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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变迁，传媒不再是一声“卖报了”，曲艺也不再是白沙画圈——“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交互媒介吸引了众多年轻的曲艺迷。近年来，到小剧场听相声成了都市的一种文化新时尚。
曲艺是中国古老的大众娱乐形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曲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都受到人们的极大欢迎，并成为娱乐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
曲艺起源于秦汉，形成于隋唐，成熟于宋元，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清后期开始，经历近现代社会到当代社会，曲艺经过自己的发展、提纯，成为一种成熟的、有着固定表演程式的舞台演出形式，并形成了以地域文化为特色的曲艺种类和各种艺术流派。根据统计，中国有曲艺形式400余种，这么多的曲艺品种，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丰富资源，也是中国各地人民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
1949年后，曲艺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66年，统称为“17年”，这个时期，曲艺受到重视，全国建立了很多专业院团，挖掘整理了大量传统曲目，广播电台也录制播出了很多曲艺节目。第二个时期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个时期，曲艺发展几乎停滞。第三个时期从1976年到现在，统一称为“新时期”。新时期曲艺发展变化很大，随着媒体的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新中国曲艺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口头民间文学记录和舞台记录，第二个阶段电视曲艺繁荣，第三个阶段网络时代自媒体兴起。
我出身曲艺家庭，和父亲耿瑛一样都是曲艺编辑。他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工作了四十年，我则在辽宁广播电视台工作了二十多年，可以说是，两辈传媒人，一生爱曲艺。
在20世纪90年代，父亲和我说，你应该把老艺人的节目都录下来，哪怕一人录一段儿呢！我把这个想法报了电视台的选题，结果领导一句话就把我怼回来了——我们媒体没有弘扬民间艺术的责任和义务，那玩意儿也没收视率呀。我无法反驳。抢救老艺人节目的事，父亲后来又跟我提过几次，最终不了了之。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记录那些老艺人的口头文学的重要性，也明白了为什么要“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
遗憾啊！那些老艺人，都不在了，我父亲，也不在了。
为什么想起这段往事呢？因为传媒对曲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它的记录功能。
传媒作用之音像记录
广播、电视、电影、音像制品在内的实况录像、曲艺节目制作，都对曲艺资源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广播说书为例，连阔如的评书《红军万里长征渡乌江天险》，贺福全的东北大鼓《新儿女英雄传》，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单田芳的《百年风云》，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刘林仙的《薛刚反唐》，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等，全国各家电台录制了几百部评书，个人录制评书最多的是单田芳，他一个人就录制了一百多部古今评书。电台录制评书最多的是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四十多部。
