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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三十年来，产业升级一直是中国各级政府努力推动，又成效不甚显著的工作。这一过程中，有一些理论认识问题需要解决，核心是产业升级内在规律是什么。围绕这一问题，从产业升级的实际经验及理论认识两方面展开讨论，以期寻求中国在产业升级中的基本思路和政策选择。
关键词：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经济改革；企业创新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044-02
一、全球高科技产业格局的演变
20世纪末，美国各界笼罩着一股忧虑情绪，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主导地位的前景感到非常担心。原因是在全球一体化、新兴国家崛起背景下，海外研发、制造业的竞争力迅速提升，美国出现了科技人才、研发活动外流的现象。这些年的情况表明，这种忧虑得到了部分验证。全球高科技产业格局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也有一些没有改变。变化的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一些传统领域和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主导地位在被弱化；没有改变的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基础仍然雄厚，其地位并没有受到根本动摇。
在计算机、软件产业，全球计算机产业的格局是，计算机部件（概念设计和产品规划）的研发活动集中在美国、日本；计算机应用研发及新平台开发（尤其笔记本）集中在台湾；成熟产品（台式计算机）开发及主要制造及维护活动在中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仍占据产业的高端位置。目前，虽然全球这个产业的创新活动很活跃，但是基本仍然在美国微软、英特的框架内开展。软件业产业的基本格局是：美国在软件包、软件服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有逐步下降的趋势。软件服务提供商主要在印度，软件逻辑、布局及开发主要在爱尔兰，产品开发及研发在以色列。但是，目前创新性软件开发活动（以专利衡量）仍然集中在美国。
在制药及生物技术产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制药产业的研发投资出现外流现象，主要流向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生物技术兴起、国外同业竞争加剧，产业创新活动（研发投资和专利衡量）开始活跃。美国、欧洲和日本是这些创新活动主要源发地。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科技工程能力增强，以及产业组织垂直专业化的深化，创新活动也开始向这些地区扩散。这种扩散主要集中在制造过程、诊断试验管理领域。目前的制药业研发活动的扩散与20世纪90年代软件业的情况类似。但是迄今为止，在全球制药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中，美国公司仍然占主导地位，标志是研发投资规模，市场吸引力在全球居首位。生物技术产业的基本格局：产业涵盖生物医药、工业制造、农业生物技术诸领域，生物医药是主导产业。产业分布以美国及西欧国家为主。
二、对产业格局演变的实践总结
在全球经济格局巨变，美国高科技产业遭受前所未有挑战的情况下，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的产业地位得以维持，甚至继续引领全球产业升级的方向呢？美国政策部门对其中的“变与不变”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变化”来自四个方面，首先是海外创新能力提高，表现在：（1）新产品设计及开发能力提高；（2）科技及工程技术人员数量增加；（3）制造业（如汽车、计算机等）在全球市场地位凸显；（4）若干研发中心（如班加罗尔、上海、新竹）影响提升。其次是海外制造业扩张。这些扩张有些由美国公司主导，更多则是当地自主研发的结果。前者体现在生物、半导体等行业，后者体现在汽车、计算机等行业，尤其在中国、台湾、韩国地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客观上都带动了这些行业在当地的发展。