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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自新疆建省以来，协饷成为其主要财政来源，并逐渐走向制度化。协饷对新疆的社会经济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具体表现在：减轻了人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新疆城市、商业、金融业、电报事业的发展，有利于新疆的社会稳定与经济进步；同时，协饷也有一定的负面影响，助长了新疆官员的惰性，使其逐渐丧失了财政上的进取精神，并制约了新疆经济发展的自主性。
关键词 新疆，建省，协饷，社会经济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14—0059—05
终清一代，新疆的财政与内地协饷关系密切。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平定准回两部以来，关外用款向赖内地协济”，有学者统计，自乾隆二十五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其总量竟达3.8亿余两之巨。协饷对于相对贫困的新疆来说，可谓财政命脉，不可或缺；对于财政日益困窘的清王朝而言，也同样是关乎国家大局的重要财政问题。
清代新疆的协饷，主要是为了解决新疆的军事、行政费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受到了学者们较多的关注。建省以来，新疆协饷的供应逐渐走向秩序化，年均数量比以前更大。除了满足正常的军政需要外，与前相比，协饷还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即深刻地影响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试就新疆建省以来的协饷状况，分析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与众方家探讨。
(三)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三年(191 1年)的新疆协饷情况
1901年，列强逼迫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为了偿付赔款，自光绪三十年起，甘新协饷被减为440万两，甘肃每年担负赔款30万两，新疆40万两，因而甘新两省共需解协饷370万两。其中新疆巡抚各标营俸饷等222.6万两，伊犁将军标营、满蒙旗营俸饷等34万两，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标营、满蒙旗营俸饷等18.855万两，关外历年裁节封存除减估外分储新疆藩库银27.545万两，即新疆共可得协饷303万两。这一时期，由于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频繁，如推行“新政”、编练新军等，军政费用激增，其数额往往突破上述预估数，如宣统三年陕甘总督预估该年新疆巡抚项下岁需银就达250.145万两，超出上述预估数。
二、协饷对新疆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
新疆对协饷的使用情况是：“军费最巨，教育、民政、财政、司法等又次之，官业、交涉、实业费最少。”以军、政为主，有利于稳固政局，巩固边防，这在经济条件落后的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有利于军、政的开展，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省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促进了战后社会生活的恢复与发展
