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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宋代，由于崇文抑武的国策，国家以科举取士，用文官治理社会，北宋名臣文彦博还提出天子“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论调，因此，宋代的“文风”极为浓厚，这也导致了中国书法史上一个重要现象，即宋代书家主体基本上都是文人士大夫，宋代的书法领袖大多是赫赫有名的文学艺术大师，他们搅动起宋代历史风云，书写出一片文人世界。
可以说，《资治通鉴》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下编撰完成的。这篇《资治通鉴》手稿背后，投射着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以及革新与守旧两种思想的交锋。
在今天广西桂林市郊的龙隐岩，有一处名为“元祐党籍”的宋代摩崖石刻，其内容是一份包括司马光、苏轼、黄庭坚在内309人的名单。这份名单向我们昭示了北宋后期的党争是何等激烈。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被视为“旧党”，尽遭贬谪。神宗去世后，高太后辅政，司马光及旧党重返京师，新党被大规模清洗。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重新启用新党，旧党再度被贬谪流放，就连已经故去的司马光也被追加贬斥，就在该年始定“元祐党籍”。哲宗去世后，向太后听政，形势再次逆转，旧党得势，新党被贬谪。到了宋徽宗亲政，旧党与新党的处境又再次发生逆转，“元祐党籍”的旧党名单也增加到309人。
被视为旧党一员的黄庭坚，约在49岁时被定为“元祐党人”，遭到贬谪。次年，黄庭坚写下这幅《廉颇蔺相如传》草书长卷。
廉颇与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曾被广为传唱。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先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会”两个历史故事赞扬蔺相如面对强秦时的大无畏精神和机智果敢；又记述蔺相如对蓄意羞辱他的廉颇保持克制与忍让，终于实现“将相和”，团结对敌。在长卷末尾，黄庭坚以蔺相如的一段话结尾：“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这幅长卷诞生在北宋后期激烈的政治斗争期间，是对党派斗争的某种批判与控诉，同时也寄予了黄庭坚的期望—新党旧党能把国家命运置于私人恩怨之上，同舟共济，应对时艰。
《廉颇蔺相如传》草书长卷长5丈余，用纸凡三十接，为迄今所见宋以前名家书画中最长的作品，也是黄庭坚草书作品精粹之一。
《鲁直自评书学》曾有一段黄庭坚学习草书的自白：“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通过观看舟人划桨，黄庭坚得以进一步参悟草书。此外，不饮酒、参禅冥思也是黄庭坚作草书的特点。张旭、怀素作草书，皆以醉酒进入忘我迷狂状态。黄庭坚作草书则不饮酒，全在心悟，以意使笔。他通过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挥洒自如。因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界。 《赐岳飞手敕》题跋释文：