第三是海外高科技产品需求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东亚地区最为显著，表现在消费需求范围扩大和成熟度提高。最明显的是软件、半导体和计算机产业产品，其中一些产品的需求市场已经超过美国，甚至有更高级的特点。第四是产业组织的创新。最突出的是垂直专业化的扩大和深化带来更多的联系和机会。“不变”的是导致美国竞争力的基础仍然稳固，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由此可以看到的是：21世纪后，在全球高度一体化下，一国产业的格局及走向，需要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观察和评价。因为一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仅是国内软硬件实力的综合反映，也是各国间综合实力对比的体现。所以，体现在产业上的水平和提升，需要各方面，尤其是软实力的综合配合。
三、产业格局及其走向的理论解释
那么，一国的产业是如何走向高端的？又是如何保持持续的升级能力的？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什么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的路径是什么、如何衡量产业升级的进程。第一个问题涉及产业升级的内涵。研究的代表人物有Porter、Gereffi、Humphrey等。Porter（1990）认为产业升级是一种要素转移，使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获得充裕的资源禀赋，依托比较优势发展的过程。Gereffi（1998）将产业升级定义为，企业向高利润或资本、技术密集型实体发展的过程，并总结了升级的四种形式：产品从简单向复杂的转化；经济活动从贴牌、自主品牌向自主设计方向的发展；产品高附加价值化，以及供应链前后联系的加强；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变化。在此基础上，Humphrey（2004）从企业的生产流程、产品、在价值链中的功能、价值链上各部门关系四个角度提出了企业升级的不同方式。第二个问题涉及产业升级的路径。这方面研究大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主要探讨升级的动力、驱动因素、机制机理等内容。代表人物有Gereffi、Pipkin、Lall、Pickles et al 等。这些学者从企业和制度层面开展研究。在企业层面，Gereffi（1999）研究提出了影响企业从而产业升级的三个因素：主导企业的学习效应；社会需求的驱动效应；有胜劣汰的挤出效应。Pipkin（2008）提出企业信誉、经营稳定、制造能力是升级的三个前提条件；而国际贸易条件、教育、社会体制是升级的三个要素。在制度层面，Lall（1994）指出产业升级依赖于政府目标，以及为产业及企业制定的扶持和管制政策。Pickles et al等学者通过对欧洲、北美和南亚等国的研究，也看到了体制结构、政策环境对产业升级的意义。第三问题涉及产业升级的衡量。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指标及指标体系，确定产业升级的位置或水平、及预测未来的升级趋向。Kaplinks（2005）等提出产品指数的概念，以此来衡量产业升级。公式为：PUQ（产品升级指数）= dp%X（X部门产品价格变化与价格平均变化的偏离率）+ MSX（X部门市场份额的变化率）。若两个变化率同时上升，则表示产业处于升级中。有的研究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出发，有代表性是Hoffmann（1931）系数，钱纳里和赛尔昆（1975）的产业结构模式。 归纳上述研究可以看到以下几点：首先，产业升级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支撑系统。这个系统需要具备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诸多良性互动的因素。这些因素的核心是制度，其功能是为产业升级提供土壤或环境。在这种土壤或环境中，会形成一系列文化和法则的力量，自然衍生出无数的经济体及其行为，以及这些经济体和行为的自我优化过程。由此，行业、产业不断优化、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升级需要从上而下的拉动。