电台录制的曲艺节目通过广播节目交换，在各地电台播出，使得很多地方曲艺名家成为了全国名家，一度促进了舞台演出。各广播电台成立了曲艺协作体，定期开会交流，分头录制，交换播出。1991年，我在辽宁电台时，连续四年举办了相声小品征文大赛。孙晨创作的相声《老大与老二》（侯耀文、石富宽表演），邢铁辉创作的群口相声《看厂长》（闫月明、范伟、贾承博、张千表演），吕彬创作、顾旸修改的相声《孩子要就得买》（高英培、孟凡贵表演）等作品在全国有二十多家电台播放过，后期还搬上荧屏。
这种对曲艺原始资源的记录，是传媒对曲艺影响的最初阶段，把曲艺传播从剧场转到了音波和荧屏，从面对面的交流，提升到了一夕之间家喻户晓。
传媒作用之把剧场观众引向荧屏前
电视曲艺丰富了曲艺的表演形式，扩大了曲艺艺术的影响力，增加了曲艺的受众，进而捧红更多的曲艺明星。
还拿评书为例，从田连元的《杨家将》开始，评书又有一部分陆续录制成了电视评书。电视小品的活跃，几乎改变了曲艺的格局。全国省级电视台纷纷上星，不用通过节目交换，全国观众就可以收看。
早期的电视曲艺，依托曲艺文化的沃土，各台的晚会还有栏目，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曲艺佳作。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几乎每年的语言类节目都能产生新一年的“流行语”：“领导，冒号。”“探戈就是趟啊趟着走。”“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这个真没有。”“我骄傲啊。”
中央电视台的相声电视大赛推出了一批好演员好作品，如《如此办学》（杨议、杨进明 ），《谁说了算》（陈寒柏、王敏），《团结一心拿大奖》（常佩业、贾承博）等。
1985年底，由吉林省曲艺家协会、电台、电视台等五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十大笑星”评选，马季、李文华、姜昆、侯耀文等十人获此殊荣，并为全国人民认可。
电视台不仅制作了很多受欢迎的曲艺节目，还利用曲艺演员的优势，做了很多嫁接。例如，辽宁电视台的《听书看戏》栏目，用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的评书串联戏曲——一段书介绍历史背景故事，一段戏演绎亘古风尘，录制了300多集。还比如北京电视台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的体育节目《悉尼猜想》，请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以评书的方式介绍节目里出场的奥运明星，共录制了16期。
进入新世纪，民生节目串联也流行曲艺化，还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首届曲艺式新闻研讨会”。江苏台《南京零距离》、湖南电视台的《晚间新闻》、北京电视台《第七日》、辽宁生活频道的《新闻正前方》，接地气受欢迎。
曲艺演员跨界当主持人的更多，举不胜举。曲艺家通过电视节目，吸引受众关注到曲艺这个母体上来。媒体借助曲艺形式和曲艺明星的知名度打造名牌节目，双赢的局面让媒体人和曲艺人都很欢喜。
电视曲艺的成绩斐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当人们在电视机前流连忘返时，剧场空了，当各团体曲艺骨干奔走在各个电视台时，曲艺创编演团队瓦解了。20世纪80年代初，沈阳曲艺团杨振华、王志涛等相声表演艺术家受邀请到上海演出时，沈阳日报派记者王占喜跟踪报道，凌晨下火车到南京路宾馆，见有个地方早晨四五点钟人们排着长队，都以为在买早点，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在买沈阳曲艺团的相声票。而在电视曲艺兴盛之后，这种盛况就不见了，人们可以在电视中看到自己喜欢的演员和作品，一方面丰富了曲艺受众，但是卻消泯了剧场观众。而剧院团也很少再受邀到各地卖票演出，更多的是参加各种晚会录制。大批的曲艺人才成为电视明星，成了电视春晚的常客。 不仅如此，电视拥抱曲艺，是因为曲艺这种表演形式喜闻乐见，电视台并不会过多地考虑曲艺本身的发展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视曲艺也走入了瓶颈，资源枯竭。
