余地。”因此，金庸对世人给予的盛誉总说“不敢当不敢当”。评点他人时，他也客套地说“某某先生的作品也是不错的”。即便李傲骂他“伪善”，他也不太理会，只说：“批评我没有学问，那我是认可的。”
研读金庸多年的知名自媒体人六神磊磊将此类行为总结为“习惯性谦抑”。他觉得老爷子的内心里“其实觉得自己写得特好”。这个评价并不是毫无来由，金庸骨子里的桀骜早在年少时已有迹可循。
1941年9月，还在读高中的金庸在浙江《东南日报》副刊发表了一篇文章，讲他的一位好友被训育主任教训，最后训育主任说：“你真是狂得可以！”他在文章里写道，“狂气与少年似乎是不可分离的。固然，这可以大闯乱子，但未始不是某种伟大事业的因素。我要这样武断地说一句：要成就一件伟大的事业，带几分狂气是必需的。”文章的题目就叫《一事能狂便少年》，提到的这位友人不知是真有其人，还是他改编了自己的经历。因为一年多前，他本人刚刚因为在高中壁报上写了一篇讽刺训育主任的文章而遭到开除，不得不换到另一所高中。
副刊时任主编陈向平趁出差之便来看了这个署名为“查理”的作者。令他意外的是，“查理”只是一个高二学生，虽然瘦骨嶙峋，却“颇有学者风度”。
“查理”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毕业后，他考到重庆一所大学念外交系，但由于大胆直言再次被开除。他曾在鲁豫的访谈里说：“我的性格自由散漫，当外交官纪律比普通人要严得多，有外交部的朋友跟我说，你这个个性，明天进来后天就被开除了。”
于是，命运把他带进了人生的另一个方向。
“金庸”出世，仗剑走香江
1955年是32歲的查良镛进入香港《大公报》工作的第七年。一天，副刊主编罗孚找到他，说梁羽生的《草莽龙蛇传》快连载完了，还没有想好下一部写什么，“小查，只有你顶上了。”
发稿的日子到了，编辑派一个老工友上门，到他家里等稿子。他看着老工友，来了灵感，就从塞外古道上一个老者写起：“年近六十，须眉皆白，可是神光内蕴，精力充沛”。
这就是小说《书剑恩仇录》的开头，也是金庸武侠神话的开始。故事里，故乡的海宁潮如万马奔腾滚滚而来，风度翩翩的陈家洛让人仿佛看见了徐志摩，而陈母“徐惠禄”的名字和金庸母亲“徐禄”只差一字，乾隆扑朔迷离的身世也来自幼时乡亲七嘴八舌的传说。署名时，他把名字最后的一个“镛”字一分为二，写上：金庸。自此，金庸横空出世。
倘若第一本小说属无心插柳，郭靖则是金庸精心塑造的人物。“那个时期的金庸，很像郭靖。”六神磊磊写道，“郭靖的使命，是要为金庸的神国开疆拓土，做新武侠小说的第一个全民英雄。”
金庸出生的年代，军阀混战，兵灾不断。1937年，八一三事变的烽火烧到江南，历经六百年绵延不绝的书香门第——查家也就此中落。1938年前后，14岁的金庸随学校走上南下流亡之路。路上，校长张印通随身带着小黑板，走到安全的地方，稻草一铺，就给他们上课，“只要有我张印通在，我就要对学生负责，坚持到底！”除了家国之痛，在他的小说里，他也把对死于战争的母亲和弟弟的思念写进去。小说里，很多故事都发生在易代之际，他将笔触投向了风起云涌的时局带给人间的苦难。晚年回看，金庸说，写郭靖时对文学还了解不深，是对理想人格的一种塑造。对“大侠”二字的定义和理解，他觉得在《神雕侠侣》里已写得很明白——“侠之大者，为国为民。”
