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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东北作家双雪涛擅长用冷峭的笔触和平静的语言来书写日常化的悲剧痛感，以此带给读者复杂的审美感受。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视角来看，双雪涛笔下以“安德烈”为代表的特殊人物群体由于无法调节“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的关系，导致其内在精神系统处于失衡状态，出现双重“病态”表现。另外，通过对双雪涛笔下“安德烈”式人物和文学史上其他“多余人”形象的对比发现，虽然被时代边缘化，但他们身上却有着超越时代的“诗意”追求和浪漫主义特征，这是双雪涛赋予其笔下“多余人”的特殊品质，展现了作家独特的创作视角，以及对人物生存状态的深层关注。
关键词：双雪涛 安德烈 人格结构 “多余人”
一、引言
80后东北作家双雪涛凭借其冷峭幽默的语言艺术、真实的情感表达和诗意的叙述方式赢得了一众读者的青睐。其短篇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的主人公安德烈原本头脑灵活、思维缜密，可后来却因言行“失常”被家人送往精神病院。除了安德烈之外，双雪涛笔下还有一批类似的人，他们对于理想近乎偏执的追求给他们的人生染上了或多或少的悲剧色彩。
二、不为现实而屈膝：“安德烈”式人格结构
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视角来看，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联系紧密。在这个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且不断运转的能量系统中，“自我”既要尽量满足“本我”对原始快乐的追逐，也要竭力适应“超我”提出的道德牵制。只有三者处于稳定状态时，主体才会达到为社会所承认的“健康”水平，与外界的交往活动才能行之有效。
在双雪涛的笔下，有一群与众不同的个体，人格结构的不尽完整以及长期对“自我”人格的忽视导致他们连“正常人”的行列都难以触碰。在这些角色中，《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的主人公安德烈对社会框架的质疑与反抗尤为激烈，他极少压制“本我”的欲望与诉求，所以学校、家庭、社会这些个人成长与生存必不可少的空间都容不下他。对于《飞行家》中的李明奇来说，他对飞行器的执着令人匪夷所思。可要想始终遵循“本我”的快乐原则，就必须塑造更为坚韧的“自我”，所以李明奇为了生存而贩烟、开店、养蚂蚁、倒腾煤。这一系列活动都是深处社会之中的个体为了现实需求和道德评判所作出的妥协。但由于“自我”能力不足，无法从中斡旋，因此结果注定失败。对于《大师》中“我”的父亲高棋来说，纵使在流弹横飞的年代，也要上街与人下棋。但到了垂暮之年，却只能喝着廉价的散酒，抽着从地上捡来的烟蒂。由于高棋对“自我”人格的消极怠慢，导致曾经纵横棋场的大师一步步沦落为“精神失常”的病人。
由此可见，长期以“本我”原则生存的主体根本无法抵抗时代和环境的鞭笞，他们不为现实屈膝，在自己搭建的密闭空间中放任自如，最终落得两重伤痛。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不被任何人甚至自己所知道的，我们无法改变潜意识的规则。‘超我’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备一定功能的社会道德法则，它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潜意识而改变。”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不断提升自我的方式重塑人格。而安德烈这一类人的人格结构都被“本我”控制太久，导致“自我”无法调节。即使他们在某些方面拥有非凡天赋，也难以达到为世人所承认的高水平、高层次的社会地位。
