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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家池,位于襄阳城南约十里处的凤凰山(又名白马山)南麓,史称襄阳侯习郁建于东汉建武年间。
习郁后裔、东晋史家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曰:“襄阳岘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习家鱼池。汉侍中习郁依范蠡养鱼法,中筑一钓台。郁将亡,敕其儿焕曰:‘我葬必近鱼池。’涣为起冢于池之北,去池四十步。”(黄惠贤:《补校〈襄阳耆旧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4页)又《水经》卷二十八《沔水》“又从县(襄阳,汉旧县)东屈西南,水从北来往之”,郦道元注云:“水又东入侍中襄阳侯习郁鱼池。郁依范蠡养鱼法作大陂,陂长六十步,广四十步,池中起钓台。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于池侧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逗引大池水于宅北作小鱼池,池长七十步,广二十步。西枕大道,东北二边限以高堤,楸竹夹植,莲芡覆水,是游宴之名处也。”(陈桥驿:《水经注校证》,2013年,第637页)该池为习氏私家花园,故称。
明代著名园林学家计成称习家池为我国私家园林之鼻祖。他在《园冶》中谈到园林的择地、构筑和意境时写道:“郊野择地,依乎平冈曲坞,叠陇乔林,水浚通源,桥横跨水,去城不数里,而往来可以任意,若为快也。谅地势之崎岖,得基局之大小,围知版筑,构拟习池。”(计成:《园冶》,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74页)所谓“构拟习池”,是说构筑郊野园林,要效法习家池。
当年习凿齿曾隐居于此,临池读书,登亭著史,写下了《汉晋春秋》。更值得称道的是,历代诗篇保存了许多关于“习池醉酒”的故事,内容之丰富,令人赞叹。现择其中荦荦大者,叙次如下。
“西京董贤馆,南宛习都(郁)池”
关于习家池,最早留下诗歌的是梁简文帝萧纲。萧纲为晋安王时,曾于梁普通四年(523年)至大通二年(528年)任南雍州刺史。在襄阳六年间,经常与下属文人庾肩吾、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徐擒、孔铄、鲍至等出游习家池,写诗奉和。萧纲在《春日想上林》诗中写道:
柳条恒著地,杨花好上衣。
处处春心动,常惜光阴移。
西京董贤馆,南宛习都池。
荇间鱼共乐,桃上鸟相窥。
香车云母,马黄金羁。
董贤,西汉人,年轻时玉树临风,一表人才。《汉书》本传载:“(贤)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钜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籍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后官至大司马,与丞相孔光并为三公。哀帝“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绨锦”。萧纲诗以“习都池”与“董贤馆”并称。在作者笔下,习家池“处处春心动”。除风景秀丽、春色宜人外,与董贤馆一样,达官贵人络绎不绝。从“香车云母,马黄金羁”句中,可窥见当年富丽之盛。
“习家池”之称谓,首见于唐诗。陈子昂在《晦日重宴高氏林亭》诗中,将“高氏林亭”与“习家池”相比,其云:
公子好追随,爱客不知疲。
象筵开玉馔,翠羽饰金卮。
此时高宴所,讵减习家池。
循涯倦短翮,何处俪长离。
从题中“重宴”两字透出,当时海内达官贵人、骚人墨客曾在京城“高氏林亭”举行过多次盛大宴会。对于“高氏林亭”的首次欢宴,陈子昂在《晦日宴高氏林亭》诗序中有详尽之描绘。
