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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坤集团董事长黄怒波的个子很高,1米9,当他站起来握手的时候,这种优势就会非常凸显。黄怒波有着多重身份:诗人,官员,商人。
黄怒波是一个枭雄式人物,他身上有那个时代很浓厚的印记:两岁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含冤自杀,13岁失去母亲,中年,又曾遭遇女人的抛弃、朋友及下属的背叛……他亲手写的那篇《我所经历的最凶险的公司政治》,历陈了他在政界和商界所经历的排挤、背叛和勾心斗角。
当然,他也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黑五类”子女的黄玉平摇身变成 “黄会计”,加入共产党。看着河水拍岸,将名字改成众人熟知的“黄怒波”。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可以说,黄怒波是出类拔萃的。在他以后的人生当中,这种不同一直以某种方式延续。
几年前,黄怒波自称是“二流的诗人,三流的企业家”,而现在,他认为自己“在地产行业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某种程度上,黄怒波的确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1997 年,黄怒波掘到第一桶金后,决定拿出家底、投资400 万元,用于安徽黟县宏村的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
此后,从宏村到南疆、从美国的田纳西州到日本的北海道……做旅游地产。他竭力避免同垄断体的碰撞,因为没有一个正当经营的商人,可以同那些垄断了权力和资源的巨头们争夺利益。当然,他也获得了普遍意义上的成功,如果以财富来论英雄的话,按照2009年《福布斯》富豪榜的统计,他的身家有67亿。
一度,生活中所有的困难以某种方式来袭的时候,黄怒波寄情于诗歌,黄怒波说,“写诗,就是一次次把伤疤揭开来给人看!”的确,在黄怒波的身上,有诗人的感性,也有商人的理性,这两种特质集于一身的时候,就会呈现某种背离的矛盾。
这种矛盾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普遍的生存智慧:既遵守规则又游离在规则之外,当然,黄怒波清晰地知道,边界在哪里。他说,登山使得山上的自己看山下的自己时,如同在演戏,他告诫自己,不要把话说大了。
2010年7月29日早7:30,黄怒波成功登顶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至此,他顺利完成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成为中国地产界继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今典集团联席董事长王秋杨后,完成七大洲最高峰征程的第三人。
人像蚂蚁走来走又走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去登山?
黄怒波:一开始只是好玩。2003年王石登上珠峰,我也想登,2005年2月开始登山。
人物周刊:登山的原动力是什么?
黄怒波:挑战自我,挑战自己的内心。
人物周刊:七大洲的七大高峰你都登完了,在从查亚峰上平安下来时,你那一刻心里想的是什么?
黄怒波:这个山把我累着了。他们原来说安排的是直升飞机进去,也就没有带多少装备,尤其没有带雨鞋。到那儿没有直升飞机了,就借了个雨鞋去,鞋就小了。走,你想不到的累,每天得走,原始森林就是这样,里外都是湿的,湿透了。
一天9、10个小时,不停地走了14天。苦得要死。这一次查亚峰是比较受罪,在山上冷还好办,像珠峰冷,我还可以加衣服,湿,你怎么办啊。出来后,觉得真幸福,再也不登山了,明年还有一个北极。
人物周刊:你登了这么多山,哪一座山对你来说意义重大?
黄怒波:去年登珠峰失败。在这之前都很自信,因为都很顺利,5000多米,7500米,8200米。珠峰登到7900米营地的时候,有一个已逝的韩国队的队员就躺在旁边,已经三四年了,他就那么静静地躺着。温度很低,白天零下20度,晚上零下30、40度,就是像一个在睡觉的人。很多珠峰死的人,你一碰,以为他在那儿休息呢。
人物周刊:在登山的过程中,看到那么多逝者,你是怎么看待死亡的?
黄怒波:我在想,一个人生命到底是永恒还是脆弱?脆弱吧,真的是脆弱,他昨天跟你聊天,今天就死掉了。但他又是永恒,他知道有可能死亡,但他们还是去了,他追求一种挑战,不惜拿生命做代价。
对我来说,在山上想明白了很多事情,经历这么多,觉得不过如此,即便死又如何。真的很简单。平常我们庸庸碌碌、忙忙碌碌地活着,也不就活70、80岁吗?跟山比,人算什么,那个山存在多少万年了,人只不过像蚂蚁走来走又走了,这个时候就觉得活得再了不起,也没什么意义。
登山的人很从容,也很淡然
人物周刊:你与死亡擦肩而过吗?
