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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本文以城郊型村庄在旅游发展中出现的投资、产品、环境、设施、制度等五个方面的困境为导向，立足于我国乡村旅游发展历程，在资源禀赋和休闲需求的驱动下，探讨基于旅游目的地建设的城郊型村莊融合发展模式、特征及危机应对措施。基于西北地区陕西省西安市阎良区村庄规划的实证，在解读现状和梳理旅游资源的基础上，通过主客交往、供需关系和示范效应的作用机制，以旅游目的地建设为指向，提出空间整合、文化融合、设施一体、体制创新等空间调控策略，以纾解城郊型村庄发展困境，为创新村庄转型发展路径提供新思路。
关键词：旅游目的地；城郊型村庄；村庄转型；空间调控；西安市阎良区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0.06.016 中图分类号：F292/TU982.29
文章编号：1009-1483（2020）06-0110-09 文献标识码：A
A Probe into the Spatial Regulation in Suburban Villages Based on the Tourism Destinations’ Construction： Taking Yanliang District in Xi’an City as an Example
YU Kanhua， REN Meimei， HOU Quanhua， ZHANG W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guided by the dilemmas of investment， products， environment， facilities， and syst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suburban villag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tourism in China， driven by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leisure nee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uburban villages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model， characteristics and crisis response measur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stin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village planning in Yanliang District of Xi’an City in northwest China， on the basis of interpre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mbing tourism resources，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ost and guest， supply and demand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 orient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spatial control strategies such as spatial integra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integrated facilitie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of suburban villages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innovative villag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s.
[Keywords] tourism destination ； suburban village； village transformation； spatial regulation； Yanliang District in Xi’an City
引言
大城市近郊村庄作为中心城区与经济腹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其保有的绿色生态空间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成为城市居民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以城郊型村庄作为旅游目的地建设能够通过城乡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之间的有效交流，改变“城市待不下，乡村回不去”的尴尬局面，以乡村振兴为动力吸引城市居民下乡、乡村贤能回归，以此推进乡村活力重塑、区域旅游发展和城乡高效融合。然而，近郊型村庄在面临乡村人去屋空和城镇化冲击双重约束下，应如何依托生态底线思维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效破解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面临的困境是重要问题。
从现有相关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对于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参与主体[1-3]、驱动因素[2，4-6]、发展模式[2，6，7-9]、生态评价[10-11]、规划策略[12-16]均有深入的研究。在发展模式方面，王宇等提出古村落保护模式、自然风景旅游模式及郊区农家乐旅游模式等三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认为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对生态文明保障、城乡统筹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改善、乡愁文化承载及村民生活质量提高意义重大[9]；在规划方法上，赵兵等从乡村旅游的概念入手，通过分析旅游发展对乡村的作用，从安居、乐业和文化等三个方面出发，提出功能布局、景观环境提升、景观环境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等四个促进乡村旅游和新农村综合体融合发展的规划方法[16]。此外，何景明等将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特征总结为“以乡村地区为发生地”“以乡村性为旅游吸引力”两大特点[17]。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结合区域竞合维度下的实证分析及以旅游目的地建设推动村庄规划响应较少。基于此，本文结合“问题导向—机制解析—路径探新”的研究思路，研判区域层面旅游目的地与村庄建设的互动机制、空间调控策略，探索“旅游+”时代下村庄作为旅游目的地转型发展的新动能，以促使乡村困局得到纾解，城乡融合得以统筹协调。 1问题导向：旅游目的地建设下近郊型村庄发展之困