新疆经历兵燹之后，地亩荒芜，人民离散。战争甫经结束，左宗棠即拣派可靠文武官员分赴各城，次第设立善后总分各局，进行各项战后恢复、重建工作，如清丈土地、招徕安插民众、散发农具牛籽等。此外，还于南疆各地设立蚕桑总分各局。后来刘锦棠又在全疆各地建立义塾77堂，招童授学。这些机构的建立与活动，有利于稳定战后秩序，恢复战后经济。新疆建省后，善后各局相继裁撤，但其未竟的善后工作还在继续，仍需大量的经费开销。这些开销主要来自“善后专款”，其数额据户部称“每次动拨数万数十万不等”，前后累计当为不小。到光绪十四、十五年，善后经费仍保持在7万两左右。这些经费对于新疆战后经济的恢复大有裨益。大量协饷进入新疆，还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协饷解决了基本的军政费用，使轻徭薄赋的政策成为可能。战后，新疆实行了较低的赋税征收政策，基本上按什一之例征收。建省后标准更低，光绪十三年征收的粮赋予光绪六年相比少了11万余石，该年新疆藩库入款仅12.3万余两。上述收入根本不敷新疆军政的需求。大量协饷进入新疆，担负起军政费用，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其次，大量协饷使新疆能够实行“以工代赈”的政策。建省初期，新疆开展了大量的水利、城垣工程建设。这些建设，大部分依靠勇丁之力，但同时“兼顾赤贫，以工代赈，蠲力役，绝摊派”。社会进行了大量建设，但未损及百姓生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战后的社会矛盾。这一切都是以大量协饷的输入为前提的。
再次，大量协饷的流入使建省初期的灾赈救助成为可能。光绪十年建省伊始，刘锦棠即请旨豁免了镇迪道历年民欠钱粮。建省初期的新疆灾荒不断：光绪十一年迪化各属普受旱灾；光绪十二年吐 鲁番厅属地方受虫、风灾；光绪十三年温宿州、乌什厅遭受水灾，拜城县遭水、雹灾，镇西厅遭受雪灾，绥来、济木萨尔、库尔喀喇乌苏庄稼被冻并受鼠灾，等等。当时社会生产正在恢复，民生艰难，如仍逼之以额粮，必会激化社会矛盾。正因为新疆的军政开支主依协饷，并不依赖极为有限的地方田赋杂税，所以灾情发生后，刘锦棠等对受灾地区的赋税或予蠲免，或予缓征，消除了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潜在因素。这既有益于维护清朝的统治，又有益于保障人民的生活，恢复社会生产。
(二)推动了城市建设
长年战争之后，新疆的大多数城池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战后城市的重建提上了新疆建设的日程。同时，新疆建省实现了行政制度的更张、勇营兵制向标营兵制的改革，各级行政建制纷纷建立，标营驻扎各地，各级文武官员治所所在地的城垣、衙署都须修复或另建。可见，体制的更张对城市建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如前所述，新疆年赋收入仅十余万两，毋论其他，即便全用于城市建设都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新疆主要靠请求清廷，饬令各省提拔“专款”，用于新疆的城市建设。新疆依靠专饷建设的城工与衙署，大致如下：
上述城垣与衙署的建设所耗专饷共计70余万两。此外，因完善统治职能的需要，光绪十三年“于新疆通省各厅、州、县照例额设文庙、武庙、文昌庙、社稷坛、神祗坛、先农坛、龙神祠一所，府治及各直隶州、直隶厅治并照例各设昭忠祠一所”。在各城中还兴修了学堂、监狱、仓廒等。这些建筑也是靠协饷而建的。
上述城市建设，使新疆原来的城市空间分布格局得到了很大改观，同时，城市的功能也更益完善，为后来的城市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而这一切与协饷则是密不可分的。
(三)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协饷是国家财政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建省以来，新疆协饷在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虽逐渐下降，但人均财政收入却始终高于全国的人均水平。上述光绪十一年甘新二省军饷达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此时值战后重建之际，暂且不论。以光绪十三年为例，是年新疆共有近124万人口，共得协饷230万两，藩库赋税收入12万余两二、十四，因而该年新疆的人均财政收入接近2两。而光绪十七年全国财政收入总计8968.4万两。人均国民财政收入只有0.2两左右。因此，新疆人均财政收入远高于全国水平，当为不争之事实。再加上新疆赋税“只有粮石，并无丁银，”人民负担较轻，因而总体说来，其购买力将高于内地人民。