黄怒波:登珠峰的时候有过一次。架在冰裂缝处的梯子翻了,我反应很快,一下就抓住了,身体跟梯子贴一块,虽然腰上有保险环,但是你会撞在冰岩上,那样就会受伤,那个高度受伤你也下不来,必死无疑。也有可能那个绳子会断,绳子保证你上升没问题,但你要下坠,猛的撞击力会把它拉断的,所以挺玄的。
登完珠峰下山到8500米,起了雪雾,什么也看不着,一脚踩空,一下就滑下去了。我们行军的路,绳一般是25米到50米长,我走在中间,滑的那一刹那,一两秒吧,脑子全是空白,脚根本踩不住,就拿手插在雪里,慢慢地停下来。风险是你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也许10米之外是一块大石头,撞到上面就是完蛋,我很万幸。
那个地方死了一个英国人,突然雪盲,眼睛什么也看不着,然后几个人就把他往下扶,两个小时,几个人才走了70米,没办法,就把他放在那儿了,要不别人也得死。你看多痛苦,他只不过什么也看不着了,坐在那儿就要等死。
人物周刊:登了这么多山,对你来说,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黄怒波:登山时,你才会反思一生。为什么,你无事可干。所以登山的人,对死亡和痛苦,是会有理解的。第一,尊重死亡;第二,尊重痛苦;第三,会很坚强。这是登完山的人的一个特征:从容,也很淡然。
对人生,登完山后一定会有一个思考,就是人活着,挣那么多钱,天天争名夺利的,会觉得特别无趣。你在山上才能仔细想,你再忙,你再有十年、二十年你就动不了了,那你还有什么可狂的、可傲的。
人物周刊:你会被一些场景触动吗?
黄怒波:对我来说,是被一些人触动。比如说在尼泊尔,都是当地的向导陪我,那些孩子背着东西,背20多公斤的东西,背到大本营得走7天,一天才能挣十几、二十美金吧,但对他们来说很高收入了,你就想这是人的命运,当然中国也有苦的。
你跟他们天天朝夕相处,你在那儿是一种享受,他们在生活,生存,所以我有一首诗就写夏尔巴男孩,我收集的氧气瓶,他给我背下去,多给他几十美金,那孩子眼泪都出来了。
登山为什么让人越来越平和、越谦虚?尤其你富了以后,你在北京没有那么多同情心了,你去的场合可能全是那种五星级酒店,什么论坛,但是你跟那些人朝夕相处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真的有点惭愧,因为你富有。
人物周刊:在有这些感受之前,你对自我的认知是?
黄怒波:天天在都市里,肯定膨胀了。从没有钱,到有钱了;从没有名,到有名了,天天就是媒体排着采访,讲着讲着,自己把话就讲大了。所以现在就看着别人在演戏,我就告诉自己,不能走到那一步。
那也得支持我,这是我的生活
人物周刊:你博客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商人妇》,那你每次爬山,家里人岂不是担心得要死?
黄怒波:对,全反对啊。
人物周刊:那你每次要写遗嘱吗?