卿盛秋之际，提兵按边，风霜已寒，征驭良苦。如是别有事宜，可密奏来。朝廷以淮西军叛之后，每加过虑。长江上流一带，缓急之际，全藉卿军照管。可更戒饬所留军马，训练整齐，常若寇至，蕲阳、江州两处水军，亦宜遣发，以防意外。如卿体国，岂待多言。付岳飞。
变法失败，加之党争频繁，终致国家元气尽丧。在金兵的铁蹄之下，徽宗、钦宗被俘，北宋灭亡。高宗赵构在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四将”的护持之下，建立南宋。
绍兴七年（1137年）秋，岳飞率军到防区边界巡视，高宗赵构以《赐岳飞手敕》御札回复其报，嘉勉其恭忠体国。宋高宗渡江草创南宋之时，内忧外患频仍，不仅金兵多次入侵江南，不断发生农民起义，更有甚者，南宋军事将领也多次发生叛乱。手札中特别提起的“淮西军叛”，就是一次迫使宋高宗退位的“逼宫事件”。
《宋史》记载，绍兴初年禁卫军扈从统制苗傅，对王渊得到高宗的宠信而提拔为禁卫军殿前都统制产生怨恨，加上刘正彦对招降盗匪得到的赏赐太少心生不满，两人遂合谋叛乱。之后，苗、刘率军兵围皇帝住所，迫使高宗退位，皇子魏国公继位，隆祐皇后垂帘听政。事发后，张俊带兵“勤王”，在强大的军力保驾之下，高宗复位。而后，高宗任命苗傅为淮西军制置使，刘正彦为副制置使，把他们赶出朝廷。大事不妙之下，苗傅、刘正彦带兵连夜出逃，随后高宗派兵诛杀苗傅、刘正彦。所谓的“淮西军叛”，实际上应是禁卫军叛乱，对此高宗始终心有余悸。
手札中说：“长江上流一带，缓急之际，全藉卿军照管。”“长江上流一带”主要是指湖北周边，对稳定南宋政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宋史·岳飞传》记载，绍兴三年（1133年）秋，“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幺亦与伪齐通……帝命飞为之备”。次年五月，以岳飞为制置使，率兵收复失地。七月，“襄汉悉平”，长江上流地区就此稳定。
手札又说：“可更戒饬所留军马，训练整齐，常若寇至，蕲阳、江州两处水军，亦宜遣发。”这里说“所留军马”，是指岳飞留在江州和蕲州的水军。这里的“寇”是指盘踞洞庭湖的杨幺起义军。岳飞平定襄汉之后，高宗就把“湖贼杨幺”的问题提出来。岳飞也不负所望，于绍兴五年（1135年）六月擒斩杨幺，“湖湘悉平”。
起初，高宗对岳飞是很信任的。在这封手札中，有“风霜已寒，征驭良苦”的慰问语，更有“如是别有事宜，可密奏来”的心腹之语，便是明证。高宗如此厚待岳飞，与南宋初年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高宗虽然想与金人议和，但金国不予理睬，不断向南宋发动进攻，想彻底消灭南宋政权。主战且军事才能卓越的岳飞自然深得高宗器重，以至于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随着战争的持续，金人意识到短期内很难灭亡南宋，于是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主和派开始占据上风。但是，在“中兴四将”里，高宗为何要置岳飞于死地呢？明代文徵明《满江红》词中有“念徽、钦现还，此身何属”，这一句恰恰说中高宗内心的隐秘，他是怕岳飞“直捣黄龙”迎回徽宗、钦宗之后，自己失去皇帝宝座。
曾经君臣际遇，托之以心腹，结局却是“十二道金牌”，身死风波亭。重展此件《赐岳飞手敕》，不仅让人心生无限感慨。
《道服赞》释文：