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如果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平衡“本我”和“超我”的关系，那么，人格结构的稳定性就会被破坏，主体本身便会面临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虽说建构更高水平的“超我”意识是社会和时代赋予我们去追逐的人生信条，但三者的平稳运行才是保证主体身体状态和精神生态不出差错的坚实基础。
三、众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眼中的“多余人”
每个人从一出生就会被现定的观念和准则所约束，而那些想改变时代准绳，崭露头角的人是不为环境所允许的。纵使拥有优越的天赋和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也始终无法获得旁人的真正认可。他们是被时代边缘化的存在，是世人眼中的“多余人”。《大师》中“我”的父亲因为对下棋近乎病态的热爱，使“我”的爷爷无法容忍：“早知如此，还不如生下来就是个傻子。”双雪涛笔下的高棋这一形象类似于阿城小说中同样痴迷下棋的“棋王”王一生。在高棋和王一生的眼中，棋是令人精神得到愉悦和解放的重要法宝，棋盘是世界的缩影，能在棋桌上活着，人生便具有存在的价值。
除了双雪涛之外，其他作家笔下也出现过与此相类似的“多余人”形象。郁达夫短篇小说《沉沦》中的“我”内心脆弱敏感，行为怪异，极度渴望能通过国家强大给予只身在异国他乡的自己带来适度的精神生存空间。“我”的性格和处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时代和环境造就的，但同時“我”又不断割裂着自我与现实、他人之间的关系。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多余人”认为“世人皆醉我独醒”，但他们既将自己蜷缩起来，又反复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如果说屠格涅夫和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形象是为了揭露沙俄专制统治的弊端以及贵族青年知识分子无法承担时代重任的人格缺陷和阶级局限，那么，双雪涛笔下 “多余人”形象的塑造更像是为了引导众人给予这些不被社会所认可的“怪人”以妥善的生存空间和良性的价值引导。这些所谓的“边缘人”被他者定义为“异类”，世人赋予的标记在无形中引导着他们的行为。学者张清华在谈“多余人”时说过：“被社会命定的处境，会转化为主体暗示性的心理向度与行为逻辑，其性格和命运。”久而久之，在其内在精神系统早已出现裂痕的前提下，他们被迫接受了这样的角色设定。
双雪涛曾说过：“一个一直和社会紧密联系的人，突然跳到了一个自己搭建的孤岛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孤岛感，而这时便需要一艘能接自己离开孤岛的船。”人活在世上，总需要归属感的包裹，这些作家笔下的“多余人”也同样需要。也许现实没有赋予他们这项权利，他们也无意识或者很难去争夺，这是“多余人”存在的一大动因，也是他们穷极一生都难以摆脱的枷锁。在现实的巨轮还未完全碾过之时，这些“多余”的个体便已化作一缕残魂。正是因为看到了他们的生存困境，所以作者希望在感叹其凄凉命运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怀着一颗包容和理解的心去探视身边人的心理诉求。 四、本性即无适俗韵：超越时代的浪漫特质
双雪涛很善于写真人真事，他往往选择用平静、讥诮的语言表达人物真实深切的内心情感。双雪涛小说中经常出现以“默”字命名的人物，例如《光明堂》中的张默，《聋哑时代》的李默，他们或因现实沉默，或为理想默哀。李默在劝诫安德烈时说：“我们都不配将整个时代作为对手。像你这样的活法，胜利还没有来到，你已经先成了烈士了。”那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个体生命是极为脆弱的，但他们依旧执拗地坚持。学者赵耀认为：“在作者看来，既然世界已经是这样的混乱和无序，唯有在对自我的执着中才能实现精神的突围与价值的确认。”对于“安德烈”们来说，他们不畏世俗，唯有在对理想的渴望中才能发觉存在的意义。
