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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今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保护主义、民粹主义抬头,全球发展面临不确定性,科技创新加剧大国关系、全球产业竞争格局深度调整,科技“双刃剑”效应及社会影响日趋复杂,中美两国需要深入对话,其他发达国家和广大发展中国家也希望能发出自己的声音。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国经中心)与美国彭博有限合伙企业紧密合作,于2019年11月21—22日在北京雁栖湖共同举办了2019“创新经济论坛”。“创新经济论坛”旨在打破现实对话壁垒,通过对话形成全球多元化同道群体,共同探讨寻找全球问题的解决方案。
本次论坛既是一次高层级、开放性、前沿性和广泛性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一次具有民间性质的“主场外交”。论坛就全球贸易、科技发展、全球治理、金融和资本市场、气候变化、城市化、包容性等议题深入研讨,分为全体会议、闭门分组会议以及小范围特别对话会多种形式,全体会议面向全球实时直播。本次论坛设有大小各类会议60多场,与会代表直抒胸臆多有思想交锋,体现了对当前世界所面临重大问题的深度思考。来自全球45个国家的570多位现任政府高官、前政要、商界和学界领袖参加了此次论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财长保尔森、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国际知名人士参加了会议。
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基辛格等美方代表,明确提出“中国梦不是‘霸权梦’”“创新成果不应成为埋在山洞里的宝藏”“扩大开放越有阻力,越要迎难而上”等观点,一时形成全球舆论热点。王岐山副主席在演讲中从历史纵深讲到人类发展大势,全面清晰地表达中国立场,提出“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中华文明崇尚守正创新和而不同,中国人民清楚自己有什么、要什么、准备付出什么。中国人民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有信心、有耐心、更有决心。刘鹤副总理在会见中外方重要参会代表时,就中国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中美经贸关系等深入沟通情况,表达我方立场。中央领导人对中美关系、国际形势和创新发展作出权威、全面、清晰、有说明力的阐释,对论坛成功举办起到了重要的把向定调作用。现将此次论坛全体会议代表发言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一、中美关系前景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几位
中美关系开创者、亲历者、参与者的看法一时成为全球关注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出过历史贡献,本次论坛“对话:基辛格博士”专场受到高度关注。基辛格简要回顾了1971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的一些想法。当时美国认为中国一定会成为国际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推进美国密切与中国关系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是战略性甚至近乎机械性的理念。
基辛格表示,20世纪的冷战实际上是苏联发起,随后美国应对危机形成的。今天美中不同于当时的美苏,当时苏联不是经济大国。现在美中两国经济体量巨大且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双方难免会有“相互踩脚”的情况。历史不会像过去一样简单重复,但如果美中变得非常敌对,各自在全球层面寻求支持,其结果将无法想象。如果考虑到今天的技术进步、武器发展以及自动化程度,这将使世界变得异常复杂,美中当前不会自动升级到热战状态。
基辛格认为,40年来中美交往总体上是正向积极的,“中国威胁论”只不过是过去十年才开始出现的,美中之间存在差异与分歧,但没有一个差异足以引起军事冲突。历史上美国国会对华鹰派立场实际是国内的一种“机制”,当然它没有很好地遵循和考虑中美关系的重要“细节”。对于中国的正常发展,美国也担忧会削弱其对世界的主导地位。这需要双方通过谈判来解决。新形势下中美双方对两国关系都应有新的诠释,贸易谈判只是中美之间更大规模对话的开端,希望今后双方开展更多深层次的政治对话。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表示,同2018年在新加坡举办首次创新经济论坛时相比,当前中美之间脱钩压力更大。保尔森对2019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提出不把与中国脱钩作为战略目标表示欢迎。他认为,中美脱钩不仅不利于全球面临的核扩散、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等共同問题的解决,同时还会威胁到美国全球金融领导地位和纽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如果中美继续脱钩,若再遭遇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由于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制缺乏充分协调,其结果必使我们后悔不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表示,创新与应用无国界,信息化时代创新大多是系统迭代和多学科集成,创新成果只有通过流动和交换才能形成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自身价值,科技“脱钩”和人为设限不符合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认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会让彼此受益,总想着谁要领先于谁很愚蠢。会议前一天,他考察清华大学对面的微软实验室,并表示每年那里所产生的很多成果很难分清究竟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现在很多美国公司的产品在中国销售,基本上每篇人工智能文献上都会有中国人的名字,美国的科技发展在于研发和开放程度,美国制药公司、软件技术公司的发展都得益于此。