黄怒波:没写,大家不能接受,但我是想写的。当然有一点,登山的风险是可控的。纠正一下,登山死掉的人没有一个痛苦的。为什么?登山的人很累了,就觉得睡觉是最幸福的,他只要睡着了,就是很满足的表情。但睡着后,人就缺氧,身体就冷却下来,那时再要睁眼,想醒来,已经动不了了。所以登山最大的风险就是一个人。但我从来都是两个人上的,他们绝不会让我睡觉的,坐长了都不会让我坐。
登山到最后,我也越来越专业了。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的时候,我请了一个很专业的向导,他跟我上了峰顶。那天刮起了风,很冷,我们照完相要往下走,我坐在顶峰的冰块后面,要他等我一会儿。他说你干什么,我就把我的面罩拿下来,因为全是冰了,我又换了一个新的面罩。他说你聪明,他自己就没想到。你在往下走的时候,刮风了,会把你的耳朵、脸冻坏,换一个新的,就很舒服。这就是经验。
手套,我就随时包里多背一副。当我登麦金利峰时,一个大坡横切,不小心我那个手套滑掉一个,别人会奋不顾身地去抢,一抢,人也滑去了,我就没抢,我把包拿下来,再拿出一副。风险就是可控的。
凡是死掉的,基本都没带向导。这次登珠峰南坡,死了一个俄罗斯人,他们就没向导,他走在最后,人都走了,最后这小伙子就坐在那儿,8000米,死在那儿了。
人物周刊:你享受了挑战自我的这个过程,家里人却整天担惊受怕的。
黄怒波:这点是比较残酷。那也得支持我,这是我的生活,没办法。我觉得我可能属于那种狼性动物,就不能停下来。
人物周刊:财富跟地位会离间很多东西。你对这种离间怎么看?
黄怒波:这就是人的悲剧,人一生永远无法克服的悲剧。在你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失去另外一些东西。你说我登山得到这么多,但我也没太多的享受,这些年全在山里了,好苦好苦,真的。
王石我很尊敬他
人物周刊:你说你登山回来,就跟看戏一样。王石写过一本书,《徘徊的灵魂》,潘石屹也有自己的信仰,你如何看待企业家群体,及他们演的这出戏?
黄怒波:王石我很尊敬他,王石是有灵魂的人,潘石屹有他商业的信仰。我不太相信有哪一个人真能皈依了,我不相信他们是真的信,如果真的信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做企业,他就把财都散尽了。
人物周刊:让灵魂有一个安放的地方?
黄怒波:我不觉得这一代人有灵魂的救赎需要,他们肯定觉得自己很完美,这是这一代企业家悲哀的地方。英雄情结太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这是这一代企业家这么打拼出来的一个特点,创业的企业家们,从狼一样的环境打出来,已经什么也不信了。现在企业家中的基督教热、佛教热,我觉得可能是心灵太不宁静了,要找一种慰藉,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在美国见过一个人,是我美国公司的一个雇员,他开车去接我,在车后座上放了一本佛经,我一看,说这个人心理有问题,果然,他是贪污了很多钱、从大陆跑出去的一个人。炒掉他后,就发现他是那样一种人,他观察你,准备怎么弄你,就那种心态。他的心是乱的。
对我来说,我心没那么乱,以前确实是乱了很多年,登山以后,就慢慢活明白了。当然,这也有一个过程。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黄怒波:很简单,不过如此。人一生就是这样,不过如此。伟大又怎么样,渺小又怎么样,是吧,不过如此。
人物周刊:你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
黄怒波:每天能为社会多做一些,你就是一个有用的人,不是一个废物。我可以活得很奢侈,也可以活得很贫苦。
商人就是拿未来下注的人
人物周刊:商人是什么人?
黄怒波:商人就是对未来下赌注的那个人,这是商人。没人这么说过吧。他赌的是未来。黄光裕就没赌对,但他现在又在赌他14年后。老百姓不下赌注,他不知道,他随命运的摆弄。
人物周刊:那商人最主要的原则是什么?
黄怒波:讲得好是创造,讲得不好,就是要获利。
人物周刊: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你是很多人的偶像。
黄怒波:偶像?我老问一些人,我说我现在算什么腕儿?他说大腕儿。我说不对,我老是填空,老是人家论坛找不着人了,就来找我,我就是帮忙给人填空的。
我没有靠任何人,从一个流浪儿、从底层上来了,说明这个社会还是进步的。能给我空间,也就能给别人空间,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还是有机会的。你再看马云,一个教师,也没有背景,一批人就这么打拼出来。包括倒下的德隆的那批人,你不能不说他是一个英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是中国梦的一个偶像,这个我愿意做。
我不是一个完善的人
人物周刊:你还经常被打动吗?
