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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深入研究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征对促进能源合作具有积极意义。运用1990—2016年中亚五国面板数据和面板向量自回归模型，实证分析中亚国家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双向动态影响关系。研究发现：中亚地区GDP增长与电力消费在整体上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与石油消费呈现单向促进关系，天然气消费与GDP增长不存在显著的相互关系。从中亚区域整体这一关系特征出发，加强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终端产品合作和电力互联互通合作是未来提升“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能源合作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亚;能源消费;经济增长
一、引言
中亚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域，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能源合作作为“一带一路”中国中亚合作的重要内容，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取得重要进展，双边在油气资源贸易、油气管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硕果累累，也为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在全球能源资源消费不断增加的今天，加强能源资源合作成为一个重要的举措（陈文玲，2017）[1]。中亚地区作为区域影响力的油气资源富集区，在全球油气资源价格和能源利益格局方面具有影响力。因此，上关注和聚焦中亚地区油气资源供需问题对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中亚国家形成了依托油气资源禀赋实现经济增长的成熟模式，使外界对中亚地区问题的研究大多以能源输出国的角色进行对待，围绕中亚地区油气资源供需平衡、油气资源贸易和油气资源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研究不绝如缕。但必须明确两个学术问题，一是长期依赖油气资源的输出会对中亚国家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存在所谓的“资源诅咒”问题吗？这一问题在近期的研究中已得到一定解决。二是中亚地区自身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特征能为进一步的合作揭示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中亚国家自身发展角度认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必要意义。
实际上，研究中亚国家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旨在对中亚国家内部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直接的特征进行挖掘，借此对中亚国家能源开发利用中面临的趋势性特征、挑战与机遇等进行揭示，进而对未来的能源合作提供理论依据。正是基于此，笔者通过引进多变量PVAR模型，通过实证方法研究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和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有关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揭示能源消费与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提供参考。
二、文献梳理与理论探讨
（一）文献梳理
目前研究“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能源合作的文献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聚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中亚能源合作的关系进行研究。石泽（2015）认为，“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涵盖中国大周边地区，以和平、合作、发展为主流的国际形势是推进地区“能资”合作的重要机遇[2]。李闻芝（2015）、林伯强（2015）、周章贵（2016）、刘昌明等（2018）分别从“一带一路”对石化产业、煤炭、小水电、能源互联网建设带来的机遇进行分析研究[3-6]。其次是对“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各种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能源安全、法律风险、大国因素等相继成为主要研究内容[7-9]，同时对于合作路径的探讨也有文献关注。如加强中国油气企业竞争力、开展新能源、清洁能源合作等相继提出[10-12]。最后是制度层面的探究。这方面的研究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从全球能源秩序构建方面，学者们基于能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概念下，对国际能源秩序规则的完善和创新予以探究[13-14]。二是基于大国因素，对构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能源合作中的美国因素、俄罗斯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制度分析[15-16]。上述文献为全面揭示“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能源合作的外部环境、合作风险与应对以及合作趋势提供了多维认知参考。略显不足的是，目前的文献缺乏从中亚国家内部分析进而为能源合作提供理论支点的研究。
揭示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规律，源于能源消费在一国或者地区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地位，并越来越成为影响一国或者某个地区制定能源政策的重要因素。在传统意义上，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关联，国内外学者予以大量实证研究。从国外学者研究方面来看，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研究不仅涉及二者之间相互因果关系的探讨[17-18]，也从能源消费结构、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等因素考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文献的梳理可参考张华等（2014）的研究[19]。在国内学术研究方面，学者一方面对全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揭示，如宋峰华等（2016）借助我国1978—2014数据实证发现，能源消费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20];徐祎（2017）利用1991—2017年的数据实证发现，新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促进作用[21]。另一方面，研究从区域层面特别是省（区）层面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视，并同时探索相应的能源政策。朱天星等（2015）、马莉等（2016）、张传平等（2014）从东北三省，陕西、山东等区域省区层面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揭示[22-24]。在研究方法上，面板数据分析和协整分析、灰色关联分析、自向量回归模型是实证分析的主要工具。