二、中国经济改革及创新政策受到高度关注,中美贸易、科技等摩擦背后两国不同制度的竞争浮现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如何,中国正在推进的改革是否会带来中西合作新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两种经济模式关系未来会如何,是本次论坛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表示,重商主义、大规模补贴、保护主义以及对知识产权的窃取使中国给世界的感觉越来越差了,中国解释说这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实没有必然性。中国市场有巨大吸引力无可否认,但“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放大中国经济模式的影响力,由于西方国家全球领导地位后退,欧洲以及其他国家无法缓解“一带一路”带来的挑战,中国的做法和雄心值得警惕。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1984年开始来中国,他表示今天讨论的中国市场经济与政府作用的关系问题,其影响已不限于中国自身,随着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中国国有企业获得不一样的竞争力自然会引起争议。 阿联酋穆巴达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哈勒敦·穆巴达拉高度评价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他本人以前2年来一次中国,现在平均每6周就要来一次。过去他的公司主要投资西方国家,现在中国是其重要投资目的地。他表示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只是时间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催生了阿里、腾讯等一大批伟大的企业,产生了一批有才华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过去10年中国营商环境有了很大提升,中国已成为全球成功的典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经历了从农业国到新兴工业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中国现在市场定价的商品达到98%,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各类市场主体超过1亿户,中国市场上国企、民企、外企充分竞争,企业的优胜劣汰都是正常的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表示,中国市场上国企、民企、外资是平等发展而不是对立的关系,不存在“谁进谁退、谁死谁活”的问题。
红杉资本全球合作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认为,近年中国创新孵化、风险投资、种子投资和中小企业快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推动创新向国际化、高端化方向发展。过去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最好的选择是去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现在很多人则直接选择创业。中国资本市场看中的是发展好、有希望的企业,过去30年有些企业被淘汰不是坏事,中国市场富有宽度和深度,未来健康、教育等行业都将获得快速发展。腾讯公司总裁刘炽平、滴滴出行总裁柳青从个人归国发展经历,介绍了现代科技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创业机会,大批互联网企业快速发展显示中国社会充满创新活力,中国正成为全球科技发展的先锋和创业沃土。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总裁瑞·达里奥表示,美国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和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表明全球需要新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身有短周期和长周期,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面临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机遇缺失和价值差异,加之面临像中国崛起这样的外部环境变化,现在和1944年情况有些类似,实际上在孕育着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威力特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巴勒姆认为,资本主义没有好的政府政策引导很难实现良性运转,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失败,不如说是政府失败。19世纪晚期技术发展和垄断的出现造成了类似于今天的社会紧张,后来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和消费者保护法很好地解决了问题。今天为了改革,资本主义必须加强政府政策引导。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爱德曼表示,资本主义企业考虑股东利益多,考虑社会责任少,大企业追逐利润导致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相对下降,很多民众处在对未来生活的恐惧中。