乡村旅游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乡村产业转型、传承乡村原生文化、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天然优势，依托旅游目的地建设进行乡村发展模式创新，引导和推动城乡之间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双向流动，是激发乡村潜在动力，实现乡村旅游持续发力，推动城乡统筹融合的特色化路径之一。然而，当前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建设存在投资不足、管理不畅、地域分散、特色乏味等多维困境，难以发挥拉动作用。
1.1投资困境
资金投入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必要条件。经济基础薄弱，资金投入缺乏，难以达到旅游建设需求，会导致旅游资源开发弱、旅游市场拓展慢、旅游服务设施和接待能力差，进而导致珍贵的乡村旅游资源无法得到很好地开发；其次，第三方投入开发的乡村旅游项目，导致村民主体获利少，基层干部和农村缺乏旅游服务的积极性，行动力不足；再次，乡村旅游缺乏实力很强的投资者，导致乡村旅游初期开发建设项目少，乡村旅游项目层次低，旅游产品简单、千篇一律，旅游宣传不到位等问题。
1.2产品困境
乡土特色是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核心，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受城市化的影响，乡村旅游开发中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缺失当地特色，旅游产品创新力度不足、产品业态单一、商品档次较低、旅游产品种类单一，千篇一律的节庆活动和旅游品牌使得村莊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缺乏、乡土性突变、造成旅游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乡村地区滞后的旅游营销手段和知识储备，使得旅游经营者靠着传统宣传促销方式揽客，虽然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受互动体验感不足、宣传信息量缺乏等因素的制约，营销效果不尽人意。
1.3环境困境
乡村原生的生态环境是旅游目的地的主要吸引力，也是乡村旅游得以长久兴旺的基本资源。然而，现有乡村旅游发展由于生态规划方案缺失、生态文明宣传不到位、可持续发展意识薄弱等问题，造成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在乡村旅游经济活动中遭到破坏。旅游规划者脱离乡村本质，单纯从城市规划角度建设乡村，破坏乡村田园气息；旅游建设者不顾环境效益，急功近利，随意开发乡村自然景观；旅游参与者对景区能源、物资和设施的耗损等都造成乡村旅游地的生态环境压力，从而影响乡村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使乡村生态系统出现危机。
1.4设施困境
乡村旅游设施建设是提高乡村成长能力的重要一环，高标准的旅游服务设施能更好地驱动旅游业的发展。虽然我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一些乡村旅游区，旅游接待设施服务能级较低，无法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村庄旅游服务体系成为村庄旅游业发展的“短板”。我国乡村和城市发展存在一定的差距，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中村庄服务设施建设不到位，如旅游道路、停车场等公共交通设施缺乏，垃圾处理设施简陋、水源供给质量难以保证等。乡村民宿品质不高，与旅游者需求存在差距，游客体验舒适度不高，给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阻碍。
1.5制度困境
乡村旅游制度的完善是保障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的重要基础，旅游制度包含村庄的发展制度和旅游管理制度。由于我国乡村发展水平低，乡村管理水平低下，缺乏人才吸引政策，村民因其受教育程度有限，缺乏旅游相关管理技能，在旅游服务中出现诚信缺失、服务质量低下等与高品质服务相违背的村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乡村地区旅游管理制度缺失，政策法规不健全，旅游品牌营销不足，造成旅游景点管理力度不够，旅游产品无法得到有效推广，导致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进程缓慢。
2机制解析：旅游目的地建设下近郊型村庄发展之道
2.1内涵概论
旅游目的地集旅游生产和消费于一体，承载了丰富旅游活动和完善旅游空间结构等重要作用，在国家支持旅游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下，旅游目的地也进入大众视野（见图1）。城郊型村庄旅游目的地由于靠近城市的便利区位和便捷的交通，在城市居民对乡村自然生态的向往和农业发展亟需创新突破的双重驱动下迎来较好的发展机遇。从生态区位看，城郊型村庄旅游地介于城乡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从旅游类型来看，城郊型村庄旅游地介于城乡旅游地的过渡区域；从地理区位来看，城郊型村庄旅游地介于城市建成区和乡村发展区之间，这也促使城郊型村庄旅游地能够依托城乡间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互联互通为乡村旅游发展创造更多便利。因此，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应以其“乡村性”作为核心吸引力，“生态化”作为长远发展的建设内涵，以保持乡村特色、提质发展环境、创新管理能力、创活成长能力作为可持续发展动能。