陈子昂以为“天下良辰美景,园林池观,古来游宴欢娱众矣”,而此次“高氏林亭”欢宴的排场铺张、豪华奢丽的程度,实在令人瞠目,以至于发出“伟矣,信皇州之盛观”的慨叹。
此次“高氏林亭”的欢宴,并不亚于习家池。据《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冠盖里”条引盛弘之《荆州记》云:“襄阳郡岘首山,南至宜城百余里,其间雕墙峻宇,闾阎填列。汉宣帝末年,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辉,华连掩映于太山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钦叹其盛,敕号太山庙为冠盖里。”又《襄阳耆旧记》“冠盖山”条云:“冠盖山。汉末,尝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两侍中、一黄门郎、三尚书、六刺史,朱轩高盖会山下,因名冠盖山,里曰冠盖里。”文中明言,前条时间在“汉宣帝末年”,后条时间在“汉末”。从宣帝末到东汉末,250余年,岘山及“习家池”一带的辉煌实为叹观。
在陈子昂之前,习郁为汉侍中,封襄阳侯;羊祜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得专辟召;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山简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襄阳,卒后又追赠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这些人权高位重,若在习家池“游宴歡娱”,其规模和声势可想而知。只可惜的是,当年习家池的“游宴欢娱”的盛况,文献并无记载。与萧纲《春日想上林》“西京董贤馆,南宛习都池”一样,从《晦日重宴高氏林亭》“讵减”句中透出,在唐初和唐以前,习家池曾经有过十分辉煌的时光。
“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
虽然我们不知道当年习家池“游宴欢娱”的盛况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习家池的妩媚风姿我们多少是可以领略到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唐代襄阳诗人是怎样描绘习家池的吧。孟浩然在《高阳池送朱二》诗中云:
当昔襄阳雄盛时,
山公常醉习家池。
池边钓女日相随,
妆成照影竞来窥。
澄波澹澹芙蓉发,綠
绿岸毵毵杨柳垂。
“山公”,即山简,字季伦,河内怀县人(今河南省武陟县),“竹林七贤”山涛之子。此诗从一个侧面描写习家池的婀娜风姿。陪同“山公”前来垂钓的仕女,盛装妆成,竞向池中观赏倒影。那芙蓉般的秀丽长发与岸边杨柳垂枝的影像,在清澈的池水中摇曳荡漾,相映成趣。
皮日休在《习池晨起》诗中云:
清曙萧森载酒来,
凉风相引绕亭台。
数声翡翠背人去,
一番芙蓉含日开。 茭叶深深埋钓艇,
鱼儿漾漾逐流杯。
竹屏风下登山屐,
十宿高阳忘却回。
与孟诗不同,这是一首多角度观赏习家池的诗。清晨,诗人携带美酒,来至徐风送爽、相引要绕的亭台。如同翡翠般美丽的鸟儿,在“数声”鸣叫之后,掠过人群,向背处飞去。从凉亭向外环视,一大片“芙蓉”在旭日下竞相开放,那“茭叶”深深地埋在“钓艇”的下面,那“鱼儿”在池中来回“逐流”,翻起阵阵浪花。而“竹屏风”下面多双登山木屐暗示,有人竟然像高阳酒徒一样于此流连“十宿”,忘了回家。
孟诗题称“高阳池”,而诗中称“习家池”。皮诗则相反,题称“习池”,而诗中称“高阳”。此为何故?《世说新语·任诞》云:“山季耸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说的是山季伦,一喝醉了酒,就径直跑到“高阳池”去了。日落时分,反戴着白帽子、倒骑着骏马回来,而自己竟浑然不知情。还问他手下爱将葛强,我与你这个“并州儿”相比如何?