三、全球创新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中美
科技竞争可能形成的新“硅幕”及其后续影响令各方担忧
论坛以“硅幕”为议题,对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表示,技术将最终改变人类社会,当代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科技发展其本质要求是链接与分享,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开窗”而不是“建墙”。美国智库“新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萨姆·萨克斯指出,当前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和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偏执及担心,造成双方从30年前的充分合作开始大幅后退,今天的数字领域竞争很像冷战时的“铁幕”。
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张晓强表示,数字信息技术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意味着网络空间和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不可或缺,如何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各方普遍接受的规则,向着多边、民主、透明、安全、高效的国际体系前进日益重要。对于中美之间信任度下降,雅虎联合创始人、AME Cloud Venture创始合伙人杨致远提出,今天的技术变革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2018年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机器生成的数据比人生成的数据更多,技术促进农业、交通、医疗、教育等各行业转型,未来几十年会创造数十万亿的商业机会,而这只有通过跨国创新合作才能实现,中美之间可以先从较小的领域开始合作并不断累积互信。人为禁止技术交流将造成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分崩离析,势必阻碍大量可能改变世界的基础研究,破坏将各个经济体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全球增长最强劲引擎的供应链。
技术战不同于贸易战,网络世界条件下云计算、区块链等很难人为分开。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胡祖六认为,目前中美头上都有乌云,中国虽然技术上取得很大进步,但美国依然是全球科技领军者,华盛顿的偏执做法会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中国是美国芯片、软件等的主要进口国,中美科技脱钩一定会对美国半导体行业产生不利影响。
5G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上更加公平,华为率先推进的5G受到美国遏制,全球技术革命是否会重新定义竞争与合作的含义?5G竞争是否会形成新的数字鸿沟?与会专家都认为5G技术将推进新一轮科技变革,会使很多产业出现颠覆性变化,但现在出现的5G政治化令人担心。美国美光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桑贾伊·梅赫罗特拉表示,5G的连接性很强,它不僅涉及移动技术、通讯技术和人工智能(AI)领导权,还会对智能工厂、智能城市、智能治理、智能防务产生巨大影响,这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大事。美光有4万多个技术专利,中国企业是美光的主要客户,美光希望全球能以公平方式支持创新在公平环境中竞争。
印度Infosys有限公司首席董事长南丹·尼勒卡尼表示,5G速度更快、带宽更宽,对数据中心、自动化、汽车等将产生颠覆性影响。在2019年2月的全球移动大会上,5G手机可以实现不同屏幕层叠、全景式使用手机视频流,将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对于中美之间的5G竞争,国际上一些企业会从中美两边选择产品,决定选择的首要因素还是技术和成本。印度电信业还要一段时间才能用上5G,现在首先要解决的是本国行业高税收等问题。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自学表示,5G对中国人来说是一项新的信息技术,中国人应以开放、合作、共赢的心态来迎接这场技术变革。
四、创新推进全球经济出现一系列 新变化,贸易保护主义、供应链区域化以及
可能发生的新一轮危机等给全球发展带来长期影响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些人认为,贸易、技术正带来地缘政治分裂,美国、日本、印度等正在试图建立新的同盟,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远比当时苏联力量大得多,不可能被排除在全球体系之外,而小国则面临选边站队问题。