我国乡村旅游依托乡村独有自然山水、田园景观，逐渐向新领域尝试，新方向拓展。20世纪末，随着乡村产业由单一的农业中心向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产交融的多中心格局转变，乡村旅游规模得以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旅游逐渐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我国城郊型村庄旅游地逐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见表1）。
2.2发展模式
我国乡村旅游经过政府支持、发展实践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发展模式。在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乡村旅游无疑是村庄发展方向的最佳选择之一。然而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选择依赖于区位、市场等外部条件和村庄资源类型、设施能级等内部条件。通过梳理相关资料，按照依托资源和核心功能等将城郊型村庄旅游地发展归结为5种模式（见表2）。
2.3危机应对
旅游目的地的安全保障对旅游发展也尤为重要[18]。在规划中也要考虑到客观条件对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影响。如为应对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相应地需要开展旅游安全评估、预防、处理工作，做好对旅游目的地危机预防和预处理，减少损失。
2.3.1政府主导纾解
强化政府主导功能和危机处理能力，出台应对危机支持旅游企业政策，支持和引导村庄旅游有序复工复产。同时政府要善于借助外力，通过加大金融支持、减轻村庄负担、提高职工素质等方式，实现旅游产业的聚能效应，确保村庄旅游业在重大灾害面前留有实力，通过有效整治提升以更好的形象迎接游客。 2.3.2产业转型升级
灾害是危机，但也可以成为村庄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契机。通过促进新兴科技在村庄旅游中的投入使用，使数字文化和旅游服务发挥更大价值，提升村庄旅游产业的智慧化管理和服务精细化供给。如增加村庄旅游景点的智能服务功能，降低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引入数字文旅体验，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游客参与剧情，感受沉浸式的穿越体验；加大“新媒体+创新营销”，利用“双微一抖”，做好村庄旅游产品营销。
2.3.3强化数据支撑
提高村庄旅游精准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旅游大数据应用能力，强化旅游大数据支撑。加强区域间旅游信息流通、数据共享机制，减少因信息缺失、数据孤岛现象等导致的监测能力滞后等问题。同时鼓励政府数据和景区数据共享，快速追踪旅游流量、游客轨迹等，精准定位灾害发生地点和传播路径，做到心中有“数”，准确决策。
2.3.4前置安全规划
编制村庄旅游规划要把旅游公共安全规划纳入到全域旅游规划体系，构建应对突发事件的现代村庄旅游治理体系。制定村庄旅游应急预案和安全保障方案，同时提高村庄旅游环境的卫生水平。如景区公共厕所除卫生纸和洗手液外，应增加消毒剂等；对游客易集聚的景点进行定期消毒处理，对景区潜在灾害应设提示牌；提升景区服务人员的应急处理能力等。
2.4机制解析
旅游背景下城郊型村庄发展要“以政府输血为指引，产业造血为动能，村庄活血为支撑”，选择适宜模式，增强各功能之间融汇贯通，实现资源环境提升和村庄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主要表现在：（1）产业发展互融，对村庄产业进行综合开发利用，打造多产业、多业态、多空间高度融合的发展方式；（2）文化传承互融，综合开发村庄生态景观和文化遗存，达到村庄生态维护、文化传承与自然景观游和民俗文化游的融合；（3）服务功能互融，村庄生活服务设施与旅游服务设施共同开发建设，形成主客共享、互通互补的设施体系；（4）管理保障互融，构建完善的村庄管理和旅游管理体制，构建“政府—村民—企业—新农民”之间的利益平衡，形成多主体共创共赢的发展模式（见图2）。
3路径探新：旅游目的地导向下近郊型村庄建设规划响应
3.1研究案例概况？？？？
阎良区地处陕西省西安市渭河以北，是西安市东北部的远郊辖区，距市中心约50公里，平面輪廓略呈东西向长方形，形似头东尾西的卧牛，全域面积约244平方公里（见图3）。历史上阎良区曾是商鞅变法以图强秦之地，也因此被称为我国最早变法的“法治之都、改革之都”；交通上被称为渭北枢纽，位于西安“半小时经济圈”，西禹高速、关中环线、西延高铁、西韩城际铁路、阎良至机场城际铁路等多条交通干线为其提供便利；自然环境上水系众多，动植物资源富饶，生态环境较好。
3.2旅游资源梳理
阎良区位于西安近郊，航空文化、农业文化、自然山水资源丰厚，具有城郊型旅游开发优势，但区内旅游资源还有待整合开发。以国家《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为依据，根据区内旅游资源的现状、形态、特性、特征等对阎良区的旅游资源进行整理分类，共整理出涉及水域风光、生物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及人文活动等6大主类，14种基本类型，20多种旅游资源，并将其归纳为有形旅游要素和无形旅游要素两种类型（见表3）。
3.3空间调控策略
3.3.1空间整合
以有形旅游要素为载体，打造协调互补的空间序列。以区域内山水资源、农林资源及村落景观等为空间格局建构生态基底，充分把握村庄不同村情、特性，进行精准定位，既注重内部边界划分，又重视各区域间优势互补，构建全域村庄旅游功能区（见图4）。从区域角度协同构建“一村一品”或“多村一品”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打造“村落+”景区、公园、民俗、美食等产品模式，为村庄导入丰富的旅游产品业态，形成主客共享的消费闭环（见表4）。
3.3.2文化融合