在双雪涛看来，每个时代都有被遗忘的人存在。在多数人对物质生活趋之若鹜的年代，有一部分人偏偏选择逆流而上，成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从双雪涛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本人的缩影。即使被现实人生支配得很惨，但依旧选择唯心、自由而率真地生活，他将其称之为“幸运”。双雪涛曾说过为了写作从银行辞职，当时身边所有人对此都瞠目结舌。但是相比较安德烈、李明奇等人来说，双雪涛的确是幸运的，但同时他也是更加清醒的。因为他在反抗压抑、扫清迷雾的同时还接受了来自社会的馈赠，通过善意的引导为当时不安的灵魂及时注入了新鲜血液。
双雪涛很喜欢擅长写小人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陀翁笔下那些单纯善良的灵魂也给双雪涛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既有很多挣扎于日常琐事的普通人，也有真挚专一的人性。仔细读来，也许每个人都能从他的笔下找到与身边人相对应的角色，进而将作者笔下的世界纳入读者的生活中来。从作家的创作心理来看，双雪涛的小说构思离不开父母一辈人的经历，也离不开生活的积累。生活中爱下象棋的父亲给《大师》中高棋这一人物的塑造提供了参考，面冷心热的中学老师酷似《平原上的摩西》中李斐的老师傅东心。双雪涛赋予了他笔下这些人物不属于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特质，即不以功利的态度迎合世俗，将个人追求上升到精神、审美层面。
在重大转折的特殊背景下，双雪涛看到了父亲那一辈人和八九十年代一些年轻人身上的“诗性”，当人们为了更高的物质生活而劳累奔波之时，生活中还有一群人近乎贪婪地竭力保存精神上的丰盈，这是双雪涛作为80后作家依据自己的生存背景赋予他笔下“多余人”所独有的特征。
五、结语
通过对人物的比较分析发现，从双雪涛的小说中不仅能看到一系列令人哀叹却又令人礼赞的“安德烈”式人物以及作者所赋予他们的与时代主旋律不相适宜的品质，同时还能让人感受到双雪涛对社会与时代的深层思考。在大家都只关注利益和结果的时候，将众人的目光引向悲剧产生的动因与过程，让长期以来不被容忍和接纳的“安德烈”式“多余人”早日得到环境和世人的认可与救赎。
参考文献：
[1][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蓝皮书[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8.
[2]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
[3]张清华.隐秘的狂欢[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
[4]何平，双雪涛.访谈：“这三年发生的事情肯定超乎我的想象”[J].花城，2019（04）：142-145.
[5]赵耀.邊缘性经验的极致化书写——论双雪涛小说的审美意蕴生成[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1）：70-74.
（作者简介：魏亚枫，女，硕士研究生在读，江汉大学，研究方向：文艺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
关键词：双雪涛 安德烈 人格结构 “多余人”
一、引言
80后东北作家双雪涛凭借其冷峭幽默的语言艺术、真实的情感表达和诗意的叙述方式赢得了一众读者的青睐。其短篇小说《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的主人公安德烈原本头脑灵活、思维缜密，可后来却因言行“失常”被家人送往精神病院。除了安德烈之外，双雪涛笔下还有一批类似的人，他们对于理想近乎偏执的追求给他们的人生染上了或多或少的悲剧色彩。