当然，这些饷银并没有直接落入普通民众的手中，而是以军政费用的形式，一部分流入广大官兵之手，一部分则用于购置军政用品。限于当时的交通、金融条件，这些银两除了少数官员能将其辇载回籍外，大部分都就地消费，“宴饮豪奢，声乐耽好，工商交受其益”。军政部门的采购物多量大。并有大量协饷保障其支付能力，因而吸引了大量内地商人“辇关中财富以赡军实”。总之，因为大量协饷的涌入，新疆市面上白银充盈，官私购买力增强，创造了大量商机，从而推动了商业的繁荣。
长期战乱之后，新疆“旧时都会之地夷为灰烬，商旅裹足”，省城迪化“疮痍满目，无百金之贾、千贯之肆”。但因为建省前后源源而人的协饷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各地商人蜂拥而至。期间新疆官府积极引导，“招徕商旅，以蕃以殖”。建省二十余年后，燕晋湘鄂豫陕秦陇八大商帮形成，新疆步入商业繁荣时期。各城也因而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伊犁有小北京之号，迪化有小南京之目”。迪化前后能有如此巨变，源于商业之兴盛，而商业之兴盛则源于协饷之推动。可见“协饷不特足以维持军政费用，抑且可以繁荣社会。新疆之所以能有今日，不可谓与协饷无关”。
(四)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
左宗棠在督办新疆军务之初就认识到：“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而筹转运尤难于筹粮。”毋庸置疑，在没有便捷交通工具的条件下，大量协饷的运输的确是件费力、费时、费钱的差事。在这种情况下，承兑协饷的票号在新疆应运而生。
同治光绪年间，各地提供了大量协饷以供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之用。面对这一良机，票号迅速伸向西北各地，承担起部分协饷的汇解任务。据不完全统计，自同光军兴到1893年，各省交由票号汇兑陕、甘、新的协饷达460余万两。新疆建省的第二年即光绪十一年，山西平遥帮的三家票号即蔚丰厚、天成亨、协同庆在迪化成立，其业务主要是承兑协饷和新疆汇往内地的商业汇款。
票号在新疆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它是一种旧式的金融机构，但对于新疆来说仍是新鲜事物，是新疆金融汇兑事业的重要开端。票号的出现，使协饷的解拨快速便捷，节省了大量人力财力，有利于新疆的稳定，同时对商业的繁荣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票号的原动力正是大量协饷的输入。辛亥革命以后新疆协饷断绝，当地的票号因此深受打击。1913年协同庆首告歇业；天成亨转向商业汇兑并于1921年歇业；蔚丰厚于1916年吸收新股，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继续营业。这便从反面反映了出协饷对新疆早期金融业的深刻影响。
(五)推动了电报事业的发展
光绪十九年至光绪二十年，嘉峪关——迪化、吐鲁番——喀什噶尔、迪化——惠远、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台等电报线路依次建成，光绪三十年，迪化——古城的电线得以敷设，宣统二年，绥来——阿尔泰的电线予以连通。据统计，从光绪十八年至光绪三十年，为创设新疆东、南、北三路电报线，清政府共计投资60多万两白银。“新疆电报自创始以迄清亡，无论初创、扩展，还是维修防护，一切经费均由国家开支”，新疆当局只是承担了部分线路的“购运杆木之费”。由此可见，在上述新疆自有的财政收入下，如果没有清政府电报“专款”的投入，要想完成工程浩大的电报事业的建设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协饷对新疆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
建省以来，协饷成为新疆一项经常性、制度化了的财政来源，是其财政命脉。在满足新疆军政费用的需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它也对其社会经济产生了长期的、不易察觉的、但同样深刻的消极影响。
