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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文论本土化，即建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是我国学界的一块心病。许多有识之士提出了诸多良方，比如“对照中西”“贯通古今”“文史哲融通”“立足中国当代文学实践经验”等，但看出问题、提出良方与成功建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体系还相隔甚远，只能说是万里长征走出了第一步。可喜的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正以块状分割的态势逐渐成长起来，各学科在各自的领域孜孜以求，力图发出属于我们民族的、国家的、当代的诗学声音。虽然有些学科还在学习借鉴西方文艺思想，还在总结西方文论对中国的辐射，但马克思文艺理论、叙事学、生态诗学等学科已经在中国的土壤中生根发芽、抽枝开叶，逐步成长为具有中国独特风姿的大树。我们有理由相信，假以时日，这些大树会汇集成一片森林，且风景宜人。换句话说，现在正处于一个树木初长的微妙时刻，前期的理论储备和方法论探索已经支撑得起开辟新的疆域了。蒋述卓教授提出并实践的文化诗学批评理路，是其中建构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的重要一途。
一、何为文化诗学批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其博士生导师王元化先生学术研究“三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观念的影响，蒋述卓教授特别重视文化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1986年，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论文《把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1994年，发表《应当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1995年，正式提出文化诗学批评理路。1996年，在《广州文艺》发表署名文章进一步阐发文化诗学理论;2001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诗学：文学诗学的跨文化视野与现代性进程”，进一步厘清了文化诗学的特性;2005年，出版论文集《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是蒋述卓教授首次文化诗学研究的综合展示。2021年1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蒋述卓教授的《文化诗学论稿》，该著收录了20世纪以来蒋述卓教授撰写的26篇论文，可以见出蒋述卓教授思考和探索文化诗学批评的历程，见出其文化诗学批评理路的特性。
那么，何为文化诗学批评？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化诗学批评？文化诗学批评有何价值？它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艺学学科一直处在一个尴尬的境遇中：我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批评话语，建构具有中国个性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但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寻找的路上。20世纪的80年代是个美妙的年代，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充满激情，国门打开，西学东渐给中国学界带来许多新奇的思想和方法论，学界经历了一个如饥似渴的吸纳时段。但在经历了学习新事物的短暂激动和欣喜之后，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事实上进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人们发现，西方文论之于中国文学有诸多不适应：从理论到理论的搬演既淹没了批评家自身的个性、才智，也淹没了中国文学作品的特性;另一方面，以西方文论套论中国文学作品，也只是把中国文学作品变成了西方思想的例证。而中国传统文论似乎在当代作品面前有些紧张无措，使不上劲。中国当代文学急迫需要与中国当代文学气象相契合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曹顺庆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形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现状——“失语症”，这迅速引起了学界的共鸣。“失语症”对中国当代文论来说是一个久治不愈的症状，很多有识之士在积极寻找应对之策。疗愈的希望从来就有，蒋述卓教授提出的文化诗学批评理路，便是其中的有效之途。