二、不为现实而屈膝：“安德烈”式人格结构
从弗洛伊德人格结构理论的视角来看，人的“本我”“自我”和“超我”之间联系紧密。在这个存在于人类内心深处且不断运转的能量系统中，“自我”既要尽量满足“本我”对原始快乐的追逐，也要竭力适应“超我”提出的道德牵制。只有三者处于稳定状态时，主体才会达到为社会所承认的“健康”水平，与外界的交往活动才能行之有效。
在双雪涛的笔下，有一群与众不同的个体，人格结构的不尽完整以及长期对“自我”人格的忽视导致他们连“正常人”的行列都难以触碰。在这些角色中，《我的朋友安德烈》中的主人公安德烈对社会框架的质疑与反抗尤为激烈，他极少压制“本我”的欲望与诉求，所以学校、家庭、社会这些个人成长与生存必不可少的空间都容不下他。对于《飞行家》中的李明奇来说，他对飞行器的执着令人匪夷所思。可要想始终遵循“本我”的快乐原则，就必须塑造更为坚韧的“自我”，所以李明奇为了生存而贩烟、开店、养蚂蚁、倒腾煤。这一系列活动都是深处社会之中的个体为了现实需求和道德评判所作出的妥协。但由于“自我”能力不足，无法从中斡旋，因此结果注定失败。对于《大师》中“我”的父亲高棋来说，纵使在流弹横飞的年代，也要上街与人下棋。但到了垂暮之年，却只能喝着廉价的散酒，抽着从地上捡来的烟蒂。由于高棋对“自我”人格的消极怠慢，导致曾经纵横棋场的大师一步步沦落为“精神失常”的病人。
由此可见，长期以“本我”原则生存的主体根本无法抵抗时代和环境的鞭笞，他们不为现实屈膝，在自己搭建的密闭空间中放任自如，最终落得两重伤痛。弗洛伊德认为：“‘本我’是不被任何人甚至自己所知道的，我们无法改变潜意识的规则。‘超我’是在既定的历史条件下形成的具备一定功能的社会道德法则，它也不会因为一个人的潜意识而改变。”因此，我们所能做的就是以不断提升自我的方式重塑人格。而安德烈这一类人的人格结构都被“本我”控制太久，导致“自我”无法调节。即使他们在某些方面拥有非凡天赋，也难以达到为世人所承认的高水平、高层次的社会地位。
从弗洛伊德的观点来看，如果人的主观能动性无法平衡“本我”和“超我”的关系，那么，人格结构的稳定性就会被破坏，主体本身便会面临生存危机和精神危机。虽说建构更高水平的“超我”意识是社会和时代赋予我们去追逐的人生信条，但三者的平稳运行才是保证主体身体状态和精神生态不出差错的坚实基础。
三、众人皆醉我独醒：世人眼中的“多余人”
每个人从一出生就会被现定的观念和准则所约束，而那些想改变时代准绳，崭露头角的人是不为环境所允许的。纵使拥有优越的天赋和强烈的自我认同感，也始终无法获得旁人的真正认可。他们是被时代边缘化的存在，是世人眼中的“多余人”。《大师》中“我”的父亲因为对下棋近乎病态的热爱，使“我”的爷爷无法容忍：“早知如此，还不如生下来就是个傻子。”双雪涛笔下的高棋这一形象类似于阿城小说中同样痴迷下棋的“棋王”王一生。在高棋和王一生的眼中，棋是令人精神得到愉悦和解放的重要法宝，棋盘是世界的缩影，能在棋桌上活着，人生便具有存在的价值。
除了双雪涛之外，其他作家笔下也出现过与此相类似的“多余人”形象。郁达夫短篇小说《沉沦》中的“我”内心脆弱敏感，行为怪异，极度渴望能通过国家强大给予只身在异国他乡的自己带来适度的精神生存空间。“我”的性格和处事方式在很大程度上是由时代和环境造就的，但同時“我”又不断割裂着自我与现实、他人之间的关系。从个人的角度来看，“多余人”认为“世人皆醉我独醒”，但他们既将自己蜷缩起来，又反复陷入矛盾和痛苦之中。
如果说屠格涅夫和普希金笔下的“多余人”形象是为了揭露沙俄专制统治的弊端以及贵族青年知识分子无法承担时代重任的人格缺陷和阶级局限，那么，双雪涛笔下 “多余人”形象的塑造更像是为了引导众人给予这些不被社会所认可的“怪人”以妥善的生存空间和良性的价值引导。这些所谓的“边缘人”被他者定义为“异类”，世人赋予的标记在无形中引导着他们的行为。学者张清华在谈“多余人”时说过：“被社会命定的处境，会转化为主体暗示性的心理向度与行为逻辑，其性格和命运。”久而久之，在其内在精神系统早已出现裂痕的前提下，他们被迫接受了这样的角色设定。