道服赞并序。平海书记许兄制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洁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请为赞云：“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虚白之室，可以居处。华胥之庭，可以步武。岂无青紫，宠为辱主。岂无狐貉，骄为祸府。重此如师，畏彼如虎。旌阳之孙，无忝于祖。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范仲淹的这一千古名句和伟大胸怀，一直勉励后人。在范仲淹罕见的书法作品之中，他手书的《道服赞》是一件十分珍贵的传世墨迹。
《道服赞》全文包括小序和正文两个部分，小序占两行，正文每四字作一停顿，字密行疏，疏朗有致。其书法行笔清劲瘦硬，结字方正端谨，风骨峭拔，时人称此帖“文醇笔劲，既美且箴”。黄庭坚《山谷题跋·跋范文正公帖》中也说：“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着，极近晋、宋人书……观此书，乃知用笔实处是其最工……其钩指回腕，皆优入古人法度。”
“赞”是古代一种专用于称颂的文体，常为四言韵语。宋人崇奉道教，于是道教风行。史书记载，徽宗皇帝赵佶便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宋代文人喜欢与道士交往，士大夫常衣道装，“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穿着道服，遂成一时风气。《道服赞》就是范仲淹为友人所制道服撰写的一篇赞文。
从序文看，这篇赞文是范仲淹为时任平海（今福建泉州）书记官的许姓友人所写，此人与范仲淹为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的同榜进士。天圣元年（1021年），许氏新制道装，32岁的范仲淹于是写下此帖为之赞，称友人制作道服乃“清其意而洁其身”之举，并有“宠为辱主”“骄为祸府”之句，实为相互戒勉。
《灼艾帖》釋文：
修启，多日不相见，诚以区区。见发言，曾灼艾，不知体中如何？来日修偶在家，或能见过。此中医者，常有颇非俗工，深可与之论榷也。亦有闲事，思相见。不宣。修再拜，学正足下。廿八日。
“修启，多日不相见，诚以区区。见发言，曾灼艾，不知体中如何？”《灼艾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一代文宗欧阳修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帖中“见发言”的“发”，就是欧阳修长子欧阳发。所谓“灼艾”，即艾灸。大约是家中来信，得知儿子身体不适，曾进行“灼艾”治疗，宦游在外的欧阳修很关心儿子的病情，回信询问：“不知体中如何？”
除了询问病情，欧阳修对中医的艾灸治疗也很感兴趣，在信中特意言及：“此中医者，常有颇非俗工，深可与之论榷也。”欧阳修认为“灼艾”是一门学问，值得深入探讨。 在宋代，“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思想大行其道。宋代文人知医、通医蔚为风尚，很多名臣都曾经整理过古代医籍，其中就包括欧阳修。宋人认为艾灸不仅能够治病救人，而且能够预防疾病，助人健康长寿。例如，宋人窦材《扁鹊心书》记载：“人无病时，常灸關元、气海、命门、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连欧阳修这样的大文豪也在家信中聊起这件事。