总体而言，研究“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能源合作的文献偏于定性和外部环境分析，缺乏对中亚国家内部發展规律的揭示。同时，已有文献相对忽略实证研究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具体支撑。为此，笔者基于上述原因作进一步探究。
（二）理论探讨
1. “互补说”不是合作的必然结果。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建立在分析中国中亚能源资源互补基础上的能源分析论调一直持续，以至于提及中国中亚能源合作问题时先入为主的思维就是双方能源互补发展的需要。实际上，中国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互补是客观存在，这也是双边合作的根本基础。尽管如此，至于能否在互补性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合作需要视外在环境和中亚国家内在经济情况特别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实际情况而定。中亚地区作为全球和区域性能源市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区，其与中国在能源方面的互补是局部的。因为在当前的全球能源格局中，中亚地区作为所谓的能源互补性至少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存在。一方面，在供需方面，有关数据显示除俄罗斯外的其他独联体国家（包括中亚国家）输往俄罗斯、欧洲、印度和中国的石油量依次为66.4百万吨、0.6百万吨、3.8百万吨、3.2百万吨①，从中亚地区（主要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流向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管道天然气也相对均衡。从当前石油和管道天然气的贸易流向来看，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互补性是局部的，而且不占主导。进一步分析俄罗斯、欧洲、印度和中国的天然气贸易需求和消费需求，可以发现中亚与上述地区同时存在能源供需互补的潜力，中国和中亚地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的能源合作，能源互补是前提，并不一定具有因果必然联系。另一方面，域外国家与中亚地区能源的互补性实质上在加剧竞争而非促进合作。以上述四个国家地区为例，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在供需层面与印度、中国、欧盟至少三个国家和组织存在互补性，在产业配套性层次上至少与俄罗斯、欧盟两个国家和组织存在互补性，在未来供给和消费潜力方面至少与印度、中国两个国家存在互补性。正是存在多层次的互补性，使围绕着中亚地区能源资源开展的合作竞争性和挑战性加剧（见图1）。因此，无论是基于现状互补还是潜力互补的研究思维需要调整，“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能源合作的研究思维应从互补分析思维转向深入探索能源合作规律。 2. 资源型国家的能源供给和消费特征是开展能源合作的依据。由于能源资源的重要性日渐突出，长期以来，资源型国家在区域和全球能源供需合作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其作为重要能源供给方的角色也不断突出，以至于在分析全球能源合作以及全球能源治理时把资源型国家作为独立供给主体的思维比较常见。中亚地区具有较为丰沛的油气资源禀赋，是具有区域一定影响力的资源型国家集体，关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已经根据中亚国家能源供给的特征给予广泛关注和研究。正是因为这样，地缘政治因素也渗透到相应的研究之中。实际上，中亚国家不仅在全球范围内以独立供给主体的角色存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也以一个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共同驱动的经济体存在。基于这样的思维，加强区域能源合作或者说进行区域能源治理更需要深入到中亚国家内部，探究能源生产和消费对整个经济体增长的贡献及其作用机理，从中寻找合作的可能点。应该说，弄清楚中亚国家能源生产和消费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揭示中亚资源型国家能源供需现状，对深入进行能源合作具有积极作用。
一般地，能源生产和消费特征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地区）能源产业、能源贸易政策的主要依据。就产消结构现状而言，最近五年中亚国家石油、天然气、煤炭在整体上呈现生产大于消费，也存在略微国别差异（见图2）。这样一种产消结果除在根本上与中亚地区的能源禀赋有关外，还与能源生产和消费长期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关系有关。已有的研究已经揭示，中亚国家长期依赖能源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具有持续性，甚至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25]。作为能源生产的一个对立面，能源消费对中亚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到底如何，值得我们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中亚国家的能源生产集中表现为贸易问题，其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和全球贸易环境等密切相关。中亚国家的能源消费更能揭示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结构，其与中亚国家拥有的资本、人力资本、技术、产业结构等经济增长的内在要素相关。因此，应从能源消费的角度探索中亚地区未来能源合作的路径。
深入到中亚国家能源生产和消费层面，我们不难发现，从能源资源禀赋到能源生产再到经济增长，中亚地区长期依托于这种模式获得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围绕着能源消费的几条线索关系能得到大致的判断（见图3），中亚国家资源禀赋基础、能源生产、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关系如何，需要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正是基于带着这样的问题，实证揭示中亚国家地区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征。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面板自回归向量模型（PVAR）是可兼顾多元回归模型和相关变量滞后影响动态关系的非结构化模型分析方法。笔者参考Holtz-Eakin等（1988）、Stern（2001）、Apergis（2009）的研究[26-28]构建以下初步函数关系式（1）：
