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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史博览》2007年第3期刊登了《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一文,文章本着实事求是的精神,披露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历史事件,读后使人受益匪浅。但文中提到,江青是与阿乐在上海兆丰公园接头时被捕的,这与我了解的情况有所出入。从20世纪80年代起,我就多次采访过阿乐,住在他的家中,连续数日彻夜长谈。关于他是否在上海兆丰公园与江青接过头,阿乐的回答非常干脆:“没有此事。”阿乐逝世之后,我仍与他的家人保持着频繁的联系。阿乐的夫人时钟曼曾经严肃地告诉我:“阿乐在上海期间从未和江青接触过,更没有在兆丰公园和江青见过面。没有这回事!”
那么,阿乐是何许人也?他和江青是怎么认识的呢?为什么凡是描写江青早期经历的作品都会提到阿乐?在此,我把我所知道的阿乐向读者介绍一下,相关事件也请学者和史学家们共同研究、商榷。
江青曾经数次亲笔填写个人履历,有关早期工作的证明人,她多处写的是“乐若”。阿乐到青岛后的第一个接
头人,就是江青的前夫黄敬
阿乐,祖籍江苏省太仓县,1908年生于南京市,原名陆于泓,字仲陶,笔名乐若,在国民党狱中曾用名芦少保。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因工作需要改名乐于泓。江浙一带称呼人时,常叫阿公、阿婆、阿菊、阿花什么的,许多人便称乐于泓为阿乐。叫多了,叫顺了口,反倒把他的真名叫丢了。我见过一些学者编写的新四军第四师编制序列和领导人名录,其中就有阿乐,却没有写他的真名乐于泓,想必是不知道他真名的缘故。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专案组将阿乐隔离审查,要他揭发江青的罪行,言谈之间透露:江青曾经数次亲笔填写个人履历,有关早期工作的证明人,她多处写的是“乐若”。中央专案组经多方查证,才得知乐若就是乐于泓。
我和阿乐相识,纯属偶然,也可以说是一种缘分。
1983年初,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拂晓》拟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应出版社之邀到合肥市修改、定稿。为此,我采访过不少新四军四师的老同志。这时,我的母亲提起了一件事:1939年,彭雪枫率部来到安徽省怀远县,我姥姥家也住了几位“新四军”。他们都是文化人,其中有一位高个子,会拉二胡,常和我们家的孩子们玩耍、拉二胡、讲故事。我的母亲参军后还见过他,只不过不知他的姓名,光听别人叫他“阿罗”。母亲让我打听一下,现在“阿罗”在什么地方。于是,我以一个新四军老房东后代的身份,四处打听这位40多年前的房客。合肥市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此人就在本市,他不叫“阿罗”,而叫“阿乐”,真名乐于泓。我恍然大悟,淮北人把“罗”和“乐”往往念成了一个音。
在合肥市大蜀山国家机电部通用机械研究所,我见到了乐于泓。那一年,他75岁。乐于泓头发斑白,面容清癯,但记忆力极好,非常健谈。当我说明来意时,似乎唤起了他的回忆,他兴奋不已。阿乐的文化素养甚高,一言一行皆有学者风范,言谈间一不留神就会像自来水一般吐出一连串流利的纯正美式英语。他还给我放音乐磁带《圣母颂》,教我如何从庄严、美妙的西方宗教音乐中感悟那种超凡脱俗的圣洁。初一接触,我就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使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
乐于泓出身在一个儒宦家庭,祖父做过前清江宁府的“学训导”(俗称“学老师”,掌管文庙的祭祀和所属文武士子)。全家人住在南京夫子庙朝天宫的官宅里。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祖父赋闲,翌年举家迁返原籍太仓。1925年,阿乐因成绩优异,由常熟教会学校诚一中学举荐,被半费保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入校不久,“五卅”运动爆发,阿乐参加罢课,抗议校方镇压学生运动,和广大师生一道拒绝返校,转学到了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东吴大学于1901年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创办,建校时间比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都要早。阿乐出自教会大学,能讲一口顶呱呱的美式英语,懂得西方宗教音乐,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东吴大学,阿乐结识了一位由美国传教士抚养长大的女大学生——丁香。当时,大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张闻天、恽代英、肖楚女都到苏州从事过革命活动。阿乐和丁香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俩和广大师生组织后援会,为“五卅”惨案的烈士募捐;多次举行罢课,支持工人罢工;迎接北伐军,与北伐军联欢,慰问北伐将士;不久,又经历了“四一二”大屠杀的腥风血雨。
经过大革命的洗礼,阿乐和丁香变得日益成熟,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29年,他俩先后来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丁香于1930年4月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阿乐于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入党。丁香入团、入党时间都比阿乐早一年。1932年4月,经组织批准,两人结成了革命伴侣。
阿乐在国民政府交通部所属的上海无线电总台工作,先后任公报员、公报主任。中共在电台设有“特支”,由中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特支”书记是季焕麟,组织委员是陈国栋,阿乐任宣传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陈国栋先后担任过财政部副部长,粮食部副部长、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等职。
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团中央、江苏省委、全国总工会、共产国际先后在上海设立有不同的机构,各自有一套独立、垂直的联络渠道,一般不发生横向联系。阿乐和丁香虽说是夫妻,根据党的纪律,从不向丁香打听情况。当我采访阿乐时,他甚至都说不清丁香属于中共的哪一级组织,她的领导人是谁。
1932年9月,丁香受党派遣前往北平,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为营救丁香,中共进行了多方活动。国民党认定丁香是“共党要犯”,但因她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的养女,有美国教会背景,一旦美国人介入,将会使当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很快把丁香押到南京,草草审讯一番,于1932年12月3日子夜在雨花台秘密枪决。此时丁香已怀孕3个月,刽子手还残忍地对着她的肚子打了一枪。丁香就义时年仅22岁,她的遗像和生平事迹现陈列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阿乐得知噩耗,悲痛欲绝,赶到南京,冒着瓢泼大雨,身披一件蓑衣,在丁香英勇就义处祭奠。阿乐私自去南京,事先没有经过组织批准,回到上海就受到领导的批评,并说他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上海不能再呆了,让他马上去青岛。
阿乐到青岛后的第一个接头人,就是江青的前夫黄敬。
阿乐和江青都能拉二胡,他俩有时会来一段二胡合奏。江青的嗓子好,有时阿乐拉,江青唱。黄敬一被捕,江青就找阿乐来了
黄敬,原名俞启威,原籍浙江绍兴,1912年生于北京,早年入青岛大学学习。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曾参加领导“一二·九”运动。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学委书记、市委书记和晋察冀省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书记、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常委和第三副书记、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8年2月10日在广州病逝。
阿乐把自己的工作安顿好之后,按照上海地下党提供的地址和接头暗号,找到了黄敬的住处。那时,黄敬的公开身份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阿乐还记得,那是靠海边的一栋小楼,黄敬住在楼上的一个房间。他去时,屋里有四五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其中有一位留短发的姑娘,很年轻,长着一副鸭蛋形脸,白白净净,爱说爱笑,非常活泼,嘴一张便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说话带有济南口音。经黄敬介绍,阿乐得知,她是黄敬的妻子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
