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花费一年半的时间,先去悉尼大学读了预科。这个在别人看来颇为浪费时间的选择,在张玲玲眼里,却是十分之必要,且从中获益匪浅。
接受采访之前,张玲玲刚刚结束其在巴厘岛为期一个月的义工支教生涯,这位在不久之前修完悉尼大学预科课程的学生,称自己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受益匪浅,她随后向《留学》记者讲述了其在悉尼大学读预科课程的美好时光。
万卷书 万里路:
“I Make Everyday Count”
2015年7月,结束了紧张的高中学业生活的张玲玲,开始了她在悉尼大学一年半的预科课程。与国内文科生靠背课本认识世界不同,在悉尼大学,张玲玲有更多感知世界的方式,形形色色的校内社会实践活动为此提供了绝佳的途径。“学校经常会有户外实践活动,诸如去博物馆、动物园等,我觉得这是值得提倡的一种学习方式。学生物、化学的同学,会去悉尼大学做实验;学法律的,会去法院、去议会;我们文科生就是去博物馆、展览馆,回来写报告,实践性特别强。”张玲玲说,“比如我们的澳洲历史课,学校会定期安排学生参观展馆,看展出的物品,了解历史知识。每次去展馆前,老师都会提前发行程单,所有需要了解的信息都会在里面。我们还有专门的老师和导游,会比普通游客更深入地了解一些东西,这样的活动我就会觉得特别棒。”张玲玲告诉《留学》记者,在悉尼大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外人眼里稍显单调无聊的文科学习,因为有了这种实践性较强的学习方式,也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除了教育模式,张玲玲对悉尼大学预科课程里的任课老师也称赞不已。“我是学文科的,来教预科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老教授,他们岁数比较大,经验丰富,涉略广泛,他们能帮我有效地扩充知识、开拓眼界。”除了任课老师,在学生会曾有任职的张玲玲,对学生会里面的老师评价更高。“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不仅是正规的教书老师,而且是跟学生玩在一起的朋友,他们给我的意见,跟学校里的任课老师会不太一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尤其是处世上,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我觉得会受益更多,这也是我特别感谢老师的地方。”
由于选择了一年半的预科延长课程,比标准课程多了一个学期的学习时间,加之自己之前的基础尚可,学业在张玲玲看来,并不是一件过于费力的事情。“前半段是比较综合的东西,课程设置比较基础,难度也稍低一些。标准课程一个学期是五门课,而我只有四门,一门课一个小时,一天我就上四个小时。”因此,与同阶段的同学相比,张玲玲便有了更多的课余时间看书、参加学生会、广泛涉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参与支教,回忆起自己在悉尼大学读预科的生活跟学习,张玲玲用“I Make Everyday Count”做了总结。
课外能力拓展不掉队
学生会主席、义工轻松玩转
提起自己读预科课程中最难忘的事情,张玲玲讲到了自己在学生会任职的经历。因为学业负担相对较轻,与标准预科课程的同学相比,张玲玲会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在校时,她把这些时间投入到了学校学生会工作 中。
2015年的10月,也就是入读悉尼大学预科课程的第一个学期,张玲玲如愿当选学生会主席,并成为第一个当选主席的中国女学生。而按照张玲玲的讲述,她担任悉尼大学学生会主席期间,最大的收获并非做“指挥”的成就感,而是领导力和执行能力两方面能力的同时提升。
“学校相关的所有活动都是我们自己管,每个月的节日、展会,要办的项目,都是我们学生自己的意见。作为主席,必须参加每个活动项目,而且所有的事情不仅要管,而且还要亲自去干,不只是单管不干的那种,所以跟普通的学生会成员相比,就是双倍的工作量,收获蛮多的。”张玲玲说。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张玲玲对团队合作有了直接而深刻的体会。“团队合作,这个真是蛮重要的一点。在澳洲,主席并不是去管人管事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性质,而是跟成员彼此间是平等的关系。老师也经常会跟我们讲,不要因为你有职位,就变得过于高傲,或做一些让别人觉得你高高在上的动作。”张玲玲说。
除了学生会工作外,开朗大方的张玲玲,在生活中还有着诸多的爱好,她考了专业的咖啡师资格证,还曾到澳洲的IDP公司做签约实习生,并且利用假期时间在世界各地做义工。在悉尼大学修读预科课程的过程中,张玲玲将感知世界的触角不断纵深延展。按照张玲玲的说法,“学习,只是人生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上个周六我刚回国,之前的一个月,一直在巴厘岛做义工。在一个村子里面支教。在巴厘岛我教的是小学课程,一整个月都在同一个班上课。”而这,也并非张玲玲的第一次支教经历,早在2015年刚到澳洲读书的第一个学期,张玲玲便曾在斐濟的养老院和幼儿园,做了一个月的义工。而在此更早的时候,张玲玲也曾在香港的一个登山协会中做过服务性质的义工。“我觉得做义工非常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可以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而这,也正是吸引着张玲玲一直在做,而且打算继续做下去的原因所在。
在张玲玲看来,中国学生比较缺少讲英文的环境,平时也缺少开口讲英文的勇气。而通过做义工,可以进入到一个浸入式的英语学习环境中,同时还可以交到很多其他国家的朋友。“现在我去世界各地都能找到朋友,出去旅游可以直接住在别人家,去那边旅游,或干其它事情,都会得到很多帮助。所以不仅是做义工本身,义工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收获真的是特别大的。”张玲玲说。
读预科是在浪费时间?
