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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国经济而言，比经济下滑更危险的，是警惕地方政府在‘稳增长’的烟幕弹下，再次拿出庞大的投资计划，将政绩留给自己，将债务留给银行和后任，这种多年来累积的风险已经无以复加，不下决心解决，则很可能成为中国经济面临的最可怕的定时炸弹，炸掉中国经济的未来。”申银万国分析师李蓉在接受采访时如是说。
近几年，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不断膨胀，为地方的市政建设和公用事业发展带来了巨额资金，但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负债累累。2013年早些时候，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透露，目前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为9.3万亿元，该数字甚至超过了印度2012年的GDP。
最近，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评级的集体降级更是引爆了国人对于地方债务问题的热议。4月9日，惠誉宣布对中国偿还长期本币债务的评级从“AA-”降至“A+”，主要理由是中国式“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债务风险。而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正面”下调至“稳定”，矛头直指地方债务问题。
有乐观者放言，不必担心地方债务的规模，近期地方政府违约的风险几乎为零。据有关数据测算，中国整体政府债务只占GDP的59%，在国际通行的60%的安全界限内，风险仍然可控。
他们似乎过于乐观。中国注册会计师副会长张克发表犀利言论称，中国地方债务已经“失控”，可能引发比美国住宅市场崩溃更大的金融危机。他们基本上不再为地方政府的债券发行背书。
如果说，外国评级机构降低对中国的未来预期有“唱空”中国之嫌，我们尚可不必理睬，那么这位中国金融业体制内高层人物的警告则让我们依稀听到了债务危机逼近的脚步声响。
“四万亿”之殇
可以说，2008年中央推出的“四万亿计划”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该经济刺激计划中，中央财政投资15000亿，其余由地方政府承担，再加上地方政府的竞争、自利性追逐地方政绩和个人升迁的恶性激励，地方债务膨胀的后患就此种下。
据估计，当前包含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金融机构及民间借贷的影子银行体系，其借贷总量约有30万亿元。至于通过影子银行的融资，多以超过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一倍的息率水平进入住房市场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这些难以有效监管的融资活动与巨额规模对金融安全确实构成威胁，也会损害经济复苏的稳定性。
如今危机风险升温的源头之一在于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深受房地产市场变化的影响，过度依赖土地出让的收入。据《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2010年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作偿债来源的余额便高于25000亿元，共涉12个省份、逾300个市、超过1100个县。而IMF《财政监测报告》称，八成受调查的城市表示仍以销售土地来偿还债务。
2011～2013年是我国地方政府偿债高峰期，2013年需要偿还的地方政府债比例达到11.37%，然而，2009年和2010年集中投资的很多项目上不能产生现金流，这就导致大量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涌现。据有关数据显示，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大幅增长，主要多增的是信贷以外的委托贷款、信托和企业债，同比多增1.24万亿元。而这些影子银行的融资相当部分都是用来帮助即将到期的债务续存的。
不可忽视的是，两个新的因素有可能进一步放大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一是今年即将开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一届的地方政府必将会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扩大投资，进一步拉动当地GDP的发展；二是宏观经济下滑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降。仅2012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6.1万亿元，同比增长16.23%，较2010年和2011年24.57%和29.38%的增速明显下滑。
此外，地方债务的不透明性使地方债务可能带来的风险难以估量。尚福林透露的9.3万亿元，在专家们看来，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只公布地方政府的未偿还的贷款总额，而不披露利息支付或再融资安排的细节。即便是2011年由国家审计署公布的10.7万亿元，也被穆迪认为低估了3.5万亿元。地方债务总额着实难以评估。