《世说新语》是记载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遗闻轶事的笔记小说,南朝宋刘义庆编撰。其中不少故事当早就在民间流传,而这个“山公倒接篱”故事被《晋书》所采信。又《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襄阳记》云:“山简每临此池,未尝不大醉而还,曰:‘此是我高阳池也。’襄阳小儿歌之。”可见,“高阳池”乃山简名之。
山公之所以名习家池为“高阳池”,是因为慕名郦食其的缘故。郦食其,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人,自称“高阳酒徒”。据《史记》记载,“高阳酒徒”郦食其,豁达豪放、风期俊迈。
称山简为“山公”,实为对其人品的至高褒奖。《后汉书·郑玄传》引孔融云:“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山简以“高阳酒徒”自居,称习家池为“高阳池”,遂使习家池益负盛名。从此,习家池与山公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吴融在《高侍御话及皮博士池中白莲因成奉呈》诗中写道的:“习家秋色堪图画,只欠山公倒接篱。”在历代数百首题咏“习池醉酒”的诗中,涉及“山公”以及“高阳”“倒载”“接篱”“葛强”“并州儿”等掌故的诗篇,几乎占了一大半。此可谓我国诗词中的一大奇观。
“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
李白《襄阳曲》(四首),其云:
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
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
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
头上白接篱,倒著还骑马。
岘山临汉江,水绿沙如雪。
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
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
山公欲上马,笑杀襄阳儿。
另有《忆襄阳旧友赠马少府巨》云:
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
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东汉大儒蔡邕外孙。西晋开国重臣,讨吴有功。后举杜预自代,为晋朝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晋书·羊祜传》云:“祜卒岁而吴平,群臣上寿,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羊祜在功名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人生价值观念亦完成了从儒家向道家的转化,所著文章及《老子传》并行于世。
“堕泪碑”,是为纪念羊祜而立的。关于“堕泪碑”的来历,《晋书》本传云:“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歲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对此,《水经注》解释说:“岘山,羊祜之镇襄阳也,与邹润甫尝登之。及祜薨后,后人立碑于故处,望者悲感,杜元凯谓之堕泪碑。”又《太平御览》引《荆州图记》亦云:“羊叔子与邹润甫尝登岘山,叹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念此令人悲伤。’润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及祜薨后,后人立碑于故处,望者悲感,杜元凯谓之堕泪碑。”杜预名之为“堕泪碑”,取“望其碑者莫不流涕”之意。