丁香牺牲以后,阿乐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虽已离开了上海,却始终沉浸在悲痛之中。现在见到了自己的同志,他便主动讲述了丁香牺牲的经过。讲述时,屋里一片寂静,在场的青年都默默地听着。江青也甚为感动,站在一旁,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都湿润了。之后,江青把阿乐叫到靠海的阳台上,与他单独谈了很长时间,劝他不要过分悲伤,在青岛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她和黄敬。
阿乐在青岛无线电总台工作,同时是青岛大学的旁听生。他以旁听生的名义,经常去青岛大学,和黄敬、江青等地下党员开展学生运动。他们举办读书会,成立歌咏队,召开音乐会,发表时评等进步文章。1933年12月,共青团青岛市工委成立,属上海市的团中央直接领导,团市工委书记叫刘宜昭,阿乐任宣传委员。
由于江青是黄敬的妻子,初次见面对阿乐又很热情,阿乐对江青就产生了一种好感。而江青见阿乐比她年长6岁,上过大学,有文化,有修养,风度翩翩,又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对阿乐也比较敬重。黄敬爱好文艺,在青岛组建了一个海鸥剧社。阿乐和江青都能拉一手好二胡,排演节目时,他俩有时会来一段二胡合奏。江青的嗓子好,有时阿乐拉,江青唱。
1933年7月,因叛徒出卖,中共山东省临时省委、团委全被破坏,全省党的干部有30多人被捕。青岛大学读书会、海鸥剧社等进步组织被迫停止活动,黄敬也被捕入狱。江青发现黄敬不知去向,起初有一点惶惑,当得知黄敬被捕的确切消息后,神经立刻紧张起来,马上找到阿乐,央求他帮助出出主意。阿乐的身份当时还没有暴露。经过一番短暂的思考,阿乐劝江青去上海:“你留在青岛的确很危险,其他地方不好讲,我不熟悉,你还是到上海避避风吧,我在上海的熟人比较多。青岛这边有什么消息,我会告诉你的。”
在采访阿乐时,他亲口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在青岛和江青交往期间,就发现这个人生性傲气,一般人她是瞧不起的。她在青岛瞧得起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黄敬,黄敬既是她的丈夫,又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还有一个是我,也许因为我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江青和我的关系一直很好,解放后也是如此……”
江青从青岛去上海,这个主意是阿乐出的。而他当初劝江青去上海,则完全是出自对同志的关心。
为了确保江青的安全,阿乐把她送到轮船码头,送上了轮船,直至轮船逐渐远去,他才放心。江青拎着一只破旧的皮箱,告别了青岛,驶往一个对于她来讲完全是陌生的、同时又对她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城市——上海。自此,江青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阿乐在电台工作,薪水较高,每月有50块大洋。他喜爱摄影,自己花钱买了一部德国产的“莱卡”照相机,分别时用“莱卡”给江青拍了一张照片,以后辗转送给了她。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照片阿乐没能保存下来,并渐渐淡忘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北京派来的人找到阿乐,拿着这张照片反复追问:“这张照片谁拍的?是不是你拍的?江青说是你拍的。”阿乐努力回想着:“年代太久,都40多年了,记不清了。”
事后,阿乐对妻子时钟曼说:“那次送江青去上海时,我是给她拍过照片,那张照片可能是我拍的。”
经阿乐记录整理的周恩来、叶剑英这次讲话,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份难得的珍贵史料。阿乐是彭雪枫所称《拂晓报》“三元老”中的第一“元老”
1934年春,阿乐的父亲去世,他返回江苏太仓办理丧事后,于6月初回到上海,到上海无线电总台复职,先后任团中央交通员、交通主任。不久根据组织决定,他辞去无线电总台的职务,从事职业革命工作。阿乐对上联系的是团中央驻上海的机关,对下的联系人是河北省地下交通员李世农(称“河北小王”)。阿乐只知“河北小王”,不知河北党团组织的具体情况。李世农只知阿乐,不知团中央驻上海的机关在哪儿。即使他俩有一人被捕,另一人躲起来,这条线就断了,不会使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解放后,李世农曾经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1935年4月,青岛市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年2月刚成立的共青团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团省委书记刘宜昭被捕后即叛变。他把所知道的共产党人一个不漏地全部供认了出来。不久,阿乐即被捕,被关在李村山东省第五监狱,后被判了5年徒刑,转到了青州山东省第四监狱。1937年4月,被押送到南京晓庄国民党政府首都反省院。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可是在首都反省院却关押着一大批政治犯。他们得知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急切想上前线报国杀敌,然而身陷囹圄,个个心急如焚。
1937年8月18日,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天气异常炎热。这时传来了周恩来、叶剑英要到首都反省院看望大家并作形势报告的消息。难友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开会时间未到,礼堂便坐满了人。许多受伤和生病的政治犯,在难友们的搀扶下也一瘸一拐地来到了礼堂。周恩来、叶剑英由反省院院长陪同,走上了讲台。看到可容纳千人的礼堂,坐满了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革命同志,周恩来、叶剑英心里不禁涌起一股热流,眼眶都湿润了。
周恩来饱含深情地说:“诸位同志,承廖院长的介绍,得有机会和诸位见面,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周恩来的开场白意味深长,难友们听到自己被称为“同志”,悲喜交加,心潮难平,全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报告了西安事变和国共谈判的情况,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告诉大家:“你们虽然还没有到前线去,但是为时已不远,这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现在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急的时期,我们这10年锻炼出来的战士们,应当站到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接着叶剑英发表了讲话,他激动地说:“我非常盼望你们急速恢复自由,期待着你们到前线参加抗战。我想不久我们会在前线上握手!”
阿乐在台下认真作了记录,会后还和其他难友进行了核对。周恩来的讲话全文约5000字,中间42次被掌声打断,难友们8次高呼“乌拉”。1937年9月9日,阿乐被释放时,设法将记录带了出来。“文革”后,经阿乐记录整理的周恩来、叶剑英这次讲话,被一些党史文集收录,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份难得的珍贵史料。
出狱后,阿乐先是回上海找党,未果,然后到其弟所在的西兰公路定西段当了几个月的文书,一是休养身体,二是为了继续找党。1938年4月,他来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六处艺术科。在郭沫若领导下,武汉聚集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阿乐意外地遇见了一位多年未见的熟人——冼星海。
阿乐1929年到上海后不久,因想学小提琴,经人介绍认识了冼星海。当时冼星海年仅24岁,原是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学生,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和母亲住在四川北路一个亭子间里,生活无着落,日子过得十分清苦。阿乐在电台薪水较高,他和丁香经常接济冼星海,同时跟冼星海学小提琴。冼星海去法国留学,将自己的母亲托付给阿乐和丁香照料。阿乐和丁香被捕前,一直在照料冼星海的母亲。
阿乐和冼星海高兴得又搂又抱,俩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冼星海听说丁香已牺牲,心情十分沉痛。他俩匆匆见面,短暂相聚后又匆匆分手。冼星海辗转去了延安,写出了不朽的《黄河大合唱》;而阿乐去了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创办了《拂晓报》。
1939年10月25日,彭雪枫在《拂晓报》发表文章,文中写道:“《拂晓报》是去年支队出征之前——9月29日出刊的。今天恰同支队本身一样一周年了……当初,只有阿乐、单斐、易河三同志,他们是《拂晓报》的三元老。采访、编辑、刻写、印刷,先行统统由他们包办,《拂晓报》靠着他们算是扎下了个粗枝大叶的基础。”
众所周知,彭雪枫有“三件宝”:《拂晓报》、拂晓剧社、骑兵团。“三件宝”诞生最早的是《拂晓报》,而阿乐则是彭雪枫所称《拂晓报》“三元老”中的第一“元老”。
十八军的老同志都知道:阿乐是带着半个肺进藏的。在参观重庆钢铁厂时,阿乐和阿沛·阿旺晋美演了一出“双簧”