其次，企业始终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因为企业始升级的行动者。产业由众多的经济体或企业组成。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勇于、乐于向产业高端挺进的时候，该产业也就处于不断升级中。而企业向产业高端挺进过程及结果，实际是企业寻求自我生存、发展，走向成功的复产品。所以，这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产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升级又是自下而上推动的结果。第三，在全球产业升级过程中，没有各国普遍适用的统一的模式。这是由各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渊源不同造成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产业升级中，可以随心所欲，没有需要遵循的普遍规律和规则。综合各国实践可以看到，市场体系是共同需要的东西。在市场体系越成熟的地方，产业的位置越高，产业升级越容易见效；在市场体系不完善的地方，产业大多处于较低位置，产业升级也难以奏效。
四、中国产业升级理论的再认识，实践再检讨
三十年前中国启动了改革进程。在这一进程指引下，中国经济创造了全球持续高增长的奇迹，但是与之对应，产业升级却没有相应的辉煌，甚至出现举步维艰状况。目前，无论从附加值、技术水平、创新力、竞争力等指标的变化看；还是从中国相关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变化看，目前中国产业在绝对和相对水平上都仍然处在较低水平。经济增速和产业升级的这种不协调与多重因素有关，一个基本因素是我们在理论研究乃至政策实践方面有严重误区。理论认识上表现为将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混为一谈；政策实践中表现为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忽视产业升级，以结构调整替代产业升级。理论上，产业升级一般被认为有两个特征：一个是产业由低技术、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的演变。另一个是社会需求变迁始终是主线，产业只是围绕其前后演变，随之逐步升级。产业升级本质上是以某一个行业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各行业演变所导致的整个产业的演变。产业结构升级则通常是一个产业内的行业构成的变化。通过行业构成变化，行业相互关联性得到均衡和优化，实现资源配置、使用效率的提升。在结构变化中，行业自身的特质，如技术水平、附加价值也会随着产业结构的改善而提升。实践上，这两个概念业的根本区别。以钢铁行业为例，产业升级是通过对软硬件环境的改造，推动钢铁行业不断提升技术水平、附加价值，适应外部需求的变化，走上新的发展阶段。所以，升级过程是行业苦练内功的过程，以行业内在素质的提升带动产业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在当下较为流行的做法往往是产业结构调整。这种结构调整的典型就是“腾笼换鸟”，也就是将落后行业替换出去，植入有高技术、高附加值行业，形成靓丽的产业结构。由此可见，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功能不同，两者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不应相互混淆和替代。产业升级更多是一个微观、市场概念，是一个自下而上传递，需要适宜市场及政策环境才能生长的过程。试图用产业结构调整替代产业升级，试图用行政的力量替代企业的力量，乃至在产业升级上面临困境，本质上是因为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而造成的无奈选择。
关键词：产业升级；结构调整；经济改革；企业创新
中图分类号：F260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3-291X（2014）09-0044-02
一、全球高科技产业格局的演变