黄怒波:那当然,作为一个诗人,还是情绪很敏感的,像看着夏尔巴男孩,我心里好多天都不舒服。这么跟你说吧,这两天刚出了件事,我的一个部下,小年轻,在安徽桐城。他开车下班。一个人喝醉了,骑着摩托车,没戴头盔,撞在他的车上,当场就死了,他就开车跑了。
这个事让我非常愤怒,一个男人怎么没有担当,我最恨不承担责任的人。判决赔45万,他没钱。我拿了,还给死者家属多送了5万块钱。为什么?那个人32岁死掉,两个孩子,我不能给他500万,但我起码能多给他5万。
人物周刊:作为成功企业家,你这么敏感,会不会也有无力感。
黄怒波:现在不会了,现在觉得一切存在,你只能去接受它。我总体上相信人类会越来越富有,越来越美好,但是,种种恶行还会存在,包括你自己的。你要意识到你不是一个伟人,不是一个完善的人,就很自在了。现在很多人最后狂掉了,他就觉得自己是个超人,或者神了,就开始说胡话了。很多人这样,是不是?
人物周刊:你最想成就的那个人是?
黄怒波:我现在不想成为什么人,诗人也没劲儿。我就觉得成为一个很自在的人,最后也不知道死在哪儿,就行了。这挺好的,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就可以了。这个话今天第一次说,不受理想的约束,不受思想的约束,也不受道德的约束,不受社会的约束。
财富领袖没什么意义。财富是很虚幻的东西,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这是金融危机给的一个教训。你看,倒下来的都是最大的,抓进去的都是首富,是吧。星云大师说了一句话,花出去的钱才是你自己的。所以财富,用掉就是还给社会,才是你的。
人物周刊:你的公司带给你财富、声望、人生经历,还带给你什么?
黄怒波:自由。社会再变动,不会变动到我这一级。我可以选择离开,也可以逃走。再一个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是挺好的吗。
黄怒波是一个枭雄式人物,他身上有那个时代很浓厚的印记:两岁时,父亲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含冤自杀,13岁失去母亲,中年,又曾遭遇女人的抛弃、朋友及下属的背叛……他亲手写的那篇《我所经历的最凶险的公司政治》,历陈了他在政界和商界所经历的排挤、背叛和勾心斗角。
当然,他也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黑五类”子女的黄玉平摇身变成 “黄会计”,加入共产党。看着河水拍岸,将名字改成众人熟知的“黄怒波”。恢复高考的第一年,他考取了北京大学中文系。可以说,黄怒波是出类拔萃的。在他以后的人生当中,这种不同一直以某种方式延续。
几年前,黄怒波自称是“二流的诗人,三流的企业家”,而现在,他认为自己“在地产行业有了一定的话语权”。某种程度上,黄怒波的确走出了一条不同的路。1997 年,黄怒波掘到第一桶金后,决定拿出家底、投资400 万元,用于安徽黟县宏村的旅游开发和文化保护。
此后,从宏村到南疆、从美国的田纳西州到日本的北海道……做旅游地产。他竭力避免同垄断体的碰撞,因为没有一个正当经营的商人,可以同那些垄断了权力和资源的巨头们争夺利益。当然,他也获得了普遍意义上的成功,如果以财富来论英雄的话,按照2009年《福布斯》富豪榜的统计,他的身家有67亿。
一度,生活中所有的困难以某种方式来袭的时候,黄怒波寄情于诗歌,黄怒波说,“写诗,就是一次次把伤疤揭开来给人看!”的确,在黄怒波的身上,有诗人的感性,也有商人的理性,这两种特质集于一身的时候,就会呈现某种背离的矛盾。
这种矛盾性在某种程度上成了一种普遍的生存智慧:既遵守规则又游离在规则之外,当然,黄怒波清晰地知道,边界在哪里。他说,登山使得山上的自己看山下的自己时,如同在演戏,他告诫自己,不要把话说大了。
2010年7月29日早7:30,黄怒波成功登顶大洋洲最高峰——查亚峰。至此,他顺利完成世界七大洲最高峰的攀登,成为中国地产界继万科集团董事长王石、今典集团联席董事长王秋杨后,完成七大洲最高峰征程的第三人。
人像蚂蚁走来走又走了
人物周刊:为什么要去登山?