1950年1月30日,时任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的阿乐,在江渭清领导下,正忙于组建南京市总工会,华东局突然转来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调乐于泓重返十八军。10天后,又收到了十八军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的信,催阿乐尽快动身,说部队已在川南一带集结,即将进藏。抗战时期,阿乐担任过宿东游击支队兼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豫皖苏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十八军宣传部部长等职,和张国华、谭冠三早就熟悉。西藏与原英属殖民地印度相邻,多年来英国对西藏图谋不轨。阿乐出自教会大学,英语熟练,对英美历史知之甚多。阿乐猜想,军委的调令肯定是张国华、谭冠三提议的。
4月10日,阿乐满怀投身于解放西藏的热情抵达重庆,不料却被泼了一瓢冷水。阿乐幼年曾患肺结核,在狱中又饱受摧残,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亲自为他检查,发现他一侧肺已萎缩,不宜进藏。
阿乐成天和医生争吵,坚决要求进藏,正争执不下时,张国华到了重庆。张国华专门和二野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以及在晋察冀工作12年的奥地利医生傅莱等进行了磋商,最后答应:可以试一试,如身体不行,即速返回。事后,十八军的老同志都知道:阿乐是带着半个肺进藏的。
1950年5月20日,阿乐随张国华乘飞机抵达十八军军部驻地——成都西南的新津。十八军进藏,准备工作非常仓促,绝大多数人对西藏一无所知。当初,党中央仅就如何进藏,走哪条路线,就与西南、西北的军政首长商讨了好些天。十八军作为进藏部队,急需对西藏的历史、社会状况、进藏路线做一次全面调查。张国华更是急于了解西藏的情况,越详细越好,入藏后少不了打几仗,他想知道这仗怎么打。
阿乐一到新津,就接任了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原主任是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因另有率先遣部队入藏的任务,他把工作一交便匆匆走了。西藏军区成立时,王其梅任西藏军区副政委。西藏政策研究室有20多位专家、学者,经过辛勤工作,阿乐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一份西藏历史及现状的报告,为党中央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决策提供了第一手准确、翔实的资料。
1950年9月5日,阿乐随十八军军部进入甘孜。
和平解放西藏期间,年龄相仿的阿乐和阿沛·阿旺晋美结成了一对好朋友。阿沛·阿旺晋美生于1911年,幼年入私塾学习藏文,熟知藏文化中的历史、哲学、文法、诗学,23岁加入藏军,25岁升至代本,受封为四品官。1904年,老阿沛率军抗英,血战江孜,阿沛家族在西藏十分有名,享有盛誉。阿沛·阿旺晋美是一位爱国人士,他主张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在当时的西藏属于“主和派”。
1951年4月9日,西藏和谈代表团抵达甘孜。中共西藏工委召开欢迎会,十八军宣传部部长乐于泓致欢迎词。次日,西藏工委派阿乐陪同代表团前往北京。毛泽东指示沿途各省市,要以高规格热情迎接。
4月17日,西藏和谈代表团由雅安飞抵重庆,邓小平亲自到机场迎接。在重庆期间,中共西南局安排他们参观游览。在参观重庆钢铁厂时,阿沛·阿旺晋美和阿乐演了一出“双簧”。那天阿乐陪同参观,平措旺阶担任翻译。平措旺阶,藏族,四川巴塘人,精通汉藏语言,抗战时千里迢迢找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川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阿沛·阿旺晋美一行来到重庆钢铁厂时,广场上集合了很多工人,厂领导把他们迎到台上,请阿沛·阿旺晋美给工人们讲话。参观别的地方,都是转一转、看一看、招招手就走了。这个工厂非要请阿沛·阿旺晋美讲话,工人们还使劲鼓掌。阿沛·阿旺晋美有点心慌,低声对阿乐说:“阿乐部长,我从来没有对工人讲过话。我的天哪!这不难死我了嘛!”
阿乐笑着说:“你就讲几句吧。”
“我对工厂的情况一无所知,怎么敢讲?讲什么好呢?”
阿乐止住笑,一本正经地说:“你尽管讲,我给你当翻译。”
平措旺阶把他的话翻译完,阿沛·阿旺晋美愣住了,两眼直盯着阿乐:“你又不懂藏语,咱俩说话还要平措当翻译呢!你怎么能给我当翻译?”阿乐通过平措,小声对他说:“我熟悉工厂情况,你随便讲什么都行。我怎么翻译,你就不用担心了。”
阿沛·阿旺晋美满脸疑惑,只好叽里咕噜地讲了几句。只见阿乐挥着手,放开嗓门“翻译”起来。话音刚落,工人们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阿沛·阿旺晋美见工人们鼓掌,也来了情绪,狠劲讲了一通话。阿乐也不含糊,讲多少,就“翻译”多少。工人们以为,这个藏族干部不简单,说话跟共产党一样有水平,不断发出掌声和笑声。在场的藏族代表也忍不住乐,他们笑的是阿沛·阿旺晋美在信口开河,没边没沿地瞎讲。
讲话人、翻译、听众都很开心,皆大欢喜。
后来,阿沛·阿旺晋美在回忆录《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一文中,还谈起了这件往事。他诙谐地写道:“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要演一场双簧啊!我只好随便说了一阵。阿乐部长就郑重其事地‘翻译’了一通……会场气氛活跃,充分显示了藏汉一家亲密无间的兄弟情绪。尽管是一场双簧,但场面实在扣人心弦,令人非常感动。”
阿沛·阿旺晋美识大体,顾大局,北京和谈得以成功,是与他的杰出贡献分不开的。江青听说阿乐到了北京,专门来找过他,留了一张纸条
1951年4月22日傍晚,北京前门火车站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月台上,迎接西藏代表团的到来。19时15分,一列从西安开来的火车徐徐驶入了火车站,数千名群众挥舞鲜花欢迎。在阿乐陪同下,阿沛·阿旺晋美一行走下了火车。他们看到如此隆重的欢迎场面,无不深受感动。国民党统治时期,西藏官员来到内地,经常遭冷眼,坐冷板凳。现在他们切身体会到:新旧社会两重天。
4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陈云、黄炎培宴请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和谈代表团。
4月29日,西藏和平谈判正式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代表为: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乐于泓和平措旺阶列席,地点在北京市军管会交际厅。经过20多天的反复磋商,顺利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5月23日,签字仪式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5月25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等全体西藏代表,并发表了讲话,祝贺协议的签订。接见结束时,毛泽东在濛濛细雨中把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人送到院子里。握手道别时,毛泽东向乐于泓、平措旺阶指了指,示意他俩留下。回到屋里,毛泽东询问了他俩的姓名、职务、经历和在西藏的所见所闻。阿乐平生第一次与毛泽东单独谈话,心情十分激动,他把阿沛·阿旺晋美从甘孜到北京沿途的活动、西藏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以及自己的看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不时点点头。当晚,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了参加和谈的全体代表。
阿乐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人都住在北京饭店。那些天,阿乐格外忙碌,经常回来得很晚。江青听说阿乐到了北京,专门来找过他。有一天阿乐工作到深夜,回到房间,看到桌子上留有一张纸条:“阿乐,我来看你,你不在。江青。”他俩错过了一次见面机会,没能见上面。这张纸条阿乐一直保存着,“文革”后被中央专案组收走。
1951年8月8日,美丽庄严的布达拉宫,在灿烂的阳光下闪烁着金光。一马平川的拉萨河谷上,雅鲁藏布江江水奔腾不息。留守拉萨的僧俗百官和500名藏军官兵排列整齐,吹奏军乐,藏族群众载歌载舞,欢迎张经武等人的到来。
抵达拉萨之后,张经武、乐于泓便立刻展开工作,一一拜会藏族上层人士,宣传“十七条协议”,以解除他们的顾虑。
1952年国庆节前夕,中共西藏工委决定组织一个参观团,到内地参观,这是全国解放后西藏派出的第一个参观团。筹备期间,达赖提出,他要派一个比参观团规格更高的西藏“致敬团”,向毛泽东献礼。班禅不甘落后,也要派一个“致敬团”。8月27日,乐于泓率参观团离开拉萨,到全国各地参观。9月28日,达赖和班禅的两个“致敬团”,在郑州与乐于泓率领的参观团汇合,共88人,一道赴京,出席了1952年的国庆大典。
西藏参观团和两个“致敬团”,成员中有很多藏族妇女代表。一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夫人,包括江青,前来看望阿沛·阿旺晋美的夫人等藏族妇女代表,阿乐陪同会见。
这是自1933年阿乐在青岛送走江青之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江青一见到阿乐,就高兴得眉飞色舞,拉着阿乐的手,呱呱啦啦地说个不停。在一旁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民委主任李维汉等人瞪大了眼睛,无不诧异:“你俩怎么认识的?”江青咯咯直笑,手舞足蹈地说:“我和阿乐认识的时间,比认识你们都要早!”
