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2岁的陈雨露有很多种身份。他是中国人民大学的副校长、也是一名给本科生授课的大学教授；他是一位完成了多部专著的经济学家，也是我国现行官员体制下的一位副局级官员；他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富布赖特高级访问学者，也是我国最年轻的金融学博士生导师；他带领着一支国家级“金融学国际化人才培养模式创新教学团队”，也在为汉语的国际性推广做着积极的努力……关于他的头衔可以说出很多，因此，也有人评价他是“在教育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
　　


　　
　　校长·官员·经济学家·教授
　　
　　10月23日下午三点，当记者如约来到中国人民大学时，陈雨露校长正在接待来访的外宾。在其秘书的办公桌上，记者发现了一份《陈雨露校长一周日程安排》——周五上午9点，开会；下午一点三十分，外事接待；下午三点，接受《中华儿女》杂志采访；晚上7点，主持国剧精粹彩排；周六早晨……这7天里，几乎每个时间都安排的满满的。
　　在等候的间歇，陈雨露的秘书接到了多个电话，有联系讲课的、有预约采访的、甚至还有邀请他主持活动的。给记者的感觉是，陈雨露的大部分时间似乎都用于接待，甚至周六周日也是在接待中度过的。
　　半个小时之后，当秘书引导记者来到陈雨露的办公室时，他已经站在门口迎接，笑着，握手，表达迟到的歉意。从他儒雅的容貌上，看不出大学校长的威严和架子，举手投足间满是学者的睿智和涵养。10月末，记者先后两次前往拜访，陈雨露总是在会议或接待中迎来送往，“我现在一半的时间用于行政工作，一半的时间用于教学，真正属于自己的时间并不多。”
　　
　　初识陈雨露是在2007年1月中国人民大学主办的第十一届中国资本市场论坛上，当时陈雨露作为主持人妙语连珠，台风颇受好评；而今，坐在记者对面的陈雨露在校长、教授、官员和学者之间不断变换着身份，话题也从求学、治校、治学、经济等多个领域延伸……
　　
　　数学PK金融
　　
　　1983年，陈雨露考入中国人民大学财政金融系国际金融专业，他笑称当时对金融没有任何概念。“我为什么填报金融专业呢，是因为觉得财经专业可能更重视数学。”
　　


　　当年参加高考时，陈雨露的数学成绩获得了120分的满分，而他本人对数学也特别感兴趣，“当时只有理科考生才能选择数学系。”于是，作为文科考生的陈雨露阴差阳错地选择了金融专业。
　　事实上，除了数学，陈雨露其它科目的成绩都很一般。“英语成绩最差，高考只得了64分，其它科目都在80分左右，是数学的分数把我带进了大学。”
　　“数学好是因为遇到一个好老师，他教学很有水平，所以我从小就喜欢上数学课。”1969年，三岁的陈雨露随父母从石家庄下放到河北省一个叫做阳台的偏远山村。在这个名字充满诗意的村子里，陈雨露待了10年，并邂逅了他认为“很有水平”的数学老师，也完成了他的初中课程。
　　高中时，他到了乡镇的中学，但整个学校的教学水平并不高，这让他的物理、化学等学科的成绩一直没有起色。高考前，他被迫选择了文科。“政治、历史能突击一下，只要肯背就成。”就这样，陈雨露以学校第一名的成绩考取了中国人民大学金融系。
　　陈雨露承认自己当时没什么理想，和那个年代的很多人一样，他也把考大学看成改变命运的惟一途径。“我当时只知道金融是搞经济的，具体是怎么回事就不明白了。不过歪打正着，国家越来越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了。”
　　尽管当初的选择多少有些懵懂，然而一学上金融，陈雨露就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和特有的潜力。“金融既虚又实，既宏观又微观。”他认为一个国家的经济体现为实体经济和金融经济两个方面。只有这二者都顺畅的运行，才能保障整个市场经济良性发展。实践也充分证明，市场经济越发达的地区，其金融也越发达。
　　目前，陈雨露将自己的研究方向确定为开放经济下的金融理论与政策。对此，他解释说，中国的金融体系在1978年以前是封闭的，但中国经济的经济必然会越来越走向开放，直至融入国际规则。因此，研究这一领域是一种与未来经济和金融走向相吻合的必然趋势。
　　
　　物质PK精神
　　
　　1980年代后期，“下海”成为一个时尚的名词。尤其是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后，全国人民的经商热情更被充分地调动了起来，这其中也包括刚毕业的大学生和学校里的老师。“当时的学校很浮动。学生经常是‘吃了上顿没下顿’，今天老师还在上课，明天可能就辞职了。”陈雨露介绍说：“1989年，我硕士毕业那会儿正是下海的热潮，我们班的多数同学都下海了，只有一小部分人去政府工作了。”
　　但是，和大多数同学的选择不同，陈雨露选择了留校任教。“我喜欢教书，教书让我在思想上很有收获，我的生命也因此显得充实。”事实上，陈雨露当时留校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因素。主观原因是他希望进一步深造，继续读完博士的课程，用他的话就是“把书念透”；客观原因是当时学校领导的极力挽留。虽然当时的教育环境并不景气，但学校教学需要有骨干和人才，领导的诚恳让陈雨露走上了讲台。
　　“当时的待遇确实不好。”陈雨露回忆说，但他觉得自己是一个很容易满足的人。他觉得那时候的生活条件比自己随父母下放时的日子好多了，所以他很享受那段充实的日子。但他也不否认自己曾犹豫和彷徨过，尤其是和自己当年的同学坐在一起时，物质贫乏也让他产生过巨大的心理落差。在1990年代前后，这种缘于知识和物质的境遇落差而导致的“脑体倒挂”现象，在中国知识分子阶层普遍存在，很多知识分子也因此而走上经商之路，但陈雨露仍旧留在了讲台上。
　　“我坚信，教育界可以有一种清贫的精神，但国家不能把这种清贫看成是应该的。因为教育者不能安居，他就不可能塌塌实实做学问，同时他也没有尊严。”在随后的几年间，陈雨露的说法得到了落实。“现在生活稳定了，至少可以不愁吃穿，关键是教师的社会地位获得了提高。”
　　