关于欧阳修的书法特点，苏轼在《东坡题跋·跋欧阳文忠公书》中曾评价说：“欧阳文忠公用尖笔乾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这幅《灼艾帖》书法端庄劲秀，既露锋芒又顿挫有力，正如朱熹所云：“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致彦修少府帖》释文：
熹顿首彦修少府足下，别来三易裘葛，时想光霁，倍我遐思。黔中名胜之地，若云山紫苑，峰势泉声，犹为耳目所闻睹，足称高怀矣。然猿啼月落，应动故乡之情乎？熹迩来隐迹杜门，释尘棼于讲诵之余，行简易于礼法之外。长安日近，高卧维艰，政学荒芜，无足为门下道者。子潜被命涪城，知必由故人之地，敬驰数行上问。并附新茶二盝，以贡左右。少见远怀不尽区区。熹再拜上问彦修少府足下。仲春六日。
在中国文化史上，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人称“朱子”。“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都是妇孺皆知的名言警句。身为理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的朱熹，因为一系列的成就，反而掩盖了他的书法声名。
“熹顿首彦修少府足下，别来三易裘葛，时想光霁，倍我遐思。”这幅《致彦修少府帖》是朱熹写给“彦修少府”的一封书信。关于“彦修”其人史料记载极少。南宋赵鼎在词作《蝶恋花·一朵江梅春带雪》小序中说：“长道县和元彦修梅词。彦修，钱塘人，名时敏……自户部员外郎，谪监长道之白石镇。”长道县位于南宋国境西北部的利州西路的甘陕地区，朱熹致书的“彦修少府”似乎在“黔中”为官，二者一在西北、一在西南。赵鼎和词的“元彦修”，是否就是朱熹笔下的“彦修少府”，尚无法确知。
朱熹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虽然难以与理学相提并论，但仍位列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曾高度评价朱熹的书法：“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朱熹的《致彦修少府帖》，通篇劲秀流美，字与字之间自然连贯，富有节奏感；用笔起承转合之间，精致严谨，沉着典雅，脉络分明；书写结字毫无倾仄欹斜、狂怪纵奇之态，不越书家法度，可谓深得晋人之韵、帖学之奥。
宋人书法自苏轼以下，主张表现个性，追求放纵恣肆。然而，朱熹却不受时风熏染。他曾说：“学书莫盛于唐……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显然，朱熹对黄庭坚、米芾等人追求个性、自由狂放的书风是持反对意见的。这可能与他主张理学家式的美学思想有关，即书法的外在之美，应与“遏人欲而存天理”、维护道德秩序这一内在要求相统一。
《致原伯知府帖》释文：
游惶恐再拜，上启原知府判院老兄台座：拜违言侍，遂四阅月，区区怀仰，未尝去心。即日秋清，共惟典藩雍容，神人相助，台候万福，游八月下旬方能到武昌。道中劳费百端，不自意达此。惟时时展诵送行妙语，用自开释耳。在当途见报，有禾兴之除。今窃计奉版舆西来，开府久矣。不得为使君樽前客，命也！郑推官佳士，当辱知遇。向经由时，府境颇苦僚。后来不至病岁否？伯共博士必已造朝久，舟中日听小儿辈诵《左氏博论》，殊叹仰也。未由参觐，惟万万珍护，即膺严近之拜，不宣。游惶恐再拜，上启原伯知府判院老兄台座。
与朱熹一样，陆游也位列南宋书法四大家。陆游的行书效杨凝式，也颇有苏轼书风，朱熹称赞其“笔札精妙，意致深远”。