以点串线，由线及面，构建虚实相间的人文序列。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活化，通过文化挖掘和载体转换，以兴建文化礼堂、文化长廊，开展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和民俗节庆等方式，实现无形文化资源的“有形化、产品化”，研发具有特色和活力的乡村旅游产品和网络，让游客在参与中了解和体验村庄文化。规划以“生态、休闲、运动、娱乐”为文化主品牌，通过做活文化价值、搭建文化载体、创新文化平台等方式，构建全域文化体系，从吃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展示阎良区特色（见图5）。同时构建各个村庄文化子品牌，提升旅游节点体验，形成系统的文化品牌体系，使游客获得更好文化体验（见图6）。
3.3.3设施一体
以提升旅游服务为根本，营造符合城市居民需求的设施廊道。村庄公共服务设施融入旅游发展的多样需求，构建景区和村庄设施融合的服务体系，为主客共享乡村旅游空间提供支撑。规划以阎良城区为中心，划定四级生活服务圏，以村庄发展等级为依据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同时，结合规划形成的新社区和新市镇，以集中、分级为原则，形成一级驿站、二级驿站和小型应急点三级配套体系（见图5、表5）。村庄层面以村庄环境整治为目标，重点引导村庄旅游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景观风貌。同时，在原有标准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基础上增加村庄特色元素，彰显乡村特点。 3.3.4体制创新
以创新乡村制度为保障，构建乡村旅游多元主体共建模式。一是建立“政府—企业—村民”共建共治的建设管理委员会，以开放乡创机会、加强政企联动的方式，为当地村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提升村民获得感和参与感；二是智慧型管理建设，推进“互联网+”乡村旅游建设，尤其是加强村庄旅游景点的互联网信息化建设，推广网络预约、销售服务，合理利用“两微一抖”增强景区知名度；三是注重引进和培养旅游人才，通过旅游管理参与主体的职业培训和素质教育，提高乡村旅游服务主体的质量；四是引入乡村旅游实施检测、定期评估、动态维护机制，将生态保护和旅游安全贯穿乡村旅游项目规划、建设、实施、运行的各个阶段，优化乡村旅游供给，降低旅游风险（见图7）。
4结语
旅游目的地建设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将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空间结构优化调整的全过程。旅游产业肆意发展和竞争之下，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清醒地认识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旅游目的地建设策略，依托乡村资源形成服务质量较高的休闲聚集区和复合型城乡聚合空间。本文以西北地区西安市阎良区规划实践为例，从空间整合、文化融合、设施一体、体制创新四个方面提出空间调控措施，以适应区域层面村庄旅游发展需求，为近郊型村庄旅游目的地转型发展、乡村旅游高质量创新做出新的探索。然而，乡村旅游涉及内容之广、层级之深，本文仍有欠缺之处。未来研究还需在乡村生态旅游规划路径、不同阶段乡村旅游规划应对等方面做出进一步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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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旅游目的地；城郊型村庄；村庄转型；空间调控；西安市阎良区
doi：10.3969/j.issn.1009-1483.2020.06.016 中图分类号：F292/TU982.29
文章编号：1009-1483（2020）06-0110-09 文献标识码：A
A Probe into the Spatial Regulation in Suburban Villages Based on the Tourism Destinations’ Construction： Taking Yanliang District in Xi’an City as an Example
YU Kanhua， REN Meimei， HOU Quanhua， ZHANG Wei
[Abstract] This article is guided by the dilemmas of investment， products， environment， facilities， and systems in the development of tourism in suburban villages. Based on the development process of rural tourism in China， driven by resource endowments and leisure needs， this paper discusses the suburban villages integration development model， characteristics and crisis response measures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ourism destination construction. Based on the empirical analysis of the village planning in Yanliang District of Xi’an City in northwest China， on the basis of interpreting the current situation and combing tourism resources， through the mechanism of interaction between host and guest， supply and demand and demonstration effect， oriented by the construction of tourism destination， this paper proposes spatial control strategies such as spatial integration， cultural integration， integrated facilities and institutional innovations， in order to alleviate the development difficulties of suburban villages and provide new ideas for innovative village transformation and development paths.