舞台上一直是你爱看什么就“随你看什么”，而电视的特点是“让你看什么你只能看到什么。”比如相声给了甲的特写，你想看乙的反应，如果镜头不给到乙，你就干着急。电视的剪辑呢，甚至可以只留下甲一个人说，真是想让你看哪段儿就让你看哪段儿。比如前不久两個参加相声节目录制的上海博士就委屈地说，大家热议的问题是电视台剪辑出来的，现场不是那样的。
以上种种或者就是有人说曲艺“成也电视、败也电视”的表现。
但是传媒和曲艺走到今天，又发生了逆转，传媒开始把大批的音像受众转移到网络，同时也通过电视曲艺表现形式的各种创新，让电视观众和网络受众一起涌向了剧场。
互联网带来的机遇
时代变迁，传媒不再是一声“卖报了”，曲艺也不再是白沙画圈——“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交互媒介吸引了众多年轻的曲艺迷。十几年来，到小剧场听相声成了都市的一种文化新时尚。年轻的曲艺从业者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和年轻观众的交流非常顺畅。全国各地的曲艺社团纷纷开办了曲艺园子，北京的书馆十几年来坚持说评书，北京青春曲艺社把广告做到了公交车上，每周也都有鼓曲演出，“谦祥益文苑”“嘻哈包袱铺”等相声团体深受欢迎。据相声演员孙一夫统计，目前全球总共有168个曲艺演出场所，134个相声团体，遍及中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7个城市和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拿我居住的城市沈阳来说，就有会友曲艺社、鼎泰乐和艺术团、鑫荷相声汇、六合相声会、隆亿兴相声茶楼5家曲艺社团，每周都在演出。
互联网时代，以手机为载体，小视频传播的新媒体流行。我们观察到，有的小剧场演出，禁止观众录影，担心观众把视频传送到网络，从而消减了剧场观众。有的小剧场却允许观众录像，只是要求不得全场发布，只能发布片段。大量粉丝自发地分享10秒到1分钟的短视频，由于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大量剪辑手段普及，有的粉丝还专门制作一些“现挂”集锦等花式短片，以及自己喜爱的演员的精彩片段、片花，吸引大众特别想去剧场里近距离和演员互动。很多小剧场的相声演员在表演时，全场观众成了捧哏的，旁边捧哏的倒成了不买票听相声的。
电视节目的创新也培养了新的曲艺人才，如今年热播的《欢乐喜剧人》《相声有新人》，可以用造星来形容其推出新人的力度，大量的曲艺类流量明星涌现出来，《欢乐喜剧人》几季节目推出的明星有沈腾、宋小宝、贾玲、文松、宋晓峰等，通过电视节目的传播，以及网络热聊热搜，飞速走红。《相声有新人》的总冠军孟鹤堂走红后，小剧场演出一票难求，传媒与剧场再次成功互动，这次传媒是把大批新兴的年轻的观众推进剧场，相声商演座无虚席，大麦网售票几分钟内一片灰色，观众唏嘘说抢不到票。这种剧场演出空前兴盛，也刺激了曲艺演员的成长，怎样给传统的节目赋予全新的信息，怎样把控现场观众的情绪，老的曲艺人常说曲艺是：“一番拆洗一番新”，曲艺只有面对观众，常演常新，才能催生出更具有根基、更有生命力的繁花。
在“互联网+曲艺”的大潮中，变的是思考模式和传播手段，不变的是创作初心和艺术本真，传媒使曲艺艺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努力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时代聚精神，为自身留清名。
（责任编辑/邓科）
曲艺是中国古老的大众娱乐形式，在漫长的封建社会中，曲艺不论在宫廷还是在民间，都受到人们的极大欢迎，并成为娱乐生活不可缺少的东西。
曲艺起源于秦汉，形成于隋唐，成熟于宋元，已有两千多年的历史。从清后期开始，经历近现代社会到当代社会，曲艺经过自己的发展、提纯，成为一种成熟的、有着固定表演程式的舞台演出形式，并形成了以地域文化为特色的曲艺种类和各种艺术流派。根据统计，中国有曲艺形式400余种，这么多的曲艺品种，可以说是中国文化艺术的丰富资源，也是中国各地人民群众文化娱乐生活的重要组成。