阿乐的身体原先就不太好,加之在西藏那种恶劣的条件下操劳过度,体质大为下降。在北京经医院检查,认为必须治疗。虽说阿乐日日思念西藏,却从此再也没有能够回去。事后,阿乐担任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自1932年丁香牺牲以后,阿乐一直怀念着她,很多领导给他介绍过对象,他都没有动心。进军西藏期间,十八军政治部一位来自安徽蚌埠名叫时钟曼的姑娘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俩相爱了,后于1954年5月1日结婚。
两个错误决定,将他“限制使用”23年。漫漫长夜里,阿乐对子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相信党,你们也要相信党。”
阿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早年结交了文艺界很多人士,参加革命后又一直担任宣传干部,因此性格活泼,爱拉爱唱,具有文化人那种浪漫的气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了恢复发展经济上。这时候,阿乐的革命浪漫主义劲头又上来了,坚决要求到工厂去,参加经济建设。凭他在西藏的经历,凭他与西藏上层人士的关系,完全能胜任民委的工作,西藏的领导同志也希望他留在民委。可是阿乐偏不,坚持要参加“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阿乐对我说:“那时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争先恐后地要求去边疆,去工厂。苏联不是有一本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吗?我就要求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了。”
1955年,阿乐经再三要求,担任了“一五”计划重点项目——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副厂长。他举家迁至黑龙江省。由于工厂刚组建,条件很差,苏联援助运来的机器设备,装卸搬运主要靠人拉肩扛,阿乐没日没夜地奔走在工地上。阿乐的行政级别为8级,那时候黑龙江省的高级干部,仅有3人是行政8级。以后他还担任过抚顺重型机器厂、沈阳重型机器厂副厂长、厂长,辽宁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他当副厅长时,厅长的行政级别为13级,比阿乐差了5级。
那么,为什么阿乐一直没能受到提拔和重用呢?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他被捕过。1959年,按照中央审查干部的统一部署,有关组织部门审查阿乐时,认为他在国民党狱中有“自首”嫌疑,于是作出了两个错误决定:一、对乐于泓被捕问题的审查结论;二、对乐于泓的限制使用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阿乐不容辩驳地被打成了“叛徒”,批判、游街、无休止地认罪、检查……
1982年4月,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对乐于泓的历史重新进行审查,并发布文件宣布撤销1959年的两个错误决定,恢复他1932年起的党籍,参加革命时间从他1931年10月入团算起。两个错误决定,将他“限制使用”23年。1982年平反时,阿乐74岁,已是古稀老人。
在受冤屈的23年风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漫漫长夜里,阿乐对子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相信党,你们也要相信党。”
看到这里,读者们对于阿乐遭受23年冤屈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它与江青在上海兆丰公园被捕一事毫无关系。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如果江青和阿乐接头,阿乐发现有特务跟踪,不顾江青是死是活,丢下江青不管,自己一个人脱险跑掉了,而江青却没能逃脱,因此被捕。那样的话,江青还不把阿乐恨死了?凭着江青的性格和为人,仅以“出卖江青”的罪名,“文革”期间早就把他整死了。事实上,江青对阿乐并没有怨恨,几十年来从没找过他任何麻烦。
那么,此说法由何而来的呢?
《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一文提到,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10号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把徐明清定为“叛徒”,使徐明清蒙受冤狱。也正是这份文件,为兆丰公园一事定了案。原文如下:“江青1934年10月,在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沪西区小沙渡路女工夜校当教员期间,与共青团中央交通乐若在兆丰公园接头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入狱不久,就自首叛变出狱,成为可耻叛徒。”
很多描写江青的传记照搬抄写,都缘于此文件。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专案组很快就把阿乐关了起来,单独隔离审查,不让他与家人见面,白天黑夜不间断地审讯。最后,他们拿出一份事先写好的证明材料,要阿乐签字。这是一份证明江青是与阿乐在上海兆丰公园接头时被捕的材料。阿乐一看,就不肯签字,说:“我在上海从来没有和江青见过面,兆丰公园接头,从何谈起!”
《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一文提到,徐明清被迫写了一份交代材料,致使她蒙受冤狱。而阿乐也是在那份事先写好的证明材料上,最终违心地签了字。
1992年3月,我收到了乐于泓治丧委员会寄来的讣告,讣告称:“原机械电子工业部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所长、离休干部、老红军(副部级待遇)乐于泓同志,因病于1992年3月3日21时在沈阳逝世,终年84岁。”
阿乐逝世后,我到沈阳市看望时钟曼阿姨时,她提起这件事气就不打一处来,生气地告诉我:“阿乐去世前几年,多次和我说过,他在上海没有和江青见过面。那份证明材料,他是违心签的字。不签字,就不放他出来。如果真有那一回事,他哪能活那么久,江青早就把他整死了!”