西汉中期,董仲舒揣武帝之意,以“春秋大一统”为据,上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对策,遂起独尊儒术之滥觞。然而,自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世风锐变,儒术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隐指老、庄虚无神妙的玄学。随之而来,人物品藻的评价标准发生转向,即由功名利禄向“澄怀恬无”转变。汉代臧否人物偏重于人的道德风貌,目的在于表彰德行、选拔官吏,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而魏晋时期蔚然成风的人物品藻着重于人的主观精神风貌,赞美人的神韵风姿。人们崇尚隐逸,高隐之士成为人格的最高典范。这期间,开风气之先者,当数郑玄。据《后汉书·郑玄传》载,大将军袁绍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徵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以父丧不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州郡以进权戚,不敢违意,遂迫胁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而逃。”其高隐之风貌,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魏晋时期士大夫的审美观念亦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然、平淡、古雅、遒劲、豪放、沉着、旷远、通达、清奇、神似、飘逸、风骨等成为诗词书画的主要艺术特征。士大夫崇尚自然,多纵情于山水之间。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李白写下这么多犹如“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那样寓含高蹈精神的著名诗篇,为什么“习池醉酒”诗中的“山公”受到世人的如此追捧,为什么历代诗人如此偏爱习家池。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宋明以降,随着新儒学的兴起,世风又一次发生了重大转向,功名利禄重新占了上风。但是,在诗歌主旨上,总的来说,对飘逸风骨的追求,始终比对功名利禄的赞美要吃香。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李白对我国诗歌旨趣最为经典的概括。
习郁后裔、东晋史家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曰:“襄阳岘山南八百步,西下道百步,有习家鱼池。汉侍中习郁依范蠡养鱼法,中筑一钓台。郁将亡,敕其儿焕曰:‘我葬必近鱼池。’涣为起冢于池之北,去池四十步。”(黄惠贤:《补校〈襄阳耆旧记〉》,中州古籍出版社,1987年,第64页)又《水经》卷二十八《沔水》“又从县(襄阳,汉旧县)东屈西南,水从北来往之”,郦道元注云:“水又东入侍中襄阳侯习郁鱼池。郁依范蠡养鱼法作大陂,陂长六十步,广四十步,池中起钓台。池北亭,郁墓所在也。列植松篁于池侧沔水上,郁所居也。又作石逗引大池水于宅北作小鱼池,池长七十步,广二十步。西枕大道,东北二边限以高堤,楸竹夹植,莲芡覆水,是游宴之名处也。”(陈桥驿:《水经注校证》,2013年,第637页)该池为习氏私家花园,故称。
明代著名园林学家计成称习家池为我国私家园林之鼻祖。他在《园冶》中谈到园林的择地、构筑和意境时写道:“郊野择地,依乎平冈曲坞,叠陇乔林,水浚通源,桥横跨水,去城不数里,而往来可以任意,若为快也。谅地势之崎岖,得基局之大小,围知版筑,构拟习池。”(计成:《园冶》,山东画报出版社,2010年,第74页)所谓“构拟习池”,是说构筑郊野园林,要效法习家池。
当年习凿齿曾隐居于此,临池读书,登亭著史,写下了《汉晋春秋》。更值得称道的是,历代诗篇保存了许多关于“习池醉酒”的故事,内容之丰富,令人赞叹。现择其中荦荦大者,叙次如下。
“西京董贤馆,南宛习都(郁)池”
关于习家池,最早留下诗歌的是梁简文帝萧纲。萧纲为晋安王时,曾于梁普通四年(523年)至大通二年(528年)任南雍州刺史。在襄阳六年间,经常与下属文人庾肩吾、刘孝威、江伯摇、孔敬通、申子悦、徐、徐擒、孔铄、鲍至等出游习家池,写诗奉和。萧纲在《春日想上林》诗中写道:
柳条恒著地,杨花好上衣。
处处春心动,常惜光阴移。
西京董贤馆,南宛习都池。
荇间鱼共乐,桃上鸟相窥。
香车云母,马黄金羁。
董贤,西汉人,年轻时玉树临风,一表人才。《汉书》本传载:“(贤)为人美丽自喜,哀帝望见,说其仪貌……出则参乘,入御左右,旬月间赏赐累钜万,贵震朝廷。常与上卧起。尝昼寝,偏籍上袖,上欲起,贤未觉,不欲动贤,乃断袖而起。其恩爱至此。”后官至大司马,与丞相孔光并为三公。哀帝“为贤起大第北阙下,重殿洞门,木土之功穷极技巧,柱槛衣以绨锦”。萧纲诗以“习都池”与“董贤馆”并称。在作者笔下,习家池“处处春心动”。除风景秀丽、春色宜人外,与董贤馆一样,达官贵人络绎不绝。从“香车云母,马黄金羁”句中,可窥见当年富丽之盛。