目前全球贸易投资增长乏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债务高企,已无太大利率下调空间。美国高盛首席执行官苏德巍表示,美国自上次危机以来经济已扩张11年,美国有25%的可能会出现衰退。比欧洲国家好一点的是,美国货币政策还有一定空间。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回顾2008年金融危机后表示,防范危机首先是要避免把泡沫吹大,要为货币政策创造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以发挥一定作用。新加坡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表示,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其他类型的衰退,如果下一次危机出现,中国都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领导作用。从长期来说,解决危机的根本方式是管理好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美洲开发银行行长路易斯·莫雷诺表示,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拉丁美洲国家比10年前更脆弱,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基本上是零增长或衰退。瑞士信贷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谭天忠认为,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解决方案不在于货币和财政资金注入,更根本的是信心和创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基础设施再投资有着巨大空间。
墨西哥Mexichem首席执行官丹尼尔·马丁内兹-威勒用自己企业的供应链实例说明,尽管企业总部在墨西哥,但其供应链遍布全球,贸易减少意味着增长机会减少,经济繁荣自然受到影响,对此企业必须着手建立高效、安全、可持续的供应链。美国3M集团是1984年进入中国的外资全资企业,其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麦克·罗蒙表示,近年来全球货物流动和金融流动都在下滑,但技术流动加快,新技术可以使企业供应链更加灵活。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亚洲作为全球供应链中枢,中国的生产能力和物流能力非常强大,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一时难以撼动。
尼日利亚丹格特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里科·丹格特表示,非洲不以意识形态立国,在中美之间非洲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美贸易战对非洲影响不大。过去3年中国是对非洲投资最多的国家,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论坛上的对非承诺都已付诸实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行长金立群表示,AIIB和世行、亚开行等都有很好的合作,AIIB鼓励美国制造商、供应商参与国际招标,AIIB员工也有很多美国人,我们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中美两国贸易争端上,而应该超越贸易争端看大局。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安思杰认为,国际企业决策主要是基于人的福祉和经济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因此要谨慎谈论地缘政治问题,不要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中美经贸冲突和技术变革正在加速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深刻影响。靠近需求市场和为本地创造就业税收,成为全球供应链区域化的动因,与会人士表示,全球供应链区域化是一种长期和根本的变化,企业的关键是要适应这一长期趋势并对短期变化快速做出反应。几位与会者都表示,现在东方是世界财富的创造地,不要让意识形态主宰全球经济,不要把什么都看成地缘政治,让贸易摩擦遮住眼睛。
五、全球气候变化等人类面临的
共同挑战需要通过创新来解决,大国能否
实现通力合作形成有效治理机制成为问题关键
全球气候变化与气候行动是论坛的重要议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系统动力学研究组主任约翰·施特曼现场展示了涉及煤炭、石油、天然气、生物能、可再生能源、核能、新技术、碳价、能源效率、污染、森林碳汇等多要素对全球温度变化动态模拟模型。如果任由现在的情况发展,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上升4.10C,这对人类将是灾难。即使全球气温上升30C,上海、深圳以及意大利威尼斯、荷兰等都将被淹没。减缓温度上升需要减少煤炭使用,布隆伯格正在推动美国到2025年实现零煤炭发电。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结果,核能对应对气温上升作用不大,即使核聚变技术取得突破,其实现商业可行性和大规模推广都需要时间,更主要的是核能开发会对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形成强大的替代和挤出效应。
巴西百威英博公司首席执行官薄睿拓以啤酒行业为例,认为通过农业微观生产环境监测、对农民进行生产培训可以实现农业低碳生产。美国Geo Intelligence公司创始人莎拉·蒙克是埃塞俄比亚人,他表示现在肯尼亚年人均肉食消费10公斤,中国大概为60公斤,美国是125公斤。在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请人吃饭一定要上肉菜的。现在非洲饲养1头牛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美国、澳大利亚高4~5倍,提高其他国家人均肉食消费的同时,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个问题要解决好。
