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0年12月21日，智利在南极的科考站奥伊金斯基地有36人被确认感染新冠病毒。这意味着全球七大洲都暴发了新冠肺炎疫情。

依据南极国际法采取防疫措施

　　据英国《卫报》报道，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后，南极大陆上的各国科考站都部署了防疫工作：撤回驻南极科考站的“非必要人员”;所有登陆南极的人员必须先实施隔离，进行新冠病毒检测;科考站的人员必须保持社交距离，同一科考站内同时用餐的人数受到限制，每桌最多不能超过4人;一些科考站内的人员被要求佩戴口罩;部分国际合作、实验和实地考察项目被取消，保留的项目只允许开展基础性工作，例如简单的数据收集;暂停所有赴南极旅游的项目。
　　各国的上述防疫行动，是在南极国际法的框架下实施的。南极国际法是一个区域性国际法律体系，以1959年生效的《南极条约》为核心，包括多个与南极相关的条约，例如1964年生效的《南极动植物养护议定措施》、1972年生效的《南极海豹保护公约》、1980年生效的《南极海洋生物资源养护公约》以及1991年生效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等，还包括历届南极问题国际会议通过的一系列决议。南极国际法体系秉持的主要原则是和平、科学和环境保护，得到国际社会的普遍认可，确立了南极国际法体系在国际社会中的法律地位。
　　《南极条约》的签约国承诺开展国际合作，主要集中在科学数据交流互通、科技人才相互学习经验以及国际组织之间的事务性合作三个方面。在全球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背景下，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COMNAP）基于《南极条约》中的第三方面内容——“国际组织之间的事务性合作”，敦促各国采取防疫行动，减少科研人员到南极的考察和科研活动，并中止赴南极旅游的项目。

缺乏危机应急管理机制

　　既然各国都采取了防疫措施，而且南极在地缘上与全球其他地区几乎隔绝，那里为什么没能成为人类防疫“最后的净土”呢？
　　据俄罗斯《观点报》报道，2020年底，北半球进入冬季，南半球则进入夏季。各国南极科考站的人员有所增加，而防疫工作难免出现松懈。
　　以暴发疫情的智利奥伊金斯基地为例。该基地驻扎人数的高峰期在南半球夏季（每年12月至次年2月），最多可达50人，包括科研人员、军方人员和站务工作者。而在南半球冬季（每年6—8月），该基地一般只驻扎约10人。
　　2020年11月27日至12月10日期间，智利海军的两栖突袭舰“阿迪亚中士”号到访奥伊金斯基地进行支援补给。任务完成返回智利后，舰上的3名人员被确诊感染了新冠病毒。智利军方表示，“阿迪亚中士”号在出航之前，对全舰208名官兵进行了检测，显示结果皆为阴性。因此，智利军方怀疑传染源在奥伊金斯基地——这与夏季该基地人员较多、活动较频繁不无关系。12月21日，奥伊金斯基地确认有36人感染新冠肺炎。
　　俄《观点报》指出，除了季节和人员数量的因素，南极暴发新冠肺炎疫情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法律制度上的缺失——南极国际法体系中缺乏有约束力的危机应急管理机制。
　　世界卫生组织于2020年3月宣布新冠肺炎暴发全球大流行。但直到2020年8月，国家南极局局长理事会才在《南极条约》框架下，敦促各国南极科考站采取防疫措施，而且各国采取的防疫措施缺乏统一性。
　　中国的措施最为果断有力——其南极科考基地长城站在2020年3月就关闭了，禁止旅游团来访，并禁止外来车辆及人员进入站区。
　　其他国家虽然减少了驻南极科考站的人员数量，并将重要的科考任务推迟到2021年至2022年，但仍然维持人员轮换和物资补给。需要指出的是，各国前往南极的科研人员和工作人员，一般都把靠近南极的智利、南非、新西兰和澳大利亚等国的港口作为中转站，这在一定程度上增大了病毒传播的风险。
　　在这些国家中，只有英国考虑到这方面的风险，不仅大幅削减了派往南极科考站进行轮换的人员数量，而且让科学家和工作人员搭乘提供物资补给的科考船，从英国港口出发直航南极，不再通过智利、南非等国的港口中转。
　　《观点报》指出，如果南极国际法体系中有完善的危机应急管理机制，那么各国就能够在第一时间协同行动，而不是按照各自的时间表和风险评估结果采取措施，这无疑可以将南极暴发疫情的风险降到最低。
　　据美联社报道，奥伊金斯基地是1948年由智利南极探险队创立的，也是历史最悠久的南极基地之一。在该基地的36名新冠肺炎患者中，26人为在基地内服役执勤的军人，另外10人是承担站务工作的人员。在确定检测结果为阳性之后，感染新冠病毒的人员全部从南极基地撤出，转移到智利南部大城市蓬塔阿雷纳斯进行隔离。智利官方正在对疫情暴发的原因进行调查。
　　奥伊金斯基地的疫情会不会扩散，还有待观察。但无论如何，地球“最后一块净土”的防疫战已经打响。各国不能因为疫情而將所有的科考站都一关了之，因为如果那样的话，南极的相关科研工作——包括最重要的气候变化监测与预警工作——都将面临全面停摆的危机。各国的南极科考站必须留下少量人员驻守，维持科考站运转，而研究项目和学术研讨会只能取消或无限期推迟。
　　美联社指出，“与世隔绝”的南极轻易不会遭到病毒入侵，但也正因为“与世隔绝”，一旦暴发疫情，南极的防疫工作将面临很大困难。各国科考站的医疗资源匮乏，难以应对紧急事态，没有足够的医院和病床收治患者，只能将他们迅速转移出来。另外，补给也是一个大问题，因为靠港船只的数量减少，各国只能用飞机定期向南极各站点投送物资。

