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一年除夕，65岁的董太太来到海边，从口袋里掏出写给已经去世的老伴的信，对着海风念道：“我已搬进老年公寓，青大一路17号2号楼207房间，一切都好。”
　　董太太的小女儿高桦没有接她回家过年，和老年公寓的伙伴一起吃完年夜饭，董太太便独自回房了。关于是否要住进养老院，董太太的家人酝酿了很久，她总在女儿面前表现乐观，搬进养老院第一天，她抱着女儿说：“多亏了你，我的好闺女，是因为你们的鼓舞，我才这么坚强。”这是她第一次因为这个事情流泪。
　　时间再往回推，1997年，55岁的董太太刚退休，《国务院关于建立统一的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的决定》正式发布，这标志着中国大陆的全民养老体系由此建立。
　　这便是中国社会养老体系的开端，中国人也由此开始接受一个新概念：政府来养老。
　　就这样，与董太太同一批离退休或者下岗人员在这次改革中，成为养老金统筹账户的纯支出对象，以弥补他们在下岗大潮中遭遇的不幸，即便他们从未缴纳过任何养老保险。
　　但这种“现收现付制”让中国的养老金制度从一开始就成为一笔巨大的负债。早在1998年，世界银行和国务院体改办课题组对社保欠账数目进行过估算，认为存在2万亿元左右的缺口。
　　随之而来的是中国老龄化进程的加速。2015年是中国人口变化的一个重要拐点。这一年，中国15-64岁适龄劳动人口数量达到峰值，为9.96亿人，随后这个数字将逐年减少。2045年将减少到8.29亿人，而65岁以上人口将从2015年的1.3亿人口逐年上升到2045年的3.23亿。这组数字表示，2015年还是由七八个劳动人口来养一个老人，到了2045年，则是二至三人来赡养一个老人。如此，养老金运转下去的难度将剧烈增大。
　　一个比较惊悚的数据来自中银国际首席经济学家曹远征牵头的《重塑国家资产负债能力》的研究报告。该报告称，中目前养老制度不变的情况下，2033年养老金缺口将达到68.2亿。
　　面对巨大的空账和老龄化浪潮，延迟退休虽然被广泛批评，但却成为唯一可行的改革方案。此外，逐渐开放的生育政策，也在竭力想改变未来人口结构趋势，但此项政策实施起来并不容易。
　　这便是中国养老保障制度的底色。在发达国家，老龄化产生于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之后，而中国在本世纪初还不具备这样的物质基础，就已进入老龄化社会。2001年，我国65岁以上人口比例占7.1%，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当年人均GDP仅为1041美元，不及德国、英国和加拿大的1/20，也仅为美国和日本的3%。
　　未来的中国将如何养老？国家养老力有不逮，但在家庭人口结构已经普遍少子化的今天，传统的家庭养老也面临严重挑战。中国社科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发布的一份报告指出，“家庭少子化、小型化和人口流动导致家庭内部难以解决养老问题，老年人不得不转而寻求社会服务，对社会养老服务需求的依赖性逐步增强。”
　　国家的“十三五”规划已经提出，要积极开展应对人口老龄化行动，全面放开养老服务市场。社科院的报告指出，人口老龄化将带动养老服务需求快速上升并呈多元化发展，“十三五”将成为发展养老服务业的关键时期。
　　许多人正在尝试各种新的养老方式。广州的冯叔和老伴梁姨和幸福人寿签了一张《反向抵押养老保险》，把市中心的房子抵押给保险公司，而后者则每月支付他们一定金额的养老金。但这一被称为“以房养老”的养老模式只适合于小众群体。
　　北大教授钱理群卖房养老，月消费2万换来钱老怡然自得的老年生活，成为社会化养老的一个样本。尽管观者从最初感慨钱理群“老无所依”的悲情转变为对其主动拥抱社会化养老的认可。但每月2万元的养老成本，也让更多的普遍市民望而却步。
　　而在江苏省如东县，这个曾经的“计划生育”模范县，我们瞥见一个普通的中国县城如何面对自己加速的老龄化进程。独生子女青年肩负着养育下一代与赡养上一代的沉重负担，老年人也活在自己的焦虑中。不被认可的私人养老院散落分布在城市各角落，有强大背景的专业养老院也应需求而生。这也预示着至少对一部分老人而言，进养老院已成一种不得不选择的出路。
　　中国社科院的报告指出：“十三五”期间，中国社会面临养老服务供给不足的挑战。留给人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在当前，我们迫切需要建立一个以家庭养老为主、同时涵盖自助养老、社区养老、商业养老院、民间公益养老院、国家福利养老院在内的立体型养老体系。
　　已经73岁高龄的董太太说：“中国社会几千年都没有过的变化，在这几十年都经历了，我们这一代或许能为中国经历老龄化创造经验。”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董太太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明天怎么样，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