不,“你会更清楚自己要什么”
如今,张玲玲已经顺利修完自己在悉尼大学的预科课程,接下来,她将进入悉尼大学进行中学教育专业的学习。回忆起这一年半的学习生涯,张玲玲说,这样的过渡阶段对自己的帮助颇大。“经过了预科课程的缓冲,我在文化方面、心智上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毕竟出国,直接进入当地的大学,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非常不适应的过程。我有一个朋友,一开始直接读了外国的高中,结果因为不适应得了抑郁症,生病之后转读了预科。”张玲玲说。 对于成绩拔尖的精英学子来讲,花费一年的时间,去读个预科,在外界看来多少有些浪费时间之嫌,但是按照张玲玲的理解,这种过渡事实上是很有必要,而且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了预科课程作为国内高中跟国外大学之间的衔接,对我今后在澳洲的生活和学习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经过这一年半的实践,我深入了解到了澳洲的文化,也了解了澳洲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模式,摸清了当地的社会风俗。习惯了这些之后,我会真正懂得怎么去融入这个社会,所以我觉得读预科非常有必要,而且我也是从中特别受 益。”
回忆起当年自己选择悉尼大学的原因,张玲玲坦言,除了澳洲开放、舒适风格的吸引之外,专业其实是自己考虑的首要因素。倾心教育专业的张玲玲,最终在悉尼大学和昆士兰大学之间选择了前者。
提起在一年半的预科学习中自己最大的收获,张玲玲说是“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了。初入大学,对未来并没有清晰规划的张玲玲,在入学伊始只是笼统的选择了一个幼教方向。一年半的预科课程之后,对未来有了清晰规划的张玲玲,最后将所学专业改成了中学教育,并决定主修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这一年半以来,我知道了哪些方面会更适合自己,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学语言,综合考量之后,选择了中学教育,要读五年,是文学和教育学的双学位。学成之后,会去教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当然,也可以教中文跟英文。”谈及未来,这位未成年的姑娘,已经有着自己清晰的安排。
而谈及自己专业方向的确定,张玲玲向《留学》记者表示,她在这一年半时间里新认识的朋友跟同学,在专业的选择上为自己提供了诸多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我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地方,而且特别分散,各大洲的都有,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更为多元的文化背景。综合了众多信息后,我最终决定主修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张玲玲说。
綜合自身经历,作为“过来人”,对于将要打算出国的准留学生,张玲玲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你的心态一定要打开。”走出国门,认识了更多的各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张玲玲的眼中,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学生在外普遍会比较羞涩,到了国外,就会变成不太乐观的现象。“外国人可能会认为中国人特别无聊,因为在国内被称作谦虚的品质,到了国外往往会被认为是不爱讲话的表现。我做义工的时候,就总有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国人老是不说话。这也是很多外国人会对中国学生产生的误解。往往出国的孩子都是很有故事的孩子,我觉得不要浪费机会,到国外一定要打开内心,要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张玲玲说。
除此之外,张玲玲鼓励留学生多多参加实践活动。“这个世界太大,有太多视野之外的东西值得你去见识。人的眼界开阔之后,也会发现很多之前未开发的潜能。中国孩子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如果你有更多的实践经验的话,你出去看多世界,接触更多的人,听过更多的意见,你就会知道你的人生还有很多方向,慢慢知道哪个方向更适合你自己。”