(一)助长了官员的情性，尤其是使其丧失了进行财政拓源和经济建设的积极进取性
尽管内地各省因种种情况都有拖欠，但终因新疆的催请、朝命的严饬，每年实际解新的协饷终可达七成以上。有了这笔稳定的、经常性的财政收入，疆吏们便可坐支其用，量入为出，勉强度日。因而财源的开辟、经济的发展就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官员逐渐因循守旧，惰性弥漫，无心理财。如盐税长期以来是我国的重要税源，新疆是产盐大省，但因建省后“协饷充足，毋庸他虑”，盐政未尝计及，直到20世纪初“新政繁兴，协饷不继”时才开始着手，这明显体现了新疆财政的滞后性。再如，在清末新政中，全国兴起了举办工业的浪潮， 新疆每年可得协饷二三百万两之巨，而仅办成寥寥几家，卓有成效者更少，其中除了地理、交通条件的限制外，上述随协饷而来的官员的惰性、进取心的弥散，当为一重要原因。
(二)协饷成为制约新疆发展的重要“瓶颈”
协饷是新疆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军政费用、主要建设都依赖于此。协饷如能按时拨解，则事务有条不紊，依次开展；如协饷欠解，则百务停顿，嗷嗷待哺。因此，协饷成为制约新疆发展的“瓶颈”。
自建省至清亡，由于清政府的腐朽与列强的侵略，协济新疆的内地十四省、四海关的经济日益紧蹙，经常自顾不暇，它们对新疆协饷的提供也就不可能总做到全额、及时。因此，自首任巡抚刘锦棠至末任巡抚袁大化，莫不受到需多饷绌、待米下锅的困扰。通读《刘襄勤公奏稿》，刘锦棠缺饷时的苦恼、等饷时的焦灼、追饷时的尴尬历历可见。
总体而言，协饷几乎年年欠解或逾期未至，从而严重地制约了新疆的经济建设与社会改革。光绪十年南疆各城工衙署建设全面展开，其专饷由户部饬令江西等七省、道限于该年五月如数交解，但到十一月时专饷仍未至，刘锦棠只能“仰屋兴嗟，莫名焦灼”地苦等。光绪十三年为新疆兵制由勇营改为标营、行粮改为坐粮的关键一年，而该年协饷逾期未至，以至“老勇不能去，新勇不能招，坐粮不能改”，延误了军事改革。由上可见，协饷是新疆的一块软肋，既不可或缺，更受其限制，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操于彼手。
建省以来，协饷作为一项经常性、制度化的财政收入，年均以银三百万两左右的额度，成为新疆最要的财政来源。辛亥革命后协饷基本断绝。1913年袁世凯以中央的名义，核准年协新疆60万元(即塔城12万元、伊犁24万元、迪化24万元)，但不从北京的国库中现款拨解，而是由新疆的中央专款(27万元)和官产变价(10万元)中予以抵拨。其性质、数额与清代协饷相比已有天壤之别。民国以来，除湖南都督谭延闿协济过新疆一次款项外，其余各省均未接济。中央对新疆的协饷制度就此终结。协饷制度对新疆人民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以至于他们仍将民国末年国民党中央对新疆的扶持款项热情地称为“协款”。
综上所述，协饷对新疆的影响有利有弊。它助长了新疆官员的惰性，使其逐渐丧失了财政、经济上的进取精神，制约了新疆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协饷承担了新疆巨额的军政费用，减轻了人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新疆城市、商业、金融、电报业的发展，并使一些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成为可能。两相比较，协饷对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显然是主要的。以前我们在研究协饷时着重强调其在供给军政费用、稳定边疆方面的作用，但协饷对于推进新疆社会进步，促进新疆经济繁荣的历史贡献，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责任编辑 王公悫
关键词 新疆，建省，协饷，社会经济
中图分类号 K24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08)14—0059—05