《致原伯知府帖》是陆游写给友人曾逢（字原伯）的书札。陆游曾经跟从曾逢之父—曾几学习诗歌，《宋史·曾几传》记载：“（曾几）为文纯正雅健，诗尤工。”除了学诗，陆游还向曾几学习做人。陆游每次看望曾几，“必闻爱国之言，时先生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陆游也与曾几的家人结下深厚友谊，此帖正是写给曾几的长子曾逢。
自南宋孝宗继位以后，主战派开始受到重视。陆游以善辞章、诸典得到重用。然而，不谙政治的陆游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调离朝廷中枢。此时恰逢范成大帅蜀，于是征辟主战的陆游为参议官。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从山阴（今浙江绍兴）赴任夔州通判的途中，写下此帖，内容多有寒暄问候，并简略说明赴川行程。陆游入川，虽然远离家乡，却充满期待，欲在军旅中为国效力，收复故土。
此帖书法严谨中见跳宕，用笔灵动有致，多见行草笔法，结构上虽也屡见长窄结体，但仍保留苏轼行书的特点。陆游在文集中曾多次《跋东坡帖》，可见其对苏字精研之深，对苏轼书法的钟爱。此札笔法丰厚多动态，是陆游中年时期尺牍书法的代表作。
在经历魏晋时期的第一个高峰后，尺牍、手札在宋代成就了第二个高峰。形制小巧、随笔所致、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的尺牍书法，具有自由洒脱、简约率真的特点，与“尚意”的宋代书风正相契合，这些书法作品常有“无意于佳乃佳”的效果。在这些包罗万象的尺牍、手札上，无论是名垂古今的帝王将相，还是书法文学造诣极高的文人士大夫，他们在抒写情感与人生之余，也打开了一扇宝贵的窗口，借此我们得以窥见宋代灿烂的历史文化艺术，乃至正史中看不到的种种时代风貌和生活细节。
可以说，《资治通鉴》是在极其错综复杂的政治背景下编撰完成的。这篇《资治通鉴》手稿背后，投射着北宋后期的新旧党争，以及革新与守旧两种思想的交锋。
在今天广西桂林市郊的龙隐岩，有一处名为“元祐党籍”的宋代摩崖石刻，其内容是一份包括司马光、苏轼、黄庭坚在内309人的名单。这份名单向我们昭示了北宋后期的党争是何等激烈。
在王安石变法期间，以司马光为首的反对派被视为“旧党”，尽遭贬谪。神宗去世后，高太后辅政，司马光及旧党重返京师，新党被大规模清洗。元祐八年（1093年），哲宗亲政，重新启用新党，旧党再度被贬谪流放，就连已经故去的司马光也被追加贬斥，就在该年始定“元祐党籍”。哲宗去世后，向太后听政，形势再次逆转，旧党得势，新党被贬谪。到了宋徽宗亲政，旧党与新党的处境又再次发生逆转，“元祐党籍”的旧党名单也增加到309人。
被视为旧党一员的黄庭坚，约在49岁时被定为“元祐党人”，遭到贬谪。次年，黄庭坚写下这幅《廉颇蔺相如传》草书长卷。
廉颇与蔺相如“将相和”的故事曾被广为传唱。在这篇传记中，司马迁先通过“完璧归赵”“渑池会”两个历史故事赞扬蔺相如面对强秦时的大无畏精神和机智果敢；又记述蔺相如对蓄意羞辱他的廉颇保持克制与忍让，终于实现“将相和”，团结对敌。在长卷末尾，黄庭坚以蔺相如的一段话结尾：“今两虎共斗，其势不俱生。吾所以为此者，以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也。”这幅长卷诞生在北宋后期激烈的政治斗争期间，是对党派斗争的某种批判与控诉，同时也寄予了黄庭坚的期望—新党旧党能把国家命运置于私人恩怨之上，同舟共济，应对时艰。
《廉颇蔺相如传》草书长卷长5丈余，用纸凡三十接，为迄今所见宋以前名家书画中最长的作品，也是黄庭坚草书作品精粹之一。