所谓文化诗学批评，简言之就是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这是面对中国文化大众化和文学新变提出的一个对症良方。1995年，蒋述卓教授在《当代人》第4期发表论文《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提出文化诗学批评就是将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文学批评的一种新理论、新方法。具体来说：
“文化诗学的价值基点是文化关怀和人文关怀，其内涵的具体表现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作品表现出来的文化哲学观，即分析它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文化观和文化思想。
第二层次，要把作品描绘的社会心态、人物命运与心态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去分析，揭示出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所反应出来的社会文化心态。批评家要站在文化发展的角度反映历史、思考历史，观照当下文化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
第三层次，要站在跨世纪的角度，着重关注作品对文化人格的建设问题。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人文关怀的重点应该放在人格建设上。作品的基调、价值取向是否有利于现代文化人格的培养和建设，是衡量作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标志之一。”[1]
从蒋述卓教授提出文化诗学批评的三个层次，我们可以看出，蒋述卓是要从文化的角度对文学作品展开全面的考察，以文化为核心，从宏观到微观，从作品的思想观念、具体内容到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效应，在方法论层面解决文学作品的阐释问题。
评估理论的可行性最简单直接也最有效的方式是检测它是否具有阐释作品的有效性。西方文论本土化最为成熟的学科可能是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界提出了多个叙事学的分支学科，如比较叙事学、审美叙事学、广义叙事学、空间叙事学、听觉叙事研究等，但遗憾的是，方法论的欠发育使得这些中国本土孽乳的叙事理论不能被很好地運用和推广。申丹的叙事学与文体学相融合，以及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但也仅仅局限于分析短篇小说——这已经是中国叙事学甚至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非常难得的进步了。而蒋述卓教授提出的文化诗学文本阐释的有效性如何呢？它有何特点？文化诗学批评能否禁得住实践的检验？
二、理论与诗意：文化诗学批评的思想纹印
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共性之一，是都忌讳缺乏创意，没有个性。作者的文字和思想都有他们个人独特的精神指纹和气质纹印，假如作家可以因其作品进入历史记忆，那么，批评家则会因其思想而开创一个时代的新局面。蒋述卓教授正在建构的文化诗学批评理路，他的系列论文和著作，已然出现了其独特的思想印记。在这样一个奇妙时代，一个具有中国气象的各种诗学理论体系即将呼之欲出的时代，蒋述卓教授的诗学建构卓尔不群，以其清晰的、具有体系性的理论探求和个案分析，开辟了一条文化与诗学相融合的诗学新疆域，其诗学内蕴的时代韵味、理论气质、方法论特色及个人气象，足以给正在路上的各种诗学之思以借鉴。《文化诗学批评论稿》收录了20世纪以来蒋述卓关于文化诗学批评的系列论文，我们可以通过该著一窥其文化诗学批评的品格。 诗学品格。蒋述卓教授的文化诗学批评首先是一种中国当代语境下的诗学建构。“失语症”的提出至今已经近30年，但这个词的热度并没有消失。