南极环境损害赔偿责任

　　澳大利亚塔斯马尼亚大学的汉恩·尼尔森教授指出，南极出现新冠肺炎确诊病例，不仅影响人类在南极大陆的科考和观光活动，也意味着当地的野生动物面临感染新冠病毒的风险。世界上其他地区已经出现了动物感染新冠病毒的案例，南极的企鹅种群也面临被感染的风险。
　　《南极条约》第9条规定：必须保护南极的环境，尤其是保护生物资源。作为《南极条约》附属文件的《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和《南极动植物养护议定措施》，将南极确定为“特别自然保护区”，要求各国在保护动植物资源的基础上，对其进行合理的开发、研究和利用。这些规定的主旨是维护南极的生态平衡，禁止任何破坏动植物生存环境的行为，并列举了特别保护物种——企鹅、海豹等。
　　汉恩·尼尔森教授指出，智利应该对暴发疫情的基地进行消杀，之后进行环境采样以评估消杀效果。南极地区的消杀工作只能在科考站的站区内进行，在野外是无法操作的。不过，智利有义务对其基地附近的企鹅进行病毒采样检测，并将获得的信息公开，以便国际社会分析疫情对于南极企鹅种群的影响。
　　据《澳大利亚人报》报道，这一事件提醒人们，有必要完善南极国际法体系中的环境及生物资源损害赔偿责任制度。
　　《关于环境保护的南极条约议定书》第6条规定，只要证明对南极环境及生物资源的损害是因某个主体的行为造成的，并且该损害是南极国际法体系所不允许的，那么不管行为主体主观上是否具有过错，都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人类的科考和旅游活动范围早已延伸到南极地区，把毒病传入这片大陆的可能是某个国家科考站的人员，该国应该作为责任主体，对因科考行为造成的损害进行弥补。但是，上述议定书的规定比较笼统，缺乏细则，即便能找到承担责任的主体——损害南极环境和生物资源的国家、法人组织或者自然人，也难以确定具体的赔偿责任。
　　报道呼吁完善南极环境保护机制，明确环境损害赔偿责任。世界各国应共同监管南极，着重监督针对南极的破坏行为，令损害主体采取“恢复原状 赔偿损失”的措施。责任主体必须明确破坏结果，并尽可能地对其恢复原状，国际社会应要求其赔偿损失，并且在恢复原状的基础上增加其保护南极环境的责任。例如，要求责任组织或国家追加更多投资，用于南极环境和生物资源的保护。
　　人与自然和谐相处才能给人类带来长久的生存环境和无限的财富，保护南極地区环境是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题中之义和必然要求。除了南极国际法体系中的各签约国之外，全球其他国家也需要明确，人类在南极地区的索取和付出应该是对等的，这样才能形成循环利用、可持续发展的良性模式。
　　编辑：姚志刚 winter-yao@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