“习家池”之称谓,首见于唐诗。陈子昂在《晦日重宴高氏林亭》诗中,将“高氏林亭”与“习家池”相比,其云:
公子好追随,爱客不知疲。
象筵开玉馔,翠羽饰金卮。
此时高宴所,讵减习家池。
循涯倦短翮,何处俪长离。
从题中“重宴”两字透出,当时海内达官贵人、骚人墨客曾在京城“高氏林亭”举行过多次盛大宴会。对于“高氏林亭”的首次欢宴,陈子昂在《晦日宴高氏林亭》诗序中有详尽之描绘。
陈子昂以为“天下良辰美景,园林池观,古来游宴欢娱众矣”,而此次“高氏林亭”欢宴的排场铺张、豪华奢丽的程度,实在令人瞠目,以至于发出“伟矣,信皇州之盛观”的慨叹。
此次“高氏林亭”的欢宴,并不亚于习家池。据《太平寰宇记》卷一四五“冠盖里”条引盛弘之《荆州记》云:“襄阳郡岘首山,南至宜城百余里,其间雕墙峻宇,闾阎填列。汉宣帝末年,其中有卿、士、刺史二千石数十家,朱轩辉,华连掩映于太山庙下,荆州刺史行部见之,钦叹其盛,敕号太山庙为冠盖里。”又《襄阳耆旧记》“冠盖山”条云:“冠盖山。汉末,尝有四郡守、七都尉、二卿、两侍中、一黄门郎、三尚书、六刺史,朱轩高盖会山下,因名冠盖山,里曰冠盖里。”文中明言,前条时间在“汉宣帝末年”,后条时间在“汉末”。从宣帝末到东汉末,250余年,岘山及“习家池”一带的辉煌实为叹观。
在陈子昂之前,习郁为汉侍中,封襄阳侯;羊祜为征南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得专辟召;杜预为镇南大将军,都督荆州诸军事;山简为征南将军、都督荆湘交广四州诸军事、假节、镇襄阳,卒后又追赠征南大将军、仪同三司。这些人权高位重,若在习家池“游宴歡娱”,其规模和声势可想而知。只可惜的是,当年习家池的“游宴欢娱”的盛况,文献并无记载。与萧纲《春日想上林》“西京董贤馆,南宛习都池”一样,从《晦日重宴高氏林亭》“讵减”句中透出,在唐初和唐以前,习家池曾经有过十分辉煌的时光。
“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
虽然我们不知道当年习家池“游宴欢娱”的盛况到底是什么样子,但是习家池的妩媚风姿我们多少是可以领略到的。让我们来看一看唐代襄阳诗人是怎样描绘习家池的吧。孟浩然在《高阳池送朱二》诗中云:
当昔襄阳雄盛时,
山公常醉习家池。
池边钓女日相随,
妆成照影竞来窥。
澄波澹澹芙蓉发,綠
绿岸毵毵杨柳垂。
“山公”,即山简,字季伦,河内怀县人(今河南省武陟县),“竹林七贤”山涛之子。此诗从一个侧面描写习家池的婀娜风姿。陪同“山公”前来垂钓的仕女,盛装妆成,竞向池中观赏倒影。那芙蓉般的秀丽长发与岸边杨柳垂枝的影像,在清澈的池水中摇曳荡漾,相映成趣。
皮日休在《习池晨起》诗中云:
清曙萧森载酒来,
凉风相引绕亭台。
数声翡翠背人去,
一番芙蓉含日开。 茭叶深深埋钓艇,
鱼儿漾漾逐流杯。
竹屏风下登山屐,
十宿高阳忘却回。
与孟诗不同,这是一首多角度观赏习家池的诗。清晨,诗人携带美酒,来至徐风送爽、相引要绕的亭台。如同翡翠般美丽的鸟儿,在“数声”鸣叫之后,掠过人群,向背处飞去。从凉亭向外环视,一大片“芙蓉”在旭日下竞相开放,那“茭叶”深深地埋在“钓艇”的下面,那“鱼儿”在池中来回“逐流”,翻起阵阵浪花。而“竹屏风”下面多双登山木屐暗示,有人竟然像高阳酒徒一样于此流连“十宿”,忘了回家。
孟诗题称“高阳池”,而诗中称“习家池”。皮诗则相反,题称“习池”,而诗中称“高阳”。此为何故?《世说新语·任诞》云:“山季耸为荆州,时出酣畅,人为之歌曰:‘山公时一醉,径造高阳池。日莫(暮)倒载归,酩酊无所知。复能乘骏马,倒著白接篱。举手问葛强,何如并州儿?’高阳池在襄阳,强是其爱将,并州人也。”说的是山季伦,一喝醉了酒,就径直跑到“高阳池”去了。日落时分,反戴着白帽子、倒骑着骏马回来,而自己竟浑然不知情。还问他手下爱将葛强,我与你这个“并州儿”相比如何?
《世说新语》是记载汉末、三国、两晋士族阶层遗闻轶事的笔记小说,南朝宋刘义庆编撰。其中不少故事当早就在民间流传,而这个“山公倒接篱”故事被《晋书》所采信。又《世说新语·任诞》刘(孝标)注引《襄阳记》云:“山简每临此池,未尝不大醉而还,曰:‘此是我高阳池也。’襄阳小儿歌之。”可见,“高阳池”乃山简名之。
山公之所以名习家池为“高阳池”,是因为慕名郦食其的缘故。郦食其,陈留高阳(今河南杞县西南)人,自称“高阳酒徒”。据《史记》记载,“高阳酒徒”郦食其,豁达豪放、风期俊迈。
