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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明朝对官员使用官府的交通工具如车、轿、船、马、驴等，有严格的规定。其出发点除了“定贵贱，明等威”即体现封建等级观念外，还有使官员养成节俭习惯，节省行政开支，减轻民众负担之意。明朝规定高级将领出行须骑马，不得乘坐车、轿，含有保持尚武精神、不废骑射的深意。
【关键词】 明代 公车管理 条例规定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明朝对官员使用“公车”做出种种限制，违规乘坐要受到处罚
明朝的官员，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有条件乘坐公车、公轿的。明初就对官员乘坐车、轿制订了条例。明太祖对大臣们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都要制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汉初对什么人不得穿锦绣衣服，不得持有兵器，不得骑马，都有规定。元朝的弊政之一就是“贵贱无等，僭礼败度”，即严重违反礼制。他下令中书省，就官员住房、服色等，制订条例，颁布天下。于是中书省制定、颁布了关于一品至九品官员住房、车马、用品、衣服，以及庶民住房、衣服、用品等的条例，规定对违反条例者将追究法律责任。按规定，官员乘坐的车子和轿子，不得雕饰龙凤，不得漆成红色。官员按品级的高低，乘一定等级的车子（不同的篷盖装饰及帷幔颜色，表示不同的等级）。如四品、五品官只能乘坐“素狮头绣带青幔”车。
明朝严格管理官府的交通工具如车、轿、船、马、驴等，其出发点除了“定贵贱，明等威”即体现封建等级观念外，还有使官员养成节俭习惯，节省行政开支，减轻民众负担之意。明太祖曾说：“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对官员使用“公车”做出种种限制，正是体现了“取之有制，用之有节”的理念。
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规定，有资格坐轿的文武官员所坐的轿，只能是四人抬的。五军都督府的官员，内外镇守、守备，以及公、侯、伯、都督等，均不得坐轿。官员没有资格坐轿而擅自坐轿，或者有资格坐轿而擅自用八人抬大轿的，都是违规，知情者可以向朝廷举报。
明朝还规定高级将领出行须骑马，不得乘坐车、轿，为什么呢？《明史·舆服志》的解释是：“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明太祖是想让将领们保持尚武精神，不废骑射。他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一次到南京钟山（紫金山），回来时，从独龙岗步行至淳化门，然后骑马回到宫中。一次他到南京郊外“求雨”，穿草鞋前往。儿子们出南京城稍远，他要求三分之二路程骑马，三分之一路程步行。
据明朝余继登《典故纪闻》一书，明初很多官员上任后，官府不给他们提供交通工具，他们不得不借马骑，或者骑驴。官员们出行难的情况，明太祖清清楚楚。他对兵部的官员说：“今布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府、州、县官，民之师帅，闻多乘驴出入，甚乖治体。”意思是说，省的行政长官及知府、知州、知县，都是民众的表率，很多人都骑驴，有失体统。他下令，官府买马供官员骑，布政司（相当于省府）、按察司（主管一省司法、监察）各买20匹，府买10匹，州、县各买5匹。官马一匹由10户农民饲养，年终轮换。
据《明史·舆服志》记载，因违规坐轿受到处罚的事例，有以下两件：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驸马都尉胡观乘坐晋王济熺的“朱轑棕轿”（红色篷盖骨架的轿子）。驸马怎能坐藩王的专用轿子呢？于是被给事中（负责“稽察违误”的官员）周景弹劾。明成祖下令：对驸马都尉胡观免予追究；对晋王下文“切责之”。