为考察中亚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笔者拟选取石油消费（OC）、天然气（GC）消费和电力消费（EC）三个变量作为能源消费的代理变量。同时为了避免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关系式中的原始变量取对数得到关系方程（2）。在（2）式中资本和劳动数据预处理为占比数据，因此暂不作对数处理。
笔者在依托式（2）基本函数关系的基础上构建PVAR模型（3），将中亚国家GOP增长率看作相应变量，将历年固定资本形成率、劳动参与率、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和电力消费作为冲击变量，重点考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在式（3）中，yit为内涵六个内生变量的列向量（Kit，Lit，OCit，GCit，ECit，GDPit）T，i代表样本，t代表1990—2016各年，p为滞后阶数，β0和βj代表截距项向量和参数矩阵，εit代表噪声干扰项。
（二）数据选取和方法设定
笔者选取中亚五国1990—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形成（K）、人力资本投入（L）、石油消费总量（OC）、天然气消费总量（GC）、电力消费总量（EC）作为面板数据样本，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DI）和IEA数据库。具体地：Yit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1990—2016年的统计数据，单位为百亿美元。Kit选取世界银行数据总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以百分比形式呈现。Lit选取世界银行数据库1990—2016年15岁（含）以上总就业人口比率（模拟劳工組织估计）数据，以百分比形式呈现。OCit、GCit、ECit选取国际能源署数据库1990—2016年中亚五国的统计数据，相应的单位统一为千吨油当量（ktoe）。
笔者运用的软件是Eviews-15和STATA，使用面板自向量回归程序PVAR2。运用Eviews进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STATA软件完成最佳滞后阶数、GMM估计模型参数、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分析步骤。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对中亚地区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以及能源消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确定其平稳性和避免伪回归。笔者借助LLC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得到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表1结果显示，除石油消费外，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以及其他能源消费的值都不平稳，一阶差分后，整体上趋于平稳，符合面板协整的要求。
（二）面板协整检验
由上可知，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长、要素投入和各类能源消费之间是一阶单整的过程。这一结果需要通过面板协整检验确认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协整关系。面板数据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包括Pedroni检验、Kao检验、fisher检验，笔者选取Kao检验对涉及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面板协整结果显示，Kao检验数据比较显著，说明所选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认为中亚地区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与不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滞后阶数的选择 为进一步估计中亚地区GDP增长、资本要素投入、劳动力投入、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电力消费五个变量构成的PVAR模型，需要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由表3结果可知，该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
（四）在面板数据上估计PVAR模型
笔者借助数据处理软件STATA15.0就上述PVAR模型进行Sys-GMM回归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h_、h2_依次表示滞后1期、2期。
1. 当以GDP增长为反应变量时：首先，滞后1期的GDP增长对自身的动态影响为1.39，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中亚地区前期GDP增长对后期GDP增长具有显著的增进作用。滞后2期的GDP增长对自身的动态影响为-0.58，说明中亚地区滞后前几期的GDP增长对后期呈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根据此结论我们可以推断，近年来中亚地区在一系列产业政策的作用下，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快速变化，前期形成的产业和经济结构可能与新的经济发展特征不相适应，以至其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其次，在要素投入方面，滞后1期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依次为0.01，其反映除中亚地区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1个滞后期数，其符合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规律。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作用相对较弱。滞后2期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07，说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少存在2个滞后期抑制作用。最后，滞后1期的电力消费对中亚地区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其影响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59。进一步类比石油消费和天然气消费，在满足置信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很难判断其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
