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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希望工程对于转型期中国的精神、道德和文化建设带来了积极影响。它极大调动起了公众的热情和公益意识，这也是希望工程为何历经20年不衰的一个根本原因
○最大限度借助了体制的优势，而没有受到体制的干扰，这是希望工程最大的特点。所以，青基会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项目、进行市场化的项目推广，以非行政化的方式动员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我认为希望工程最出色的创新就是公益营销，这种市场化的操作方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行政动员
○做希望工程，我经常说自己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希望工程不会被别人打倒，只会被自己打倒。要避免道德风险，这是保证希望工程不倒的根本支柱。回头看，我们确实也做到了自律
○目前中国虽然已经有大量的民间组织，但在公益事业的资源整合上是断裂的。以去年汶川大地震为例，八成善款进入了政府财政，而需要在下面做事的草根组织却拿不到本土资源支持，难以开展救助。在中国产业链中，“马太效应”严重，而且各个民间组织之间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缺乏紧密的合作与沟通。这样的状况如果不改变的话，整个公益行业健康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1988年，时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拿团中央划拨的10万元注册资金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希望工程。在他的培育下，希望工程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但在此过程中，希望工程也遭遇过挫折，徐永光更遭遇了信任危机。最近几年，他虽然还担任着中国青基会的副理事长，但已逐渐淡出这家一手带大的公募基金会。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徐永光断言非公募基金会将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2007年，徐永光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这是一家由民间企业出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为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实施了“新公民计划”，徐永光称其为他的“第二个希望工程”。同时这个充满活力的基金会还承担着徐永光另一个心愿，即支持民间公益事业，资助优秀的公益项目，推动民间组织的合作与制度创新。
《商务周刊》：今年是希望工程20周年，20年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打造了这一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益品牌，您如何评价希望工程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
徐永光：20年中，希望工程取得的有形社会价值是筹集资金57亿元，建设希望小学15900所，资助346万失学孩子重返校园。
目前，希望小学已经占农村全部小学的4％，也就是说每100所农村小学中有4所是希望小学。同时，希望小学在建设过程保证了工程质量，这在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中经住了考验，四川没有一所希望小学倒塌，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更重要的是希望工程对于转型期中国的精神、道德和文化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在推动社会整体发展上，希望工程极大调动起了公众的热情和公益意识，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教育救助项目和简单的慈善捐助，这也是希望工程为何历经20年不衰的一个根本原因。
对于公众来说，为希望工程捐款，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消费，所谓赠人玫瑰，手有留香。过去20年，希望工程一直站在社会精神消费的制高点，主导了社会公益消费，给社会带来了一种清新的空气。
另外，希望工程20年中在公益项目设计、推广、监督、社会动员、内部治理等方面进行的创新活动和有益探索，对于中国非营利组织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推动了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
《商务周刊》：希望工程正是在政府对社会资源放松管制、市场经济初立的背景下启动，这意味着在社会资源动员和利用方式上产生了深刻变化，您如何评价希望工程在这方面的探索?
徐永光：我说过我们要有一种新的思路，而不能按照过去传统的共青团工作的模式来进行，我们应该做成面向全社会的一种开放的系统。
我们虽然借助了体制内的政治资源和网络资源，但是却保持了基本的独立性，团中央几乎没有在具体的管理和业务上干涉过青基会。我记得，团中央只针对加强管理和审计向青基会转发过两个文件。最大限度借助了体制的优势，而没有受到体制的干扰，这是希望工程最大的特点。
所以，青基会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项目、进行市场化的项目推广，以非行政化的方式动员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我认为，希望工程最出色的创新就是公益营销，这种市场化的操作方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行政动员。
《商务周刊》：曾经有一段时间，外界和媒体质疑青基会投资亏损，希望工程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现在来看，当初您是否急于资产投资的增值呢?