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给事中徐尚弹劾应城伯孙文栋等坐轿出入，违反规定。穆宗命罚扣孙文栋等俸禄，并下令：北京、南京的武官“非奉特恩”，不许坐轿。
明代监察御史权力很大，出行却还得骑驴
当府、州、县的长官出行有马骑之时，被称为“巡按大人”的监察御史，还在骑驴哩。
明代监察御史权力很大。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下分十三个监察区（明末增为十五个监察区），称为道。每道派监察御史，巡按州县，考察官吏，俗称巡按。巡按虽然只是正七品，跟知县平级，比正四品的知府级别低多了，但大权在握，令一些平日骄横、贪暴的府、州官员侧目。
古代民众常常把巡按想象成手握“尚方宝剑”的“青天大老爷”。明朝的巡按有多大威权，从苏州知府况锺的叙述可见一斑。他对明宣宗说，御史（巡按）与地方官见面，有一定的礼仪，但近来违反礼仪的事经常发生。各府的知府有的自知庸碌、低劣、贪暴，害怕被弹劾，在接见御史时，谄谀跪拜，甘受辱骂。而奉公守法的知府，不肯阿谀屈从御史，御史便作威作福，吹毛求疵，使得贤良不安于位。这么威风的巡按，出行却还得骑驴。戏剧里的巡按，外出都坐轿，这不过是想像。
御史骑驴是明朝的“祖制”，到宣宗宣德（1426-1435）年间，这一制度才被突破。御史胡智向明宣宗进言：御史是朝廷耳目，有“纠劾百僚，肃清庶政”之责。御史巡按地方，因为是朝廷所派，排序在省行政长官布政使、主管司法监察的按察使之前。御史同地方上的这些长官共同处理公务时，地方长官都骑马，只有御史骑驿站的驴，颇失观瞻。今后御史以骑驿站的马为宜。明宣宗认为胡智讲的有道理，采纳了他的建议。
朝廷为官员上任提供路费，但到外地出差，官员需自掏腰包
明朝官员到外地出差，往往不发差旅费。驿站也不为每个官员提供交通工具。
按老规矩，南京各衙门（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保留了中央六部建置）的官员，因公赴北京，都得自己掏腰包乘船。宣德六年（1431），明宣宗得知此事后，说：南京、北京的官员都是京官，而且南京的官员俸禄低，办公事岂可自费乘船？于是下令，南京各衙门的“堂上官”（长官），凡因公事到北京，都由驿站派船。也就是说，南京的官员到北京办公事，只有各衙门的“堂上官”才有资格坐官船，他们的下属赴北京，还得自己掏钱乘船。 府、州、县官员上任时的路费，朝廷是给予解决的。明太祖时，发给刚任命的府、州、县官员的差旅费（银子）为：知府50两，知州35两，知县30两，县丞、主簿均15两。朝廷的考虑是：刚委任的官员，财力有限，不免借贷于人，或搜刮百姓，“欲其奉公，不得不先养其廉”，故发给盘缠。
有资格到京城参加定期选拔的官员，即所谓“常选官”，在他们被选拔、任命后，朝廷也发给他们上任的旅费。明太祖曾对中书省的官员说，官员在京城等候选拔，住在旅店，天天要花钱，有的没有钱，不得不向人借贷（高利贷）。从今以后，对“常选官”要尽早选拔、任用，根据品级发给差旅费，并由有关部门派车、船送他们上任，这要成为一项制度。明太祖还说，元代的弊政之一，便是官员在京城等候选拔时间过长，不免借贷于人。言下之意是，官员借了高利贷，就会盘剥百姓。
腐败官员出行讲排场、摆架子，清官上任仅“以一柴车就道”
明朝的一些权臣，无视朝廷关于“公车”使用的规定，出行讲排场，摆架子。鄢懋卿便是这样的人。
鄢懋卿依附严嵩、严世蕃父子，得到重用，任左副都御史（最高监察机关副长官，正三品）。严嵩让他总管“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全国六个产盐区管理机构“都转运盐使司”，他管了四个。四处地方盐政由一人掌管，明朝还从来没有过，有也是从鄢懋卿开始。据《明史·奸臣传·严嵩传》附《鄢懋卿传》，鄢一人“尽握天下利柄”，“倚严氏父子，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邑吏膝行蒲伏”。连一省主管司法、监察的按察使，及知府、知州、知县等，都向其跪拜，足见此人八面威风，气焰熏天。