[Keywords] tourism destination ； suburban village； village transformation； spatial regulation； Yanliang District in Xi’an City
引言
大城市近郊村庄作为中心城区与经济腹地联系的重要通道，其保有的绿色生态空间在城镇化快速发展中成为城市居民向往的旅游目的地。以城郊型村庄作为旅游目的地建设能够通过城乡经济、社会、生态、文化等之间的有效交流，改变“城市待不下，乡村回不去”的尴尬局面，以乡村振兴为动力吸引城市居民下乡、乡村贤能回归，以此推进乡村活力重塑、区域旅游发展和城乡高效融合。然而，近郊型村庄在面临乡村人去屋空和城镇化冲击双重约束下，应如何依托生态底线思维和生态文明建设，有效破解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面临的困境是重要问题。
从现有相关研究来看，国内学者对于乡村旅游目的地的参与主体[1-3]、驱动因素[2，4-6]、发展模式[2，6，7-9]、生态评价[10-11]、规划策略[12-16]均有深入的研究。在发展模式方面，王宇等提出古村落保护模式、自然风景旅游模式及郊区农家乐旅游模式等三种乡村旅游发展模式，认为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对生态文明保障、城乡统筹推进、乡村生态环境改善、乡愁文化承载及村民生活质量提高意义重大[9]；在规划方法上，赵兵等从乡村旅游的概念入手，通过分析旅游发展对乡村的作用，从安居、乐业和文化等三个方面出发，提出功能布局、景观环境提升、景观环境规划和综合交通规划等四个促进乡村旅游和新农村综合体融合发展的规划方法[16]。此外，何景明等将乡村旅游目的地的特征总结为“以乡村地区为发生地”“以乡村性为旅游吸引力”两大特点[17]。总体而言，国内学者对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已有大量研究成果，但结合区域竞合维度下的实证分析及以旅游目的地建设推动村庄规划响应较少。基于此，本文结合“问题导向—机制解析—路径探新”的研究思路，研判区域层面旅游目的地与村庄建设的互动机制、空间调控策略，探索“旅游+”时代下村庄作为旅游目的地转型发展的新动能，以促使乡村困局得到纾解，城乡融合得以统筹协调。 1问题导向：旅游目的地建设下近郊型村庄发展之困
乡村旅游具有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促进乡村产业转型、传承乡村原生文化、提升农村人居环境的天然优势，依托旅游目的地建设进行乡村发展模式创新，引导和推动城乡之间资本、技术、人才等要素的双向流动，是激发乡村潜在动力，实现乡村旅游持续发力，推动城乡统筹融合的特色化路径之一。然而，当前乡村作为旅游目的地建设存在投资不足、管理不畅、地域分散、特色乏味等多维困境，难以发挥拉动作用。
1.1投资困境
资金投入是乡村旅游开发的必要条件。经济基础薄弱，资金投入缺乏，难以达到旅游建设需求，会导致旅游资源开发弱、旅游市场拓展慢、旅游服务设施和接待能力差，进而导致珍贵的乡村旅游资源无法得到很好地开发；其次，第三方投入开发的乡村旅游项目，导致村民主体获利少，基层干部和农村缺乏旅游服务的积极性，行动力不足；再次，乡村旅游缺乏实力很强的投资者，导致乡村旅游初期开发建设项目少，乡村旅游项目层次低，旅游产品简单、千篇一律，旅游宣传不到位等问题。
1.2产品困境