称山简为“山公”,实为对其人品的至高褒奖。《后汉书·郑玄传》引孔融云:“昔太史公、廷尉吴公、谒者仆射邓公,皆汉之名臣。又南山四皓有园公、夏黄公,潜光隐耀,世嘉其高,皆悉称公。然则公者仁德之正号,不必三事大夫也。”山简以“高阳酒徒”自居,称习家池为“高阳池”,遂使习家池益负盛名。从此,习家池与山公结下了不解之缘,正如吴融在《高侍御话及皮博士池中白莲因成奉呈》诗中写道的:“习家秋色堪图画,只欠山公倒接篱。”在历代数百首题咏“习池醉酒”的诗中,涉及“山公”以及“高阳”“倒载”“接篱”“葛强”“并州儿”等掌故的诗篇,几乎占了一大半。此可谓我国诗词中的一大奇观。
“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
李白《襄阳曲》(四首),其云:
襄阳行乐处,歌舞《白铜》。
江城回绿水,花月使人迷。
山公醉酒时,酩酊高阳下。
头上白接篱,倒著还骑马。
岘山临汉江,水绿沙如雪。
上有堕泪碑,青苔久磨灭。
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
山公欲上马,笑杀襄阳儿。
另有《忆襄阳旧友赠马少府巨》云:
昔为大堤客,曾上山公楼。
空思羊叔子,堕泪岘山头。
羊祜,字叔子,泰山南城人,东汉大儒蔡邕外孙。西晋开国重臣,讨吴有功。后举杜预自代,为晋朝的统一做出了重大贡献。《晋书·羊祜传》云:“祜卒岁而吴平,群臣上寿,帝执爵流涕曰:‘此羊太傅之功也。’”羊祜在功名事业上取得了巨大成就,他的人生价值观念亦完成了从儒家向道家的转化,所著文章及《老子传》并行于世。
“堕泪碑”,是为纪念羊祜而立的。关于“堕泪碑”的来历,《晋书》本传云:“祜乐山水,每风景,必造岘山,置酒言咏,终日不倦。尝慨然叹息,顾谓从事中郎邹湛等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胜士,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灭无闻,使人悲伤。如百歲后有知,魂魄犹应登此也。’湛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必与此山俱传。至若湛辈,乃当如公言耳。”对此,《水经注》解释说:“岘山,羊祜之镇襄阳也,与邹润甫尝登之。及祜薨后,后人立碑于故处,望者悲感,杜元凯谓之堕泪碑。”又《太平御览》引《荆州图记》亦云:“羊叔子与邹润甫尝登岘山,叹曰:‘自有宇宙,便有此山,由来贤达登此远望,如我与卿者多矣,皆湮没无闻,念此令人悲伤。’润甫曰:‘公德冠四海,道嗣前哲,令闻令望。’及祜薨后,后人立碑于故处,望者悲感,杜元凯谓之堕泪碑。”杜预名之为“堕泪碑”,取“望其碑者莫不流涕”之意。
西汉中期,董仲舒揣武帝之意,以“春秋大一统”为据,上所谓“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的对策,遂起独尊儒术之滥觞。然而,自东汉至魏晋南北朝,世风锐变,儒术逐渐式微,取而代之的是隐指老、庄虚无神妙的玄学。随之而来,人物品藻的评价标准发生转向,即由功名利禄向“澄怀恬无”转变。汉代臧否人物偏重于人的道德风貌,目的在于表彰德行、选拔官吏,带有明显的功利色彩,而魏晋时期蔚然成风的人物品藻着重于人的主观精神风貌,赞美人的神韵风姿。人们崇尚隐逸,高隐之士成为人格的最高典范。这期间,开风气之先者,当数郑玄。据《后汉书·郑玄传》载,大将军袁绍举玄茂才,表为左中郎将,皆不就。公车徵为大司农,给安车一乘,所过长吏送迎,玄乃以病自乞还家。后将军袁隗表为侍中,以父丧不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大将军何进闻而辟之。州郡以进权戚,不敢违意,遂迫胁玄,不得已而诣之。进为设几杖,礼待甚优。玄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见。一宿而逃。”其高隐之风貌,可见一斑。
与此同时,魏晋时期士大夫的审美观念亦发生了重大变化,自然、平淡、古雅、遒劲、豪放、沉着、旷远、通达、清奇、神似、飘逸、风骨等成为诗词书画的主要艺术特征。士大夫崇尚自然,多纵情于山水之间。由此,我们不难理解为什么李白写下这么多犹如“且醉习家池,莫看堕泪碑”那样寓含高蹈精神的著名诗篇,为什么“习池醉酒”诗中的“山公”受到世人的如此追捧,为什么历代诗人如此偏爱习家池。此外,我们还注意到,宋明以降,随着新儒学的兴起,世风又一次发生了重大转向,功名利禄重新占了上风。但是,在诗歌主旨上,总的来说,对飘逸风骨的追求,始终比对功名利禄的赞美要吃香。
“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这是李白对我国诗歌旨趣最为经典的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