中国气候变化特别代表解振华指出,中国利用体制优势把应对气候变化同经济、社会、环境、健康以及国家安全统筹考虑,从2005年到201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占比由7.2%上升到14.5%,在此期间中国节能量占全球的58%,中国所确定的2020年碳强度下降45%的目标提前两年实现。在此期间,中国GDP增长了3倍,有2.7亿人脱贫,形成了一个3万亿元产值的节能环保产业。中美两国元首就《巴黎协定》发表了4份联合声明,中国对于推进《巴黎協定》签署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只要尊重各自核心关切,坚持多边主义,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有人估计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20C目标,2050年前将需要90亿美元,中国要实现2030年目标需要41万亿美元的投入。政府除了制定政策外,通过经济手段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十分重要。
通用电气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段小缨认为,中国的能源构成变化最为显著,2000年煤炭占到70%多,可再生能源占比几乎为零,现在可再生能源在发电当中的占比已超过22%。通用作为全球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企业,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有包括涡轮技术在内的许多新材料、新设计创新。现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占比是9.5%,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目前,全球还有10多亿人没有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华电集团董事长温枢刚表示,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发展的主流,水电、风电、光伏等合计已占到中国电力装机的39%,通过技术提升和规模化应用将大幅降低可再生能源门槛。 六、创新对全球城市化、就业、医疗健康等
社会领域的影响广泛且深远,发挥创新正效应,
消除可能的负面影响有赖于政府社会充分合作
与会人士围绕城市化能否加强和引领新经济,减少而不是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展开讨论。国经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表示,中国城市化进程主要是与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民工进城、土地批租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连在一起的。40年来,中国土地批租收入达33万亿元,房地产开发商投资60多万亿元,我们用这100万亿元整体提升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现在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中的市政、小区、公交、治安等都可以由智能城市建设解决。埃及旅游部长拉尼娅·阿勒穆沙塔表示,数据化和城市智能管理非常重要,目前埃及在开罗之外建设副中心,积极借鉴智慧城市做法,引入数据支付、共享单车等,希望变成新的旅游目的地。美国万事达卡副董事长兼总裁迈克尔·弗罗曼表示,埃及新首都采用的数据支付系统增强了当地妇女的社会参与,值得赞赏,城市建设不能单纯追求GDP而把人排除在外。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郁亮表示,城市人口聚集降低了教育成本、丰富了商业业态、提高了商业效率,但也带来了居住和房价问题。日本东京提高土地开发率和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实行轨道交通沿线综合开发的经验值得借鉴。
创新特别是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深受关注,麦肯锡发布报告认为未来10年全球将有2亿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美团点评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兴认为,未来创造的就业机会可能会比摧毁的更多。他以美团为例说明人工智能可能创造新的就业,美团作为全球最大的外卖公司,每天有70万“送餐骑士”完成1300万份订单,同时也为本地商户带来大量就业,这完全由公司派单中心人工智能系统统一调度完成。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总经理拉杰什·哥比纳丹表示,非洲和印度等地因为制造业不发达,一些工作岗位原本就不存在,人工智能可以创造出全新的工作岗位,其潜力更大。