乡土特色是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的核心，是提高市场竞争力的重要抓手。受城市化的影响，乡村旅游开发中旅游产品同质化严重、缺失当地特色，旅游产品创新力度不足、产品业态单一、商品档次较低、旅游产品种类单一，千篇一律的节庆活动和旅游品牌使得村莊旅游资源文化内涵缺乏、乡土性突变、造成旅游吸引力下降。另一方面乡村地区滞后的旅游营销手段和知识储备，使得旅游经营者靠着传统宣传促销方式揽客，虽然具有一定的效果，但受互动体验感不足、宣传信息量缺乏等因素的制约，营销效果不尽人意。
1.3环境困境
乡村原生的生态环境是旅游目的地的主要吸引力，也是乡村旅游得以长久兴旺的基本资源。然而，现有乡村旅游发展由于生态规划方案缺失、生态文明宣传不到位、可持续发展意识薄弱等问题，造成乡村自然生态环境在乡村旅游经济活动中遭到破坏。旅游规划者脱离乡村本质，单纯从城市规划角度建设乡村，破坏乡村田园气息；旅游建设者不顾环境效益，急功近利，随意开发乡村自然景观；旅游参与者对景区能源、物资和设施的耗损等都造成乡村旅游地的生态环境压力，从而影响乡村动植物的生存环境，使乡村生态系统出现危机。
1.4设施困境
乡村旅游设施建设是提高乡村成长能力的重要一环，高标准的旅游服务设施能更好地驱动旅游业的发展。虽然我国乡村基础设施建设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在一些乡村旅游区，旅游接待设施服务能级较低，无法满足游客的旅游需求，村庄旅游服务体系成为村庄旅游业发展的“短板”。我国乡村和城市发展存在一定的差距，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中村庄服务设施建设不到位，如旅游道路、停车场等公共交通设施缺乏，垃圾处理设施简陋、水源供给质量难以保证等。乡村民宿品质不高，与旅游者需求存在差距，游客体验舒适度不高，给乡村旅游发展带来阻碍。
1.5制度困境
乡村旅游制度的完善是保障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的重要基础，旅游制度包含村庄的发展制度和旅游管理制度。由于我国乡村发展水平低，乡村管理水平低下，缺乏人才吸引政策，村民因其受教育程度有限，缺乏旅游相关管理技能，在旅游服务中出现诚信缺失、服务质量低下等与高品质服务相违背的村庄发展方式。另一方面，乡村地区旅游管理制度缺失，政策法规不健全，旅游品牌营销不足，造成旅游景点管理力度不够，旅游产品无法得到有效推广，导致乡村旅游融合发展进程缓慢。
2机制解析：旅游目的地建设下近郊型村庄发展之道
2.1内涵概论
旅游目的地集旅游生产和消费于一体，承载了丰富旅游活动和完善旅游空间结构等重要作用，在国家支持旅游发展的一系列政策下，旅游目的地也进入大众视野（见图1）。城郊型村庄旅游目的地由于靠近城市的便利区位和便捷的交通，在城市居民对乡村自然生态的向往和农业发展亟需创新突破的双重驱动下迎来较好的发展机遇。从生态区位看，城郊型村庄旅游地介于城乡人工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之间；从旅游类型来看，城郊型村庄旅游地介于城乡旅游地的过渡区域；从地理区位来看，城郊型村庄旅游地介于城市建成区和乡村发展区之间，这也促使城郊型村庄旅游地能够依托城乡间基础设施和公共设施的互联互通为乡村旅游发展创造更多便利。因此，乡村旅游目的地建设应以其“乡村性”作为核心吸引力，“生态化”作为长远发展的建设内涵，以保持乡村特色、提质发展环境、创新管理能力、创活成长能力作为可持续发展动能。
我国乡村旅游依托乡村独有自然山水、田园景观，逐渐向新领域尝试，新方向拓展。20世纪末，随着乡村产业由单一的农业中心向农业、工业和服务业三产交融的多中心格局转变，乡村旅游规模得以扩大。进入21世纪以来，乡村旅游逐渐成为乡村产业发展的新动能，我国城郊型村庄旅游地逐步呈现出多元化发展趋势（见表1）。
2.2发展模式