20世纪末，美国各界笼罩着一股忧虑情绪，对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主导地位的前景感到非常担心。原因是在全球一体化、新兴国家崛起背景下，海外研发、制造业的竞争力迅速提升，美国出现了科技人才、研发活动外流的现象。这些年的情况表明，这种忧虑得到了部分验证。全球高科技产业格局确实出现了一些变化，但是也有一些没有改变。变化的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一些传统领域和地位开始受到挑战，主导地位在被弱化；没有改变的是，美国高科技产业的基础仍然雄厚，其地位并没有受到根本动摇。
在计算机、软件产业，全球计算机产业的格局是，计算机部件（概念设计和产品规划）的研发活动集中在美国、日本；计算机应用研发及新平台开发（尤其笔记本）集中在台湾；成熟产品（台式计算机）开发及主要制造及维护活动在中国。美国等发达经济体仍占据产业的高端位置。目前，虽然全球这个产业的创新活动很活跃，但是基本仍然在美国微软、英特的框架内开展。软件业产业的基本格局是：美国在软件包、软件服务中占据主导地位，但是有逐步下降的趋势。软件服务提供商主要在印度，软件逻辑、布局及开发主要在爱尔兰，产品开发及研发在以色列。但是，目前创新性软件开发活动（以专利衡量）仍然集中在美国。
在制药及生物技术产业，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制药产业的研发投资出现外流现象，主要流向欧洲、日本等发达经济体。20世纪90年代以后，随着生物技术兴起、国外同业竞争加剧，产业创新活动（研发投资和专利衡量）开始活跃。美国、欧洲和日本是这些创新活动主要源发地。随着中国、印度等国家科技工程能力增强，以及产业组织垂直专业化的深化，创新活动也开始向这些地区扩散。这种扩散主要集中在制造过程、诊断试验管理领域。目前的制药业研发活动的扩散与20世纪90年代软件业的情况类似。但是迄今为止，在全球制药产业的研发、创新活动中，美国公司仍然占主导地位，标志是研发投资规模，市场吸引力在全球居首位。生物技术产业的基本格局：产业涵盖生物医药、工业制造、农业生物技术诸领域，生物医药是主导产业。产业分布以美国及西欧国家为主。
二、对产业格局演变的实践总结
在全球经济格局巨变，美国高科技产业遭受前所未有挑战的情况下，是什么因素导致美国的产业地位得以维持，甚至继续引领全球产业升级的方向呢？美国政策部门对其中的“变与不变”进行了分析。他们指出，“变化”来自四个方面，首先是海外创新能力提高，表现在：（1）新产品设计及开发能力提高；（2）科技及工程技术人员数量增加；（3）制造业（如汽车、计算机等）在全球市场地位凸显；（4）若干研发中心（如班加罗尔、上海、新竹）影响提升。其次是海外制造业扩张。这些扩张有些由美国公司主导，更多则是当地自主研发的结果。前者体现在生物、半导体等行业，后者体现在汽车、计算机等行业，尤其在中国、台湾、韩国地区。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客观上都带动了这些行业在当地的发展。第三是海外高科技产品需求市场的变化。这种变化在东亚地区最为显著，表现在消费需求范围扩大和成熟度提高。最明显的是软件、半导体和计算机产业产品，其中一些产品的需求市场已经超过美国，甚至有更高级的特点。第四是产业组织的创新。最突出的是垂直专业化的扩大和深化带来更多的联系和机会。“不变”的是导致美国竞争力的基础仍然稳固，是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由此可以看到的是：21世纪后，在全球高度一体化下，一国产业的格局及走向，需要在全球视野下进行观察和评价。因为一国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地位不仅是国内软硬件实力的综合反映，也是各国间综合实力对比的体现。所以，体现在产业上的水平和提升，需要各方面，尤其是软实力的综合配合。
三、产业格局及其走向的理论解释
那么，一国的产业是如何走向高端的？又是如何保持持续的升级能力的？长期以来，各国学者对此展开了研究。这些研究主要围绕三个问题展开：什么是产业升级、产业升级的路径是什么、如何衡量产业升级的进程。第一个问题涉及产业升级的内涵。研究的代表人物有Porter、Gereffi、Humphrey等。Porter（1990）认为产业升级是一种要素转移，使资本和技术密集产业获得充裕的资源禀赋，依托比较优势发展的过程。Gereffi（1998）将产业升级定义为，企业向高利润或资本、技术密集型实体发展的过程，并总结了升级的四种形式：产品从简单向复杂的转化；经济活动从贴牌、自主品牌向自主设计方向的发展；产品高附加价值化，以及供应链前后联系的加强；企业从劳动密集型向资本技术密集型的变化。在此基础上，Humphrey（2004）从企业的生产流程、产品、在价值链中的功能、价值链上各部门关系四个角度提出了企业升级的不同方式。第二个问题涉及产业升级的路径。