《鲁直自评书学》曾有一段黄庭坚学习草书的自白：“余学草书三十余年……得张长史、僧怀素、高闲墨迹，乃窥笔法之妙；于燹道舟中，观长年荡桨，群丁拔棹、乃觉少进。”通过观看舟人划桨，黄庭坚得以进一步参悟草书。此外，不饮酒、参禅冥思也是黄庭坚作草书的特点。张旭、怀素作草书，皆以醉酒进入忘我迷狂状态。黄庭坚作草书则不饮酒，全在心悟，以意使笔。他通过参禅妙悟，虽多理性使笔，也能大开大合，聚散收放，挥洒自如。因此，黄庭坚开创出了中国草书的又一新境界。 《赐岳飞手敕》题跋释文：
卿盛秋之际，提兵按边，风霜已寒，征驭良苦。如是别有事宜，可密奏来。朝廷以淮西军叛之后，每加过虑。长江上流一带，缓急之际，全藉卿军照管。可更戒饬所留军马，训练整齐，常若寇至，蕲阳、江州两处水军，亦宜遣发，以防意外。如卿体国，岂待多言。付岳飞。
变法失败，加之党争频繁，终致国家元气尽丧。在金兵的铁蹄之下，徽宗、钦宗被俘，北宋灭亡。高宗赵构在岳飞、韩世忠等“中兴四将”的护持之下，建立南宋。
绍兴七年（1137年）秋，岳飞率军到防区边界巡视，高宗赵构以《赐岳飞手敕》御札回复其报，嘉勉其恭忠体国。宋高宗渡江草创南宋之时，内忧外患频仍，不仅金兵多次入侵江南，不断发生农民起义，更有甚者，南宋军事将领也多次发生叛乱。手札中特别提起的“淮西军叛”，就是一次迫使宋高宗退位的“逼宫事件”。
《宋史》记载，绍兴初年禁卫军扈从统制苗傅，对王渊得到高宗的宠信而提拔为禁卫军殿前都统制产生怨恨，加上刘正彦对招降盗匪得到的赏赐太少心生不满，两人遂合谋叛乱。之后，苗、刘率军兵围皇帝住所，迫使高宗退位，皇子魏国公继位，隆祐皇后垂帘听政。事发后，张俊带兵“勤王”，在强大的军力保驾之下，高宗复位。而后，高宗任命苗傅为淮西军制置使，刘正彦为副制置使，把他们赶出朝廷。大事不妙之下，苗傅、刘正彦带兵连夜出逃，随后高宗派兵诛杀苗傅、刘正彦。所谓的“淮西军叛”，实际上应是禁卫军叛乱，对此高宗始终心有余悸。
手札中说：“长江上流一带，缓急之际，全藉卿军照管。”“长江上流一带”主要是指湖北周边，对稳定南宋政局具有重要的战略意义。《宋史·岳飞传》记载，绍兴三年（1133年）秋，“伪齐遣李成挟金人入侵，破襄阳、唐、邓、随、郢诸州及信阳军，湖寇杨幺亦与伪齐通……帝命飞为之备”。次年五月，以岳飞为制置使，率兵收复失地。七月，“襄汉悉平”，长江上流地区就此稳定。
手札又说：“可更戒饬所留军马，训练整齐，常若寇至，蕲阳、江州两处水军，亦宜遣发。”这里说“所留军马”，是指岳飞留在江州和蕲州的水军。这里的“寇”是指盘踞洞庭湖的杨幺起义军。岳飞平定襄汉之后，高宗就把“湖贼杨幺”的问题提出来。岳飞也不负所望，于绍兴五年（1135年）六月擒斩杨幺，“湖湘悉平”。
起初，高宗对岳飞是很信任的。在这封手札中，有“风霜已寒，征驭良苦”的慰问语，更有“如是别有事宜，可密奏来”的心腹之语，便是明证。高宗如此厚待岳飞，与南宋初年的军事形势密切相关。高宗虽然想与金人议和，但金国不予理睬，不断向南宋发动进攻，想彻底消灭南宋政权。主战且军事才能卓越的岳飞自然深得高宗器重，以至于手书“‘精忠岳飞’字，制旗以赐之”。随着战争的持续，金人意识到短期内很难灭亡南宋，于是政治形势发生变化，主和派开始占据上风。但是，在“中兴四将”里，高宗为何要置岳飞于死地呢？明代文徵明《满江红》词中有“念徽、钦现还，此身何属”，这一句恰恰说中高宗内心的隐秘，他是怕岳飞“直捣黄龙”迎回徽宗、钦宗之后，自己失去皇帝宝座。
曾经君臣际遇，托之以心腹，结局却是“十二道金牌”，身死风波亭。重展此件《赐岳飞手敕》，不仅让人心生无限感慨。
尺牍上的文人世界
《道服赞》释文：