1949年后，曲艺的发展分为三个时期，第一个时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到1966年，统称为“17年”，这个时期，曲艺受到重视，全国建立了很多专业院团，挖掘整理了大量传统曲目，广播电台也录制播出了很多曲艺节目。第二个时期是1966年到1976年的“文化大革命”十年，这个时期，曲艺发展几乎停滞。第三个时期从1976年到现在，统一称为“新时期”。新时期曲艺发展变化很大，随着媒体的推广，取得了巨大的成就。
新中国曲艺大致经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口头民间文学记录和舞台记录，第二个阶段电视曲艺繁荣，第三个阶段网络时代自媒体兴起。
我出身曲艺家庭，和父亲耿瑛一样都是曲艺编辑。他在春风文艺出版社工作了四十年，我则在辽宁广播电视台工作了二十多年，可以说是，两辈传媒人，一生爱曲艺。
在20世纪90年代，父亲和我说，你应该把老艺人的节目都录下来，哪怕一人录一段儿呢！我把这个想法报了电视台的选题，结果领导一句话就把我怼回来了——我们媒体没有弘扬民间艺术的责任和义务，那玩意儿也没收视率呀。我无法反驳。抢救老艺人节目的事，父亲后来又跟我提过几次，最终不了了之。
多年以后，我才明白，记录那些老艺人的口头文学的重要性，也明白了为什么要“全面搜集，忠实记录，慎重整理”。
遗憾啊！那些老艺人，都不在了，我父亲，也不在了。
为什么想起这段往事呢？因为传媒对曲艺的重要贡献之一就是它的记录功能。
传媒作用之音像记录
广播、电视、电影、音像制品在内的实况录像、曲艺节目制作，都对曲艺资源的保存起到了重要作用。
以广播说书为例，连阔如的评书《红军万里长征渡乌江天险》，贺福全的东北大鼓《新儿女英雄传》，刘兰芳播讲的《岳飞传》，单田芳的《百年风云》，袁阔成的《三国演义》，刘林仙的《薛刚反唐》，王刚播讲的《夜幕下的哈尔滨》等，全国各家电台录制了几百部评书，个人录制评书最多的是单田芳，他一个人就录制了一百多部古今评书。电台录制评书最多的是鞍山人民广播电台，录制了四十多部。
电台录制的曲艺节目通过广播节目交换，在各地电台播出，使得很多地方曲艺名家成为了全国名家，一度促进了舞台演出。各广播电台成立了曲艺协作体，定期开会交流，分头录制，交换播出。1991年，我在辽宁电台时，连续四年举办了相声小品征文大赛。孙晨创作的相声《老大与老二》（侯耀文、石富宽表演），邢铁辉创作的群口相声《看厂长》（闫月明、范伟、贾承博、张千表演），吕彬创作、顾旸修改的相声《孩子要就得买》（高英培、孟凡贵表演）等作品在全国有二十多家电台播放过，后期还搬上荧屏。
这种对曲艺原始资源的记录，是传媒对曲艺影响的最初阶段，把曲艺传播从剧场转到了音波和荧屏，从面对面的交流，提升到了一夕之间家喻户晓。
传媒作用之把剧场观众引向荧屏前
电视曲艺丰富了曲艺的表演形式，扩大了曲艺艺术的影响力，增加了曲艺的受众，进而捧红更多的曲艺明星。
还拿评书为例，从田连元的《杨家将》开始，评书又有一部分陆续录制成了电视评书。电视小品的活跃，几乎改变了曲艺的格局。全国省级电视台纷纷上星，不用通过节目交换，全国观众就可以收看。
早期的电视曲艺，依托曲艺文化的沃土，各台的晚会还有栏目，推出了一大批优秀的曲艺佳作。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几乎每年的语言类节目都能产生新一年的“流行语”：“领导，冒号。”“探戈就是趟啊趟着走。”“走两步，没病走两步。”“这个真没有。”“我骄傲啊。”
中央电视台的相声电视大赛推出了一批好演员好作品，如《如此办学》（杨议、杨进明 ），《谁说了算》（陈寒柏、王敏），《团结一心拿大奖》（常佩业、贾承博）等。
1985年底，由吉林省曲艺家协会、电台、电视台等五家单位联合主办的“十大笑星”评选，马季、李文华、姜昆、侯耀文等十人获此殊荣，并为全国人民认可。
电视台不仅制作了很多受欢迎的曲艺节目，还利用曲艺演员的优势，做了很多嫁接。例如，辽宁电视台的《听书看戏》栏目，用评书表演艺术家田连元的评书串联戏曲——一段书介绍历史背景故事，一段戏演绎亘古风尘，录制了300多集。还比如北京电视台在2000年悉尼奥运会时的体育节目《悉尼猜想》，请评书表演艺术家单田芳以评书的方式介绍节目里出场的奥运明星，共录制了16期。
进入新世纪，民生节目串联也流行曲艺化，还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首届曲艺式新闻研讨会”。江苏台《南京零距离》、湖南电视台的《晚间新闻》、北京电视台《第七日》、辽宁生活频道的《新闻正前方》，接地气受欢迎。
