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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12月21日,智利在南极的科考站奥伊金斯基地有36人被确认感染新冠病毒。这意味着全球七大洲都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
依据南极国际法采取防疫措施
据英国《卫报》报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南极大陆上的各国科考站都部署了防疫工作:撤回驻南极科考站的“非必要人员”;所有登陆南极的人员必须先实施隔离,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科考站的人员必须保持社交距离,同一科考站内同时用餐的人数受到限制,每桌最多不能超过4人;一些科考站内的人员被要求佩戴口罩;部分国际合作、实验和实地考察项目被取消,保留的项目只允许开展基础性工作,例如简单的数据收集;暂停所有赴南极旅游的项目。
各国的上述防疫行动,是在南极国际法的框架下实施的。南极国际法是一个区域性国际法律体系,以1959年生效的《南极条约》为核心,包括多个与南极相关的条约,例如1964年生效的《南极动植物养护议定措施》、1972年生效的《南极海豹保护公约》、1980年生效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以及1991年生效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等,还包括历届南极问题国际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南极国际法体系秉持的主要原则是和平、科学和环境保护,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确立了南极国际法体系在国际社会中的法律地位。
《南极条约》的签约国承诺开展国际合作,主要集中在科学数据交流互通、科技人才相互学习经验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事务性合作三个方面。在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COMNAP)基于《南极条约》中的第三方面内容——“国际组织之间的事务性合作”,敦促各国采取防疫行动,减少科研人员到南极的考察和科研活动,并中止赴南极旅游的项目。
缺乏危机应急管理机制
既然各国都采取了防疫措施,而且南极在地缘上与全球其他地区几乎隔绝,那里为什么没能成为人类防疫“最后的净土”呢?
据俄罗斯《观点报》报道,2020年底,北半球进入冬季,南半球则进入夏季。各国南极科考站的人员有所增加,而防疫工作难免出现松懈。
以暴发疫情的智利奥伊金斯基地为例。该基地驻扎人数的高峰期在南半球夏季(每年12月至次年2月),最多可达50人,包括科研人员、军方人员和站务工作者。而在南半球冬季(每年6—8月),该基地一般只驻扎约10人。
2020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期间,智利海军的两栖突袭舰“阿迪亚中士”号到访奥伊金斯基地进行支援补给。任务完成返回智利后,舰上的3名人员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智利军方表示,“阿迪亚中士”号在出航之前,对全舰208名官兵进行了检测,显示结果皆为阴性。因此,智利军方怀疑传染源在奥伊金斯基地——这与夏季该基地人员较多、活动较频繁不无关系。12月21日,奥伊金斯基地确认有36人感染新冠肺炎。
俄《观点报》指出,除了季节和人员数量的因素,南极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律制度上的缺失——南极国际法体系中缺乏有约束力的危机应急管理机制。
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3月宣布新冠肺炎暴发全球大流行。但直到2020年8月,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才在《南极条约》框架下,敦促各国南极科考站采取防疫措施,而且各国采取的防疫措施缺乏统一性。
中国的措施最为果断有力——其南极科考基地长城站在2020年3月就关闭了,禁止旅游团来访,并禁止外来车辆及人员进入站区。
其他国家虽然减少了驻南极科考站的人员数量,并将重要的科考任务推迟到2021年至2022年,但仍然维持人员轮换和物资补给。需要指出的是,各国前往南极的科研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般都把靠近南极的智利、南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港口作为中转站,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
在这些国家中,只有英国考虑到这方面的风险,不仅大幅削减了派往南极科考站进行轮换的人员数量,而且让科学家和工作人员搭乘提供物资补给的科考船,从英国港口出发直航南极,不再通过智利、南非等国的港口中转。
《观点报》指出,如果南极国际法体系中有完善的危机应急管理机制,那么各国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协同行动,而不是按照各自的时间表和风险评估结果采取措施,这无疑可以将南极暴发疫情的风险降到最低。
据美联社报道,奥伊金斯基地是1948年由智利南极探险队创立的,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南极基地之一。在该基地的36名新冠肺炎患者中,26人为在基地内服役执勤的军人,另外10人是承担站务工作的人员。在确定检测结果为阳性之后,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员全部从南极基地撤出,转移到智利南部大城市蓬塔阿雷纳斯进行隔离。智利官方正在对疫情暴发的原因进行调查。
奥伊金斯基地的疫情会不会扩散,还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地球“最后一块净土”的防疫战已经打响。各国不能因为疫情而將所有的科考站都一关了之,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南极的相关科研工作——包括最重要的气候变化监测与预警工作——都将面临全面停摆的危机。各国的南极科考站必须留下少量人员驻守,维持科考站运转,而研究项目和学术研讨会只能取消或无限期推迟。
美联社指出,“与世隔绝”的南极轻易不会遭到病毒入侵,但也正因为“与世隔绝”,一旦暴发疫情,南极的防疫工作将面临很大困难。各国科考站的医疗资源匮乏,难以应对紧急事态,没有足够的医院和病床收治患者,只能将他们迅速转移出来。另外,补给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靠港船只的数量减少,各国只能用飞机定期向南极各站点投送物资。
南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汉恩·尼尔森教授指出,南极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仅影响人类在南极大陆的科考和观光活动,也意味着当地的野生动物面临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世界上其他地区已经出现了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案例,南极的企鹅种群也面临被感染的风险。《南极条约》第9条规定:必须保护南极的环境,尤其是保护生物资源。作为《南极条约》附属文件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和《南极动植物养护议定措施》,将南极确定为“特别自然保护区”,要求各国在保护动植物资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研究和利用。这些规定的主旨是维护南极的生态平衡,禁止任何破坏动植物生存环境的行为,并列举了特别保护物种——企鹅、海豹等。
汉恩·尼尔森教授指出,智利应该对暴发疫情的基地进行消杀,之后进行环境采样以评估消杀效果。南极地区的消杀工作只能在科考站的站区内进行,在野外是无法操作的。不过,智利有义务对其基地附近的企鹅进行病毒采样检测,并将获得的信息公开,以便国际社会分析疫情对于南极企鹅种群的影响。
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这一事件提醒人们,有必要完善南极国际法体系中的环境及生物资源损害赔偿责任制度。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第6条规定,只要证明对南极环境及生物资源的损害是因某个主体的行为造成的,并且该损害是南极国际法体系所不允许的,那么不管行为主体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人类的科考和旅游活动范围早已延伸到南极地区,把毒病传入这片大陆的可能是某个国家科考站的人员,该国应该作为责任主体,对因科考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弥补。但是,上述议定书的规定比较笼统,缺乏细则,即便能找到承担责任的主体——损害南极环境和生物资源的国家、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也难以确定具体的赔偿责任。
报道呼吁完善南极环境保护机制,明确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世界各国应共同监管南极,着重监督针对南极的破坏行为,令损害主体采取“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的措施。责任主体必须明确破坏结果,并尽可能地对其恢复原状,国际社会应要求其赔偿损失,并且在恢复原状的基础上增加其保护南极环境的责任。例如,要求责任组织或国家追加更多投资,用于南极环境和生物资源的保护。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给人类带来长久的生存环境和无限的财富,保护南極地区环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除了南极国际法体系中的各签约国之外,全球其他国家也需要明确,人类在南极地区的索取和付出应该是对等的,这样才能形成循环利用、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模式。
编辑:姚志刚 winter-y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