我国乡村旅游经过政府支持、发展实践形成了内涵丰富、形式多样的发展模式。在旅游发展的大背景下，乡村旅游无疑是村庄发展方向的最佳选择之一。然而乡村旅游发展模式的选择依赖于区位、市场等外部条件和村庄资源类型、设施能级等内部条件。通过梳理相关资料，按照依托资源和核心功能等将城郊型村庄旅游地发展归结为5种模式（见表2）。
2.3危机应对
旅游目的地的安全保障对旅游发展也尤为重要[18]。在规划中也要考虑到客观条件对旅游目的地发展的影响。如为应对当前的新型冠状病毒，相应地需要开展旅游安全评估、预防、处理工作，做好对旅游目的地危机预防和预处理，减少损失。
2.3.1政府主导纾解
强化政府主导功能和危机处理能力，出台应对危机支持旅游企业政策，支持和引导村庄旅游有序复工复产。同时政府要善于借助外力，通过加大金融支持、减轻村庄负担、提高职工素质等方式，实现旅游产业的聚能效应，确保村庄旅游业在重大灾害面前留有实力，通过有效整治提升以更好的形象迎接游客。 2.3.2产业转型升级
灾害是危机，但也可以成为村庄旅游业转型升级的契机。通过促进新兴科技在村庄旅游中的投入使用，使数字文化和旅游服务发挥更大价值，提升村庄旅游产业的智慧化管理和服务精细化供给。如增加村庄旅游景点的智能服务功能，降低人力成本和运营成本；引入数字文旅体验，打破传统观演模式，让游客参与剧情，感受沉浸式的穿越体验；加大“新媒体+创新营销”，利用“双微一抖”，做好村庄旅游产品营销。
2.3.3强化数据支撑
提高村庄旅游精准防控能力，进一步提升旅游大数据应用能力，强化旅游大数据支撑。加强区域间旅游信息流通、数据共享机制，减少因信息缺失、数据孤岛现象等导致的监测能力滞后等问题。同时鼓励政府数据和景区数据共享，快速追踪旅游流量、游客轨迹等，精准定位灾害发生地点和传播路径，做到心中有“数”，准确决策。
2.3.4前置安全规划
编制村庄旅游规划要把旅游公共安全规划纳入到全域旅游规划体系，构建应对突发事件的现代村庄旅游治理体系。制定村庄旅游应急预案和安全保障方案，同时提高村庄旅游环境的卫生水平。如景区公共厕所除卫生纸和洗手液外，应增加消毒剂等；对游客易集聚的景点进行定期消毒处理，对景区潜在灾害应设提示牌；提升景区服务人员的应急处理能力等。
2.4机制解析
旅游背景下城郊型村庄发展要“以政府输血为指引，产业造血为动能，村庄活血为支撑”，选择适宜模式，增强各功能之间融汇贯通，实现资源环境提升和村庄经济发展双赢的局面。主要表现在：（1）产业发展互融，对村庄产业进行综合开发利用，打造多产业、多业态、多空间高度融合的发展方式；（2）文化传承互融，综合开发村庄生态景观和文化遗存，达到村庄生态维护、文化传承与自然景观游和民俗文化游的融合；（3）服务功能互融，村庄生活服务设施与旅游服务设施共同开发建设，形成主客共享、互通互补的设施体系；（4）管理保障互融，构建完善的村庄管理和旅游管理体制，构建“政府—村民—企业—新农民”之间的利益平衡，形成多主体共创共赢的发展模式（见图2）。
3路径探新：旅游目的地导向下近郊型村庄建设规划响应
3.1研究案例概况？？？？
阎良区地处陕西省西安市渭河以北，是西安市东北部的远郊辖区，距市中心约50公里，平面輪廓略呈东西向长方形，形似头东尾西的卧牛，全域面积约244平方公里（见图3）。历史上阎良区曾是商鞅变法以图强秦之地，也因此被称为我国最早变法的“法治之都、改革之都”；交通上被称为渭北枢纽，位于西安“半小时经济圈”，西禹高速、关中环线、西延高铁、西韩城际铁路、阎良至机场城际铁路等多条交通干线为其提供便利；自然环境上水系众多，动植物资源富饶，生态环境较好。
3.2旅游资源梳理
阎良区位于西安近郊，航空文化、农业文化、自然山水资源丰厚，具有城郊型旅游开发优势，但区内旅游资源还有待整合开发。以国家《旅游资源分类、调查与评价》（GB/T 18972-2017）为依据，根据区内旅游资源的现状、形态、特性、特征等对阎良区的旅游资源进行整理分类，共整理出涉及水域风光、生物景观、遗址遗迹、建筑与设施、旅游商品及人文活动等6大主类，14种基本类型，20多种旅游资源，并将其归纳为有形旅游要素和无形旅游要素两种类型（见表3）。