终清一代，新疆的财政与内地协饷关系密切。自乾隆二十四年(1759年)清朝“平定准回两部以来，关外用款向赖内地协济”，有学者统计，自乾隆二十五年到宣统三年(1911年)，其总量竟达3.8亿余两之巨。协饷对于相对贫困的新疆来说，可谓财政命脉，不可或缺；对于财政日益困窘的清王朝而言，也同样是关乎国家大局的重要财政问题。
清代新疆的协饷，主要是为了解决新疆的军事、行政费用，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也受到了学者们较多的关注。建省以来，新疆协饷的供应逐渐走向秩序化，年均数量比以前更大。除了满足正常的军政需要外，与前相比，协饷还产生了更为深远的影响，即深刻地影响了新疆社会经济的发展。本文试就新疆建省以来的协饷状况，分析其对社会经济的影响，以与众方家探讨。
(三)光绪三十年(1904年)至宣统三年(191 1年)的新疆协饷情况
1901年，列强逼迫中国签订了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清政府的财政更加困难。为了偿付赔款，自光绪三十年起，甘新协饷被减为440万两，甘肃每年担负赔款30万两，新疆40万两，因而甘新两省共需解协饷370万两。其中新疆巡抚各标营俸饷等222.6万两，伊犁将军标营、满蒙旗营俸饷等34万两，塔尔巴哈台参赞大臣标营、满蒙旗营俸饷等18.855万两，关外历年裁节封存除减估外分储新疆藩库银27.545万两，即新疆共可得协饷303万两。这一时期，由于新疆的政治、经济、军事活动频繁，如推行“新政”、编练新军等，军政费用激增，其数额往往突破上述预估数，如宣统三年陕甘总督预估该年新疆巡抚项下岁需银就达250.145万两，超出上述预估数。
二、协饷对新疆社会经济的积极影响
新疆对协饷的使用情况是：“军费最巨，教育、民政、财政、司法等又次之，官业、交涉、实业费最少。”以军、政为主，有利于稳固政局，巩固边防，这在经济条件落后的情况下是非常必要的，这不仅有利于军、政的开展，而且还有力地推动了新疆建省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
(一)促进了战后社会生活的恢复与发展
新疆经历兵燹之后，地亩荒芜，人民离散。战争甫经结束，左宗棠即拣派可靠文武官员分赴各城，次第设立善后总分各局，进行各项战后恢复、重建工作，如清丈土地、招徕安插民众、散发农具牛籽等。此外，还于南疆各地设立蚕桑总分各局。后来刘锦棠又在全疆各地建立义塾77堂，招童授学。这些机构的建立与活动，有利于稳定战后秩序，恢复战后经济。新疆建省后，善后各局相继裁撤，但其未竟的善后工作还在继续，仍需大量的经费开销。这些开销主要来自“善后专款”，其数额据户部称“每次动拨数万数十万不等”，前后累计当为不小。到光绪十四、十五年，善后经费仍保持在7万两左右。这些经费对于新疆战后经济的恢复大有裨益。大量协饷进入新疆，还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实现社会稳定，促进社会经济的发展。同时，协饷解决了基本的军政费用，使轻徭薄赋的政策成为可能。战后，新疆实行了较低的赋税征收政策，基本上按什一之例征收。建省后标准更低，光绪十三年征收的粮赋予光绪六年相比少了11万余石，该年新疆藩库入款仅12.3万余两。上述收入根本不敷新疆军政的需求。大量协饷进入新疆，担负起军政费用，减轻了人民的负担，有利于缓和社会矛盾，保障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
其次，大量协饷使新疆能够实行“以工代赈”的政策。建省初期，新疆开展了大量的水利、城垣工程建设。这些建设，大部分依靠勇丁之力，但同时“兼顾赤贫，以工代赈，蠲力役，绝摊派”。社会进行了大量建设，但未损及百姓生计，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战后的社会矛盾。这一切都是以大量协饷的输入为前提的。
再次，大量协饷的流入使建省初期的灾赈救助成为可能。光绪十年建省伊始，刘锦棠即请旨豁免了镇迪道历年民欠钱粮。建省初期的新疆灾荒不断：光绪十一年迪化各属普受旱灾；光绪十二年吐 鲁番厅属地方受虫、风灾；光绪十三年温宿州、乌什厅遭受水灾，拜城县遭水、雹灾，镇西厅遭受雪灾，绥来、济木萨尔、库尔喀喇乌苏庄稼被冻并受鼠灾，等等。当时社会生产正在恢复，民生艰难，如仍逼之以额粮，必会激化社会矛盾。正因为新疆的军政开支主依协饷，并不依赖极为有限的地方田赋杂税，所以灾情发生后，刘锦棠等对受灾地区的赋税或予蠲免，或予缓征，消除了可能引发社会矛盾的潜在因素。这既有益于维护清朝的统治，又有益于保障人民的生活，恢复社会生产。