徐永光：其实一直以来，我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也一直在强调组织的自律，要避免道德风险，这是保证希望工程不倒的根本支柱。香港《明报》采访时我曾说过，希望工程不会被别人打倒，只会被自己打倒。回头看，我们确实也做到了自律。
做希望工程，我经常说自己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不但要平衡体制内外，还经常要妥协，当然也要为组织自身的发展着急，而如何保证资金的增值，也是一段时间内很重要的工作。
在2004年前，法律制度不健全，基金会的发展处处受到制约，捐款当时是不允许提出部分用于工作经费的。最初中国青基会只有10万元注册资金、1万元工作经费，此后再没有得到政府的一分钱拨款，所以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当时只能通过资产投资获得利润以维持机构的运转。在当时法制不健全、投资环境混乱的背景下，部分项目亏损是正常的，尽管如此，在2002年的审计中，我们整体上还是有6800万的净收入。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政策才允许基金会在筹款、管理和项目三个方面抽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基金会不再那么窘迫了。
《商务周刊》：那么，随着政策环境的放宽和改善，最近几年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处于怎样的态势?
徐永光：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间组织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到去年，经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民间组织达到约40万家。以企业和私人出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是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后才出现的，发展也非常迅速。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地，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已经超过公募基金会。但从民间慈善捐赠这个刚性指标看，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水平还很低，而且行业发展极其不平衡，资源分配贫富差距过大，公益产业链是断裂的。
《商务周刊》：为何您认为中国的公益产业链是断裂的呢?
徐永光：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公益事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有专门劝募的机构，有专门执行的机构，有专门支持型的组织，市场化高度发育，产业链条的上中下游之间紧密合作，有效运转。
目前，中国虽然已经有大量的民间组织，但在公益事业的资源整合上是断裂的，以去年汶川大地震为例，震后有专家研究表明，八成善款进入了政府财政，而需要在下面做事的草根组织们却拿不到本土资源支持，难以开展救助。在中国产业链中，“马太效应”严重，这样的状况如果不改变的话，整个公益行业健康发展就会受到制约。而且，目前各个民间组织之间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缺乏紧密的合作与沟通。
如果把公益产业链从简单的捐款和募捐的简单关系往外延伸，产业链的概念很宽泛。它包括政府、民间组织、资源提供者、收益群体以及大众传播在内的完整链条。最近几年，我一直在为中国民间组织的合作与完善产业链而努力。目前，最迫切的是行业内的合作，各种资源应该得到优化组合。我也认为，中国青基会有这个能力在此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商务周刊》：那么我们可以从欧美成熟国家获得哪些借鉴呢?
徐永光：实际上，在中国，民间力量和公益事业还远没有形成产业。2007年民政部的数据结果显示，中国非营利组织在服务业中增加值的贡献仅为0.3％，而美国非营利部门GDP贡献率却高达8％，并承担了美国10％的人口就业。
而且在捐助人的意识和理念上，我们也与美国存在很大差异。最近我遇到美国联合劝募机构的负责人，我问他，美国的捐款中有多少用于民间机构的管理成本和人工成本?他说是80％用于各种管理费用，美国人也愿意掏腰包养着这些组织，而这在中国捐款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在中国，捐款如果不全部用于受助者，就会被指责为贪污和腐败。虽然现在政策允许民间组织从捐款中抽取部分用于支付人工成本，但比例还很低。