3.3空间调控策略
3.3.1空间整合
以有形旅游要素为载体，打造协调互补的空间序列。以区域内山水资源、农林资源及村落景观等为空间格局建构生态基底，充分把握村庄不同村情、特性，进行精准定位，既注重内部边界划分，又重视各区域间优势互补，构建全域村庄旅游功能区（见图4）。从区域角度协同构建“一村一品”或“多村一品”的差异化发展路径，打造“村落+”景区、公园、民俗、美食等产品模式，为村庄导入丰富的旅游产品业态，形成主客共享的消费闭环（见表4）。
3.3.2文化融合
以点串线，由线及面，构建虚实相间的人文序列。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活化，通过文化挖掘和载体转换，以兴建文化礼堂、文化长廊，开展群众性的文娱活动和民俗节庆等方式，实现无形文化资源的“有形化、产品化”，研发具有特色和活力的乡村旅游产品和网络，让游客在参与中了解和体验村庄文化。规划以“生态、休闲、运动、娱乐”为文化主品牌，通过做活文化价值、搭建文化载体、创新文化平台等方式，构建全域文化体系，从吃住行游购娱等多方面展示阎良区特色（见图5）。同时构建各个村庄文化子品牌，提升旅游节点体验，形成系统的文化品牌体系，使游客获得更好文化体验（见图6）。
3.3.3设施一体
以提升旅游服务为根本，营造符合城市居民需求的设施廊道。村庄公共服务设施融入旅游发展的多样需求，构建景区和村庄设施融合的服务体系，为主客共享乡村旅游空间提供支撑。规划以阎良城区为中心，划定四级生活服务圏，以村庄发展等级为依据配置公共服务设施。同时，结合规划形成的新社区和新市镇，以集中、分级为原则，形成一级驿站、二级驿站和小型应急点三级配套体系（见图5、表5）。村庄层面以村庄环境整治为目标，重点引导村庄旅游设施建设，提升乡村景观风貌。同时，在原有标准化的公共服务体系基础上增加村庄特色元素，彰显乡村特点。 3.3.4体制创新
以创新乡村制度为保障，构建乡村旅游多元主体共建模式。一是建立“政府—企业—村民”共建共治的建设管理委员会，以开放乡创机会、加强政企联动的方式，为当地村民提供充足的就业机会，提升村民获得感和参与感；二是智慧型管理建设，推进“互联网+”乡村旅游建设，尤其是加强村庄旅游景点的互联网信息化建设，推广网络预约、销售服务，合理利用“两微一抖”增强景区知名度；三是注重引进和培养旅游人才，通过旅游管理参与主体的职业培训和素质教育，提高乡村旅游服务主体的质量；四是引入乡村旅游实施检测、定期评估、动态维护机制，将生态保护和旅游安全贯穿乡村旅游项目规划、建设、实施、运行的各个阶段，优化乡村旅游供给，降低旅游风险（见图7）。
4结语
旅游目的地建设是旅游产业发展的基础和前提，也将伴随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和空间结构优化调整的全过程。旅游产业肆意发展和竞争之下，我们应该思考的是如何清醒地认识旅游产业发展的关键因素，提出具有前瞻性的旅游目的地建设策略，依托乡村资源形成服务质量较高的休闲聚集区和复合型城乡聚合空间。本文以西北地区西安市阎良区规划实践为例，从空间整合、文化融合、设施一体、体制创新四个方面提出空间调控措施，以适应区域层面村庄旅游发展需求，为近郊型村庄旅游目的地转型发展、乡村旅游高质量创新做出新的探索。然而，乡村旅游涉及内容之广、层级之深，本文仍有欠缺之处。未来研究还需在乡村生态旅游规划路径、不同阶段乡村旅游规划应对等方面做出进一步有益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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