创新工场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认为,人工智能推进社会向终身学习型社会转变,人们获得新知识、新技能方式的变化使互联网变成了全球性大学。政府在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入非常重要,政府要打破教育体制障碍,通过教育公平化来实现收入的公平化,这需要体制机制改革和治理模式創新。美国万事达卡法律总顾问蒂姆·穆菲表示,企业要在新科技环境中创造就业,留住人才最重要的是提升忠诚度,人心的温度远比机器的温度更重要。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主席、世界卫生组织荣誉总干事陈冯富珍表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未来很多疾病都将得到有效治疗。老龄化是个全球性问题,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将使问题更为严重。英国保诚集团首席执行官迈克·威尔斯表示,现在世界超过100岁老人已经达到350万人,医疗水平进步会使更多的人活到100岁,现在医疗费用增速是经济增速的2倍,很多国家将面临社保资金不足的问题。现在很多国家女性退休年龄早于男性,考虑到男性平均寿命小于女性且很多男性老年期慢性疾病比女性多,应该研究调整女性退休年龄。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张大卫表示,目前中国老年消费有着巨大需求缺口,老龄产业面临巨大机遇,需要社会共同探索拿出智能解决方案。与会人士还讨论了情感智能问题,人工智能不仅带来工作改变,也可能会使部分人缺少社会参与感和人生意义,现在全球老龄化加剧,80岁以上的人需要的照顾比60~80岁之间的老人多4倍。从现在日本的经验看,这也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领域。
本次论坛上,来自美国、欧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代表批评当前美国政府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大搞科技冷战等做法,表达了对新中国70年来取得伟大成就的赞赏和对未来中国市场开放和发展前景的信心,认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希望更多地到中国投资或中国到对方国家投资,有力地展现出国际社会的正能量和积极声音。彭博是拥有全球影响力的财经媒体,截至2019年12月1日中外媒体发布原创性稿件超过700篇,转载报道超过5000篇,形成了巨大的传播效应。
通过此次论坛,我们也看到,国内智库在全球性倡议和创新性思想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对人类未来关注、重大问题全方位设计、信息量和头脑风暴、总体思考深度上仍很欠缺。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不确定性强,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提高工作站位,增强分析研判能力。深刻把握“变”中之“不变”,明辨大局增强定力;密切跟踪“不变”中之“变”,增强斗争意识,提高斗争本领。国家高端智库要增强同国外高水平智库在全球重大问题上“抢滩占地”意识,为提高国家话语权服务。切实增强工作主动性和预见性,推动在更高水平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总体战略目标实现。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部长)
责任编辑:李 蕊、郭 霞
本次论坛既是一次高层级、开放性、前沿性和广泛性的重要国际会议,也是一次具有民间性质的“主场外交”。论坛就全球贸易、科技发展、全球治理、金融和资本市场、气候变化、城市化、包容性等议题深入研讨,分为全体会议、闭门分组会议以及小范围特别对话会多种形式,全体会议面向全球实时直播。本次论坛设有大小各类会议60多场,与会代表直抒胸臆多有思想交锋,体现了对当前世界所面临重大问题的深度思考。来自全球45个国家的570多位现任政府高官、前政要、商界和学界领袖参加了此次论坛,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前财长保尔森、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澳大利亚前总理陆克文等国际知名人士参加了会议。
论坛期间,习近平主席会见基辛格等美方代表,明确提出“中国梦不是‘霸权梦’”“创新成果不应成为埋在山洞里的宝藏”“扩大开放越有阻力,越要迎难而上”等观点,一时形成全球舆论热点。王岐山副主席在演讲中从历史纵深讲到人类发展大势,全面清晰地表达中国立场,提出“惟改革者进,惟创新者强,惟改革创新者胜”。中华文明崇尚守正创新和而不同,中国人民清楚自己有什么、要什么、准备付出什么。中国人民对实现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有信心、有耐心、更有决心。刘鹤副总理在会见中外方重要参会代表时,就中国经济形势与宏观调控政策、中美经贸关系等深入沟通情况,表达我方立场。中央领导人对中美关系、国际形势和创新发展作出权威、全面、清晰、有说明力的阐释,对论坛成功举办起到了重要的把向定调作用。现将此次论坛全体会议代表发言主要观点整理如下。
一、中美关系前景成为不可回避的重大问题,几位
中美关系开创者、亲历者、参与者的看法一时成为全球关注点
美国前国务卿基辛格为中美两国关系正常化做出过历史贡献,本次论坛“对话:基辛格博士”专场受到高度关注。基辛格简要回顾了1971年打开中美关系大门时的一些想法。当时美国认为中国一定会成为国际体系中不可忽视的重要力量,推进美国密切与中国关系对当时的美国来说是战略性甚至近乎机械性的理念。
基辛格表示,20世纪的冷战实际上是苏联发起,随后美国应对危机形成的。今天美中不同于当时的美苏,当时苏联不是经济大国。现在美中两国经济体量巨大且有着紧密的经济联系,双方难免会有“相互踩脚”的情况。历史不会像过去一样简单重复,但如果美中变得非常敌对,各自在全球层面寻求支持,其结果将无法想象。如果考虑到今天的技术进步、武器发展以及自动化程度,这将使世界变得异常复杂,美中当前不会自动升级到热战状态。
基辛格认为,40年来中美交往总体上是正向积极的,“中国威胁论”只不过是过去十年才开始出现的,美中之间存在差异与分歧,但没有一个差异足以引起军事冲突。历史上美国国会对华鹰派立场实际是国内的一种“机制”,当然它没有很好地遵循和考虑中美关系的重要“细节”。对于中国的正常发展,美国也担忧会削弱其对世界的主导地位。这需要双方通过谈判来解决。新形势下中美双方对两国关系都应有新的诠释,贸易谈判只是中美之间更大规模对话的开端,希望今后双方开展更多深层次的政治对话。