监管新政
尽管尚未公开承认金融系统内部的系统性风险正在累积，但监管层已经开始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保持警惕。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的万亿元刺激方案，导致债务负担日趋恶化之后，银监会便多次重申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2012年，针对地方债务风险，银监会12号文提出16字指导方针：“政策不变、深化整改、审慎退出、重在增信。”2013年年初，银监会召开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电话会议，明确指出，2013年银行业重点要严防信用违约风险、严控表外业务关联风险、严管外部风险传染三大风险源，并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底线是首要任务”。
今年4月下发的《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与2012年相比，银监会对于融资平台的监管政策基调没有变化，以降旧控新为重点，以风险缓释为目标，并未进一步收紧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政策。
与2012年12号文中“总量减少、存量下降、有保有压”的表述相比，此次银监会提出“控制总量、优化结构、隔离风险、明晰职责”，反映出监管层控制地方融资平台规模的一贯思路，但同时也有新变化。
2013年的新政突出了优化贷款结构和隔离风险的监管新方向，明确要求压缩县区级平台及高资产负债率平台的贷款规模，特别指出“对于财政收入较低、负债水平较高的非省会城市的地市级平台以及各县区级平台，应减少贷款发放、加大清收力度”。
有关数据显示，地方平台结构中，省级融资平台占比仅为30%，地级市和区县级加起来为70%，这些小城镇的地方债务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目前市场对高票息债需求强劲，导致低行政层次城投债与高等级品种利差并未拉大，部分财政困难的三四线城市能够轻易地发行债券融资，但由于三四线城市土地财政恶化，融资券财权上收，债务风险也会相应加大。
同时，此次新政提出让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授信要进行全口径监管，进一步隔离风险的新要求，将会加大对未来城投债券市场需求的限制，对目前银行理财账户向城投债投资的倾向形成约束。
治本之策
针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管理，有业内人士指出，应当积极推动融资平台资产证券化，加强存量管理。
资产证券化具有融资成本低、表外融资、增强资产流动性、提升资产负债管理和应用范围广泛等融资方面的优势。据普华永道合伙人张国俊介绍，经过一轮对现有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后，保留下来的地方融资平台很大一部分是市政建设、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类企业，拥有稳定的现金流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符合资产证券化的条件。可以通过融资平台资产证券化的手段，让资产流动起来，拓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融资渠道。
治标更需治本。如果不对某些地方官员不负责任的投资冲动加以抑制，不对目前地方事权和财权不相称的状况加以改观，即便解决了短期的债务累计问题，未来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仍难以把控。
最近，为了挽救低迷的经济增长态势，地方政府再次祭出了“投资”这一杀手锏。据有关数据显示，2月以来十余省份已公布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超过20万亿元。不言而喻，过度投资必将带来新一轮的地方债务增长。
有专家警告：不断用更高的投资规模来刺激放缓的经济，最后很可能导致中国重蹈其他国家泡沫危机的覆辙。为避免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受到不可预见的巨大冲击，应切断“投资扩张一债务扩张”的高风险链条，实现“投资软着陆”，把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中长期的供给管理和建立缓冲机制上。
（本刊记者综合整理）
近几年，地方融资平台的数量和融资规模不断膨胀，为地方的市政建设和公用事业发展带来了巨额资金，但同时也使得地方政府负债累累。2013年早些时候，银监会主席尚福林透露，目前地方融资平台贷款规模为9.3万亿元，该数字甚至超过了印度2012年的GDP。
最近，国际评级机构对中国评级的集体降级更是引爆了国人对于地方债务问题的热议。4月9日，惠誉宣布对中国偿还长期本币债务的评级从“AA-”降至“A+”，主要理由是中国式“影子银行”和地方政府债务问题的债务风险。而穆迪将中国主权信用评级展望由“正面”下调至“稳定”，矛头直指地方债务问题。
有乐观者放言，不必担心地方债务的规模，近期地方政府违约的风险几乎为零。据有关数据测算，中国整体政府债务只占GDP的59%，在国际通行的60%的安全界限内，风险仍然可控。
他们似乎过于乐观。中国注册会计师副会长张克发表犀利言论称，中国地方债务已经“失控”，可能引发比美国住宅市场崩溃更大的金融危机。他们基本上不再为地方政府的债券发行背书。