双雪涛曾说过：“一个一直和社会紧密联系的人，突然跳到了一个自己搭建的孤岛上，随着时间的推移，会产生越来越强烈的孤岛感，而这时便需要一艘能接自己离开孤岛的船。”人活在世上，总需要归属感的包裹，这些作家笔下的“多余人”也同样需要。也许现实没有赋予他们这项权利，他们也无意识或者很难去争夺，这是“多余人”存在的一大动因，也是他们穷极一生都难以摆脱的枷锁。在现实的巨轮还未完全碾过之时，这些“多余”的个体便已化作一缕残魂。正是因为看到了他们的生存困境，所以作者希望在感叹其凄凉命运的同时，我们更应该怀着一颗包容和理解的心去探视身边人的心理诉求。 四、本性即无适俗韵：超越时代的浪漫特质
双雪涛很善于写真人真事，他往往选择用平静、讥诮的语言表达人物真实深切的内心情感。双雪涛小说中经常出现以“默”字命名的人物，例如《光明堂》中的张默，《聋哑时代》的李默，他们或因现实沉默，或为理想默哀。李默在劝诫安德烈时说：“我们都不配将整个时代作为对手。像你这样的活法，胜利还没有来到，你已经先成了烈士了。”那些与时代格格不入的个体生命是极为脆弱的，但他们依旧执拗地坚持。学者赵耀认为：“在作者看来，既然世界已经是这样的混乱和无序，唯有在对自我的执着中才能实现精神的突围与价值的确认。”对于“安德烈”们来说，他们不畏世俗，唯有在对理想的渴望中才能发觉存在的意义。
在双雪涛看来，每个时代都有被遗忘的人存在。在多数人对物质生活趋之若鹜的年代，有一部分人偏偏选择逆流而上，成为一个坚定的自由主义者和浪漫主义者。从双雪涛的访谈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笔下的这些人物形象在某种程度上也是他本人的缩影。即使被现实人生支配得很惨，但依旧选择唯心、自由而率真地生活，他将其称之为“幸运”。双雪涛曾说过为了写作从银行辞职，当时身边所有人对此都瞠目结舌。但是相比较安德烈、李明奇等人来说，双雪涛的确是幸运的，但同时他也是更加清醒的。因为他在反抗压抑、扫清迷雾的同时还接受了来自社会的馈赠，通过善意的引导为当时不安的灵魂及时注入了新鲜血液。
双雪涛很喜欢擅长写小人物的陀思妥耶夫斯基，而陀翁笔下那些单纯善良的灵魂也给双雪涛留下了深刻印象。因此在他的小说中既有很多挣扎于日常琐事的普通人，也有真挚专一的人性。仔细读来，也许每个人都能从他的笔下找到与身边人相对应的角色，进而将作者笔下的世界纳入读者的生活中来。从作家的创作心理来看，双雪涛的小说构思离不开父母一辈人的经历，也离不开生活的积累。生活中爱下象棋的父亲给《大师》中高棋这一人物的塑造提供了参考，面冷心热的中学老师酷似《平原上的摩西》中李斐的老师傅东心。双雪涛赋予了他笔下这些人物不属于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特质，即不以功利的态度迎合世俗，将个人追求上升到精神、审美层面。
在重大转折的特殊背景下，双雪涛看到了父亲那一辈人和八九十年代一些年轻人身上的“诗性”，当人们为了更高的物质生活而劳累奔波之时，生活中还有一群人近乎贪婪地竭力保存精神上的丰盈，这是双雪涛作为80后作家依据自己的生存背景赋予他笔下“多余人”所独有的特征。
五、结语
通过对人物的比较分析发现，从双雪涛的小说中不仅能看到一系列令人哀叹却又令人礼赞的“安德烈”式人物以及作者所赋予他们的与时代主旋律不相适宜的品质，同时还能让人感受到双雪涛对社会与时代的深层思考。在大家都只关注利益和结果的时候，将众人的目光引向悲剧产生的动因与过程，让长期以来不被容忍和接纳的“安德烈”式“多余人”早日得到环境和世人的认可与救赎。
参考文献：
[1][奥]西格蒙德·弗洛伊德.弗洛伊德蓝皮书[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2018.
[2]双雪涛.平原上的摩西[M].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16.
[3]张清华.隐秘的狂欢[M].济南：山东友谊出版社，2006.
[4]何平，双雪涛.访谈：“这三年发生的事情肯定超乎我的想象”[J].花城，2019（04）：142-145.
[5]赵耀.邊缘性经验的极致化书写——论双雪涛小说的审美意蕴生成[J].西华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01）：70-74.
（作者简介：魏亚枫，女，硕士研究生在读，江汉大学，研究方向：文艺学）
（责任编辑 刘冬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