黄怒波:一开始只是好玩。2003年王石登上珠峰,我也想登,2005年2月开始登山。
人物周刊:登山的原动力是什么?
黄怒波:挑战自我,挑战自己的内心。
人物周刊:七大洲的七大高峰你都登完了,在从查亚峰上平安下来时,你那一刻心里想的是什么?
黄怒波:这个山把我累着了。他们原来说安排的是直升飞机进去,也就没有带多少装备,尤其没有带雨鞋。到那儿没有直升飞机了,就借了个雨鞋去,鞋就小了。走,你想不到的累,每天得走,原始森林就是这样,里外都是湿的,湿透了。
一天9、10个小时,不停地走了14天。苦得要死。这一次查亚峰是比较受罪,在山上冷还好办,像珠峰冷,我还可以加衣服,湿,你怎么办啊。出来后,觉得真幸福,再也不登山了,明年还有一个北极。
人物周刊:你登了这么多山,哪一座山对你来说意义重大?
黄怒波:去年登珠峰失败。在这之前都很自信,因为都很顺利,5000多米,7500米,8200米。珠峰登到7900米营地的时候,有一个已逝的韩国队的队员就躺在旁边,已经三四年了,他就那么静静地躺着。温度很低,白天零下20度,晚上零下30、40度,就是像一个在睡觉的人。很多珠峰死的人,你一碰,以为他在那儿休息呢。
人物周刊:在登山的过程中,看到那么多逝者,你是怎么看待死亡的?
黄怒波:我在想,一个人生命到底是永恒还是脆弱?脆弱吧,真的是脆弱,他昨天跟你聊天,今天就死掉了。但他又是永恒,他知道有可能死亡,但他们还是去了,他追求一种挑战,不惜拿生命做代价。
对我来说,在山上想明白了很多事情,经历这么多,觉得不过如此,即便死又如何。真的很简单。平常我们庸庸碌碌、忙忙碌碌地活着,也不就活70、80岁吗?跟山比,人算什么,那个山存在多少万年了,人只不过像蚂蚁走来走又走了,这个时候就觉得活得再了不起,也没什么意义。
登山的人很从容,也很淡然
人物周刊:你与死亡擦肩而过吗?
黄怒波:登珠峰的时候有过一次。架在冰裂缝处的梯子翻了,我反应很快,一下就抓住了,身体跟梯子贴一块,虽然腰上有保险环,但是你会撞在冰岩上,那样就会受伤,那个高度受伤你也下不来,必死无疑。也有可能那个绳子会断,绳子保证你上升没问题,但你要下坠,猛的撞击力会把它拉断的,所以挺玄的。
登完珠峰下山到8500米,起了雪雾,什么也看不着,一脚踩空,一下就滑下去了。我们行军的路,绳一般是25米到50米长,我走在中间,滑的那一刹那,一两秒吧,脑子全是空白,脚根本踩不住,就拿手插在雪里,慢慢地停下来。风险是你不知道下面是什么,也许10米之外是一块大石头,撞到上面就是完蛋,我很万幸。
那个地方死了一个英国人,突然雪盲,眼睛什么也看不着,然后几个人就把他往下扶,两个小时,几个人才走了70米,没办法,就把他放在那儿了,要不别人也得死。你看多痛苦,他只不过什么也看不着了,坐在那儿就要等死。
人物周刊:登了这么多山,对你来说,最深的体会是什么?
黄怒波:登山时,你才会反思一生。为什么,你无事可干。所以登山的人,对死亡和痛苦,是会有理解的。第一,尊重死亡;第二,尊重痛苦;第三,会很坚强。这是登完山的人的一个特征:从容,也很淡然。
对人生,登完山后一定会有一个思考,就是人活着,挣那么多钱,天天争名夺利的,会觉得特别无趣。你在山上才能仔细想,你再忙,你再有十年、二十年你就动不了了,那你还有什么可狂的、可傲的。
人物周刊:你会被一些场景触动吗?