观念要改变，中国公益事业要发展，就需要有很多从业人员，让更多的人来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推动民间力量的发展，支持越来越多的公益服务。而这就需要通过民间养着这些人，支付他们的人工成本，所以，我们的捐赠文化和意识都需要提升。
公益产业应该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非营利组织的责任主要也不是救济，而是提供。而对于穷人的救助和社会保障的责任，更多应该是政府责任。
○最大限度借助了体制的优势，而没有受到体制的干扰，这是希望工程最大的特点。所以，青基会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项目、进行市场化的项目推广，以非行政化的方式动员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我认为希望工程最出色的创新就是公益营销，这种市场化的操作方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行政动员
○做希望工程，我经常说自己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希望工程不会被别人打倒，只会被自己打倒。要避免道德风险，这是保证希望工程不倒的根本支柱。回头看，我们确实也做到了自律
○目前中国虽然已经有大量的民间组织，但在公益事业的资源整合上是断裂的。以去年汶川大地震为例，八成善款进入了政府财政，而需要在下面做事的草根组织却拿不到本土资源支持，难以开展救助。在中国产业链中，“马太效应”严重，而且各个民间组织之间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缺乏紧密的合作与沟通。这样的状况如果不改变的话，整个公益行业健康发展就会受到制约
1988年，时任共青团中央组织部长的徐永光，拿团中央划拨的10万元注册资金创建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启动希望工程。在他的培育下，希望工程成为中国最具影响力的社会公益品牌。但在此过程中，希望工程也遭遇过挫折，徐永光更遭遇了信任危机。最近几年，他虽然还担任着中国青基会的副理事长，但已逐渐淡出这家一手带大的公募基金会。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徐永光断言非公募基金会将背负中国第三部门的希望。2007年，徐永光创办南都公益基金会，这是一家由民间企业出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基金会为改善农民工子女成长环境实施了“新公民计划”，徐永光称其为他的“第二个希望工程”。同时这个充满活力的基金会还承担着徐永光另一个心愿，即支持民间公益事业，资助优秀的公益项目，推动民间组织的合作与制度创新。
《商务周刊》：今年是希望工程20周年，20年中，中国青少年发展基金会打造了这一中国最具影响力的公益品牌，您如何评价希望工程对于中国社会的意义?
徐永光：20年中，希望工程取得的有形社会价值是筹集资金57亿元，建设希望小学15900所，资助346万失学孩子重返校园。
目前，希望小学已经占农村全部小学的4％，也就是说每100所农村小学中有4所是希望小学。同时，希望小学在建设过程保证了工程质量，这在去年的汶川大地震中经住了考验，四川没有一所希望小学倒塌，也没有造成人员伤亡。
更重要的是希望工程对于转型期中国的精神、道德和文化建设带来的积极影响。在推动社会整体发展上，希望工程极大调动起了公众的热情和公益意识，这已经不只是一个教育救助项目和简单的慈善捐助，这也是希望工程为何历经20年不衰的一个根本原因。
对于公众来说，为希望工程捐款，实际上也是一种精神消费，所谓赠人玫瑰，手有留香。过去20年，希望工程一直站在社会精神消费的制高点，主导了社会公益消费，给社会带来了一种清新的空气。
另外，希望工程20年中在公益项目设计、推广、监督、社会动员、内部治理等方面进行的创新活动和有益探索，对于中国非营利组织形成了良好的示范，推动了中国民间社会的成长。
《商务周刊》：希望工程正是在政府对社会资源放松管制、市场经济初立的背景下启动，这意味着在社会资源动员和利用方式上产生了深刻变化，您如何评价希望工程在这方面的探索?
徐永光：我说过我们要有一种新的思路，而不能按照过去传统的共青团工作的模式来进行，我们应该做成面向全社会的一种开放的系统。
我们虽然借助了体制内的政治资源和网络资源，但是却保持了基本的独立性，团中央几乎没有在具体的管理和业务上干涉过青基会。我记得，团中央只针对加强管理和审计向青基会转发过两个文件。最大限度借助了体制的优势，而没有受到体制的干扰，这是希望工程最大的特点。
所以，青基会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设计项目、进行市场化的项目推广，以非行政化的方式动员社会资源和民间力量。我认为，希望工程最出色的创新就是公益营销，这种市场化的操作方式完全不同于传统的行政动员。
《商务周刊》：曾经有一段时间，外界和媒体质疑青基会投资亏损，希望工程面临严重的信任危机，现在来看，当初您是否急于资产投资的增值呢?