接受采访之前,张玲玲刚刚结束其在巴厘岛为期一个月的义工支教生涯,这位在不久之前修完悉尼大学预科课程的学生,称自己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受益匪浅,她随后向《留学》记者讲述了其在悉尼大学读预科课程的美好时光。
万卷书 万里路:
“I Make Everyday Count”
2015年7月,结束了紧张的高中学业生活的张玲玲,开始了她在悉尼大学一年半的预科课程。与国内文科生靠背课本认识世界不同,在悉尼大学,张玲玲有更多感知世界的方式,形形色色的校内社会实践活动为此提供了绝佳的途径。“学校经常会有户外实践活动,诸如去博物馆、动物园等,我觉得这是值得提倡的一种学习方式。学生物、化学的同学,会去悉尼大学做实验;学法律的,会去法院、去议会;我们文科生就是去博物馆、展览馆,回来写报告,实践性特别强。”张玲玲说,“比如我们的澳洲历史课,学校会定期安排学生参观展馆,看展出的物品,了解历史知识。每次去展馆前,老师都会提前发行程单,所有需要了解的信息都会在里面。我们还有专门的老师和导游,会比普通游客更深入地了解一些东西,这样的活动我就会觉得特别棒。”张玲玲告诉《留学》记者,在悉尼大学,读万卷书,行万里路,外人眼里稍显单调无聊的文科学习,因为有了这种实践性较强的学习方式,也变得生动有趣起来。
除了教育模式,张玲玲对悉尼大学预科课程里的任课老师也称赞不已。“我是学文科的,来教预科的老师基本上都是老教授,他们岁数比较大,经验丰富,涉略广泛,他们能帮我有效地扩充知识、开拓眼界。”除了任课老师,在学生会曾有任职的张玲玲,对学生会里面的老师评价更高。“在某种意义上讲,他们不仅是正规的教书老师,而且是跟学生玩在一起的朋友,他们给我的意见,跟学校里的任课老师会不太一样,在为人处世方面,尤其是处世上,给了我非常多的帮助,我觉得会受益更多,这也是我特别感谢老师的地方。”
由于选择了一年半的预科延长课程,比标准课程多了一个学期的学习时间,加之自己之前的基础尚可,学业在张玲玲看来,并不是一件过于费力的事情。“前半段是比较综合的东西,课程设置比较基础,难度也稍低一些。标准课程一个学期是五门课,而我只有四门,一门课一个小时,一天我就上四个小时。”因此,与同阶段的同学相比,张玲玲便有了更多的课余时间看书、参加学生会、广泛涉猎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参与支教,回忆起自己在悉尼大学读预科的生活跟学习,张玲玲用“I Make Everyday Count”做了总结。
课外能力拓展不掉队
学生会主席、义工轻松玩转
提起自己读预科课程中最难忘的事情,张玲玲讲到了自己在学生会任职的经历。因为学业负担相对较轻,与标准预科课程的同学相比,张玲玲会有更多的课余时间,在校时,她把这些时间投入到了学校学生会工作 中。
2015年的10月,也就是入读悉尼大学预科课程的第一个学期,张玲玲如愿当选学生会主席,并成为第一个当选主席的中国女学生。而按照张玲玲的讲述,她担任悉尼大学学生会主席期间,最大的收获并非做“指挥”的成就感,而是领导力和执行能力两方面能力的同时提升。
“学校相关的所有活动都是我们自己管,每个月的节日、展会,要办的项目,都是我们学生自己的意见。作为主席,必须参加每个活动项目,而且所有的事情不仅要管,而且还要亲自去干,不只是单管不干的那种,所以跟普通的学生会成员相比,就是双倍的工作量,收获蛮多的。”张玲玲说。
也正是在这个过程中,张玲玲对团队合作有了直接而深刻的体会。“团队合作,这个真是蛮重要的一点。在澳洲,主席并不是去管人管事的那种高高在上的性质,而是跟成员彼此间是平等的关系。老师也经常会跟我们讲,不要因为你有职位,就变得过于高傲,或做一些让别人觉得你高高在上的动作。”张玲玲说。
除了学生会工作外,开朗大方的张玲玲,在生活中还有着诸多的爱好,她考了专业的咖啡师资格证,还曾到澳洲的IDP公司做签约实习生,并且利用假期时间在世界各地做义工。在悉尼大学修读预科课程的过程中,张玲玲将感知世界的触角不断纵深延展。按照张玲玲的说法,“学习,只是人生中非常小的一部分”。
“上个周六我刚回国,之前的一个月,一直在巴厘岛做义工。在一个村子里面支教。在巴厘岛我教的是小学课程,一整个月都在同一个班上课。”而这,也并非张玲玲的第一次支教经历,早在2015年刚到澳洲读书的第一个学期,张玲玲便曾在斐濟的养老院和幼儿园,做了一个月的义工。而在此更早的时候,张玲玲也曾在香港的一个登山协会中做过服务性质的义工。“我觉得做义工非常好的一个方面就是,可以认识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而这,也正是吸引着张玲玲一直在做,而且打算继续做下去的原因所在。
在张玲玲看来,中国学生比较缺少讲英文的环境,平时也缺少开口讲英文的勇气。而通过做义工,可以进入到一个浸入式的英语学习环境中,同时还可以交到很多其他国家的朋友。“现在我去世界各地都能找到朋友,出去旅游可以直接住在别人家,去那边旅游,或干其它事情,都会得到很多帮助。所以不仅是做义工本身,义工之外还有更多的东西,收获真的是特别大的。”张玲玲说。
读预科是在浪费时间?