鄢懋卿巡视部属，常带着妻子，“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道路倾骇”。他这个级别的官员，按规定，只能坐4人抬的轿子，他用12人抬大轿，抬轿的又是女子；在朝廷规定的各种等级的轿子中，没有他坐的“五彩轿”。鄢懋卿严重违反礼制，故路人无不惊骇。严嵩倒台后，鄢懋卿被革职。大理卿万寀藏匿严嵩赃银8万两，鄢懋卿骗得2万两，事情败露后，两人均被判充军边远地区。
更有甚者，被世人视为“奸佞”的纪纲，竟抢夺公家的车船，据为己有。他本是一名诸生（已入学的生员），能骑马射箭，还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燕王朱棣起兵，路过其家乡临邑（在今山东），纪纲前来投奔。因一言之合，朱棣授予他忠义卫千户。即位后，任命纪纲为都指挥佥事，掌管锦衣卫。纪纲摸准了明成祖的心理，派出很多校尉，到各处刺探官员和平民的隐私，然后向明成祖汇报。明成祖命纪纲处理，纪纲深文周纳，诬害于人，“帝以为忠，亲之若肺腑”。纪纲陷害富商大贾上百家，直到其破产为止。不仅如此，他还假传圣旨，从各处盐场夺走船2000艘，牛车400辆，不付分文，将车船运到其私第。他不是违规使用“公车”，而是抢夺大量公家车船。后来被人告发“图谋不轨”，都察院查有实据，被处以磔刑（车裂）。
腐败官员出行讲排场，清正廉洁的官员又是如何使用“公车”呢？清官邱橓居官廉明，刚正不阿，曾任刑科给事中。《明史》将他的传与海瑞等三人的传编在同一卷。当时明世宗久不上朝，严嵩独掌国柄。邱橓上书说：“权臣不宜独任，朝纲不宜久弛。”对明世宗长期不听政及严嵩擅权，提出批评。后来，明世宗以邱橓不早劾总督杨选，将其打60棍，革职为民。邱橓从北京回原籍山东诸城，只带小箱子一只，内装破旧衣服几件，另有书籍一捆。
隆庆（1567-1572）初，邱橓被起用，升至南京太常少卿。不久因病免职。万历十一年（1583），邱橓被任命为左副都御史。如果他人担任这个职务，也许就“抖”起来了。比如那个鄢懋卿担任了左副都御史，便不可一世。但邱橓上任时，“以一柴车就道”，交通工具是一辆柴车。到了北京，上书要求革除八种吏治积弊。其中一种是，反贪抓小放大，“豺狼见遗，狐狸是问”。他提出：“昔齐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齐国大治。”就是说，齐威王处死一人，提拔一人，一手抓惩罚，一手抓奖励，就把齐国治理好了。他要求明神宗大张威权，痛革吏弊。他的意见被采纳，当然能否实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作者为凤凰出版社编审）
【参考文献】
①[明]于慎行，《笔山谷麈》，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②《明史·舆服志》，中华书局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责编/ 潘丽莉 美编/于珊
栏目负责人：周素丽
联系方式：zhsuli708@163.com
【关键词】 明代 公车管理 条例规定
【中图分类号】K24 【文献标识码】A
明朝对官员使用“公车”做出种种限制，违规乘坐要受到处罚
明朝的官员，不是每个人都有资格、有条件乘坐公车、公轿的。明初就对官员乘坐车、轿制订了条例。明太祖对大臣们说，古代帝王治理天下，都要制定礼制，以“定贵贱，明等威”。汉初对什么人不得穿锦绣衣服，不得持有兵器，不得骑马，都有规定。元朝的弊政之一就是“贵贱无等，僭礼败度”，即严重违反礼制。他下令中书省，就官员住房、服色等，制订条例，颁布天下。于是中书省制定、颁布了关于一品至九品官员住房、车马、用品、衣服，以及庶民住房、衣服、用品等的条例，规定对违反条例者将追究法律责任。按规定，官员乘坐的车子和轿子，不得雕饰龙凤，不得漆成红色。官员按品级的高低，乘一定等级的车子（不同的篷盖装饰及帷幔颜色，表示不同的等级）。如四品、五品官只能乘坐“素狮头绣带青幔”车。