2. 当以能源消费为反映变量时可以看出：首先，滞后1期的GDP、资本投入与石油消费呈现正向促进作用，且在15%的水平下显著。这间接反映了石油消费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与能源投资开发水平有客观联系。与此同时，滞后1期的石油消费对自身的动态影响为0.61，在5%的水平下显著。除此之外，滞后2期劳动力投入与石油消费呈现负的弱相关关系，这与中亚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转型存在关联。其次，天然气消费与GDP、要素投入与其他种类能源消费没有显著的任何关系，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亚国家依托管道天然气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得以大体验证。最后，滞后1期的GDP增长对电力消费有积极作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152。滯后1期的电力消费对自身的动态影响为0.673，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中亚地区的GDP增长与电力消费在整体上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与石油消费呈现单向促进关系，天然气消费与GDP增长的关系在本文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中亚地区天然气依托管道天然气出口的模式可以大致推断，中亚国家天然气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应该相对较弱。因此，从总体上可以得出，GDP增长是促进中亚地区能源消费的主要原因，但不同种类的能源消费对应不同的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
（五）效应分析
1. 脉冲响应分析。笔者使用Monte-Carlo方法进行200次模拟，得到中亚国家在滞后10期上的脉冲响应函数图（见图4—图5），其中纵轴代表脉冲响应大小，横轴代表响应期数。对图4进行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1）GDP增长对不同种类的能源消费冲击响应迅速并且显著为正，其符合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一般规律，同时与上述GMM估计得出的结论大致一致。（2）GDP增长对要素投入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其对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冲击显著为负，间接反映出中亚国家劳动力要素结构与经济增长结构的不匹配性。
从图5中可以看出，不同种类的能源消费对GDP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且持续期为10期。这是由能源消费和GDP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亚地区的客观实际。需要说明的是，电力消费和GDP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双波谷的冲击趋势，一方面反映出中亚国家电力消费首先需要面对一个普及的过程，进一步面临一个电力生产生活调整的过程。两个过程叠加后，可以看出电力消费对GDP增长的正面效应才能得以凸显，且这种效应好于石油消费和天然气消费。另一方面，不同种类的能源之间的相互冲击并没有呈现出负面的冲击作用。基于这一点，我们有理由推断中亚地区的能源消费处于一个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电力消费相互互补的结构状态，因而不同能源消费间的替代作用不明显。这也能够反映出中亚国家的能源消费在整体上没有达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消费状态，在消费总量上处于爬坡期。此推论正好与上述结论相吻合。
2. 方差分解。为进一步准确测度中亚地区GDP增长与不同种类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笔者借助方差分解的方法，得到不同自向量回归方程中能源消费冲击变量对GDP增长变量的影响程度。表5是相关变量变动的方差分解结果。
从表5中的数据可知，GDP增长的自身贡献率比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和电力消费贡献等对其的影响要大得多，期数的增加对这种影响有减弱的趋势，但不明显。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和电力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虽然相对微弱，但随着期数的增加略有增强的趋势。以电力消费为例，其对GDP增长贡献由第5期的3.5%上升到第15期的4%。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也有这样的趋势，这实际上与中亚国家长期依赖能源出口的现状有关。对于类似中亚国家这样的资源型国家，长期依赖能源出口忽略了能源消费对其经济结构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往往是不可逆的。忽略这一过程的后果就表现为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短暂的且不具有较为强势的持续性。随着期数增加所引致的微弱影响变化，是由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固有关系决定的。
对比表5第2行—4行可以发现：首先，GDP增长对不同能源消费均有显著的积极贡献作用，且都呈现出伴随期数衰减的趋势。其次，不同能源消费之间的具有一定的消费贡献，但电力消费对石油消费和天然气消费的作用较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亚地区石油、天然气资源没有对其电力发展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联系到中亚国家的实际，可以说明中亚地区的电力发展有待进一步扩容，即面临着一个量变的过程。最后，表5中的数据显示，石油消费和天然气消费之间相互贡献比较大，且伴随着期数有增加的趋势。这反映出中亚地区天然气和石油消费存在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进而说明中亚国家在油气资源禀赋、生产、消费和出口贸易上的一体性属性。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笔者运用中亚地区五個国家1990—2016年的经济增长、要素投入和能源消费的数据，通过建立PVAR模型，借助GMM模型估计、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对中亚地区上述三部分内容包括6个指标在内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检验，得出以下结果。
1. 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在整体上呈现相互促进作用。其符合能源资源作为现代工业社会中支撑人民生产生活、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战略资源的现实规律，类似于中亚地区资源型出口型国家也能得到验证。同时，像石油消费和电力消费这样的资源消费对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2. 中亚地区不同类型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促进作用。电力消费对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对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进一步推论可知，造成后者不显著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上述两种能源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可能掩盖了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另一方面，对中亚地区而言，还由石油、天然气大宗商品本身的消费属性所决定。当然这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3. 中亚地区不同种类的能源之间不存在排斥替代效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一个正反馈的状态。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中亚地区的能源消费处于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和电力消费相互补充的结构状态，同时进一步推论，中亚国家的能源消费在整体上没有达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消费状态，在消费总量上处于爬坡期。