那么,阿乐是何许人也?他和江青是怎么认识的呢?为什么凡是描写江青早期经历的作品都会提到阿乐?在此,我把我所知道的阿乐向读者介绍一下,相关事件也请学者和史学家们共同研究、商榷。
江青曾经数次亲笔填写个人履历,有关早期工作的证明人,她多处写的是“乐若”。阿乐到青岛后的第一个接
头人,就是江青的前夫黄敬
阿乐,祖籍江苏省太仓县,1908年生于南京市,原名陆于泓,字仲陶,笔名乐若,在国民党狱中曾用名芦少保。20世纪30年代初,他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期间,因工作需要改名乐于泓。江浙一带称呼人时,常叫阿公、阿婆、阿菊、阿花什么的,许多人便称乐于泓为阿乐。叫多了,叫顺了口,反倒把他的真名叫丢了。我见过一些学者编写的新四军第四师编制序列和领导人名录,其中就有阿乐,却没有写他的真名乐于泓,想必是不知道他真名的缘故。
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央专案组将阿乐隔离审查,要他揭发江青的罪行,言谈之间透露:江青曾经数次亲笔填写个人履历,有关早期工作的证明人,她多处写的是“乐若”。中央专案组经多方查证,才得知乐若就是乐于泓。
我和阿乐相识,纯属偶然,也可以说是一种缘分。
1983年初,我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拂晓》拟由安徽人民出版社出版,应出版社之邀到合肥市修改、定稿。为此,我采访过不少新四军四师的老同志。这时,我的母亲提起了一件事:1939年,彭雪枫率部来到安徽省怀远县,我姥姥家也住了几位“新四军”。他们都是文化人,其中有一位高个子,会拉二胡,常和我们家的孩子们玩耍、拉二胡、讲故事。我的母亲参军后还见过他,只不过不知他的姓名,光听别人叫他“阿罗”。母亲让我打听一下,现在“阿罗”在什么地方。于是,我以一个新四军老房东后代的身份,四处打听这位40多年前的房客。合肥市的一位老同志告诉我:此人就在本市,他不叫“阿罗”,而叫“阿乐”,真名乐于泓。我恍然大悟,淮北人把“罗”和“乐”往往念成了一个音。
在合肥市大蜀山国家机电部通用机械研究所,我见到了乐于泓。那一年,他75岁。乐于泓头发斑白,面容清癯,但记忆力极好,非常健谈。当我说明来意时,似乎唤起了他的回忆,他兴奋不已。阿乐的文化素养甚高,一言一行皆有学者风范,言谈间一不留神就会像自来水一般吐出一连串流利的纯正美式英语。他还给我放音乐磁带《圣母颂》,教我如何从庄严、美妙的西方宗教音乐中感悟那种超凡脱俗的圣洁。初一接触,我就觉得在他身上有一种使人肃然起敬的人格魅力。
乐于泓出身在一个儒宦家庭,祖父做过前清江宁府的“学训导”(俗称“学老师”,掌管文庙的祭祀和所属文武士子)。全家人住在南京夫子庙朝天宫的官宅里。1911年辛亥革命,清王朝被推翻,祖父赋闲,翌年举家迁返原籍太仓。1925年,阿乐因成绩优异,由常熟教会学校诚一中学举荐,被半费保送到上海圣约翰大学。入校不久,“五卅”运动爆发,阿乐参加罢课,抗议校方镇压学生运动,和广大师生一道拒绝返校,转学到了苏州东吴大学生物系。东吴大学于1901年由美国基督教监理会创办,建校时间比上海圣约翰大学、北京燕京大学都要早。阿乐出自教会大学,能讲一口顶呱呱的美式英语,懂得西方宗教音乐,也就不足为奇了。
在东吴大学,阿乐结识了一位由美国传教士抚养长大的女大学生——丁香。当时,大革命浪潮风起云涌,张闻天、恽代英、肖楚女都到苏州从事过革命活动。阿乐和丁香都是学生运动的积极分子,他俩和广大师生组织后援会,为“五卅”惨案的烈士募捐;多次举行罢课,支持工人罢工;迎接北伐军,与北伐军联欢,慰问北伐将士;不久,又经历了“四一二”大屠杀的腥风血雨。
经过大革命的洗礼,阿乐和丁香变得日益成熟,并结下了深厚的感情。1929年,他俩先后来到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丁香于1930年4月加入共青团,1931年转入中国共产党。阿乐于1931年加入共青团,1932年入党。丁香入团、入党时间都比阿乐早一年。1932年4月,经组织批准,两人结成了革命伴侣。
阿乐在国民政府交通部所属的上海无线电总台工作,先后任公报员、公报主任。中共在电台设有“特支”,由中共江苏省委直接领导。“特支”书记是季焕麟,组织委员是陈国栋,阿乐任宣传委员。新中国成立后,陈国栋先后担任过财政部副部长,粮食部副部长、部长,全国供销合作总社主任,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等职。
当时,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团中央、江苏省委、全国总工会、共产国际先后在上海设立有不同的机构,各自有一套独立、垂直的联络渠道,一般不发生横向联系。阿乐和丁香虽说是夫妻,根据党的纪律,从不向丁香打听情况。当我采访阿乐时,他甚至都说不清丁香属于中共的哪一级组织,她的领导人是谁。
1932年9月,丁香受党派遣前往北平,因叛徒出卖,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为营救丁香,中共进行了多方活动。国民党认定丁香是“共党要犯”,但因她是美国基督教传教士的养女,有美国教会背景,一旦美国人介入,将会使当局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他们很快把丁香押到南京,草草审讯一番,于1932年12月3日子夜在雨花台秘密枪决。此时丁香已怀孕3个月,刽子手还残忍地对着她的肚子打了一枪。丁香就义时年仅22岁,她的遗像和生平事迹现陈列在南京雨花台烈士纪念馆。
阿乐得知噩耗,悲痛欲绝,赶到南京,冒着瓢泼大雨,身披一件蓑衣,在丁香英勇就义处祭奠。阿乐私自去南京,事先没有经过组织批准,回到上海就受到领导的批评,并说他的身份可能已经暴露,上海不能再呆了,让他马上去青岛。
阿乐到青岛后的第一个接头人,就是江青的前夫黄敬。
阿乐和江青都能拉二胡,他俩有时会来一段二胡合奏。江青的嗓子好,有时阿乐拉,江青唱。黄敬一被捕,江青就找阿乐来了
黄敬,原名俞启威,原籍浙江绍兴,1912年生于北京,早年入青岛大学学习。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青岛市委宣传部部长。1935年考入北京大学,曾参加领导“一二·九”运动。后任中共北平市委宣传部部长、学委书记、市委书记和晋察冀省委书记、冀鲁豫区党委书记、中共中央冀鲁豫分局书记、中共晋察冀中央分局常委和第三副书记、华北人民政府公营企业部部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中共天津市委书记兼市长、第一机械工业部部长、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等职,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58年2月10日在广州病逝。
阿乐把自己的工作安顿好之后,按照上海地下党提供的地址和接头暗号,找到了黄敬的住处。那时,黄敬的公开身份是青岛大学物理系学生。阿乐还记得,那是靠海边的一栋小楼,黄敬住在楼上的一个房间。他去时,屋里有四五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其中有一位留短发的姑娘,很年轻,长着一副鸭蛋形脸,白白净净,爱说爱笑,非常活泼,嘴一张便露出两排洁白的牙齿,说话带有济南口音。经黄敬介绍,阿乐得知,她是黄敬的妻子李云鹤,在青岛大学图书馆当管理员。
丁香牺牲以后,阿乐的精神受到了极大的刺激,虽已离开了上海,却始终沉浸在悲痛之中。现在见到了自己的同志,他便主动讲述了丁香牺牲的经过。讲述时,屋里一片寂静,在场的青年都默默地听着。江青也甚为感动,站在一旁,一双忽闪忽闪的大眼睛都湿润了。之后,江青把阿乐叫到靠海的阳台上,与他单独谈了很长时间,劝他不要过分悲伤,在青岛有什么困难,可以来找她和黄敬。