明朝严格管理官府的交通工具如车、轿、船、马、驴等，其出发点除了“定贵贱，明等威”即体现封建等级观念外，还有使官员养成节俭习惯，节省行政开支，减轻民众负担之意。明太祖曾说：“衣帛当思织女之勤，食粟当念耕夫之苦”；“必念农之劳，取之有制，用之有节”。对官员使用“公车”做出种种限制，正是体现了“取之有制，用之有节”的理念。
明孝宗弘治七年（1494）规定，有资格坐轿的文武官员所坐的轿，只能是四人抬的。五军都督府的官员，内外镇守、守备，以及公、侯、伯、都督等，均不得坐轿。官员没有资格坐轿而擅自坐轿，或者有资格坐轿而擅自用八人抬大轿的，都是违规，知情者可以向朝廷举报。
明朝还规定高级将领出行须骑马，不得乘坐车、轿，为什么呢？《明史·舆服志》的解释是：“盖自太祖，不欲勋臣废骑射。虽上公出，必乘马。”明太祖是想让将领们保持尚武精神，不废骑射。他在这方面做出了榜样：一次到南京钟山（紫金山），回来时，从独龙岗步行至淳化门，然后骑马回到宫中。一次他到南京郊外“求雨”，穿草鞋前往。儿子们出南京城稍远，他要求三分之二路程骑马，三分之一路程步行。
据明朝余继登《典故纪闻》一书，明初很多官员上任后，官府不给他们提供交通工具，他们不得不借马骑，或者骑驴。官员们出行难的情况，明太祖清清楚楚。他对兵部的官员说：“今布政司、按察司皆方面重臣，府、州、县官，民之师帅，闻多乘驴出入，甚乖治体。”意思是说，省的行政长官及知府、知州、知县，都是民众的表率，很多人都骑驴，有失体统。他下令，官府买马供官员骑，布政司（相当于省府）、按察司（主管一省司法、监察）各买20匹，府买10匹，州、县各买5匹。官马一匹由10户农民饲养，年终轮换。
据《明史·舆服志》记载，因违规坐轿受到处罚的事例，有以下两件：
明成祖永乐元年（1403），驸马都尉胡观乘坐晋王济熺的“朱轑棕轿”（红色篷盖骨架的轿子）。驸马怎能坐藩王的专用轿子呢？于是被给事中（负责“稽察违误”的官员）周景弹劾。明成祖下令：对驸马都尉胡观免予追究；对晋王下文“切责之”。
明穆宗隆庆二年（1568），给事中徐尚弹劾应城伯孙文栋等坐轿出入，违反规定。穆宗命罚扣孙文栋等俸禄，并下令：北京、南京的武官“非奉特恩”，不许坐轿。
明代监察御史权力很大，出行却还得骑驴
当府、州、县的长官出行有马骑之时，被称为“巡按大人”的监察御史，还在骑驴哩。
明代监察御史权力很大。最高监察机关都察院下分十三个监察区（明末增为十五个监察区），称为道。每道派监察御史，巡按州县，考察官吏，俗称巡按。巡按虽然只是正七品，跟知县平级，比正四品的知府级别低多了，但大权在握，令一些平日骄横、贪暴的府、州官员侧目。
古代民众常常把巡按想象成手握“尚方宝剑”的“青天大老爷”。明朝的巡按有多大威权，从苏州知府况锺的叙述可见一斑。他对明宣宗说，御史（巡按）与地方官见面，有一定的礼仪，但近来违反礼仪的事经常发生。各府的知府有的自知庸碌、低劣、贪暴，害怕被弹劾，在接见御史时，谄谀跪拜，甘受辱骂。而奉公守法的知府，不肯阿谀屈从御史，御史便作威作福，吹毛求疵，使得贤良不安于位。这么威风的巡按，出行却还得骑驴。戏剧里的巡按，外出都坐轿，这不过是想像。
御史骑驴是明朝的“祖制”，到宣宗宣德（1426-1435）年间，这一制度才被突破。御史胡智向明宣宗进言：御史是朝廷耳目，有“纠劾百僚，肃清庶政”之责。御史巡按地方，因为是朝廷所派，排序在省行政长官布政使、主管司法监察的按察使之前。御史同地方上的这些长官共同处理公务时，地方长官都骑马，只有御史骑驿站的驴，颇失观瞻。今后御史以骑驿站的马为宜。明宣宗认为胡智讲的有道理，采纳了他的建议。
朝廷为官员上任提供路费，但到外地出差，官员需自掏腰包
明朝官员到外地出差，往往不发差旅费。驿站也不为每个官员提供交通工具。
按老规矩，南京各衙门（明成祖迁都北京后，南京保留了中央六部建置）的官员，因公赴北京，都得自己掏腰包乘船。宣德六年（1431），明宣宗得知此事后，说：南京、北京的官员都是京官，而且南京的官员俸禄低，办公事岂可自费乘船？于是下令，南京各衙门的“堂上官”（长官），凡因公事到北京，都由驿站派船。也就是说，南京的官员到北京办公事，只有各衙门的“堂上官”才有资格坐官船，他们的下属赴北京，还得自己掏钱乘船。 府、州、县官员上任时的路费，朝廷是给予解决的。明太祖时，发给刚任命的府、州、县官员的差旅费（银子）为：知府50两，知州35两，知县30两，县丞、主簿均15两。朝廷的考虑是：刚委任的官员，财力有限，不免借贷于人，或搜刮百姓，“欲其奉公，不得不先养其廉”，故发给盘缠。