道服赞并序。平海书记许兄制道服，所以清其意而洁其身也。同年范仲淹请为赞云：“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虚白之室，可以居处。华胥之庭，可以步武。岂无青紫，宠为辱主。岂无狐貉，骄为祸府。重此如师，畏彼如虎。旌阳之孙，无忝于祖。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也。”范仲淹的这一千古名句和伟大胸怀，一直勉励后人。在范仲淹罕见的书法作品之中，他手书的《道服赞》是一件十分珍贵的传世墨迹。
《道服赞》全文包括小序和正文两个部分，小序占两行，正文每四字作一停顿，字密行疏，疏朗有致。其书法行笔清劲瘦硬，结字方正端谨，风骨峭拔，时人称此帖“文醇笔劲，既美且箴”。黄庭坚《山谷题跋·跋范文正公帖》中也说：“范文正公书，落笔痛快沉着，极近晋、宋人书……观此书，乃知用笔实处是其最工……其钩指回腕，皆优入古人法度。”
“赞”是古代一种专用于称颂的文体，常为四言韵语。宋人崇奉道教，于是道教风行。史书记载，徽宗皇帝赵佶便自号教主道君皇帝。宋代文人喜欢与道士交往，士大夫常衣道装，“道家者流，衣裳楚楚。君子服之，逍遥是与”。穿着道服，遂成一时风气。《道服赞》就是范仲淹为友人所制道服撰写的一篇赞文。
从序文看，这篇赞文是范仲淹为时任平海（今福建泉州）书记官的许姓友人所写，此人与范仲淹为大中祥符八年（1015年）的同榜进士。天圣元年（1021年），许氏新制道装，32岁的范仲淹于是写下此帖为之赞，称友人制作道服乃“清其意而洁其身”之举，并有“宠为辱主”“骄为祸府”之句，实为相互戒勉。
《灼艾帖》釋文：
修启，多日不相见，诚以区区。见发言，曾灼艾，不知体中如何？来日修偶在家，或能见过。此中医者，常有颇非俗工，深可与之论榷也。亦有闲事，思相见。不宣。修再拜，学正足下。廿八日。
“修启，多日不相见，诚以区区。见发言，曾灼艾，不知体中如何？”《灼艾帖》是北宋著名的政治家、一代文宗欧阳修写给儿子的一封信。帖中“见发言”的“发”，就是欧阳修长子欧阳发。所谓“灼艾”，即艾灸。大约是家中来信，得知儿子身体不适，曾进行“灼艾”治疗，宦游在外的欧阳修很关心儿子的病情，回信询问：“不知体中如何？”
除了询问病情，欧阳修对中医的艾灸治疗也很感兴趣，在信中特意言及：“此中医者，常有颇非俗工，深可与之论榷也。”欧阳修认为“灼艾”是一门学问，值得深入探讨。 在宋代，“不为良相，则为良医”的思想大行其道。宋代文人知医、通医蔚为风尚，很多名臣都曾经整理过古代医籍，其中就包括欧阳修。宋人认为艾灸不仅能够治病救人，而且能够预防疾病，助人健康长寿。例如，宋人窦材《扁鹊心书》记载：“人无病时，常灸關元、气海、命门、中脘，虽未得长生，亦可保百余年寿矣。”连欧阳修这样的大文豪也在家信中聊起这件事。
关于欧阳修的书法特点，苏轼在《东坡题跋·跋欧阳文忠公书》中曾评价说：“欧阳文忠公用尖笔乾墨，作方阔字，神采秀发，膏润无穷。后人观之，如见其清眸丰颊，进趋裕如也。”这幅《灼艾帖》书法端庄劲秀，既露锋芒又顿挫有力，正如朱熹所云：“欧阳公作字如其为人，外若优游，中实刚劲。”
《致彦修少府帖》释文：
熹顿首彦修少府足下，别来三易裘葛，时想光霁，倍我遐思。黔中名胜之地，若云山紫苑，峰势泉声，犹为耳目所闻睹，足称高怀矣。然猿啼月落，应动故乡之情乎？熹迩来隐迹杜门，释尘棼于讲诵之余，行简易于礼法之外。长安日近，高卧维艰，政学荒芜，无足为门下道者。子潜被命涪城，知必由故人之地，敬驰数行上问。并附新茶二盝，以贡左右。少见远怀不尽区区。熹再拜上问彦修少府足下。仲春六日。
在中国文化史上，朱熹是宋代理学集大成者，人称“朱子”。“等闲识得春风面，万紫千红总是春”，“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都是妇孺皆知的名言警句。身为理学家、文学家、教育家的朱熹，因为一系列的成就，反而掩盖了他的书法声名。