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成果还不尽人意;另一方面，这不仅仅是当代文论建设的症状，也是理论家们谈论诗学建构精神状态的表征，内心深处的焦虑使得“失语症”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共同症状。理论家们在积极探求中国当代的诗学建构之路。蒋述卓教授作为南粤文艺学界的执牛耳者，中国当代文艺学界的重要学者，中国当代诗学建构几乎内化成了他精神的一个部分，这使得他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觉意识。文化诗学批评的提出，固然有来自西方学者如格林布拉特在新历史主义范畴下提出的“文化诗学”影响，“但我在当时的背景下提出的文化诗学批评，是出于一种对西方理论引入中国之后本土化的需要和文学批评发展现实的需要。我一直认为，西方文学理论以及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引入中国，应结合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行本土化的改造，而不应当只是理论框架与话语的照搬。在批评实践中，还应当结合中国已有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经验加以融合，努力构建起自己的理论话语与方法”。[2]
文学审美品格。文学的边界总是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便是美，美是文学的本质属性。蒋述卓教授提出的文化诗学批评理路，坚持了美的文学特质。蒋述卓教授是宽容的，即使对其他文化借用的文学，比如广告传媒、商品包装、时装表演等，他也能从中发现文学的美。《文化诗学批评论稿》的开篇文章是《消费时代的文学意义》，在该文中，他说“文学边界的扩大，从而形成审美的泛化或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态势”“文学艺术的这种被借用不是什么坏事，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说，反而会起到一种形式上的拓展与推进作用”。“文学艺术被其他领域所借用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因为“大众在美的产品与全社会制造美的氛围中得到美的熏染进而提升自身的素质又有什么不好呢？”消费社会的诗意对社会也是有益的，“当代文艺具备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给陷入物质迷茫当中的人以启蒙与警醒，让人在现实中重建对合理生活的希望与信心，不也是当代社会的‘诗意’吗？”文学艺术的商品化并不会带来创造性和个性的消失，“优秀的艺术生产者既要考虑市场需求，又要在适应市场中坚持其艺术理想和艺术个性”。“在市场经济与消费时代，艺术的商品化同样也向艺术的独创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键在于艺术家和理论家是否能应对这种要求与挑战，拿出更具独创性的作品来。”[3] 这篇文章首次刊发于《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粤海风》2018年第3期转载，文章对消费文化中的文学艺术审视充满了诗意。蒋述卓教授在消费文化中发现文学，在文学的视野中审视消费文化，文学的诗意始终体现在他对消费文化的考察中。文学边界的扩大，并没有导致文学审美品格的消失，而是审美品格的进一步加深。文学的独创性和个性依然主导着文学艺术产品，文学的诗意加持消费文化，大众在消费文化的熏陶中提升自身的审美素养。文学的审美品格是蒋述卓文化诗学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考察大众文化、城市文学、广场文化、海外华文文学，文化或许是其诗学批评的前提和背景，而文学的审美品格作为审定某一类文化现象的标准，始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尺度。可以说，蒋述卓教授的文化诗学批评从来都走在文学批评的道路上，数十年文学研究的素养使得文学的审美品格已然不仅仅是作为诗学建构的特色，也是蒋述卓教授个性气质的内蕴之一。
理论是能见出批评家个性的。高屋方能建瓴，站在时代、社会和文艺学学科高处的，是理论、思想，也是批评家个人。那么，如何验证这高处的思想，它是否能够落到坚实的大地上，是否能通过实践的考核，从何处见出这一思想的科学性呢？或者说，它是否具有文本阐释的有效性？
三、融通与实践：文化诗学批评的现实品格
或许文化诗学批评的诗意品格让人惊喜，因为它给我们带来求智的满足感。它别开生面，为我们打开了诗学批评的一个新的域境，呈现不一样的风景;它还给我们带来希望，被“失语症”的焦虑压抑得太久了，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疗救的希望，文化诗学批评便是冲出阴霾的一条通途。但最令人安心的，是它的现实品格。它让我们完全信任，这条路是可以昂昂然阔步行走的。具体而言，这种现实品格体现为艺术融通和实践品格。