有资格到京城参加定期选拔的官员，即所谓“常选官”，在他们被选拔、任命后，朝廷也发给他们上任的旅费。明太祖曾对中书省的官员说，官员在京城等候选拔，住在旅店，天天要花钱，有的没有钱，不得不向人借贷（高利贷）。从今以后，对“常选官”要尽早选拔、任用，根据品级发给差旅费，并由有关部门派车、船送他们上任，这要成为一项制度。明太祖还说，元代的弊政之一，便是官员在京城等候选拔时间过长，不免借贷于人。言下之意是，官员借了高利贷，就会盘剥百姓。
腐败官员出行讲排场、摆架子，清官上任仅“以一柴车就道”
明朝的一些权臣，无视朝廷关于“公车”使用的规定，出行讲排场，摆架子。鄢懋卿便是这样的人。
鄢懋卿依附严嵩、严世蕃父子，得到重用，任左副都御史（最高监察机关副长官，正三品）。严嵩让他总管“两浙、两淮、长芦、河东盐政”。全国六个产盐区管理机构“都转运盐使司”，他管了四个。四处地方盐政由一人掌管，明朝还从来没有过，有也是从鄢懋卿开始。据《明史·奸臣传·严嵩传》附《鄢懋卿传》，鄢一人“尽握天下利柄”，“倚严氏父子，所至市权纳贿，监司、郡邑吏膝行蒲伏”。连一省主管司法、监察的按察使，及知府、知州、知县等，都向其跪拜，足见此人八面威风，气焰熏天。
鄢懋卿巡视部属，常带着妻子，“制五彩舆，令十二女子舁，道路倾骇”。他这个级别的官员，按规定，只能坐4人抬的轿子，他用12人抬大轿，抬轿的又是女子；在朝廷规定的各种等级的轿子中，没有他坐的“五彩轿”。鄢懋卿严重违反礼制，故路人无不惊骇。严嵩倒台后，鄢懋卿被革职。大理卿万寀藏匿严嵩赃银8万两，鄢懋卿骗得2万两，事情败露后，两人均被判充军边远地区。
更有甚者，被世人视为“奸佞”的纪纲，竟抢夺公家的车船，据为己有。他本是一名诸生（已入学的生员），能骑马射箭，还善于揣摩别人的心理。燕王朱棣起兵，路过其家乡临邑（在今山东），纪纲前来投奔。因一言之合，朱棣授予他忠义卫千户。即位后，任命纪纲为都指挥佥事，掌管锦衣卫。纪纲摸准了明成祖的心理，派出很多校尉，到各处刺探官员和平民的隐私，然后向明成祖汇报。明成祖命纪纲处理，纪纲深文周纳，诬害于人，“帝以为忠，亲之若肺腑”。纪纲陷害富商大贾上百家，直到其破产为止。不仅如此，他还假传圣旨，从各处盐场夺走船2000艘，牛车400辆，不付分文，将车船运到其私第。他不是违规使用“公车”，而是抢夺大量公家车船。后来被人告发“图谋不轨”，都察院查有实据，被处以磔刑（车裂）。
腐败官员出行讲排场，清正廉洁的官员又是如何使用“公车”呢？清官邱橓居官廉明，刚正不阿，曾任刑科给事中。《明史》将他的传与海瑞等三人的传编在同一卷。当时明世宗久不上朝，严嵩独掌国柄。邱橓上书说：“权臣不宜独任，朝纲不宜久弛。”对明世宗长期不听政及严嵩擅权，提出批评。后来，明世宗以邱橓不早劾总督杨选，将其打60棍，革职为民。邱橓从北京回原籍山东诸城，只带小箱子一只，内装破旧衣服几件，另有书籍一捆。
隆庆（1567-1572）初，邱橓被起用，升至南京太常少卿。不久因病免职。万历十一年（1583），邱橓被任命为左副都御史。如果他人担任这个职务，也许就“抖”起来了。比如那个鄢懋卿担任了左副都御史，便不可一世。但邱橓上任时，“以一柴车就道”，交通工具是一辆柴车。到了北京，上书要求革除八种吏治积弊。其中一种是，反贪抓小放大，“豺狼见遗，狐狸是问”。他提出：“昔齐威王烹一阿大夫，封一即墨大夫，而齐国大治。”就是说，齐威王处死一人，提拔一人，一手抓惩罚，一手抓奖励，就把齐国治理好了。他要求明神宗大张威权，痛革吏弊。他的意见被采纳，当然能否实行就是另外一回事了。
（作者为凤凰出版社编审）
【参考文献】
①[明]于慎行，《笔山谷麈》，北京：中华书局，1997年。
②《明史·舆服志》，中华书局点校本，北京：中华书局，2012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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