美国前财长保尔森表示,同2018年在新加坡举办首次创新经济论坛时相比,当前中美之间脱钩压力更大。保尔森对2019年10月美国副总统彭斯提出不把与中国脱钩作为战略目标表示欢迎。他认为,中美脱钩不仅不利于全球面临的核扩散、气候变化、全球流行病等共同問题的解决,同时还会威胁到美国全球金融领导地位和纽约的世界金融中心地位。如果中美继续脱钩,若再遭遇2008年那样的金融危机,由于第一第二大经济体制缺乏充分协调,其结果必使我们后悔不已。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理事长曾培炎表示,创新与应用无国界,信息化时代创新大多是系统迭代和多学科集成,创新成果只有通过流动和交换才能形成全球产业链、价值链,实现自身价值,科技“脱钩”和人为设限不符合数字经济的发展方向。美国微软公司创始人比尔·盖茨认为,经济全球化时代相互依赖会让彼此受益,总想着谁要领先于谁很愚蠢。会议前一天,他考察清华大学对面的微软实验室,并表示每年那里所产生的很多成果很难分清究竟是中国的还是美国的。现在很多美国公司的产品在中国销售,基本上每篇人工智能文献上都会有中国人的名字,美国的科技发展在于研发和开放程度,美国制药公司、软件技术公司的发展都得益于此。
二、中国经济改革及创新政策受到高度关注,中美贸易、科技等摩擦背后两国不同制度的竞争浮现
未来10年中国经济发展如何,中国正在推进的改革是否会带来中西合作新时期,以及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自由市场经济两种经济模式关系未来会如何,是本次论坛讨论的一个重要议题。美国前贸易谈判代表巴尔舍夫斯基表示,重商主义、大规模补贴、保护主义以及对知识产权的窃取使中国给世界的感觉越来越差了,中国解释说这是为了维护国家安全和经济发展的需要,其实没有必然性。中国市场有巨大吸引力无可否认,但“一带一路”倡议进一步放大中国经济模式的影响力,由于西方国家全球领导地位后退,欧洲以及其他国家无法缓解“一带一路”带来的挑战,中国的做法和雄心值得警惕。澳大利亚前总理、美国亚洲协会政策研究院院长陆克文1984年开始来中国,他表示今天讨论的中国市场经济与政府作用的关系问题,其影响已不限于中国自身,随着中国企业大规模“走出去”,中国国有企业获得不一样的竞争力自然会引起争议。 阿联酋穆巴达拉公司首席执行官哈勒敦·穆巴达拉高度评价中国近年来的发展,他本人以前2年来一次中国,现在平均每6周就要来一次。过去他的公司主要投资西方国家,现在中国是其重要投资目的地。他表示中国成为全球最大经济体只是时间问题。中国改革开放催生了阿里、腾讯等一大批伟大的企业,产生了一批有才华和创新精神的企业家,过去10年中国营商环境有了很大提升,中国已成为全球成功的典范。
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宁吉喆表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特别是改革开放40年来,经历了从农业国到新兴工业国、从传统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的转变。中国现在市场定价的商品达到98%,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显示,中国各类市场主体超过1亿户,中国市场上国企、民企、外企充分竞争,企业的优胜劣汰都是正常的事情。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谢伏瞻表示,中国市场上国企、民企、外资是平等发展而不是对立的关系,不存在“谁进谁退、谁死谁活”的问题。
红杉资本全球合作人、红杉资本中国基金创始及执行合伙人沈南鹏认为,近年中国创新孵化、风险投资、种子投资和中小企业快速发展,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和人工智能推动创新向国际化、高端化方向发展。过去中国的大学毕业生最好的选择是去世界500强企业工作,现在很多人则直接选择创业。中国资本市场看中的是发展好、有希望的企业,过去30年有些企业被淘汰不是坏事,中国市场富有宽度和深度,未来健康、教育等行业都将获得快速发展。腾讯公司总裁刘炽平、滴滴出行总裁柳青从个人归国发展经历,介绍了现代科技发展给中国带来的巨大创业机会,大批互联网企业快速发展显示中国社会充满创新活力,中国正成为全球科技发展的先锋和创业沃土。
美国桥水投资公司总裁瑞·达里奥表示,美国特朗普上台、英国脱欧和法国的“黄马甲运动”表明全球需要新的资本主义,资本主义本身有短周期和长周期,当前资本主义国家面临不断扩大的贫富差距、机遇缺失和价值差异,加之面临像中国崛起这样的外部环境变化,现在和1944年情况有些类似,实际上在孕育着一个新的国际秩序。威力特顾问有限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史蒂夫·巴勒姆认为,资本主义没有好的政府政策引导很难实现良性运转,与其说是资本主义失败,不如说是政府失败。19世纪晚期技术发展和垄断的出现造成了类似于今天的社会紧张,后来通过建立社会福利制度和消费者保护法很好地解决了问题。今天为了改革,资本主义必须加强政府政策引导。爱德曼国际公关公司总裁兼首席执行官理查德·爱德曼表示,资本主义企业考虑股东利益多,考虑社会责任少,大企业追逐利润导致少数人占有大量财富,中低收入家庭收入相对下降,很多民众处在对未来生活的恐惧中。
三、全球创新成为大国竞争的新领域,中美
科技竞争可能形成的新“硅幕”及其后续影响令各方担忧
论坛以“硅幕”为议题,对中美之间的技术竞争展开讨论。与会专家表示,技术将最终改变人类社会,当代以互联网为基础的科技发展其本质要求是链接与分享,今天我们需要的是“开窗”而不是“建墙”。美国智库“新美国”网络安全专家萨姆·萨克斯指出,当前中国的“技术民族主义”和美国对中国科技发展的偏执及担心,造成双方从30年前的充分合作开始大幅后退,今天的数字领域竞争很像冷战时的“铁幕”。
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张晓强表示,数字信息技术以及数字经济的发展意味着网络空间和数字经济治理体系不可或缺,如何在联合国框架下建立各方普遍接受的规则,向着多边、民主、透明、安全、高效的国际体系前进日益重要。对于中美之间信任度下降,雅虎联合创始人、AME Cloud Venture创始合伙人杨致远提出,今天的技术变革可能是我们一生中最大的转折点,2018年人类社会第一次出现机器生成的数据比人生成的数据更多,技术促进农业、交通、医疗、教育等各行业转型,未来几十年会创造数十万亿的商业机会,而这只有通过跨国创新合作才能实现,中美之间可以先从较小的领域开始合作并不断累积互信。人为禁止技术交流将造成全球创新生态系统分崩离析,势必阻碍大量可能改变世界的基础研究,破坏将各个经济体联系在一起并成为全球增长最强劲引擎的供应链。