（二）政策启示
中亚地区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存在总体上的相互促进关系，但不同能源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作用效应。结合中亚地区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征，笔者认为，推进“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能源合作，需要加强下述两方面的合作。
1. 加强在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终端产品上的合作。石油、天然气生产目前在中亚国家内部增长中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石油资源、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资源在区域能源供给上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从中亚地区的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相互之间的影响大不如前者。长期以来，中亚地区形成的石油、天然气的大宗初级商品供给角色的地位，使中亚地区的初级产品加工、终端产品生产以及就地产销的技术能力都比较薄弱，这些方面亟需通过合作来改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一方面应该继续深化基于供需互补基础上的合作，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在就地产销技术能力、终端产品生产方面的合作。以天然气生产为例，不仅要推进管道天然气贸易合作，还需加强液化天然气的合作。从根本上讲，中亚地区对石油、天然气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石油、天然气这样的大宗商品没有消费接口，抑制于资源型大国和能源消费不足等同时存在。
2. 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加强电力互联互通合作。电力消费对中亚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性的积极促进作用，这种潜力将长期持续。建立“绿色、低碳、环保”基础上的全球电气化过程，正在伴随着经济增长节奏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中亚地区也将成为重要区域。同时，在“一带一路”基础上由中国倡导建立的全球能源互联网计划也将中亚国家纳入重要区域板块，其将引导地区能源消费模式向清洁环保转变。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可以研判中亚地区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正在变得密切、显著。因此，一方面，中国中亚的能源合作要积极加强电力生产互通的合作。具体地，需要加强在大型水电、煤电项目方面的合作，积极探索在光伏、风电项目合作机制。同时加大在电力基础电网互联建设方面的合作，积极探索中国中亚资源走廊建设及其利益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加强智能电网建设和远距离（区域内部）输电技术等技术维度上的合作，在技术方面为“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能源合作提供条件保障。
注释：
①笔者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8年版）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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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金霞
关键词：“一带一路”;中亚;能源消费;经济增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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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亚地区作为“一带一路”建设的核心区域，在深入推进“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西亚经济走廊建设方面具有重要地位。能源合作作为“一带一路”中国中亚合作的重要内容，在“一带一路”倡议提出后取得重要进展，双边在油气资源贸易、油气管道基础设施建设方面硕果累累，也为进一步深化“一带一路”合作奠定坚实基础。在全球能源资源消费不断增加的今天，加强能源资源合作成为一个重要的举措（陈文玲，2017）[1]。中亚地区作为区域影响力的油气资源富集区，在全球油气资源价格和能源利益格局方面具有影响力。因此，上关注和聚焦中亚地区油气资源供需问题对推进“一带一路”合作具有重要意义。
长期以来，中亚国家形成了依托油气资源禀赋实现经济增长的成熟模式，使外界对中亚地区问题的研究大多以能源输出国的角色进行对待，围绕中亚地区油气资源供需平衡、油气资源贸易和油气资源的地缘政治、地缘经济的研究不绝如缕。但必须明确两个学术问题，一是长期依赖油气资源的输出会对中亚国家经济增长产生怎样的影响，存在所谓的“资源诅咒”问题吗？这一问题在近期的研究中已得到一定解决。二是中亚地区自身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如何，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特征能为进一步的合作揭示什么？对这两个问题的研究有助于我们从中亚国家自身发展角度认识“一带一路”能源合作的必要意义。
实际上，研究中亚国家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旨在对中亚国家内部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直接的特征进行挖掘，借此对中亚国家能源开发利用中面临的趋势性特征、挑战与机遇等进行揭示，进而对未来的能源合作提供理论依据。正是基于此，笔者通过引进多变量PVAR模型，通过实证方法研究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和电力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在有关特征分析的基础上，揭示能源消费与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作用效果，为“一带一路”能源合作提供参考。
二、文献梳理与理论探讨
（一）文献梳理