(二)推动了城市建设
长年战争之后，新疆的大多数城池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毁，战后城市的重建提上了新疆建设的日程。同时，新疆建省实现了行政制度的更张、勇营兵制向标营兵制的改革，各级行政建制纷纷建立，标营驻扎各地，各级文武官员治所所在地的城垣、衙署都须修复或另建。可见，体制的更张对城市建设提出了更为迫切的要求。如前所述，新疆年赋收入仅十余万两，毋论其他，即便全用于城市建设都是杯水车薪。在这种情况下，新疆主要靠请求清廷，饬令各省提拔“专款”，用于新疆的城市建设。新疆依靠专饷建设的城工与衙署，大致如下：
上述城垣与衙署的建设所耗专饷共计70余万两。此外，因完善统治职能的需要，光绪十三年“于新疆通省各厅、州、县照例额设文庙、武庙、文昌庙、社稷坛、神祗坛、先农坛、龙神祠一所，府治及各直隶州、直隶厅治并照例各设昭忠祠一所”。在各城中还兴修了学堂、监狱、仓廒等。这些建筑也是靠协饷而建的。
上述城市建设，使新疆原来的城市空间分布格局得到了很大改观，同时，城市的功能也更益完善，为后来的城市建设奠定了良好基础。而这一切与协饷则是密不可分的。
(三)促进了商业的繁荣
协饷是国家财政收入再分配的一种形式。建省以来，新疆协饷在全国财政支出中的比重虽逐渐下降，但人均财政收入却始终高于全国的人均水平。上述光绪十一年甘新二省军饷达到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分之一，此时值战后重建之际，暂且不论。以光绪十三年为例，是年新疆共有近124万人口，共得协饷230万两，藩库赋税收入12万余两二、十四，因而该年新疆的人均财政收入接近2两。而光绪十七年全国财政收入总计8968.4万两。人均国民财政收入只有0.2两左右。因此，新疆人均财政收入远高于全国水平，当为不争之事实。再加上新疆赋税“只有粮石，并无丁银，”人民负担较轻，因而总体说来，其购买力将高于内地人民。
当然，这些饷银并没有直接落入普通民众的手中，而是以军政费用的形式，一部分流入广大官兵之手，一部分则用于购置军政用品。限于当时的交通、金融条件，这些银两除了少数官员能将其辇载回籍外，大部分都就地消费，“宴饮豪奢，声乐耽好，工商交受其益”。军政部门的采购物多量大。并有大量协饷保障其支付能力，因而吸引了大量内地商人“辇关中财富以赡军实”。总之，因为大量协饷的涌入，新疆市面上白银充盈，官私购买力增强，创造了大量商机，从而推动了商业的繁荣。
长期战乱之后，新疆“旧时都会之地夷为灰烬，商旅裹足”，省城迪化“疮痍满目，无百金之贾、千贯之肆”。但因为建省前后源源而人的协饷蕴含着巨大的商机，各地商人蜂拥而至。期间新疆官府积极引导，“招徕商旅，以蕃以殖”。建省二十余年后，燕晋湘鄂豫陕秦陇八大商帮形成，新疆步入商业繁荣时期。各城也因而呈现出繁荣的景象，“伊犁有小北京之号，迪化有小南京之目”。迪化前后能有如此巨变，源于商业之兴盛，而商业之兴盛则源于协饷之推动。可见“协饷不特足以维持军政费用，抑且可以繁荣社会。新疆之所以能有今日，不可谓与协饷无关”。
(四)推动了金融业的发展
左宗棠在督办新疆军务之初就认识到：“筹饷难于筹兵，筹粮难于筹饷，而筹转运尤难于筹粮。”毋庸置疑，在没有便捷交通工具的条件下，大量协饷的运输的确是件费力、费时、费钱的差事。在这种情况下，承兑协饷的票号在新疆应运而生。
同治光绪年间，各地提供了大量协饷以供镇压陕甘回民起义和平定新疆阿古柏叛乱之用。面对这一良机，票号迅速伸向西北各地，承担起部分协饷的汇解任务。据不完全统计，自同光军兴到1893年，各省交由票号汇兑陕、甘、新的协饷达460余万两。新疆建省的第二年即光绪十一年，山西平遥帮的三家票号即蔚丰厚、天成亨、协同庆在迪化成立，其业务主要是承兑协饷和新疆汇往内地的商业汇款。
票号在新疆的建立具有重要意义。尽管它是一种旧式的金融机构，但对于新疆来说仍是新鲜事物，是新疆金融汇兑事业的重要开端。票号的出现，使协饷的解拨快速便捷，节省了大量人力财力，有利于新疆的稳定，同时对商业的繁荣和发展也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而票号的原动力正是大量协饷的输入。辛亥革命以后新疆协饷断绝，当地的票号因此深受打击。1913年协同庆首告歇业；天成亨转向商业汇兑并于1921年歇业；蔚丰厚于1916年吸收新股，改组为蔚丰商业银行继续营业。这便从反面反映了出协饷对新疆早期金融业的深刻影响。
(五)推动了电报事业的发展