黄怒波:对我来说,是被一些人触动。比如说在尼泊尔,都是当地的向导陪我,那些孩子背着东西,背20多公斤的东西,背到大本营得走7天,一天才能挣十几、二十美金吧,但对他们来说很高收入了,你就想这是人的命运,当然中国也有苦的。
你跟他们天天朝夕相处,你在那儿是一种享受,他们在生活,生存,所以我有一首诗就写夏尔巴男孩,我收集的氧气瓶,他给我背下去,多给他几十美金,那孩子眼泪都出来了。
登山为什么让人越来越平和、越谦虚?尤其你富了以后,你在北京没有那么多同情心了,你去的场合可能全是那种五星级酒店,什么论坛,但是你跟那些人朝夕相处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真的有点惭愧,因为你富有。
人物周刊:在有这些感受之前,你对自我的认知是?
黄怒波:天天在都市里,肯定膨胀了。从没有钱,到有钱了;从没有名,到有名了,天天就是媒体排着采访,讲着讲着,自己把话就讲大了。所以现在就看着别人在演戏,我就告诉自己,不能走到那一步。
那也得支持我,这是我的生活
人物周刊:你博客里面有一篇文章叫《商人妇》,那你每次爬山,家里人岂不是担心得要死?
黄怒波:对,全反对啊。
人物周刊:那你每次要写遗嘱吗?
黄怒波:没写,大家不能接受,但我是想写的。当然有一点,登山的风险是可控的。纠正一下,登山死掉的人没有一个痛苦的。为什么?登山的人很累了,就觉得睡觉是最幸福的,他只要睡着了,就是很满足的表情。但睡着后,人就缺氧,身体就冷却下来,那时再要睁眼,想醒来,已经动不了了。所以登山最大的风险就是一个人。但我从来都是两个人上的,他们绝不会让我睡觉的,坐长了都不会让我坐。
登山到最后,我也越来越专业了。登南极洲最高峰文森峰的时候,我请了一个很专业的向导,他跟我上了峰顶。那天刮起了风,很冷,我们照完相要往下走,我坐在顶峰的冰块后面,要他等我一会儿。他说你干什么,我就把我的面罩拿下来,因为全是冰了,我又换了一个新的面罩。他说你聪明,他自己就没想到。你在往下走的时候,刮风了,会把你的耳朵、脸冻坏,换一个新的,就很舒服。这就是经验。
手套,我就随时包里多背一副。当我登麦金利峰时,一个大坡横切,不小心我那个手套滑掉一个,别人会奋不顾身地去抢,一抢,人也滑去了,我就没抢,我把包拿下来,再拿出一副。风险就是可控的。
凡是死掉的,基本都没带向导。这次登珠峰南坡,死了一个俄罗斯人,他们就没向导,他走在最后,人都走了,最后这小伙子就坐在那儿,8000米,死在那儿了。
人物周刊:你享受了挑战自我的这个过程,家里人却整天担惊受怕的。
黄怒波:这点是比较残酷。那也得支持我,这是我的生活,没办法。我觉得我可能属于那种狼性动物,就不能停下来。
人物周刊:财富跟地位会离间很多东西。你对这种离间怎么看?
黄怒波:这就是人的悲剧,人一生永远无法克服的悲剧。在你得到一些东西的时候,你就失去另外一些东西。你说我登山得到这么多,但我也没太多的享受,这些年全在山里了,好苦好苦,真的。
王石我很尊敬他
人物周刊:你说你登山回来,就跟看戏一样。王石写过一本书,《徘徊的灵魂》,潘石屹也有自己的信仰,你如何看待企业家群体,及他们演的这出戏?
黄怒波:王石我很尊敬他,王石是有灵魂的人,潘石屹有他商业的信仰。我不太相信有哪一个人真能皈依了,我不相信他们是真的信,如果真的信的话,那他就不可能做企业,他就把财都散尽了。
人物周刊:让灵魂有一个安放的地方?