徐永光：其实一直以来，我是如临深渊、如履薄冰。我也一直在强调组织的自律，要避免道德风险，这是保证希望工程不倒的根本支柱。香港《明报》采访时我曾说过，希望工程不会被别人打倒，只会被自己打倒。回头看，我们确实也做到了自律。
做希望工程，我经常说自己是在天堂和地狱之间走钢丝，不但要平衡体制内外，还经常要妥协，当然也要为组织自身的发展着急，而如何保证资金的增值，也是一段时间内很重要的工作。
在2004年前，法律制度不健全，基金会的发展处处受到制约，捐款当时是不允许提出部分用于工作经费的。最初中国青基会只有10万元注册资金、1万元工作经费，此后再没有得到政府的一分钱拨款，所以在政策允许的情况下，当时只能通过资产投资获得利润以维持机构的运转。在当时法制不健全、投资环境混乱的背景下，部分项目亏损是正常的，尽管如此，在2002年的审计中，我们整体上还是有6800万的净收入。
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颁布，政策才允许基金会在筹款、管理和项目三个方面抽取一定比例的费用，基金会不再那么窘迫了。
《商务周刊》：那么，随着政策环境的放宽和改善，最近几年中国民间组织发展处于怎样的态势?
徐永光：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民间组织从无到有，逐步发展。到去年，经民政部门登记在册的民间组织达到约40万家。以企业和私人出资成立的非公募基金会是2004年《基金会管理条例》实施后才出现的，发展也非常迅速。在北京、上海、浙江、江苏、广东等地，非公募基金会数量已经超过公募基金会。但从民间慈善捐赠这个刚性指标看，我国民间组织发展的水平还很低，而且行业发展极其不平衡，资源分配贫富差距过大，公益产业链是断裂的。
《商务周刊》：为何您认为中国的公益产业链是断裂的呢?
徐永光：在美国和欧洲国家，公益事业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有专门劝募的机构，有专门执行的机构，有专门支持型的组织，市场化高度发育，产业链条的上中下游之间紧密合作，有效运转。
目前，中国虽然已经有大量的民间组织，但在公益事业的资源整合上是断裂的，以去年汶川大地震为例，震后有专家研究表明，八成善款进入了政府财政，而需要在下面做事的草根组织们却拿不到本土资源支持，难以开展救助。在中国产业链中，“马太效应”严重，这样的状况如果不改变的话，整个公益行业健康发展就会受到制约。而且，目前各个民间组织之间以及民间组织与政府之间缺乏紧密的合作与沟通。
如果把公益产业链从简单的捐款和募捐的简单关系往外延伸，产业链的概念很宽泛。它包括政府、民间组织、资源提供者、收益群体以及大众传播在内的完整链条。最近几年，我一直在为中国民间组织的合作与完善产业链而努力。目前，最迫切的是行业内的合作，各种资源应该得到优化组合。我也认为，中国青基会有这个能力在此方面发挥自己的作用。
《商务周刊》：那么我们可以从欧美成熟国家获得哪些借鉴呢?
徐永光：实际上，在中国，民间力量和公益事业还远没有形成产业。2007年民政部的数据结果显示，中国非营利组织在服务业中增加值的贡献仅为0.3％，而美国非营利部门GDP贡献率却高达8％，并承担了美国10％的人口就业。
而且在捐助人的意识和理念上，我们也与美国存在很大差异。最近我遇到美国联合劝募机构的负责人，我问他，美国的捐款中有多少用于民间机构的管理成本和人工成本?他说是80％用于各种管理费用，美国人也愿意掏腰包养着这些组织，而这在中国捐款人看来是难以理解的。在中国，捐款如果不全部用于受助者，就会被指责为贪污和腐败。虽然现在政策允许民间组织从捐款中抽取部分用于支付人工成本，但比例还很低。
观念要改变，中国公益事业要发展，就需要有很多从业人员，让更多的人来从事公益慈善事业，推动民间力量的发展，支持越来越多的公益服务。而这就需要通过民间养着这些人，支付他们的人工成本，所以，我们的捐赠文化和意识都需要提升。
公益产业应该属于第三产业的范畴，非营利组织的责任主要也不是救济，而是提供。而对于穷人的救助和社会保障的责任，更多应该是政府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