阿乐在青岛无线电总台工作,同时是青岛大学的旁听生。他以旁听生的名义,经常去青岛大学,和黄敬、江青等地下党员开展学生运动。他们举办读书会,成立歌咏队,召开音乐会,发表时评等进步文章。1933年12月,共青团青岛市工委成立,属上海市的团中央直接领导,团市工委书记叫刘宜昭,阿乐任宣传委员。
由于江青是黄敬的妻子,初次见面对阿乐又很热情,阿乐对江青就产生了一种好感。而江青见阿乐比她年长6岁,上过大学,有文化,有修养,风度翩翩,又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对阿乐也比较敬重。黄敬爱好文艺,在青岛组建了一个海鸥剧社。阿乐和江青都能拉一手好二胡,排演节目时,他俩有时会来一段二胡合奏。江青的嗓子好,有时阿乐拉,江青唱。
1933年7月,因叛徒出卖,中共山东省临时省委、团委全被破坏,全省党的干部有30多人被捕。青岛大学读书会、海鸥剧社等进步组织被迫停止活动,黄敬也被捕入狱。江青发现黄敬不知去向,起初有一点惶惑,当得知黄敬被捕的确切消息后,神经立刻紧张起来,马上找到阿乐,央求他帮助出出主意。阿乐的身份当时还没有暴露。经过一番短暂的思考,阿乐劝江青去上海:“你留在青岛的确很危险,其他地方不好讲,我不熟悉,你还是到上海避避风吧,我在上海的熟人比较多。青岛这边有什么消息,我会告诉你的。”
在采访阿乐时,他亲口对我说了这样一段话:“我在青岛和江青交往期间,就发现这个人生性傲气,一般人她是瞧不起的。她在青岛瞧得起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黄敬,黄敬既是她的丈夫,又是她的入党介绍人;还有一个是我,也许因为我是上海党组织派来的。江青和我的关系一直很好,解放后也是如此……”
江青从青岛去上海,这个主意是阿乐出的。而他当初劝江青去上海,则完全是出自对同志的关心。
为了确保江青的安全,阿乐把她送到轮船码头,送上了轮船,直至轮船逐渐远去,他才放心。江青拎着一只破旧的皮箱,告别了青岛,驶往一个对于她来讲完全是陌生的、同时又对她的一生产生了重大影响的城市——上海。自此,江青的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阿乐在电台工作,薪水较高,每月有50块大洋。他喜爱摄影,自己花钱买了一部德国产的“莱卡”照相机,分别时用“莱卡”给江青拍了一张照片,以后辗转送给了她。随着岁月的流逝,这张照片阿乐没能保存下来,并渐渐淡忘了。1976年粉碎“四人帮”以后,从北京派来的人找到阿乐,拿着这张照片反复追问:“这张照片谁拍的?是不是你拍的?江青说是你拍的。”阿乐努力回想着:“年代太久,都40多年了,记不清了。”
事后,阿乐对妻子时钟曼说:“那次送江青去上海时,我是给她拍过照片,那张照片可能是我拍的。”
经阿乐记录整理的周恩来、叶剑英这次讲话,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份难得的珍贵史料。阿乐是彭雪枫所称《拂晓报》“三元老”中的第一“元老”
1934年春,阿乐的父亲去世,他返回江苏太仓办理丧事后,于6月初回到上海,到上海无线电总台复职,先后任团中央交通员、交通主任。不久根据组织决定,他辞去无线电总台的职务,从事职业革命工作。阿乐对上联系的是团中央驻上海的机关,对下的联系人是河北省地下交通员李世农(称“河北小王”)。阿乐只知“河北小王”,不知河北党团组织的具体情况。李世农只知阿乐,不知团中央驻上海的机关在哪儿。即使他俩有一人被捕,另一人躲起来,这条线就断了,不会使党组织遭受重大损失。解放后,李世农曾经担任中共安徽省委书记。
1935年4月,青岛市笼罩着一片白色恐怖,同年2月刚成立的共青团山东省委遭到敌人破坏,团省委书记刘宜昭被捕后即叛变。他把所知道的共产党人一个不漏地全部供认了出来。不久,阿乐即被捕,被关在李村山东省第五监狱,后被判了5年徒刑,转到了青州山东省第四监狱。1937年4月,被押送到南京晓庄国民党政府首都反省院。
七七事变后,中华民族处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可是在首都反省院却关押着一大批政治犯。他们得知全面抗战爆发的消息,急切想上前线报国杀敌,然而身陷囹圄,个个心急如焚。
1937年8月18日,素有“火炉”之称的南京,天气异常炎热。这时传来了周恩来、叶剑英要到首都反省院看望大家并作形势报告的消息。难友们兴高采烈,奔走相告。开会时间未到,礼堂便坐满了人。许多受伤和生病的政治犯,在难友们的搀扶下也一瘸一拐地来到了礼堂。周恩来、叶剑英由反省院院长陪同,走上了讲台。看到可容纳千人的礼堂,坐满了面容憔悴、衣衫褴褛的革命同志,周恩来、叶剑英心里不禁涌起一股热流,眼眶都湿润了。
周恩来饱含深情地说:“诸位同志,承廖院长的介绍,得有机会和诸位见面,实在是件不容易的事。”周恩来的开场白意味深长,难友们听到自己被称为“同志”,悲喜交加,心潮难平,全场顿时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
周恩来报告了西安事变和国共谈判的情况,介绍了抗日战争的形势,告诉大家:“你们虽然还没有到前线去,但是为时已不远,这只是时间先后的问题……现在中华民族已到了最危急的时期,我们这10年锻炼出来的战士们,应当站到民族革命战争的最前线!”
接着叶剑英发表了讲话,他激动地说:“我非常盼望你们急速恢复自由,期待着你们到前线参加抗战。我想不久我们会在前线上握手!”
阿乐在台下认真作了记录,会后还和其他难友进行了核对。周恩来的讲话全文约5000字,中间42次被掌声打断,难友们8次高呼“乌拉”。1937年9月9日,阿乐被释放时,设法将记录带了出来。“文革”后,经阿乐记录整理的周恩来、叶剑英这次讲话,被一些党史文集收录,成为中共党史中一份难得的珍贵史料。
出狱后,阿乐先是回上海找党,未果,然后到其弟所在的西兰公路定西段当了几个月的文书,一是休养身体,二是为了继续找党。1938年4月,他来到武汉国民革命军政治部六处艺术科。在郭沫若领导下,武汉聚集了一大批进步文化人士,阿乐意外地遇见了一位多年未见的熟人——冼星海。
阿乐1929年到上海后不久,因想学小提琴,经人介绍认识了冼星海。当时冼星海年仅24岁,原是上海音乐专科学校的学生,由于参加学生运动被开除,和母亲住在四川北路一个亭子间里,生活无着落,日子过得十分清苦。阿乐在电台薪水较高,他和丁香经常接济冼星海,同时跟冼星海学小提琴。冼星海去法国留学,将自己的母亲托付给阿乐和丁香照料。阿乐和丁香被捕前,一直在照料冼星海的母亲。
阿乐和冼星海高兴得又搂又抱,俩人都有说不完的话。冼星海听说丁香已牺牲,心情十分沉痛。他俩匆匆见面,短暂相聚后又匆匆分手。冼星海辗转去了延安,写出了不朽的《黄河大合唱》;而阿乐去了河南省确山县竹沟,创办了《拂晓报》。
1939年10月25日,彭雪枫在《拂晓报》发表文章,文中写道:“《拂晓报》是去年支队出征之前——9月29日出刊的。今天恰同支队本身一样一周年了……当初,只有阿乐、单斐、易河三同志,他们是《拂晓报》的三元老。采访、编辑、刻写、印刷,先行统统由他们包办,《拂晓报》靠着他们算是扎下了个粗枝大叶的基础。”
众所周知,彭雪枫有“三件宝”:《拂晓报》、拂晓剧社、骑兵团。“三件宝”诞生最早的是《拂晓报》,而阿乐则是彭雪枫所称《拂晓报》“三元老”中的第一“元老”。
十八军的老同志都知道:阿乐是带着半个肺进藏的。在参观重庆钢铁厂时,阿乐和阿沛·阿旺晋美演了一出“双簧”
1950年1月30日,时任南京市总工会文教部部长的阿乐,在江渭清领导下,正忙于组建南京市总工会,华东局突然转来中央军委的一份电报:调乐于泓重返十八军。10天后,又收到了十八军张国华军长、谭冠三政委的信,催阿乐尽快动身,说部队已在川南一带集结,即将进藏。抗战时期,阿乐担任过宿东游击支队兼四分区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期间,先后任豫皖苏边区党委宣传部长、十八军宣传部部长等职,和张国华、谭冠三早就熟悉。西藏与原英属殖民地印度相邻,多年来英国对西藏图谋不轨。阿乐出自教会大学,英语熟练,对英美历史知之甚多。阿乐猜想,军委的调令肯定是张国华、谭冠三提议的。