所谓艺术融通，指的是蒋述卓教授的文化批评诗学建构并不局限于文学研究，而是贯通各种艺术品类，从对不同艺术品类的观察、体悟中发现其诗学价值。学问文章，终究不是个太世俗的活，极易“躲进小楼成一统”，但蒋述卓教授却把学问做到了大地上，对当下出现的许多艺术形式，比如流行文艺潮流进行了融会贯通的分析和学理洞察。仅在《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话语论争和价值向度》一文中，蒋述卓教授就讨论了通俗小说、网络文学、流行音乐、影视剧、综艺节目、交响乐、芭蕾舞、抽象艺术等多种大众文化品类。文章讨论了作为一种流行文艺现象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即饕餮期、追赶期、雅俗合流期。饕餮期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大众文化的生产还几乎处于一种真空期”，随着国内社会精神空间的不断扩大，“以往的單一主流意识形态及文化已经难以满足逐渐走向开放的社会的精神需要。这种精神需要无法通过本土内部获得解决，只能向外索取”。[4] 这是一个疯狂引进国外文艺类型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拐点，中国内地对西方与中国港台大众文化的接受“体现在对其生产机制、文化资源、内容创意等方面的积极学习和借鉴上，走向了类型化、通俗化、模式化的产业探索”，几乎涵括了当代大众文化的所有领域。文章讨论了追赶期的电视剧、流行音乐、网络文学等在中国的发展态势，随着市场化进程步伐加快，文化的雅俗界限越来越模糊，“国学热”兴起、华语电影崛起是雅俗合流的具体表现，作为大众文化表征的流行文艺已经深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文章认为，应该建立起评估当代大众文化的良性价值尺度，这就必须协调好文化产业与文化治理、审美分众与审美提升的关系，坚持文化对话原则，通过批评不断提升受众的审美趣味，大众文化应该有审美超越性的追求。[5] 这篇文章几乎讨论了当下国内所有的大众流行文艺类型，并对大众文化的价值尺度提出了要求。纵览全书，很容易就能发现蒋述卓教授的敏感和睿智，他能迅速抓住新出现的文艺形式，并透过各种文艺形式发现其所蕴含的诗学价值。 所谓实践品格，是指从实践中总结归纳出来的诗学原理，最后还是要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每个理论都包含对自己试图归类的素材进行的抽象。抽象的程度是分类成功的先决条件，因此理论将素材的个性筛除。”[6] 沃尔夫冈·伊瑟尔说的是理论是如何建构出来的。也就是说，理论的建构是需要熟悉素材秉性的，理论的可靠性要看对素材的把握程度。所谓素材，在这里指的是理論面对的诸种现象。从现象中生长出来的原理，旨归是要指导万般现象，并在具体的现象研究中考验原理的科学性。蒋述卓教授的文化诗学批评涉猎甚广，在我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传媒与消费时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我国尤其是广东的文学创作现实，以及我国港澳台暨海外华文文学、城市文学、城市文化、城市审美、城市诗学、文化产业等诸多领域成果颇丰，影响甚大，充分展现了作为文化批评诗学的实践性品格。
结 语
什么是西方文论本土化？西方文论如何本土化？与其总是诉说“失语症”的痛楚，不如沉潜下去，寻找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在诸多对中国当代文论的设想中，蒋述卓教授借美国理论家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一语，在纷扰复杂、千变万化的“素材”中找到理论的生机，突破“素材”杂芜的个别性特点，发现中国当代文化、中国当代诸种文艺产品的诗学价值，抽象出作为理论的共性，使文化诗学批评落地生根，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事件。文化诗学批评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作为思想家、批评家的蒋述卓教授个人的精神指纹，它是中国当代诗学建构的标示物，更是时代催生且能用来诠释时代精神的理论体系。“词深人天，字远方寸”，批评家与理论与时代最合适的关系，不过如此。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注释：
[1] 蒋述卓：《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蒋述卓 著：《蒋述卓自选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9-260页。