“熹顿首彦修少府足下，别来三易裘葛，时想光霁，倍我遐思。”这幅《致彦修少府帖》是朱熹写给“彦修少府”的一封书信。关于“彦修”其人史料记载极少。南宋赵鼎在词作《蝶恋花·一朵江梅春带雪》小序中说：“长道县和元彦修梅词。彦修，钱塘人，名时敏……自户部员外郎，谪监长道之白石镇。”长道县位于南宋国境西北部的利州西路的甘陕地区，朱熹致书的“彦修少府”似乎在“黔中”为官，二者一在西北、一在西南。赵鼎和词的“元彦修”，是否就是朱熹笔下的“彦修少府”，尚无法确知。
朱熹在书法艺术上的成就虽然难以与理学相提并论，但仍位列南宋书法四大家之一。明代陶宗仪《书史会要》曾高度评价朱熹的书法：“朱子继续道统，优入圣域，而于翰墨亦工。善行、草，尤善大字。下笔即沉着典雅，虽片缣寸楮，人争珍秘。”
朱熹的《致彦修少府帖》，通篇劲秀流美，字与字之间自然连贯，富有节奏感；用笔起承转合之间，精致严谨，沉着典雅，脉络分明；书写结字毫无倾仄欹斜、狂怪纵奇之态，不越书家法度，可谓深得晋人之韵、帖学之奥。
宋人书法自苏轼以下，主张表现个性，追求放纵恣肆。然而，朱熹却不受时风熏染。他曾说：“学书莫盛于唐……入本朝来，名胜相传，亦不过以唐人为法。至于黄、米，而欹倾侧媚、狂怪怒张之势，极矣。”显然，朱熹对黄庭坚、米芾等人追求个性、自由狂放的书风是持反对意见的。这可能与他主张理学家式的美学思想有关，即书法的外在之美，应与“遏人欲而存天理”、维护道德秩序这一内在要求相统一。
《致原伯知府帖》释文：
游惶恐再拜，上启原知府判院老兄台座：拜违言侍，遂四阅月，区区怀仰，未尝去心。即日秋清，共惟典藩雍容，神人相助，台候万福，游八月下旬方能到武昌。道中劳费百端，不自意达此。惟时时展诵送行妙语，用自开释耳。在当途见报，有禾兴之除。今窃计奉版舆西来，开府久矣。不得为使君樽前客，命也！郑推官佳士，当辱知遇。向经由时，府境颇苦僚。后来不至病岁否？伯共博士必已造朝久，舟中日听小儿辈诵《左氏博论》，殊叹仰也。未由参觐，惟万万珍护，即膺严近之拜，不宣。游惶恐再拜，上启原伯知府判院老兄台座。
与朱熹一样，陆游也位列南宋书法四大家。陆游的行书效杨凝式，也颇有苏轼书风，朱熹称赞其“笔札精妙，意致深远”。
《致原伯知府帖》是陆游写给友人曾逢（字原伯）的书札。陆游曾经跟从曾逢之父—曾几学习诗歌，《宋史·曾几传》记载：“（曾几）为文纯正雅健，诗尤工。”除了学诗，陆游还向曾几学习做人。陆游每次看望曾几，“必闻爱国之言，时先生年过七十，聚族百口，未尝以为忧，忧国而已”。陆游也与曾几的家人结下深厚友谊，此帖正是写给曾几的长子曾逢。
自南宋孝宗继位以后，主战派开始受到重视。陆游以善辞章、诸典得到重用。然而，不谙政治的陆游成了政治斗争的牺牲品，被调离朝廷中枢。此时恰逢范成大帅蜀，于是征辟主战的陆游为参议官。乾道六年（1170年），陆游从山阴（今浙江绍兴）赴任夔州通判的途中，写下此帖，内容多有寒暄问候，并简略说明赴川行程。陆游入川，虽然远离家乡，却充满期待，欲在军旅中为国效力，收复故土。
此帖书法严谨中见跳宕，用笔灵动有致，多见行草笔法，结构上虽也屡见长窄结体，但仍保留苏轼行书的特点。陆游在文集中曾多次《跋东坡帖》，可见其对苏字精研之深，对苏轼书法的钟爱。此札笔法丰厚多动态，是陆游中年时期尺牍书法的代表作。
在经历魏晋时期的第一个高峰后，尺牍、手札在宋代成就了第二个高峰。形制小巧、随笔所致、言有尽而意无穷的的尺牍书法，具有自由洒脱、简约率真的特点，与“尚意”的宋代书风正相契合，这些书法作品常有“无意于佳乃佳”的效果。在这些包罗万象的尺牍、手札上，无论是名垂古今的帝王将相，还是书法文学造诣极高的文人士大夫，他们在抒写情感与人生之余，也打开了一扇宝贵的窗口，借此我们得以窥见宋代灿烂的历史文化艺术，乃至正史中看不到的种种时代风貌和生活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