如果说，外国评级机构降低对中国的未来预期有“唱空”中国之嫌，我们尚可不必理睬，那么这位中国金融业体制内高层人物的警告则让我们依稀听到了债务危机逼近的脚步声响。
“四万亿”之殇
可以说，2008年中央推出的“四万亿计划”对地方政府债务的扩张起到了极大的推波助澜的作用。在该经济刺激计划中，中央财政投资15000亿，其余由地方政府承担，再加上地方政府的竞争、自利性追逐地方政绩和个人升迁的恶性激励，地方债务膨胀的后患就此种下。
据估计，当前包含银行表外业务、非银行金融机构及民间借贷的影子银行体系，其借贷总量约有30万亿元。至于通过影子银行的融资，多以超过银行贷款基准利率一倍的息率水平进入住房市场和地方政府的融资平台，这些难以有效监管的融资活动与巨额规模对金融安全确实构成威胁，也会损害经济复苏的稳定性。
如今危机风险升温的源头之一在于地方政府的偿债能力深受房地产市场变化的影响，过度依赖土地出让的收入。据《地方政府性债务审计报告》，2010年底，政府负有偿还责任的债务余额中，承诺以土地出让收入作偿债来源的余额便高于25000亿元，共涉12个省份、逾300个市、超过1100个县。而IMF《财政监测报告》称，八成受调查的城市表示仍以销售土地来偿还债务。
2011～2013年是我国地方政府偿债高峰期，2013年需要偿还的地方政府债比例达到11.37%，然而，2009年和2010年集中投资的很多项目上不能产生现金流，这就导致大量借新债还旧债的现象涌现。据有关数据显示，一季度社会融资总量同比大幅增长，主要多增的是信贷以外的委托贷款、信托和企业债，同比多增1.24万亿元。而这些影子银行的融资相当部分都是用来帮助即将到期的债务续存的。
不可忽视的是，两个新的因素有可能进一步放大地方政府债务的风险。一是今年即将开始的新型城镇化战略：新官上任三把火，新一届的地方政府必将会利用这一难得的机遇扩大投资，进一步拉动当地GDP的发展；二是宏观经济下滑导致地方财政收入增速明显下降。仅2012年，全国地方财政收入，6.1万亿元，同比增长16.23%，较2010年和2011年24.57%和29.38%的增速明显下滑。
此外，地方债务的不透明性使地方债务可能带来的风险难以估量。尚福林透露的9.3万亿元，在专家们看来，显然是不准确的。因为中国银行业监管机构只公布地方政府的未偿还的贷款总额，而不披露利息支付或再融资安排的细节。即便是2011年由国家审计署公布的10.7万亿元，也被穆迪认为低估了3.5万亿元。地方债务总额着实难以评估。
监管新政
尽管尚未公开承认金融系统内部的系统性风险正在累积，但监管层已经开始对地方融资平台的债务风险保持警惕。尤其是去年下半年地方政府陆续出台的万亿元刺激方案，导致债务负担日趋恶化之后，银监会便多次重申要求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的底线。
2012年，针对地方债务风险，银监会12号文提出16字指导方针：“政策不变、深化整改、审慎退出、重在增信。”2013年年初，银监会召开全国银行业监管工作电话会议，明确指出，2013年银行业重点要严防信用违约风险、严控表外业务关联风险、严管外部风险传染三大风险源，并称“守住不发生系统性和区域性风险底线是首要任务”。
今年4月下发的《关于加强2013年地方融资平台风险监管的指导意见》与2012年相比，银监会对于融资平台的监管政策基调没有变化，以降旧控新为重点，以风险缓释为目标，并未进一步收紧地方融资平台贷款政策。
与2012年12号文中“总量减少、存量下降、有保有压”的表述相比，此次银监会提出“控制总量、优化结构、隔离风险、明晰职责”，反映出监管层控制地方融资平台规模的一贯思路，但同时也有新变化。
2013年的新政突出了优化贷款结构和隔离风险的监管新方向，明确要求压缩县区级平台及高资产负债率平台的贷款规模，特别指出“对于财政收入较低、负债水平较高的非省会城市的地市级平台以及各县区级平台，应减少贷款发放、加大清收力度”。
有关数据显示，地方平台结构中，省级融资平台占比仅为30%，地级市和区县级加起来为70%，这些小城镇的地方债务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目前市场对高票息债需求强劲，导致低行政层次城投债与高等级品种利差并未拉大，部分财政困难的三四线城市能够轻易地发行债券融资，但由于三四线城市土地财政恶化，融资券财权上收，债务风险也会相应加大。
同时，此次新政提出让银行对地方融资平台授信要进行全口径监管，进一步隔离风险的新要求，将会加大对未来城投债券市场需求的限制，对目前银行理财账户向城投债投资的倾向形成约束。
治本之策
针对地方融资平台贷款的风险管理，有业内人士指出，应当积极推动融资平台资产证券化，加强存量管理。
资产证券化具有融资成本低、表外融资、增强资产流动性、提升资产负债管理和应用范围广泛等融资方面的优势。据普华永道合伙人张国俊介绍，经过一轮对现有地方融资平台的清理后，保留下来的地方融资平台很大一部分是市政建设、交通设施等基础设施类企业，拥有稳定的现金流和大规模的固定资产，符合资产证券化的条件。可以通过融资平台资产证券化的手段，让资产流动起来，拓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资金的融资渠道。
治标更需治本。如果不对某些地方官员不负责任的投资冲动加以抑制，不对目前地方事权和财权不相称的状况加以改观，即便解决了短期的债务累计问题，未来地方融资平台的风险仍难以把控。
最近，为了挽救低迷的经济增长态势，地方政府再次祭出了“投资”这一杀手锏。据有关数据显示，2月以来十余省份已公布地方投资计划涉及金额超过20万亿元。不言而喻，过度投资必将带来新一轮的地方债务增长。
有专家警告：不断用更高的投资规模来刺激放缓的经济，最后很可能导致中国重蹈其他国家泡沫危机的覆辙。为避免对中国经济乃至全球经济受到不可预见的巨大冲击，应切断“投资扩张一债务扩张”的高风险链条，实现“投资软着陆”，把经济发展的重心放在中长期的供给管理和建立缓冲机制上。
（本刊记者综合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