[2] 蒋述卓 著：《文诗学批评论稿》，广州：花城出版社，2021年，第4页。
[3] 蒋述卓：《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粤海风》，2018年，第3期。
[4] 同[2]，第64页。
[5] 同[2]，第80-89页。
[6] [德] 沃尔夫冈·伊瑟尔 著：《怎样做理论》，朱刚、谷婷婷、潘玉莎等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
一、何为文化诗学批评？
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受其博士生导师王元化先生学术研究“三结合”（古今结合、中外结合、文史哲结合）观念的影响，蒋述卓教授特别重视文化在文学批评中的作用。1986年，在《文艺理论研究》发表论文《把古代文论放到中国文化背景中去考察研究》;1994年，发表《应当建立文学史研究的“文化史”派》;1995年，正式提出文化诗学批评理路。1996年，在《广州文艺》发表署名文章进一步阐发文化诗学理论;2001年，承担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文化诗学：文学诗学的跨文化视野与现代性进程”，进一步厘清了文化诗学的特性;2005年，出版论文集《文化诗学：理论与实践》，是蒋述卓教授首次文化诗学研究的综合展示。2021年1月，花城出版社出版了蒋述卓教授的《文化诗学论稿》，该著收录了20世纪以来蒋述卓教授撰写的26篇论文，可以见出蒋述卓教授思考和探索文化诗学批评的历程，见出其文化诗学批评理路的特性。
那么，何为文化诗学批评？我们为什么需要文化诗学批评？文化诗学批评有何价值？它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意味着什么？
事实上，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的文艺学学科一直处在一个尴尬的境遇中：我们一直在寻找自己的批评话语，建构具有中国个性的文艺批评理论体系，但三十多年过去了，我们还在寻找的路上。20世纪的80年代是个美妙的年代，各个领域、各个行业都充满激情，国门打开，西学东渐给中国学界带来许多新奇的思想和方法论，学界经历了一个如饥似渴的吸纳时段。但在经历了学习新事物的短暂激动和欣喜之后，20世纪90年代，文学批评事实上进入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人们发现，西方文论之于中国文学有诸多不适应：从理论到理论的搬演既淹没了批评家自身的个性、才智，也淹没了中国文学作品的特性;另一方面，以西方文论套论中国文学作品，也只是把中国文学作品变成了西方思想的例证。而中国传统文论似乎在当代作品面前有些紧张无措，使不上劲。中国当代文学急迫需要与中国当代文学气象相契合的理论体系和方法论。曹顺庆用了一个很贴切的词形容中国当代文艺理论现状——“失语症”，这迅速引起了学界的共鸣。“失语症”对中国当代文论来说是一个久治不愈的症状，很多有识之士在积极寻找应对之策。疗愈的希望从来就有，蒋述卓教授提出的文化诗学批评理路，便是其中的有效之途。
所谓文化诗学批评，简言之就是从文化角度对文学进行批评。这是面对中国文化大众化和文学新变提出的一个对症良方。1995年，蒋述卓教授在《当代人》第4期发表论文《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提出文化诗学批评就是将文化学的理论与方法运用于文学批评的一种新理论、新方法。具体来说：
“文化诗学的价值基点是文化关怀和人文关怀，其内涵的具体表现可分为三个层次：
第一层次，从文化的角度分析作品表现出来的文化哲学观，即分析它为我们提供了怎样的文化观和文化思想。
第二层次，要把作品描绘的社会心态、人物命运与心态放到一定的文化背景下去分析，揭示出作品所具有的文化内涵以及所反应出来的社会文化心态。批评家要站在文化发展的角度反映历史、思考历史，观照当下文化的生存状态和发展趋势。
第三层次，要站在跨世纪的角度，着重关注作品对文化人格的建设问题。人格是文化理想的承担者，人文关怀的重点应该放在人格建设上。作品的基调、价值取向是否有利于现代文化人格的培养和建设，是衡量作品是否具有审美价值的重要标志之一。”[1]
从蒋述卓教授提出文化诗学批评的三个层次，我们可以看出，蒋述卓是要从文化的角度对文学作品展开全面的考察，以文化为核心，从宏观到微观，从作品的思想观念、具体内容到作品的审美价值和文学效应，在方法论层面解决文学作品的阐释问题。