4月10日,阿乐满怀投身于解放西藏的热情抵达重庆,不料却被泼了一瓢冷水。阿乐幼年曾患肺结核,在狱中又饱受摧残,西南军政委员会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亲自为他检查,发现他一侧肺已萎缩,不宜进藏。
阿乐成天和医生争吵,坚决要求进藏,正争执不下时,张国华到了重庆。张国华专门和二野组织部部长陈鹤桥,卫生部部长钱信忠,以及在晋察冀工作12年的奥地利医生傅莱等进行了磋商,最后答应:可以试一试,如身体不行,即速返回。事后,十八军的老同志都知道:阿乐是带着半个肺进藏的。
1950年5月20日,阿乐随张国华乘飞机抵达十八军军部驻地——成都西南的新津。十八军进藏,准备工作非常仓促,绝大多数人对西藏一无所知。当初,党中央仅就如何进藏,走哪条路线,就与西南、西北的军政首长商讨了好些天。十八军作为进藏部队,急需对西藏的历史、社会状况、进藏路线做一次全面调查。张国华更是急于了解西藏的情况,越详细越好,入藏后少不了打几仗,他想知道这仗怎么打。
阿乐一到新津,就接任了中共西藏工作委员会政策研究室主任一职。原主任是十八军副政委王其梅,因另有率先遣部队入藏的任务,他把工作一交便匆匆走了。西藏军区成立时,王其梅任西藏军区副政委。西藏政策研究室有20多位专家、学者,经过辛勤工作,阿乐给刘伯承、邓小平写了一份西藏历史及现状的报告,为党中央和西南军政委员会决策提供了第一手准确、翔实的资料。
1950年9月5日,阿乐随十八军军部进入甘孜。
和平解放西藏期间,年龄相仿的阿乐和阿沛·阿旺晋美结成了一对好朋友。阿沛·阿旺晋美生于1911年,幼年入私塾学习藏文,熟知藏文化中的历史、哲学、文法、诗学,23岁加入藏军,25岁升至代本,受封为四品官。1904年,老阿沛率军抗英,血战江孜,阿沛家族在西藏十分有名,享有盛誉。阿沛·阿旺晋美是一位爱国人士,他主张祖国统一,反对民族分裂,在当时的西藏属于“主和派”。
1951年4月9日,西藏和谈代表团抵达甘孜。中共西藏工委召开欢迎会,十八军宣传部部长乐于泓致欢迎词。次日,西藏工委派阿乐陪同代表团前往北京。毛泽东指示沿途各省市,要以高规格热情迎接。
4月17日,西藏和谈代表团由雅安飞抵重庆,邓小平亲自到机场迎接。在重庆期间,中共西南局安排他们参观游览。在参观重庆钢铁厂时,阿沛·阿旺晋美和阿乐演了一出“双簧”。那天阿乐陪同参观,平措旺阶担任翻译。平措旺阶,藏族,四川巴塘人,精通汉藏语言,抗战时千里迢迢找到重庆八路军办事处,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四川解放后任西南军政委员会委员。
阿沛·阿旺晋美一行来到重庆钢铁厂时,广场上集合了很多工人,厂领导把他们迎到台上,请阿沛·阿旺晋美给工人们讲话。参观别的地方,都是转一转、看一看、招招手就走了。这个工厂非要请阿沛·阿旺晋美讲话,工人们还使劲鼓掌。阿沛·阿旺晋美有点心慌,低声对阿乐说:“阿乐部长,我从来没有对工人讲过话。我的天哪!这不难死我了嘛!”
阿乐笑着说:“你就讲几句吧。”
“我对工厂的情况一无所知,怎么敢讲?讲什么好呢?”
阿乐止住笑,一本正经地说:“你尽管讲,我给你当翻译。”
平措旺阶把他的话翻译完,阿沛·阿旺晋美愣住了,两眼直盯着阿乐:“你又不懂藏语,咱俩说话还要平措当翻译呢!你怎么能给我当翻译?”阿乐通过平措,小声对他说:“我熟悉工厂情况,你随便讲什么都行。我怎么翻译,你就不用担心了。”
阿沛·阿旺晋美满脸疑惑,只好叽里咕噜地讲了几句。只见阿乐挥着手,放开嗓门“翻译”起来。话音刚落,工人们爆发出一阵热烈的掌声。阿沛·阿旺晋美见工人们鼓掌,也来了情绪,狠劲讲了一通话。阿乐也不含糊,讲多少,就“翻译”多少。工人们以为,这个藏族干部不简单,说话跟共产党一样有水平,不断发出掌声和笑声。在场的藏族代表也忍不住乐,他们笑的是阿沛·阿旺晋美在信口开河,没边没沿地瞎讲。
讲话人、翻译、听众都很开心,皆大欢喜。
后来,阿沛·阿旺晋美在回忆录《回顾西藏和平解放的谈判情况》一文中,还谈起了这件往事。他诙谐地写道:“我恍然大悟,原来我们要演一场双簧啊!我只好随便说了一阵。阿乐部长就郑重其事地‘翻译’了一通……会场气氛活跃,充分显示了藏汉一家亲密无间的兄弟情绪。尽管是一场双簧,但场面实在扣人心弦,令人非常感动。”
阿沛·阿旺晋美识大体,顾大局,北京和谈得以成功,是与他的杰出贡献分不开的。江青听说阿乐到了北京,专门来找过他,留了一张纸条
1951年4月22日傍晚,北京前门火车站彩旗招展,锣鼓喧天。周恩来、朱德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站在月台上,迎接西藏代表团的到来。19时15分,一列从西安开来的火车徐徐驶入了火车站,数千名群众挥舞鲜花欢迎。在阿乐陪同下,阿沛·阿旺晋美一行走下了火车。他们看到如此隆重的欢迎场面,无不深受感动。国民党统治时期,西藏官员来到内地,经常遭冷眼,坐冷板凳。现在他们切身体会到:新旧社会两重天。
4月28日,周恩来、李先念、陈云、黄炎培宴请以阿沛·阿旺晋美为首的西藏和谈代表团。
4月29日,西藏和平谈判正式开始。中央人民政府的谈判代表为:李维汉、张经武、张国华、孙志远,乐于泓和平措旺阶列席,地点在北京市军管会交际厅。经过20多天的反复磋商,顺利达成了《中央人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关于和平解放西藏办法的协议》,共17条。5月23日,签字仪式在中南海勤政殿举行。
5月25日下午4时,毛泽东在中南海勤政殿接见了班禅和阿沛·阿旺晋美等全体西藏代表,并发表了讲话,祝贺协议的签订。接见结束时,毛泽东在濛濛细雨中把班禅、阿沛·阿旺晋美等人送到院子里。握手道别时,毛泽东向乐于泓、平措旺阶指了指,示意他俩留下。回到屋里,毛泽东询问了他俩的姓名、职务、经历和在西藏的所见所闻。阿乐平生第一次与毛泽东单独谈话,心情十分激动,他把阿沛·阿旺晋美从甘孜到北京沿途的活动、西藏上层人物之间的矛盾,以及自己的看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得非常认真,不时点点头。当晚,毛泽东在怀仁堂宴请了参加和谈的全体代表。
阿乐和阿沛·阿旺晋美等人都住在北京饭店。那些天,阿乐格外忙碌,经常回来得很晚。江青听说阿乐到了北京,专门来找过他。有一天阿乐工作到深夜,回到房间,看到桌子上留有一张纸条:“阿乐,我来看你,你不在。江青。”他俩错过了一次见面机会,没能见上面。这张纸条阿乐一直保存着,“文革”后被中央专案组收走。
1951年8月8日,美丽庄严的布达拉宫,在灿烂的阳光下闪烁着金光。一马平川的拉萨河谷上,雅鲁藏布江江水奔腾不息。留守拉萨的僧俗百官和500名藏军官兵排列整齐,吹奏军乐,藏族群众载歌载舞,欢迎张经武等人的到来。
抵达拉萨之后,张经武、乐于泓便立刻展开工作,一一拜会藏族上层人士,宣传“十七条协议”,以解除他们的顾虑。
1952年国庆节前夕,中共西藏工委决定组织一个参观团,到内地参观,这是全国解放后西藏派出的第一个参观团。筹备期间,达赖提出,他要派一个比参观团规格更高的西藏“致敬团”,向毛泽东献礼。班禅不甘落后,也要派一个“致敬团”。8月27日,乐于泓率参观团离开拉萨,到全国各地参观。9月28日,达赖和班禅的两个“致敬团”,在郑州与乐于泓率领的参观团汇合,共88人,一道赴京,出席了1952年的国庆大典。
西藏参观团和两个“致敬团”,成员中有很多藏族妇女代表。一天,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夫人,包括江青,前来看望阿沛·阿旺晋美的夫人等藏族妇女代表,阿乐陪同会见。
这是自1933年阿乐在青岛送走江青之后,两人的第一次见面。
江青一见到阿乐,就高兴得眉飞色舞,拉着阿乐的手,呱呱啦啦地说个不停。在一旁的中共中央统战部部长、民委主任李维汉等人瞪大了眼睛,无不诧异:“你俩怎么认识的?”江青咯咯直笑,手舞足蹈地说:“我和阿乐认识的时间,比认识你们都要早!”