目前研究“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能源合作的文献主要是从以下三个方面展开：首先是聚焦“一带一路”建设与中国中亚能源合作的关系进行研究。石泽（2015）认为，“一带一路”沿线主要涵盖中国大周边地区，以和平、合作、发展为主流的国际形势是推进地区“能资”合作的重要机遇[2]。李闻芝（2015）、林伯强（2015）、周章贵（2016）、刘昌明等（2018）分别从“一带一路”对石化产业、煤炭、小水电、能源互联网建设带来的机遇进行分析研究[3-6]。其次是对“一带一路”能源合作中各种影响因素的分析研究。能源安全、法律风险、大国因素等相继成为主要研究内容[7-9]，同时对于合作路径的探讨也有文献关注。如加强中国油气企业竞争力、开展新能源、清洁能源合作等相继提出[10-12]。最后是制度层面的探究。这方面的研究从两个维度展开，一是从全球能源秩序构建方面，学者们基于能源命运共同体和利益共同体概念下，对国际能源秩序规则的完善和创新予以探究[13-14]。二是基于大国因素，对构建“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能源合作中的美国因素、俄罗斯因素以及其他因素的制度分析[15-16]。上述文献为全面揭示“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能源合作的外部环境、合作风险与应对以及合作趋势提供了多维认知参考。略显不足的是，目前的文献缺乏从中亚国家内部分析进而为能源合作提供理论支点的研究。
揭示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规律，源于能源消费在一国或者地区经济增长中具有重要地位，并越来越成为影响一国或者某个地区制定能源政策的重要因素。在传统意义上，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具有密切关联，国内外学者予以大量实证研究。从国外学者研究方面来看，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研究不仅涉及二者之间相互因果关系的探讨[17-18]，也从能源消费结构、不同地区、产业结构等因素考究二者之间的关系，具体文献的梳理可参考张华等（2014）的研究[19]。在国内学术研究方面，学者一方面对全国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研究和揭示，如宋峰华等（2016）借助我国1978—2014数据实证发现，能源消费是推动我国经济增长的主要动力之一[20];徐祎（2017）利用1991—2017年的数据实证发现，新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存在双向促进作用[21]。另一方面，研究从区域层面特别是省（区）层面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实证检视，并同时探索相应的能源政策。朱天星等（2015）、马莉等（2016）、张传平等（2014）从东北三省，陕西、山东等区域省区层面对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的实证揭示[22-24]。在研究方法上，面板数据分析和协整分析、灰色关联分析、自向量回归模型是实证分析的主要工具。
总体而言，研究“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能源合作的文献偏于定性和外部环境分析，缺乏对中亚国家内部發展规律的揭示。同时，已有文献相对忽略实证研究对进一步深化合作的具体支撑。为此，笔者基于上述原因作进一步探究。
（二）理论探讨
1. “互补说”不是合作的必然结果。自“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建立在分析中国中亚能源资源互补基础上的能源分析论调一直持续，以至于提及中国中亚能源合作问题时先入为主的思维就是双方能源互补发展的需要。实际上，中国中亚地区的能源资源互补是客观存在，这也是双边合作的根本基础。尽管如此，至于能否在互补性基础上进一步开展合作需要视外在环境和中亚国家内在经济情况特别是能源生产和消费实际情况而定。中亚地区作为全球和区域性能源市场具有一定影响力的地区，其与中国在能源方面的互补是局部的。因为在当前的全球能源格局中，中亚地区作为所谓的能源互补性至少在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存在。一方面，在供需方面，有关数据显示除俄罗斯外的其他独联体国家（包括中亚国家）输往俄罗斯、欧洲、印度和中国的石油量依次为66.4百万吨、0.6百万吨、3.8百万吨、3.2百万吨①，从中亚地区（主要是乌兹别克斯坦、土库曼斯坦、哈萨克斯坦）流向俄罗斯、印度和中国的管道天然气也相对均衡。从当前石油和管道天然气的贸易流向来看，中国与中亚地区能源互补性是局部的，而且不占主导。进一步分析俄罗斯、欧洲、印度和中国的天然气贸易需求和消费需求，可以发现中亚与上述地区同时存在能源供需互补的潜力，中国和中亚地区在“一带一路”框架下开展的能源合作，能源互补是前提，并不一定具有因果必然联系。另一方面，域外国家与中亚地区能源的互补性实质上在加剧竞争而非促进合作。以上述四个国家地区为例，中亚地区油气资源在供需层面与印度、中国、欧盟至少三个国家和组织存在互补性，在产业配套性层次上至少与俄罗斯、欧盟两个国家和组织存在互补性，在未来供给和消费潜力方面至少与印度、中国两个国家存在互补性。正是存在多层次的互补性，使围绕着中亚地区能源资源开展的合作竞争性和挑战性加剧（见图1）。因此，无论是基于现状互补还是潜力互补的研究思维需要调整，“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能源合作的研究思维应从互补分析思维转向深入探索能源合作规律。 2. 资源型国家的能源供给和消费特征是开展能源合作的依据。由于能源资源的重要性日渐突出，长期以来，资源型国家在区域和全球能源供需合作中的作用和地位不断上升，其作为重要能源供给方的角色也不断突出，以至于在分析全球能源合作以及全球能源治理时把资源型国家作为独立供给主体的思维比较常见。中亚地区具有较为丰沛的油气资源禀赋，是具有区域一定影响力的资源型国家集体，关于中亚地区能源合作已经根据中亚国家能源供给的特征给予广泛关注和研究。正是因为这样，地缘政治因素也渗透到相应的研究之中。实际上，中亚国家不仅在全球范围内以独立供给主体的角色存在，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其也以一个能源生产和能源消费共同驱动的经济体存在。基于这样的思维，加强区域能源合作或者说进行区域能源治理更需要深入到中亚国家内部，探究能源生产和消费对整个经济体增长的贡献及其作用机理，从中寻找合作的可能点。应该说，弄清楚中亚国家能源生产和消费与经济之间的关系，揭示中亚资源型国家能源供需现状，对深入进行能源合作具有积极作用。
一般地，能源生产和消费特征是影响甚至决定一国（地区）能源产业、能源贸易政策的主要依据。就产消结构现状而言，最近五年中亚国家石油、天然气、煤炭在整体上呈现生产大于消费，也存在略微国别差异（见图2）。这样一种产消结果除在根本上与中亚地区的能源禀赋有关外，还与能源生产和消费长期与经济增长的相互作用关系有关。已有的研究已经揭示，中亚国家长期依赖能源资源的经济增长模式不具有持续性，甚至对经济增长起到一定的抑制作用[25]。作为能源生产的一个对立面，能源消费对中亚国家经济增长的作用到底如何，值得我们探究。在一定程度上，中亚国家的能源生产集中表现为贸易问题，其和全球大宗商品价格和全球贸易环境等密切相关。中亚国家的能源消费更能揭示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的内在结构，其与中亚国家拥有的资本、人力资本、技术、产业结构等经济增长的内在要素相关。因此，应从能源消费的角度探索中亚地区未来能源合作的路径。
深入到中亚国家能源生产和消费层面，我们不难发现，从能源资源禀赋到能源生产再到经济增长，中亚地区长期依托于这种模式获得经济增长的支撑点。围绕着能源消费的几条线索关系能得到大致的判断（见图3），中亚国家资源禀赋基础、能源生产、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的关系如何，需要进一步验证。本研究正是基于带着这样的问题，实证揭示中亚国家地区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特征。