评估理论的可行性最简单直接也最有效的方式是检测它是否具有阐释作品的有效性。西方文论本土化最为成熟的学科可能是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界提出了多个叙事学的分支学科，如比较叙事学、审美叙事学、广义叙事学、空间叙事学、听觉叙事研究等，但遗憾的是，方法论的欠发育使得这些中国本土孽乳的叙事理论不能被很好地運用和推广。申丹的叙事学与文体学相融合，以及双重叙事进程理论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这个遗憾，但也仅仅局限于分析短篇小说——这已经是中国叙事学甚至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构非常难得的进步了。而蒋述卓教授提出的文化诗学文本阐释的有效性如何呢？它有何特点？文化诗学批评能否禁得住实践的检验？
二、理论与诗意：文化诗学批评的思想纹印
文学创作和文艺理论研究的共性之一，是都忌讳缺乏创意，没有个性。作者的文字和思想都有他们个人独特的精神指纹和气质纹印，假如作家可以因其作品进入历史记忆，那么，批评家则会因其思想而开创一个时代的新局面。蒋述卓教授正在建构的文化诗学批评理路，他的系列论文和著作，已然出现了其独特的思想印记。在这样一个奇妙时代，一个具有中国气象的各种诗学理论体系即将呼之欲出的时代，蒋述卓教授的诗学建构卓尔不群，以其清晰的、具有体系性的理论探求和个案分析，开辟了一条文化与诗学相融合的诗学新疆域，其诗学内蕴的时代韵味、理论气质、方法论特色及个人气象，足以给正在路上的各种诗学之思以借鉴。《文化诗学批评论稿》收录了20世纪以来蒋述卓关于文化诗学批评的系列论文，我们可以通过该著一窥其文化诗学批评的品格。 诗学品格。蒋述卓教授的文化诗学批评首先是一种中国当代语境下的诗学建构。“失语症”的提出至今已经近30年，但这个词的热度并没有消失。主要原因在于：一方面，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地解决，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成果还不尽人意;另一方面，这不仅仅是当代文论建设的症状，也是理论家们谈论诗学建构精神状态的表征，内心深处的焦虑使得“失语症”几乎成了这个时代的共同症状。理论家们在积极探求中国当代的诗学建构之路。蒋述卓教授作为南粤文艺学界的执牛耳者，中国当代文艺学界的重要学者，中国当代诗学建构几乎内化成了他精神的一个部分，这使得他具有充分的理论自觉意识。文化诗学批评的提出，固然有来自西方学者如格林布拉特在新历史主义范畴下提出的“文化诗学”影响，“但我在当时的背景下提出的文化诗学批评，是出于一种对西方理论引入中国之后本土化的需要和文学批评发展现实的需要。我一直认为，西方文学理论以及西方文化研究的理论引入中国，应结合中国文学与文化发展的现实状况进行本土化的改造，而不应当只是理论框架与话语的照搬。在批评实践中，还应当结合中国已有的文学理论与批评的经验加以融合，努力构建起自己的理论话语与方法”。[2]
文学审美品格。文学的边界总是变动不居，而万变不离其宗的便是美，美是文学的本质属性。蒋述卓教授提出的文化诗学批评理路，坚持了美的文学特质。蒋述卓教授是宽容的，即使对其他文化借用的文学，比如广告传媒、商品包装、时装表演等，他也能从中发现文学的美。《文化诗学批评论稿》的开篇文章是《消费时代的文学意义》，在该文中，他说“文学边界的扩大，从而形成审美的泛化或称日常生活审美化的态势”“文学艺术的这种被借用不是什么坏事，对文学艺术的发展来说，反而会起到一种形式上的拓展与推进作用”。“文学艺术被其他领域所借用带来的日常生活审美化也并非坏事，而是好事。”因为“大众在美的产品与全社会制造美的氛围中得到美的熏染进而提升自身的素质又有什么不好呢？”消费社会的诗意对社会也是有益的，“当代文艺具备丰富而深刻的思想，给陷入物质迷茫当中的人以启蒙与警醒，让人在现实中重建对合理生活的希望与信心，不也是当代社会的‘诗意’吗？”文学艺术的商品化并不会带来创造性和个性的消失，“优秀的艺术生产者既要考虑市场需求，又要在适应市场中坚持其艺术理想和艺术个性”。“在市场经济与消费时代，艺术的商品化同样也向艺术的独创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关键在于艺术家和理论家是否能应对这种要求与挑战，拿出更具独创性的作品来。”[3] 这篇文章首次刊发于《文学评论》2005年第5期，《粤海风》2018年第3期转载，文章对消费文化中的文学艺术审视充满了诗意。蒋述卓教授在消费文化中发现文学，在文学的视野中审视消费文化，文学的诗意始终体现在他对消费文化的考察中。文学边界的扩大，并没有导致文学审美品格的消失，而是审美品格的进一步加深。文学的独创性和个性依然主导着文学艺术产品，文学的诗意加持消费文化，大众在消费文化的熏陶中提升自身的审美素养。文学的审美品格是蒋述卓文化诗学建构的一个重要维度，考察大众文化、城市文学、广场文化、海外华文文学，文化或许是其诗学批评的前提和背景，而文学的审美品格作为审定某一类文化现象的标准，始终是其中一个重要的尺度。可以说，蒋述卓教授的文化诗学批评从来都走在文学批评的道路上，数十年文学研究的素养使得文学的审美品格已然不仅仅是作为诗学建构的特色，也是蒋述卓教授个性气质的内蕴之一。