人们如痴如醉追看的小说，对他来说，“只是一种副业”。他的主业是办报纸。1959年，他创办了《明报》。三十三年间，金庸亲笔撰写了社评七千多篇，提出“公正与善良”的办报理想。有人甚至放话：要消灭五个香港人，排名第二的就是金庸。
最危险的一段时间，金庸还跑去欧洲躲藏了一个月。连载的《天龙八部》只好找倪匡代笔。一个月后，金庸回到香港。倪匡对他说：“抱歉抱歉，我讨厌阿紫，所以把她的眼睛写瞎了。”
书中直教人生死相许，现实好难
《明报》初创时，报纸每天发行不到六千份，报社也经常发不出工资。一位老职员回忆：“查先生那时候真的很惨，下午工作倦了，叫一杯咖啡，也是和查太两个人喝。”这个“查太”是金庸的第二任妻子朱玫。离开编辑部时，通常已经是凌晨两三点。从中环到尖沙咀的“天星小轮”渡船早已停航，只好乘另一种“电船仔”，要等齐六个人才能开船。如果即到即开，包租费要三元。“他们夫妇宁愿挨着深夜凉飕飕的风等待，也不愿包船过海。”
香港大学毕业的朱玫比金庸小11岁，是《明报》创刊初期唯一的记者，像黄蓉辅佐郭靖一样，一直给予丈夫事业的支持。之后，她生下四个孩子，陪伴金庸走过20年的婚姻。
女作家三毛曾说，金庸小说的特殊之处，在于其写出了一个人类至今捉摸不透的，既可让人上天堂，又可让人下地狱的“情”字。作家马伯庸觉得最微妙、最隐晦同时也最让人感叹的，莫过于灭绝师太告诉张无忌，她的师祖郭襄的徒儿叫风陵师太。风陵渡口，正是郭襄与杨过初见的地方。在六神磊磊的解读中，郭襄看破风陵渡，从十六岁到四十岁，用了二十四年。而张三丰放下铁罗汉，却用了一百年。他写道：
竹门推开，张三丰缓步而出。当年那个青涩少年，如今已经须眉俱白。此刻，世间多了一套崭新的武功，叫作“太极拳”。
步入小院后，张三丰做了一件事：从身边摸出一对铁罗汉来，交给徒弟俞岱岩。终于，这么多年来，他第一次放下了它。此刻，他的语气平淡而又温柔：这对铁罗汉，是百年前郭襄郭女侠赠予我的。你日后送还少林传人。
大概，没有人看到这样的情愫会不感动。金庸曾在采访中谈到，理想中的爱情，应该是一生只爱一人，如李莫愁惊天一句，“问世间，情为何物？直教人生死相许。”可面对真实的人生经历，他只说出四个字：但都好难。
1976年，金庸和朱玫离婚。之后，他和第三任妻子林乐怡结婚，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对于朱玫，不喜谈及私事的金庸，多次在公开场合表示过对她的愧疚。
人在江湖身不由己
有人曾经问他，人生应如何度过？老先生答：“大闹一场，悄然离去。”
他在江湖中的过瘾，到现实中难以做到知行合一，但金庸仍不失坦诚。“要我财产完全不要，我做不到;妻子儿女都不要，做不到;名利不要，也做不到。”
他81岁时，还去剑桥读书，变成了那个别人不太关注的查先生。不再有知名作家光环，不再是浙江大学人文学院院长，他背着双肩包，里面放满了课本。他还说：“我姓查，笔名金庸，我要自己把握住这个‘查’字，多用功读书，化去这个‘庸’字。”
学生想找金庸拍照、签名，金庸说：“我现在是学生，不是作家。等我不是学生的时候，我再和你坐下来一起吃饭、喝茶。”
一个人的一生，为何不可以是一部武侠小说，前半生纵情恣意、洒脱妄为，后半生心怀敬畏，有不断向学之心。就如查大侠的人生，可敬，可叹。
金庸大侠，就此别过。
邱宝珊荐自《青年文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