三、研究方法与数据说明
（一）模型构建与变量定义
面板自回归向量模型（PVAR）是可兼顾多元回归模型和相关变量滞后影响动态关系的非结构化模型分析方法。笔者参考Holtz-Eakin等（1988）、Stern（2001）、Apergis（2009）的研究[26-28]构建以下初步函数关系式（1）：
为考察中亚地区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笔者拟选取石油消费（OC）、天然气（GC）消费和电力消费（EC）三个变量作为能源消费的代理变量。同时为了避免异方差对回归结果的影响，对关系式中的原始变量取对数得到关系方程（2）。在（2）式中资本和劳动数据预处理为占比数据，因此暂不作对数处理。
笔者在依托式（2）基本函数关系的基础上构建PVAR模型（3），将中亚国家GOP增长率看作相应变量，将历年固定资本形成率、劳动参与率、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和电力消费作为冲击变量，重点考察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
在式（3）中，yit为内涵六个内生变量的列向量（Kit，Lit，OCit，GCit，ECit，GDPit）T，i代表样本，t代表1990—2016各年，p为滞后阶数，β0和βj代表截距项向量和参数矩阵，εit代表噪声干扰项。
（二）数据选取和方法设定
笔者选取中亚五国1990—2016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固定资产形成（K）、人力资本投入（L）、石油消费总量（OC）、天然气消费总量（GC）、电力消费总量（EC）作为面板数据样本，数据来源于世界银行数据库（WDI）和IEA数据库。具体地：Yit采用世界银行数据库1990—2016年的统计数据，单位为百亿美元。Kit选取世界银行数据总固定资本形成占GDP的比重，以百分比形式呈现。Lit选取世界银行数据库1990—2016年15岁（含）以上总就业人口比率（模拟劳工組织估计）数据，以百分比形式呈现。OCit、GCit、ECit选取国际能源署数据库1990—2016年中亚五国的统计数据，相应的单位统一为千吨油当量（ktoe）。
笔者运用的软件是Eviews-15和STATA，使用面板自向量回归程序PVAR2。运用Eviews进行面板数据的平稳性检验，在此基础上，利用STATA软件完成最佳滞后阶数、GMM估计模型参数、脉冲响应分析、方差分解等分析步骤。
四、实证分析
（一）变量的平稳性检验
对中亚地区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以及能源消费数据进行单位根检验，可以确定其平稳性和避免伪回归。笔者借助LLC检验、Fisher-ADF检验、Fisher-PP检验得到单位根检验结果（见表1）。表1结果显示，除石油消费外，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以及其他能源消费的值都不平稳，一阶差分后，整体上趋于平稳，符合面板协整的要求。
（二）面板协整检验
由上可知，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长、要素投入和各类能源消费之间是一阶单整的过程。这一结果需要通过面板协整检验确认是否存在长期均衡协整关系。面板数据长期均衡的协整关系包括Pedroni检验、Kao检验、fisher检验，笔者选取Kao检验对涉及数据进行检验，结果如表2所示。面板协整结果显示，Kao检验数据比较显著，说明所选变量之间存在协整关系，可以认为中亚地区经济增长、要素投入与不同能源消费之间存在长期稳定的均衡关系。
（三）滞后阶数的选择 为进一步估计中亚地区GDP增长、资本要素投入、劳动力投入、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电力消费五个变量构成的PVAR模型，需要确定模型的滞后阶数。由表3结果可知，该模型最优滞后阶数为2阶。
（四）在面板数据上估计PVAR模型
笔者借助数据处理软件STATA15.0就上述PVAR模型进行Sys-GMM回归估计，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其中，h_、h2_依次表示滞后1期、2期。
1. 当以GDP增长为反应变量时：首先，滞后1期的GDP增长对自身的动态影响为1.39，且在1%的水平下显著，说明中亚地区前期GDP增长对后期GDP增长具有显著的增进作用。滞后2期的GDP增长对自身的动态影响为-0.58，说明中亚地区滞后前几期的GDP增长对后期呈现有一定的抑制作用。根据此结论我们可以推断，近年来中亚地区在一系列产业政策的作用下，产业结构和经济结构发生快速变化，前期形成的产业和经济结构可能与新的经济发展特征不相适应，以至其对经济增长产生抑制作用。其次，在要素投入方面，滞后1期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依次为0.01，其反映除中亚地区资本积累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存在1个滞后期数，其符合资本积累和经济增长的关系规律。同时也可以看出，这种作用相对较弱。滞后2期的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系数为-0.07，说明劳动力投入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至少存在2个滞后期抑制作用。最后，滞后1期的电力消费对中亚地区经济增长有较强的促进作用，其影响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59。进一步类比石油消费和天然气消费，在满足置信要求的显著性水平下很难判断其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
2. 当以能源消费为反映变量时可以看出：首先，滞后1期的GDP、资本投入与石油消费呈现正向促进作用，且在15%的水平下显著。这间接反映了石油消费建立在一定的经济基础之上，与能源投资开发水平有客观联系。与此同时，滞后1期的石油消费对自身的动态影响为0.61，在5%的水平下显著。除此之外，滞后2期劳动力投入与石油消费呈现负的弱相关关系，这与中亚国家内部的经济结构转型存在关联。其次，天然气消费与GDP、要素投入与其他种类能源消费没有显著的任何关系，其在一定程度上对中亚国家依托管道天然气出口促进经济增长的模式得以大体验证。最后，滞后1期的GDP增长对电力消费有积极作用，前者对后者的影响系数在10%的显著性水平下为0.152。滯后1期的电力消费对自身的动态影响为0.673，且在5%的水平下显著。
以上结果表明，中亚地区的GDP增长与电力消费在整体上存在相互促进的关系，而与石油消费呈现单向促进关系，天然气消费与GDP增长的关系在本文模型中没有通过显著性检验，但从中亚地区天然气依托管道天然气出口的模式可以大致推断，中亚国家天然气消费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应该相对较弱。因此，从总体上可以得出，GDP增长是促进中亚地区能源消费的主要原因，但不同种类的能源消费对应不同的与GDP增长之间的关系。
（五）效应分析
1. 脉冲响应分析。笔者使用Monte-Carlo方法进行200次模拟，得到中亚国家在滞后10期上的脉冲响应函数图（见图4—图5），其中纵轴代表脉冲响应大小，横轴代表响应期数。对图4进行分析可得到以下结论：（1）GDP增长对不同种类的能源消费冲击响应迅速并且显著为正，其符合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费的一般规律，同时与上述GMM估计得出的结论大致一致。（2）GDP增长对要素投入具有不同的冲击效应，其对劳动力要素投入的冲击显著为负，间接反映出中亚国家劳动力要素结构与经济增长结构的不匹配性。