曲艺演员跨界当主持人的更多，举不胜举。曲艺家通过电视节目，吸引受众关注到曲艺这个母体上来。媒体借助曲艺形式和曲艺明星的知名度打造名牌节目，双赢的局面让媒体人和曲艺人都很欢喜。
电视曲艺的成绩斐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弊端。当人们在电视机前流连忘返时，剧场空了，当各团体曲艺骨干奔走在各个电视台时，曲艺创编演团队瓦解了。20世纪80年代初，沈阳曲艺团杨振华、王志涛等相声表演艺术家受邀请到上海演出时，沈阳日报派记者王占喜跟踪报道，凌晨下火车到南京路宾馆，见有个地方早晨四五点钟人们排着长队，都以为在买早点，一打听才知道，原来是在买沈阳曲艺团的相声票。而在电视曲艺兴盛之后，这种盛况就不见了，人们可以在电视中看到自己喜欢的演员和作品，一方面丰富了曲艺受众，但是卻消泯了剧场观众。而剧院团也很少再受邀到各地卖票演出，更多的是参加各种晚会录制。大批的曲艺人才成为电视明星，成了电视春晚的常客。 不仅如此，电视拥抱曲艺，是因为曲艺这种表演形式喜闻乐见，电视台并不会过多地考虑曲艺本身的发展问题。随着时间的推移，电视曲艺也走入了瓶颈，资源枯竭。
舞台上一直是你爱看什么就“随你看什么”，而电视的特点是“让你看什么你只能看到什么。”比如相声给了甲的特写，你想看乙的反应，如果镜头不给到乙，你就干着急。电视的剪辑呢，甚至可以只留下甲一个人说，真是想让你看哪段儿就让你看哪段儿。比如前不久两個参加相声节目录制的上海博士就委屈地说，大家热议的问题是电视台剪辑出来的，现场不是那样的。
以上种种或者就是有人说曲艺“成也电视、败也电视”的表现。
但是传媒和曲艺走到今天，又发生了逆转，传媒开始把大批的音像受众转移到网络，同时也通过电视曲艺表现形式的各种创新，让电视观众和网络受众一起涌向了剧场。
互联网带来的机遇
时代变迁，传媒不再是一声“卖报了”，曲艺也不再是白沙画圈——“有钱的帮个钱场，没钱的帮个人场”。交互媒介吸引了众多年轻的曲艺迷。十几年来，到小剧场听相声成了都市的一种文化新时尚。年轻的曲艺从业者大都受过高等教育，和年轻观众的交流非常顺畅。全国各地的曲艺社团纷纷开办了曲艺园子，北京的书馆十几年来坚持说评书，北京青春曲艺社把广告做到了公交车上，每周也都有鼓曲演出，“谦祥益文苑”“嘻哈包袱铺”等相声团体深受欢迎。据相声演员孙一夫统计，目前全球总共有168个曲艺演出场所，134个相声团体，遍及中国2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57个城市和澳大利亚、加拿大、新加坡等国家。拿我居住的城市沈阳来说，就有会友曲艺社、鼎泰乐和艺术团、鑫荷相声汇、六合相声会、隆亿兴相声茶楼5家曲艺社团，每周都在演出。
互联网时代，以手机为载体，小视频传播的新媒体流行。我们观察到，有的小剧场演出，禁止观众录影，担心观众把视频传送到网络，从而消减了剧场观众。有的小剧场却允许观众录像，只是要求不得全场发布，只能发布片段。大量粉丝自发地分享10秒到1分钟的短视频，由于现在是自媒体时代，大量剪辑手段普及，有的粉丝还专门制作一些“现挂”集锦等花式短片，以及自己喜爱的演员的精彩片段、片花，吸引大众特别想去剧场里近距离和演员互动。很多小剧场的相声演员在表演时，全场观众成了捧哏的，旁边捧哏的倒成了不买票听相声的。
电视节目的创新也培养了新的曲艺人才，如今年热播的《欢乐喜剧人》《相声有新人》，可以用造星来形容其推出新人的力度，大量的曲艺类流量明星涌现出来，《欢乐喜剧人》几季节目推出的明星有沈腾、宋小宝、贾玲、文松、宋晓峰等，通过电视节目的传播，以及网络热聊热搜，飞速走红。《相声有新人》的总冠军孟鹤堂走红后，小剧场演出一票难求，传媒与剧场再次成功互动，这次传媒是把大批新兴的年轻的观众推进剧场，相声商演座无虚席，大麦网售票几分钟内一片灰色，观众唏嘘说抢不到票。这种剧场演出空前兴盛，也刺激了曲艺演员的成长，怎样给传统的节目赋予全新的信息，怎样把控现场观众的情绪，老的曲艺人常说曲艺是：“一番拆洗一番新”，曲艺只有面对观众，常演常新，才能催生出更具有根基、更有生命力的繁花。
在“互联网+曲艺”的大潮中，变的是思考模式和传播手段，不变的是创作初心和艺术本真，传媒使曲艺艺术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的——努力创作更多有筋骨、有道德、有温度的优秀作品，为历史存正气，为世人弘美德，为时代聚精神，为自身留清名。
（责任编辑/邓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