不,“你会更清楚自己要什么”
如今,张玲玲已经顺利修完自己在悉尼大学的预科课程,接下来,她将进入悉尼大学进行中学教育专业的学习。回忆起这一年半的学习生涯,张玲玲说,这样的过渡阶段对自己的帮助颇大。“经过了预科课程的缓冲,我在文化方面、心智上面都有了很大的提升。毕竟出国,直接进入当地的大学,其实很多人都会有一个非常不适应的过程。我有一个朋友,一开始直接读了外国的高中,结果因为不适应得了抑郁症,生病之后转读了预科。”张玲玲说。 对于成绩拔尖的精英学子来讲,花费一年的时间,去读个预科,在外界看来多少有些浪费时间之嫌,但是按照张玲玲的理解,这种过渡事实上是很有必要,而且会产生潜移默化的影响。“有了预科课程作为国内高中跟国外大学之间的衔接,对我今后在澳洲的生活和学习都是非常有帮助的。经过这一年半的实践,我深入了解到了澳洲的文化,也了解了澳洲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模式,摸清了当地的社会风俗。习惯了这些之后,我会真正懂得怎么去融入这个社会,所以我觉得读预科非常有必要,而且我也是从中特别受 益。”
回忆起当年自己选择悉尼大学的原因,张玲玲坦言,除了澳洲开放、舒适风格的吸引之外,专业其实是自己考虑的首要因素。倾心教育专业的张玲玲,最终在悉尼大学和昆士兰大学之间选择了前者。
提起在一年半的预科学习中自己最大的收获,张玲玲说是“更加清楚自己想要什么东西”了。初入大学,对未来并没有清晰规划的张玲玲,在入学伊始只是笼统的选择了一个幼教方向。一年半的预科课程之后,对未来有了清晰规划的张玲玲,最后将所学专业改成了中学教育,并决定主修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这一年半以来,我知道了哪些方面会更适合自己,我自己本身比较喜欢学语言,综合考量之后,选择了中学教育,要读五年,是文学和教育学的双学位。学成之后,会去教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当然,也可以教中文跟英文。”谈及未来,这位未成年的姑娘,已经有着自己清晰的安排。
而谈及自己专业方向的确定,张玲玲向《留学》记者表示,她在这一年半时间里新认识的朋友跟同学,在专业的选择上为自己提供了诸多有参考价值的建议。“我的同学来自不同的地方,而且特别分散,各大洲的都有,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了解到更为多元的文化背景。综合了众多信息后,我最终决定主修阿拉伯语和西班牙语。”张玲玲说。
綜合自身经历,作为“过来人”,对于将要打算出国的准留学生,张玲玲给出了自己的建议。“首先你的心态一定要打开。”走出国门,认识了更多的各个国家的年轻人,在张玲玲的眼中,由于深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中国学生在外普遍会比较羞涩,到了国外,就会变成不太乐观的现象。“外国人可能会认为中国人特别无聊,因为在国内被称作谦虚的品质,到了国外往往会被认为是不爱讲话的表现。我做义工的时候,就总有外国朋友问我,为什么中国人老是不说话。这也是很多外国人会对中国学生产生的误解。往往出国的孩子都是很有故事的孩子,我觉得不要浪费机会,到国外一定要打开内心,要让别人听到你的声音。”张玲玲说。
除此之外,张玲玲鼓励留学生多多参加实践活动。“这个世界太大,有太多视野之外的东西值得你去见识。人的眼界开阔之后,也会发现很多之前未开发的潜能。中国孩子最大的问题,是不知道自己要什么,这是一个非常普遍的问题,如果你有更多的实践经验的话,你出去看多世界,接触更多的人,听过更多的意见,你就会知道你的人生还有很多方向,慢慢知道哪个方向更适合你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