从图5中可以看出，不同种类的能源消费对GDP增长具有显著的正面效应，且持续期为10期。这是由能源消费和GDP增长之间的内在关系决定的，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中亚地区的客观实际。需要说明的是，电力消费和GDP增长之间存在一个双波谷的冲击趋势，一方面反映出中亚国家电力消费首先需要面对一个普及的过程，进一步面临一个电力生产生活调整的过程。两个过程叠加后，可以看出电力消费对GDP增长的正面效应才能得以凸显，且这种效应好于石油消费和天然气消费。另一方面，不同种类的能源之间的相互冲击并没有呈现出负面的冲击作用。基于这一点，我们有理由推断中亚地区的能源消费处于一个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电力消费相互互补的结构状态，因而不同能源消费间的替代作用不明显。这也能够反映出中亚国家的能源消费在整体上没有达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消费状态，在消费总量上处于爬坡期。此推论正好与上述结论相吻合。
2. 方差分解。为进一步准确测度中亚地区GDP增长与不同种类能源消费之间的关系，笔者借助方差分解的方法，得到不同自向量回归方程中能源消费冲击变量对GDP增长变量的影响程度。表5是相关变量变动的方差分解结果。
从表5中的数据可知，GDP增长的自身贡献率比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和电力消费贡献等对其的影响要大得多，期数的增加对这种影响有减弱的趋势，但不明显。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和电力消费对GDP增长的贡献虽然相对微弱，但随着期数的增加略有增强的趋势。以电力消费为例，其对GDP增长贡献由第5期的3.5%上升到第15期的4%。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也有这样的趋势，这实际上与中亚国家长期依赖能源出口的现状有关。对于类似中亚国家这样的资源型国家，长期依赖能源出口忽略了能源消费对其经济结构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伴随着工业化进程和产业结构的优化升级往往是不可逆的。忽略这一过程的后果就表现为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影响是短暂的且不具有较为强势的持续性。随着期数增加所引致的微弱影响变化，是由能源消费与经济增长之间固有关系决定的。
对比表5第2行—4行可以发现：首先，GDP增长对不同能源消费均有显著的积极贡献作用，且都呈现出伴随期数衰减的趋势。其次，不同能源消费之间的具有一定的消费贡献，但电力消费对石油消费和天然气消费的作用较弱。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中亚地区石油、天然气资源没有对其电力发展起到很好的支撑作用。联系到中亚国家的实际，可以说明中亚地区的电力发展有待进一步扩容，即面临着一个量变的过程。最后，表5中的数据显示，石油消费和天然气消费之间相互贡献比较大，且伴随着期数有增加的趋势。这反映出中亚地区天然气和石油消费存在一个相互促进的关系，进而说明中亚国家在油气资源禀赋、生产、消费和出口贸易上的一体性属性。 五、主要结论与启示
（一）主要结论
笔者运用中亚地区五個国家1990—2016年的经济增长、要素投入和能源消费的数据，通过建立PVAR模型，借助GMM模型估计、脉冲响应函数和方差分解分析，对中亚地区上述三部分内容包括6个指标在内的变量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检验，得出以下结果。
1. 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和能源消费在整体上呈现相互促进作用。其符合能源资源作为现代工业社会中支撑人民生产生活、经济增长的最重要战略资源的现实规律，类似于中亚地区资源型出口型国家也能得到验证。同时，像石油消费和电力消费这样的资源消费对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积极促进作用。
2. 中亚地区不同类型的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促进作用。电力消费对中亚地区的经济增长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而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对中亚地区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不显著。进一步推论可知，造成后者不显著的原因在于，一方面上述两种能源出口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可能掩盖了能源消费对经济增长的效应;另一方面，对中亚地区而言，还由石油、天然气大宗商品本身的消费属性所决定。当然这需要进一步的论证。
3. 中亚地区不同种类的能源之间不存在排斥替代效应，其对经济增长的影响都是一个正反馈的状态。基于这一点，笔者认为中亚地区的能源消费处于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和电力消费相互补充的结构状态，同时进一步推论，中亚国家的能源消费在整体上没有达到与经济增长相适应的消费状态，在消费总量上处于爬坡期。
（二）政策启示
中亚地区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存在总体上的相互促进关系，但不同能源对经济增长具有不同的作用效应。结合中亚地区能源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特征，笔者认为，推进“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能源合作，需要加强下述两方面的合作。
1. 加强在石油、天然气等传统能源终端产品上的合作。石油、天然气生产目前在中亚国家内部增长中起到重要支撑作用，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的石油资源、土库曼斯坦的天然气资源在区域能源供给上具有重要影响。但是，从中亚地区的石油消费、天然气消费与经济增长的关系来看，相互之间的影响大不如前者。长期以来，中亚地区形成的石油、天然气的大宗初级商品供给角色的地位，使中亚地区的初级产品加工、终端产品生产以及就地产销的技术能力都比较薄弱，这些方面亟需通过合作来改进。在“一带一路”框架下，中国和中亚地区的能源合作一方面应该继续深化基于供需互补基础上的合作，另一方面需要加强在就地产销技术能力、终端产品生产方面的合作。以天然气生产为例，不仅要推进管道天然气贸易合作，还需加强液化天然气的合作。从根本上讲，中亚地区对石油、天然气消费不足的原因在于石油、天然气这样的大宗商品没有消费接口，抑制于资源型大国和能源消费不足等同时存在。
2. 以绿色“一带一路”建设加强电力互联互通合作。电力消费对中亚地区经济增长具有持续性的积极促进作用，这种潜力将长期持续。建立“绿色、低碳、环保”基础上的全球电气化过程，正在伴随着经济增长节奏在全球范围内扩展，中亚地区也将成为重要区域。同时，在“一带一路”基础上由中国倡导建立的全球能源互联网计划也将中亚国家纳入重要区域板块，其将引导地区能源消费模式向清洁环保转变。基于这两方面的原因，可以研判中亚地区电力消费和经济增长的关系正在变得密切、显著。因此，一方面，中国中亚的能源合作要积极加强电力生产互通的合作。具体地，需要加强在大型水电、煤电项目方面的合作，积极探索在光伏、风电项目合作机制。同时加大在电力基础电网互联建设方面的合作，积极探索中国中亚资源走廊建设及其利益合作机制。另一方面，加强智能电网建设和远距离（区域内部）输电技术等技术维度上的合作，在技术方面为“一带一路”中国中亚能源合作提供条件保障。
注释：
①笔者根据《BP世界能源统计年鉴》（2018年版）整理得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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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李金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