黄怒波:我不觉得这一代人有灵魂的救赎需要,他们肯定觉得自己很完美,这是这一代企业家悲哀的地方。英雄情结太重,每个人都觉得自己是拯救世界的英雄。这是这一代企业家这么打拼出来的一个特点,创业的企业家们,从狼一样的环境打出来,已经什么也不信了。现在企业家中的基督教热、佛教热,我觉得可能是心灵太不宁静了,要找一种慰藉,让自己平静下来。
我在美国见过一个人,是我美国公司的一个雇员,他开车去接我,在车后座上放了一本佛经,我一看,说这个人心理有问题,果然,他是贪污了很多钱、从大陆跑出去的一个人。炒掉他后,就发现他是那样一种人,他观察你,准备怎么弄你,就那种心态。他的心是乱的。
对我来说,我心没那么乱,以前确实是乱了很多年,登山以后,就慢慢活明白了。当然,这也有一个过程。
人物周刊:你的人生哲学是什么?
黄怒波:很简单,不过如此。人一生就是这样,不过如此。伟大又怎么样,渺小又怎么样,是吧,不过如此。
人物周刊:你觉得生命中最重要的事是?
黄怒波:每天能为社会多做一些,你就是一个有用的人,不是一个废物。我可以活得很奢侈,也可以活得很贫苦。
商人就是拿未来下注的人
人物周刊:商人是什么人?
黄怒波:商人就是对未来下赌注的那个人,这是商人。没人这么说过吧。他赌的是未来。黄光裕就没赌对,但他现在又在赌他14年后。老百姓不下赌注,他不知道,他随命运的摆弄。
人物周刊:那商人最主要的原则是什么?
黄怒波:讲得好是创造,讲得不好,就是要获利。
人物周刊:作为一名成功的企业家,你是很多人的偶像。
黄怒波:偶像?我老问一些人,我说我现在算什么腕儿?他说大腕儿。我说不对,我老是填空,老是人家论坛找不着人了,就来找我,我就是帮忙给人填空的。
我没有靠任何人,从一个流浪儿、从底层上来了,说明这个社会还是进步的。能给我空间,也就能给别人空间,我希望每一个人都能意识到,还是有机会的。你再看马云,一个教师,也没有背景,一批人就这么打拼出来。包括倒下的德隆的那批人,你不能不说他是一个英雄。在这个意义上,应该说是中国梦的一个偶像,这个我愿意做。
我不是一个完善的人
人物周刊:你还经常被打动吗?
黄怒波:那当然,作为一个诗人,还是情绪很敏感的,像看着夏尔巴男孩,我心里好多天都不舒服。这么跟你说吧,这两天刚出了件事,我的一个部下,小年轻,在安徽桐城。他开车下班。一个人喝醉了,骑着摩托车,没戴头盔,撞在他的车上,当场就死了,他就开车跑了。
这个事让我非常愤怒,一个男人怎么没有担当,我最恨不承担责任的人。判决赔45万,他没钱。我拿了,还给死者家属多送了5万块钱。为什么?那个人32岁死掉,两个孩子,我不能给他500万,但我起码能多给他5万。
人物周刊:作为成功企业家,你这么敏感,会不会也有无力感。
黄怒波:现在不会了,现在觉得一切存在,你只能去接受它。我总体上相信人类会越来越富有,越来越美好,但是,种种恶行还会存在,包括你自己的。你要意识到你不是一个伟人,不是一个完善的人,就很自在了。现在很多人最后狂掉了,他就觉得自己是个超人,或者神了,就开始说胡话了。很多人这样,是不是?
人物周刊:你最想成就的那个人是?
黄怒波:我现在不想成为什么人,诗人也没劲儿。我就觉得成为一个很自在的人,最后也不知道死在哪儿,就行了。这挺好的,自由自在,不受约束,就可以了。这个话今天第一次说,不受理想的约束,不受思想的约束,也不受道德的约束,不受社会的约束。
财富领袖没什么意义。财富是很虚幻的东西,今天有,明天可能就没有,这是金融危机给的一个教训。你看,倒下来的都是最大的,抓进去的都是首富,是吧。星云大师说了一句话,花出去的钱才是你自己的。所以财富,用掉就是还给社会,才是你的。
人物周刊:你的公司带给你财富、声望、人生经历,还带给你什么?
黄怒波:自由。社会再变动,不会变动到我这一级。我可以选择离开,也可以逃走。再一个我想去哪儿就去哪儿,不是挺好的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