光绪十九年至光绪二十年，嘉峪关——迪化、吐鲁番——喀什噶尔、迪化——惠远、库尔喀喇乌苏——塔尔巴哈台等电报线路依次建成，光绪三十年，迪化——古城的电线得以敷设，宣统二年，绥来——阿尔泰的电线予以连通。据统计，从光绪十八年至光绪三十年，为创设新疆东、南、北三路电报线，清政府共计投资60多万两白银。“新疆电报自创始以迄清亡，无论初创、扩展，还是维修防护，一切经费均由国家开支”，新疆当局只是承担了部分线路的“购运杆木之费”。由此可见，在上述新疆自有的财政收入下，如果没有清政府电报“专款”的投入，要想完成工程浩大的电报事业的建设几乎是不可能的。
三、协饷对新疆社会经济的消极影响
建省以来，协饷成为新疆一项经常性、制度化了的财政来源，是其财政命脉。在满足新疆军政费用的需要、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的同时，它也对其社会经济产生了长期的、不易察觉的、但同样深刻的消极影响。
(一)助长了官员的情性，尤其是使其丧失了进行财政拓源和经济建设的积极进取性
尽管内地各省因种种情况都有拖欠，但终因新疆的催请、朝命的严饬，每年实际解新的协饷终可达七成以上。有了这笔稳定的、经常性的财政收入，疆吏们便可坐支其用，量入为出，勉强度日。因而财源的开辟、经济的发展就不是迫切需要解决的首要问题，官员逐渐因循守旧，惰性弥漫，无心理财。如盐税长期以来是我国的重要税源，新疆是产盐大省，但因建省后“协饷充足，毋庸他虑”，盐政未尝计及，直到20世纪初“新政繁兴，协饷不继”时才开始着手，这明显体现了新疆财政的滞后性。再如，在清末新政中，全国兴起了举办工业的浪潮， 新疆每年可得协饷二三百万两之巨，而仅办成寥寥几家，卓有成效者更少，其中除了地理、交通条件的限制外，上述随协饷而来的官员的惰性、进取心的弥散，当为一重要原因。
(二)协饷成为制约新疆发展的重要“瓶颈”
协饷是新疆最为重要的财政来源，军政费用、主要建设都依赖于此。协饷如能按时拨解，则事务有条不紊，依次开展；如协饷欠解，则百务停顿，嗷嗷待哺。因此，协饷成为制约新疆发展的“瓶颈”。
自建省至清亡，由于清政府的腐朽与列强的侵略，协济新疆的内地十四省、四海关的经济日益紧蹙，经常自顾不暇，它们对新疆协饷的提供也就不可能总做到全额、及时。因此，自首任巡抚刘锦棠至末任巡抚袁大化，莫不受到需多饷绌、待米下锅的困扰。通读《刘襄勤公奏稿》，刘锦棠缺饷时的苦恼、等饷时的焦灼、追饷时的尴尬历历可见。
总体而言，协饷几乎年年欠解或逾期未至，从而严重地制约了新疆的经济建设与社会改革。光绪十年南疆各城工衙署建设全面展开，其专饷由户部饬令江西等七省、道限于该年五月如数交解，但到十一月时专饷仍未至，刘锦棠只能“仰屋兴嗟，莫名焦灼”地苦等。光绪十三年为新疆兵制由勇营改为标营、行粮改为坐粮的关键一年，而该年协饷逾期未至，以至“老勇不能去，新勇不能招，坐粮不能改”，延误了军事改革。由上可见，协饷是新疆的一块软肋，既不可或缺，更受其限制，新疆经济、社会发展的主动权操于彼手。
建省以来，协饷作为一项经常性、制度化的财政收入，年均以银三百万两左右的额度，成为新疆最要的财政来源。辛亥革命后协饷基本断绝。1913年袁世凯以中央的名义，核准年协新疆60万元(即塔城12万元、伊犁24万元、迪化24万元)，但不从北京的国库中现款拨解，而是由新疆的中央专款(27万元)和官产变价(10万元)中予以抵拨。其性质、数额与清代协饷相比已有天壤之别。民国以来，除湖南都督谭延闿协济过新疆一次款项外，其余各省均未接济。中央对新疆的协饷制度就此终结。协饷制度对新疆人民的影响是十分深刻的，以至于他们仍将民国末年国民党中央对新疆的扶持款项热情地称为“协款”。
综上所述，协饷对新疆的影响有利有弊。它助长了新疆官员的惰性，使其逐渐丧失了财政、经济上的进取精神，制约了新疆发展经济的自主性，具有一定的负面影响。但是，协饷承担了新疆巨额的军政费用，减轻了人民负担，缓和了社会矛盾，推动了新疆城市、商业、金融、电报业的发展，并使一些社会福利政策的推行成为可能。两相比较，协饷对新疆社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显然是主要的。以前我们在研究协饷时着重强调其在供给军政费用、稳定边疆方面的作用，但协饷对于推进新疆社会进步，促进新疆经济繁荣的历史贡献，更值得我们认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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