这方面研究大多采用实证研究的方法，主要探讨升级的动力、驱动因素、机制机理等内容。代表人物有Gereffi、Pipkin、Lall、Pickles et al 等。这些学者从企业和制度层面开展研究。在企业层面，Gereffi（1999）研究提出了影响企业从而产业升级的三个因素：主导企业的学习效应；社会需求的驱动效应；有胜劣汰的挤出效应。Pipkin（2008）提出企业信誉、经营稳定、制造能力是升级的三个前提条件；而国际贸易条件、教育、社会体制是升级的三个要素。在制度层面，Lall（1994）指出产业升级依赖于政府目标，以及为产业及企业制定的扶持和管制政策。Pickles et al等学者通过对欧洲、北美和南亚等国的研究，也看到了体制结构、政策环境对产业升级的意义。第三问题涉及产业升级的衡量。这项研究的主要内容是通过指标及指标体系，确定产业升级的位置或水平、及预测未来的升级趋向。Kaplinks（2005）等提出产品指数的概念，以此来衡量产业升级。公式为：PUQ（产品升级指数）= dp%X（X部门产品价格变化与价格平均变化的偏离率）+ MSX（X部门市场份额的变化率）。若两个变化率同时上升，则表示产业处于升级中。有的研究从产业结构的角度出发，有代表性是Hoffmann（1931）系数，钱纳里和赛尔昆（1975）的产业结构模式。 归纳上述研究可以看到以下几点：首先，产业升级需要一个非常复杂的支撑系统。这个系统需要具备微观、中观和宏观层面的诸多良性互动的因素。这些因素的核心是制度，其功能是为产业升级提供土壤或环境。在这种土壤或环境中，会形成一系列文化和法则的力量，自然衍生出无数的经济体及其行为，以及这些经济体和行为的自我优化过程。由此，行业、产业不断优化、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升级需要从上而下的拉动。其次，企业始终是产业升级的核心，因为企业始升级的行动者。产业由众多的经济体或企业组成。当越来越多的企业勇于、乐于向产业高端挺进的时候，该产业也就处于不断升级中。而企业向产业高端挺进过程及结果，实际是企业寻求自我生存、发展，走向成功的复产品。所以，这是“主观为自己、客观为产业”的过程。从这个意义上讲，产业升级又是自下而上推动的结果。第三，在全球产业升级过程中，没有各国普遍适用的统一的模式。这是由各国的历史，尤其是文化渊源不同造成的。但是，这并不是说在产业升级中，可以随心所欲，没有需要遵循的普遍规律和规则。综合各国实践可以看到，市场体系是共同需要的东西。在市场体系越成熟的地方，产业的位置越高，产业升级越容易见效；在市场体系不完善的地方，产业大多处于较低位置，产业升级也难以奏效。
四、中国产业升级理论的再认识，实践再检讨
三十年前中国启动了改革进程。在这一进程指引下，中国经济创造了全球持续高增长的奇迹，但是与之对应，产业升级却没有相应的辉煌，甚至出现举步维艰状况。目前，无论从附加值、技术水平、创新力、竞争力等指标的变化看；还是从中国相关产业在全球产业链中的位置变化看，目前中国产业在绝对和相对水平上都仍然处在较低水平。经济增速和产业升级的这种不协调与多重因素有关，一个基本因素是我们在理论研究乃至政策实践方面有严重误区。理论认识上表现为将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混为一谈；政策实践中表现为重视产业结构调整，忽视产业升级，以结构调整替代产业升级。理论上，产业升级一般被认为有两个特征：一个是产业由低技术、低附加值状态向高技术、高附加值状态的演变。另一个是社会需求变迁始终是主线，产业只是围绕其前后演变，随之逐步升级。产业升级本质上是以某一个行业作为研究对象，考察各行业演变所导致的整个产业的演变。产业结构升级则通常是一个产业内的行业构成的变化。通过行业构成变化，行业相互关联性得到均衡和优化，实现资源配置、使用效率的提升。在结构变化中，行业自身的特质，如技术水平、附加价值也会随着产业结构的改善而提升。实践上，这两个概念业的根本区别。以钢铁行业为例，产业升级是通过对软硬件环境的改造，推动钢铁行业不断提升技术水平、附加价值，适应外部需求的变化，走上新的发展阶段。所以，升级过程是行业苦练内功的过程，以行业内在素质的提升带动产业的升级。而产业结构升级在当下较为流行的做法往往是产业结构调整。这种结构调整的典型就是“腾笼换鸟”，也就是将落后行业替换出去，植入有高技术、高附加值行业，形成靓丽的产业结构。由此可见，产业升级与产业结构升级的功能不同，两者并没有优劣之分，只是不应相互混淆和替代。产业升级更多是一个微观、市场概念，是一个自下而上传递，需要适宜市场及政策环境才能生长的过程。试图用产业结构调整替代产业升级，试图用行政的力量替代企业的力量，乃至在产业升级上面临困境，本质上是因为在推进市场化改革不彻底，而造成的无奈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