阿乐的身体原先就不太好,加之在西藏那种恶劣的条件下操劳过度,体质大为下降。在北京经医院检查,认为必须治疗。虽说阿乐日日思念西藏,却从此再也没有能够回去。事后,阿乐担任了中央民族事务委员会政策研究室副主任。
自1932年丁香牺牲以后,阿乐一直怀念着她,很多领导给他介绍过对象,他都没有动心。进军西藏期间,十八军政治部一位来自安徽蚌埠名叫时钟曼的姑娘引起了他的注意,他俩相爱了,后于1954年5月1日结婚。
两个错误决定,将他“限制使用”23年。漫漫长夜里,阿乐对子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相信党,你们也要相信党。”
阿乐是一个不折不扣的文化人,早年结交了文艺界很多人士,参加革命后又一直担任宣传干部,因此性格活泼,爱拉爱唱,具有文化人那种浪漫的气质。
1954年,第一届全国人大召开后,“一五”计划开始实施,全党工作的重点转到了恢复发展经济上。这时候,阿乐的革命浪漫主义劲头又上来了,坚决要求到工厂去,参加经济建设。凭他在西藏的经历,凭他与西藏上层人士的关系,完全能胜任民委的工作,西藏的领导同志也希望他留在民委。可是阿乐偏不,坚持要参加“一五”计划重点工程。当回忆起这段经历时,阿乐对我说:“那时的年轻人,特别是大学生,争先恐后地要求去边疆,去工厂。苏联不是有一本小说《远离莫斯科的地方》吗?我就要求到远离北京的地方去了。”
1955年,阿乐经再三要求,担任了“一五”计划重点项目——富拉尔基重型机器厂副厂长。他举家迁至黑龙江省。由于工厂刚组建,条件很差,苏联援助运来的机器设备,装卸搬运主要靠人拉肩扛,阿乐没日没夜地奔走在工地上。阿乐的行政级别为8级,那时候黑龙江省的高级干部,仅有3人是行政8级。以后他还担任过抚顺重型机器厂、沈阳重型机器厂副厂长、厂长,辽宁省机械工业厅副厅长。他当副厅长时,厅长的行政级别为13级,比阿乐差了5级。
那么,为什么阿乐一直没能受到提拔和重用呢?这里有一个关键问题:他被捕过。1959年,按照中央审查干部的统一部署,有关组织部门审查阿乐时,认为他在国民党狱中有“自首”嫌疑,于是作出了两个错误决定:一、对乐于泓被捕问题的审查结论;二、对乐于泓的限制使用问题。“文化大革命”期间,阿乐不容辩驳地被打成了“叛徒”,批判、游街、无休止地认罪、检查……
1982年4月,中共辽宁省委组织部对乐于泓的历史重新进行审查,并发布文件宣布撤销1959年的两个错误决定,恢复他1932年起的党籍,参加革命时间从他1931年10月入团算起。两个错误决定,将他“限制使用”23年。1982年平反时,阿乐74岁,已是古稀老人。
在受冤屈的23年风雨中,尤其是在“文化大革命”的漫漫长夜里,阿乐对子女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我相信党,你们也要相信党。”
看到这里,读者们对于阿乐遭受23年冤屈的原因,也就清楚了:它与江青在上海兆丰公园被捕一事毫无关系。我们可以作一个假设,如果江青和阿乐接头,阿乐发现有特务跟踪,不顾江青是死是活,丢下江青不管,自己一个人脱险跑掉了,而江青却没能逃脱,因此被捕。那样的话,江青还不把阿乐恨死了?凭着江青的性格和为人,仅以“出卖江青”的罪名,“文革”期间早就把他整死了。事实上,江青对阿乐并没有怨恨,几十年来从没找过他任何麻烦。
那么,此说法由何而来的呢?
《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一文提到,1977年3月6日,中共中央发布10号文件《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罪证(材料之二)》,把徐明清定为“叛徒”,使徐明清蒙受冤狱。也正是这份文件,为兆丰公园一事定了案。原文如下:“江青1934年10月,在基督教上海女青年会沪西区小沙渡路女工夜校当教员期间,与共青团中央交通乐若在兆丰公园接头后,被国民党特务机关逮捕。入狱不久,就自首叛变出狱,成为可耻叛徒。”
很多描写江青的传记照搬抄写,都缘于此文件。
1976年10月粉碎“四人帮”以后,专案组很快就把阿乐关了起来,单独隔离审查,不让他与家人见面,白天黑夜不间断地审讯。最后,他们拿出一份事先写好的证明材料,要阿乐签字。这是一份证明江青是与阿乐在上海兆丰公园接头时被捕的材料。阿乐一看,就不肯签字,说:“我在上海从来没有和江青见过面,兆丰公园接头,从何谈起!”
《徐明清与江青关系的事实真相》一文提到,徐明清被迫写了一份交代材料,致使她蒙受冤狱。而阿乐也是在那份事先写好的证明材料上,最终违心地签了字。
1992年3月,我收到了乐于泓治丧委员会寄来的讣告,讣告称:“原机械电子工业部合肥通用机械研究所所长、离休干部、老红军(副部级待遇)乐于泓同志,因病于1992年3月3日21时在沈阳逝世,终年84岁。”
阿乐逝世后,我到沈阳市看望时钟曼阿姨时,她提起这件事气就不打一处来,生气地告诉我:“阿乐去世前几年,多次和我说过,他在上海没有和江青见过面。那份证明材料,他是违心签的字。不签字,就不放他出来。如果真有那一回事,他哪能活那么久,江青早就把他整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