　　在他的同学中，现在的陈雨露仍旧不是富有的，但是很多经商的同学都很羡慕他。“他们觉得我变得越来越丰富。因为我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思想，我有物质无法换取的精神财富。当然，我也很享受学校里的工作和生活环境。”
　　
　　校长PK教授
　　
　　陈雨露单纯传道授业的教授生涯并没有维持多久。
　　1993年2月，他被调任人大财政金融系副主任；1997年5月，任人大财政金融学院常务副院长；2002年1月，升任人大财政金融学院院长；2005年5月，任人大副校长。他自己也承认，过多的行政职责挤压了他的教学时间，但即便如此，他仍旧坚持参与一线教学。
　　事实上，他不仅指导硕士生和博士生，还坚持开设本科生课程。他觉得教师是自己最看重的身份，教师也是他思想的一个重要源泉。“思想来源于学生。在课堂上，不是我给学生思想，而是他们给我新思想，我告诉他们经验，但真正的火花是在跟他们讨论中产生的。”陈雨露认为，通过课堂教学的提问与回答，经常能够触发研究的灵感。因此，教师给学生上课并不是单纯的输出，更是一种吸收，这也是他一直坚持与学生交流的原因。
　　“作为教师也会有一种成就感。”陈雨露分析说。“尤其是看到自己的学生在各个领域做出突出贡献时，这种感觉是其它领域所难以企及的。”
　　“做校长对教师这个角色是有冲击的，但校长的行政身份对科研和教学工作同样有促进作用。”陈雨露对记者表示。“首先，校长的职务能够驱动我以更高远的视角来看待问题，知道什么是当下最值得研究和探讨的问题。其次，校长的身份有利于组织教学研究团队，尤其是在跨学科的研究方面，行政身份将起到很大的作用。”
　　因为是副校长，陈雨露在中国人民大学家喻户晓，但他的学生更习惯称他“陈教授”而不是“陈校长”。“教师是一个更能接近灵魂的职业，而校长只是一个行政身份。”
　　两个角色的互为转换，陈雨露把握的恰到好处。现在，“陈教授”每学年给本科生上专业基础课，给博士生上讨论课。而“陈校长”则在教学之余从事大量的接待来访、学校建设等行政工作。
　　经济学家PK官员
　　10月20日，陈雨露做客中央电视台“直击华尔街风暴”节目，该主持人芮成钢以“著名经济学家”称呼他。对此，陈雨露认为自己离“家”的称呼还很远。
　　“我只是一个研究金融时间比较长的一个学者。”他觉得只有原创思想诞生的人才能称之为“家”，而自己的思想仍旧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事实上陈雨露虽然年轻，却非常高产。自1997年以来，他完成专著、译著等代表性学术成果14部，论文75篇，其中很多著作成为高校课本。
　　近年来，陈雨露在金融领域的声望也日渐提高，很多金融人士和财经媒体都对其给予高度评价。他本人也兼任中国金融学会副秘书长、常务理事，中国国际金融学会副会长等职务。2002年，陈雨露更是代表学校为时任国家主席江泽民同志做过汇报。“在教育界冉冉升起的一颗政治新星”，不少人认为陈雨露今后将“官路”坦荡。
　　“我不同意这样的评价。”陈雨露对记者表示。“在学校里，官员更多的是一个组织者，组织教学、科研，以此实现效率。而且，大学里的官员和党政机关不一样。党政机关里高一级的干部说话，下级必须听，但大学要保护个体性，不能设置太多约束。再比如像我这样生在人大、长在人大的年轻管理者，我面对的很多人是自己的老师，也难以发号施令，我只是在行政职务上努力地为学校组织、服务和创造一个更好的环境。”
　　虽然是副局级行政级别，但陈雨露仍旧坚称自己不是官员。“在我们学校现有的管理团队里，我的优势是年轻，知识结构可能也比较新一些。从这个层面来说，我就是一个最年轻的为人大打工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