理论是能见出批评家个性的。高屋方能建瓴，站在时代、社会和文艺学学科高处的，是理论、思想，也是批评家个人。那么，如何验证这高处的思想，它是否能够落到坚实的大地上，是否能通过实践的考核，从何处见出这一思想的科学性呢？或者说，它是否具有文本阐释的有效性？
三、融通与实践：文化诗学批评的现实品格
或许文化诗学批评的诗意品格让人惊喜，因为它给我们带来求智的满足感。它别开生面，为我们打开了诗学批评的一个新的域境，呈现不一样的风景;它还给我们带来希望，被“失语症”的焦虑压抑得太久了，我们都希望有一个疗救的希望，文化诗学批评便是冲出阴霾的一条通途。但最令人安心的，是它的现实品格。它让我们完全信任，这条路是可以昂昂然阔步行走的。具体而言，这种现实品格体现为艺术融通和实践品格。
所谓艺术融通，指的是蒋述卓教授的文化批评诗学建构并不局限于文学研究，而是贯通各种艺术品类，从对不同艺术品类的观察、体悟中发现其诗学价值。学问文章，终究不是个太世俗的活，极易“躲进小楼成一统”，但蒋述卓教授却把学问做到了大地上，对当下出现的许多艺术形式，比如流行文艺潮流进行了融会贯通的分析和学理洞察。仅在《当代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话语论争和价值向度》一文中，蒋述卓教授就讨论了通俗小说、网络文学、流行音乐、影视剧、综艺节目、交响乐、芭蕾舞、抽象艺术等多种大众文化品类。文章讨论了作为一种流行文艺现象的大众文化的发展历程，即饕餮期、追赶期、雅俗合流期。饕餮期是指20世纪70年代末到20世纪90年代初，“国内大众文化的生产还几乎处于一种真空期”，随着国内社会精神空间的不断扩大，“以往的單一主流意识形态及文化已经难以满足逐渐走向开放的社会的精神需要。这种精神需要无法通过本土内部获得解决，只能向外索取”。[4] 这是一个疯狂引进国外文艺类型的阶段。20世纪90年代初，是中国大众文化发展的重要历史拐点，中国内地对西方与中国港台大众文化的接受“体现在对其生产机制、文化资源、内容创意等方面的积极学习和借鉴上，走向了类型化、通俗化、模式化的产业探索”，几乎涵括了当代大众文化的所有领域。文章讨论了追赶期的电视剧、流行音乐、网络文学等在中国的发展态势，随着市场化进程步伐加快，文化的雅俗界限越来越模糊，“国学热”兴起、华语电影崛起是雅俗合流的具体表现，作为大众文化表征的流行文艺已经深入大众的日常生活。文章认为，应该建立起评估当代大众文化的良性价值尺度，这就必须协调好文化产业与文化治理、审美分众与审美提升的关系，坚持文化对话原则，通过批评不断提升受众的审美趣味，大众文化应该有审美超越性的追求。[5] 这篇文章几乎讨论了当下国内所有的大众流行文艺类型，并对大众文化的价值尺度提出了要求。纵览全书，很容易就能发现蒋述卓教授的敏感和睿智，他能迅速抓住新出现的文艺形式，并透过各种文艺形式发现其所蕴含的诗学价值。 所谓实践品格，是指从实践中总结归纳出来的诗学原理，最后还是要回到实践中接受检验。“每个理论都包含对自己试图归类的素材进行的抽象。抽象的程度是分类成功的先决条件，因此理论将素材的个性筛除。”[6] 沃尔夫冈·伊瑟尔说的是理论是如何建构出来的。也就是说，理论的建构是需要熟悉素材秉性的，理论的可靠性要看对素材的把握程度。所谓素材，在这里指的是理論面对的诸种现象。从现象中生长出来的原理，旨归是要指导万般现象，并在具体的现象研究中考验原理的科学性。蒋述卓教授的文化诗学批评涉猎甚广，在我国古代文论的现代转换、传媒与消费时代文学的发展状况、我国尤其是广东的文学创作现实，以及我国港澳台暨海外华文文学、城市文学、城市文化、城市审美、城市诗学、文化产业等诸多领域成果颇丰，影响甚大，充分展现了作为文化批评诗学的实践性品格。
结 语
什么是西方文论本土化？西方文论如何本土化？与其总是诉说“失语症”的痛楚，不如沉潜下去，寻找一个合适的突破口。在诸多对中国当代文论的设想中，蒋述卓教授借美国理论家格林布拉特“文化诗学”一语，在纷扰复杂、千变万化的“素材”中找到理论的生机，突破“素材”杂芜的个别性特点，发现中国当代文化、中国当代诸种文艺产品的诗学价值，抽象出作为理论的共性，使文化诗学批评落地生根，是中国当代文艺理论建设的重要事件。文化诗学批评的意义，已经超越了作为思想家、批评家的蒋述卓教授个人的精神指纹，它是中国当代诗学建构的标示物，更是时代催生且能用来诠释时代精神的理论体系。“词深人天，字远方寸”，批评家与理论与时代最合适的关系，不过如此。
（作者单位：华南农业大学）
注释：
[1] 蒋述卓：《走文化诗学之路——关于第三种批评的构想》，蒋述卓 著：《蒋述卓自选集》，广州：中山大学出版社，2017年，第259-260页。
[2] 蒋述卓 著：《文诗学批评论稿》，广州：花城出版社，2021年，第4页。
[3] 蒋述卓：《消费时代文学的意义》，《粤海风》，2018年，第3期。
[4] 同[2]，第64页。
[5] 同[2]，第80-89页。
[6] [德] 沃尔夫冈·伊瑟尔 著：《怎样做理论》，朱刚、谷婷婷、潘玉莎等 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