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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一年除夕,65岁的董太太来到海边,从口袋里掏出写给已经去世的老伴的信,对着海风念道:“我已搬进老年公寓,青大一路17号2号楼207房间,一切都好。”
董太太的小女儿高桦没有接她回家过年,和老年公寓的伙伴一起吃完年夜饭,董太太便独自回房了。关于是否要住进养老院,董太太的家人酝酿了很久,她总在女儿面前表现乐观,搬进养老院第一天,她抱着女儿说:“多亏了你,我的好闺女,是因为你们的鼓舞,我才这么坚强。”这是她第一次因为这个事情流泪。
时间再往回推,1997年,55岁的董太太刚退休,《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正式发布,这标志着中国大陆的全民养老体系由此建立。
这便是中国社会养老体系的开端,中国人也由此开始接受一个新概念:政府来养老。
就这样,与董太太同一批离退休或者下岗人员在这次改革中,成为养老金统筹账户的纯支出对象,以弥补他们在下岗大潮中遭遇的不幸,即便他们从未缴纳过任何养老保险。
但这种“现收现付制”让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从一开始就成为一笔巨大的负债。早在1998年,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对社保欠账数目进行过估算,认为存在2万亿元左右的缺口。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2015年是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重要拐点。这一年,中国15-64岁适龄劳动人口数量达到峰值,为9.96亿人,随后这个数字将逐年减少。2045年将减少到8.29亿人,而65岁以上人口将从2015年的1.3亿人口逐年上升到2045年的3.23亿。这组数字表示,2015年还是由七八个劳动人口来养一个老人,到了2045年,则是二至三人来赡养一个老人。如此,养老金运转下去的难度将剧烈增大。
一个比较惊悚的数据来自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称,中目前养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2033年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亿。
面对巨大的空账和老龄化浪潮,延迟退休虽然被广泛批评,但却成为唯一可行的改革方案。此外,逐渐开放的生育政策,也在竭力想改变未来人口结构趋势,但此项政策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这便是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底色。在发达国家,老龄化产生于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而中国在本世纪初还不具备这样的物质基础,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0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占7.1%,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当年人均GDP仅为1041美元,不及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1/20,也仅为美国和日本的3%。
未来的中国将如何养老?国家养老力有不逮,但在家庭人口结构已经普遍少子化的今天,传统的家庭养老也面临严重挑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家庭少子化、小型化和人口流动导致家庭内部难以解决养老问题,老年人不得不转而寻求社会服务,对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依赖性逐步增强。”
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已经提出,要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社科院的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将带动养老服务需求快速上升并呈多元化发展,“十三五”将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关键时期。
许多人正在尝试各种新的养老方式。广州的冯叔和老伴梁姨和幸福人寿签了一张《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把市中心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而后者则每月支付他们一定金额的养老金。但这一被称为“以房养老”的养老模式只适合于小众群体。
北大教授钱理群卖房养老,月消费2万换来钱老怡然自得的老年生活,成为社会化养老的一个样本。尽管观者从最初感慨钱理群“老无所依”的悲情转变为对其主动拥抱社会化养老的认可。但每月2万元的养老成本,也让更多的普遍市民望而却步。
而在江苏省如东县,这个曾经的“计划生育”模范县,我们瞥见一个普通的中国县城如何面对自己加速的老龄化进程。独生子女青年肩负着养育下一代与赡养上一代的沉重负担,老年人也活在自己的焦虑中。不被认可的私人养老院散落分布在城市各角落,有强大背景的专业养老院也应需求而生。这也预示着至少对一部分老人而言,进养老院已成一种不得不选择的出路。
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社会面临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挑战。留给人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同时涵盖自助养老、社区养老、商业养老院、民间公益养老院、国家福利养老院在内的立体型养老体系。
已经73岁高龄的董太太说:“中国社会几千年都没有过的变化,在这几十年都经历了,我们这一代或许能为中国经历老龄化创造经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董太太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明天怎么样,不知道。”
董太太的小女儿高桦没有接她回家过年,和老年公寓的伙伴一起吃完年夜饭,董太太便独自回房了。关于是否要住进养老院,董太太的家人酝酿了很久,她总在女儿面前表现乐观,搬进养老院第一天,她抱着女儿说:“多亏了你,我的好闺女,是因为你们的鼓舞,我才这么坚强。”这是她第一次因为这个事情流泪。
时间再往回推,1997年,55岁的董太太刚退休,《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正式发布,这标志着中国大陆的全民养老体系由此建立。
这便是中国社会养老体系的开端,中国人也由此开始接受一个新概念:政府来养老。
就这样,与董太太同一批离退休或者下岗人员在这次改革中,成为养老金统筹账户的纯支出对象,以弥补他们在下岗大潮中遭遇的不幸,即便他们从未缴纳过任何养老保险。
但这种“现收现付制”让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从一开始就成为一笔巨大的负债。早在1998年,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对社保欠账数目进行过估算,认为存在2万亿元左右的缺口。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2015年是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重要拐点。这一年,中国15-64岁适龄劳动人口数量达到峰值,为9.96亿人,随后这个数字将逐年减少。2045年将减少到8.29亿人,而65岁以上人口将从2015年的1.3亿人口逐年上升到2045年的3.23亿。这组数字表示,2015年还是由七八个劳动人口来养一个老人,到了2045年,则是二至三人来赡养一个老人。如此,养老金运转下去的难度将剧烈增大。
一个比较惊悚的数据来自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称,中目前养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2033年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亿。
面对巨大的空账和老龄化浪潮,延迟退休虽然被广泛批评,但却成为唯一可行的改革方案。此外,逐渐开放的生育政策,也在竭力想改变未来人口结构趋势,但此项政策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这便是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底色。在发达国家,老龄化产生于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而中国在本世纪初还不具备这样的物质基础,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0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占7.1%,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当年人均GDP仅为1041美元,不及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1/20,也仅为美国和日本的3%。
未来的中国将如何养老?国家养老力有不逮,但在家庭人口结构已经普遍少子化的今天,传统的家庭养老也面临严重挑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家庭少子化、小型化和人口流动导致家庭内部难以解决养老问题,老年人不得不转而寻求社会服务,对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依赖性逐步增强。”
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已经提出,要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社科院的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将带动养老服务需求快速上升并呈多元化发展,“十三五”将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关键时期。
许多人正在尝试各种新的养老方式。广州的冯叔和老伴梁姨和幸福人寿签了一张《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把市中心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而后者则每月支付他们一定金额的养老金。但这一被称为“以房养老”的养老模式只适合于小众群体。
北大教授钱理群卖房养老,月消费2万换来钱老怡然自得的老年生活,成为社会化养老的一个样本。尽管观者从最初感慨钱理群“老无所依”的悲情转变为对其主动拥抱社会化养老的认可。但每月2万元的养老成本,也让更多的普遍市民望而却步。
而在江苏省如东县,这个曾经的“计划生育”模范县,我们瞥见一个普通的中国县城如何面对自己加速的老龄化进程。独生子女青年肩负着养育下一代与赡养上一代的沉重负担,老年人也活在自己的焦虑中。不被认可的私人养老院散落分布在城市各角落,有强大背景的专业养老院也应需求而生。这也预示着至少对一部分老人而言,进养老院已成一种不得不选择的出路。
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社会面临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挑战。留给人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同时涵盖自助养老、社区养老、商业养老院、民间公益养老院、国家福利养老院在内的立体型养老体系。
已经73岁高龄的董太太说:“中国社会几千年都没有过的变化,在这几十年都经历了,我们这一代或许能为中国经历老龄化创造经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董太太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明天怎么样,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