技术战不同于贸易战,网络世界条件下云计算、区块链等很难人为分开。春华资本集团创始人兼董事长胡祖六认为,目前中美头上都有乌云,中国虽然技术上取得很大进步,但美国依然是全球科技领军者,华盛顿的偏执做法会对中国产生不利影响。同时,中国是美国芯片、软件等的主要进口国,中美科技脱钩一定会对美国半导体行业产生不利影响。
5G使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在竞争上更加公平,华为率先推进的5G受到美国遏制,全球技术革命是否会重新定义竞争与合作的含义?5G竞争是否会形成新的数字鸿沟?与会专家都认为5G技术将推进新一轮科技变革,会使很多产业出现颠覆性变化,但现在出现的5G政治化令人担心。美国美光科技有限公司首席执行官桑贾伊·梅赫罗特拉表示,5G的连接性很强,它不僅涉及移动技术、通讯技术和人工智能(AI)领导权,还会对智能工厂、智能城市、智能治理、智能防务产生巨大影响,这对每个国家来说都是大事。美光有4万多个技术专利,中国企业是美光的主要客户,美光希望全球能以公平方式支持创新在公平环境中竞争。
印度Infosys有限公司首席董事长南丹·尼勒卡尼表示,5G速度更快、带宽更宽,对数据中心、自动化、汽车等将产生颠覆性影响。在2019年2月的全球移动大会上,5G手机可以实现不同屏幕层叠、全景式使用手机视频流,将在市场上非常受欢迎。对于中美之间的5G竞争,国际上一些企业会从中美两边选择产品,决定选择的首要因素还是技术和成本。印度电信业还要一段时间才能用上5G,现在首先要解决的是本国行业高税收等问题。中兴通讯股份有限公司董事长李自学表示,5G对中国人来说是一项新的信息技术,中国人应以开放、合作、共赢的心态来迎接这场技术变革。
四、创新推进全球经济出现一系列 新变化,贸易保护主义、供应链区域化以及
可能发生的新一轮危机等给全球发展带来长期影响
当前,全球经济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和机遇。一些人认为,贸易、技术正带来地缘政治分裂,美国、日本、印度等正在试图建立新的同盟,中国作为全球第一贸易大国,远比当时苏联力量大得多,不可能被排除在全球体系之外,而小国则面临选边站队问题。
目前全球贸易投资增长乏力,美国等西方国家债务高企,已无太大利率下调空间。美国高盛首席执行官苏德巍表示,美国自上次危机以来经济已扩张11年,美国有25%的可能会出现衰退。比欧洲国家好一点的是,美国货币政策还有一定空间。第十二届全国政协副主席、中国人民银行原行长周小川回顾2008年金融危机后表示,防范危机首先是要避免把泡沫吹大,要为货币政策创造空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可以发挥一定作用。新加坡国务资政兼社会政策统筹部长尚达曼表示,不管是金融危机还是其他类型的衰退,如果下一次危机出现,中国都可以发挥更加重要的领导作用。从长期来说,解决危机的根本方式是管理好中美战略竞争关系。美洲开发银行行长路易斯·莫雷诺表示,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拉丁美洲国家比10年前更脆弱,巴西、阿根廷、委内瑞拉等基本上是零增长或衰退。瑞士信贷集团全球首席执行官谭天忠认为,对于未来可能出现的危机,解决方案不在于货币和财政资金注入,更根本的是信心和创新,全球应对气候变化和基础设施再投资有着巨大空间。
墨西哥Mexichem首席执行官丹尼尔·马丁内兹-威勒用自己企业的供应链实例说明,尽管企业总部在墨西哥,但其供应链遍布全球,贸易减少意味着增长机会减少,经济繁荣自然受到影响,对此企业必须着手建立高效、安全、可持续的供应链。美国3M集团是1984年进入中国的外资全资企业,其董事会主席兼首席执行官麦克·罗蒙表示,近年来全球货物流动和金融流动都在下滑,但技术流动加快,新技术可以使企业供应链更加灵活。现在越来越多的企业将亚洲作为全球供应链中枢,中国的生产能力和物流能力非常强大,有着巨大的消费市场,在全球供应链中的地位一时难以撼动。
尼日利亚丹格特集团总裁兼首席执行官阿里科·丹格特表示,非洲不以意识形态立国,在中美之间非洲不存在非此即彼的选择,中美贸易战对非洲影响不大。过去3年中国是对非洲投资最多的国家,2018年习近平主席在中非论坛上的对非承诺都已付诸实施。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行长金立群表示,AIIB和世行、亚开行等都有很好的合作,AIIB鼓励美国制造商、供应商参与国际招标,AIIB员工也有很多美国人,我们不能把注意力只放在中美两国贸易争端上,而应该超越贸易争端看大局。瑞银集团首席执行官安思杰认为,国际企业决策主要是基于人的福祉和经济利益而不是意识形态,因此要谨慎谈论地缘政治问题,不要把本来简单的问题复杂化。
中美经贸冲突和技术变革正在加速给全球供应链带来深刻影响。靠近需求市场和为本地创造就业税收,成为全球供应链区域化的动因,与会人士表示,全球供应链区域化是一种长期和根本的变化,企业的关键是要适应这一长期趋势并对短期变化快速做出反应。几位与会者都表示,现在东方是世界财富的创造地,不要让意识形态主宰全球经济,不要把什么都看成地缘政治,让贸易摩擦遮住眼睛。
五、全球气候变化等人类面临的
共同挑战需要通过创新来解决,大国能否
实现通力合作形成有效治理机制成为问题关键
全球气候变化与气候行动是论坛的重要议题。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斯隆管理学院系统动力学研究组主任约翰·施特曼现场展示了涉及煤炭、石油、天然气、生物能、可再生能源、核能、新技术、碳价、能源效率、污染、森林碳汇等多要素对全球温度变化动态模拟模型。如果任由现在的情况发展,到2100年全球气温将上升4.10C,这对人类将是灾难。即使全球气温上升30C,上海、深圳以及意大利威尼斯、荷兰等都将被淹没。减缓温度上升需要减少煤炭使用,布隆伯格正在推动美国到2025年实现零煤炭发电。根据麻省理工学院的研究结果,核能对应对气温上升作用不大,即使核聚变技术取得突破,其实现商业可行性和大规模推广都需要时间,更主要的是核能开发会对风能、太阳能、地热能等形成强大的替代和挤出效应。
巴西百威英博公司首席执行官薄睿拓以啤酒行业为例,认为通过农业微观生产环境监测、对农民进行生产培训可以实现农业低碳生产。美国Geo Intelligence公司创始人莎拉·蒙克是埃塞俄比亚人,他表示现在肯尼亚年人均肉食消费10公斤,中国大概为60公斤,美国是125公斤。在埃塞俄比亚等非洲国家,请人吃饭一定要上肉菜的。现在非洲饲养1头牛温室气体排放量比美国、澳大利亚高4~5倍,提高其他国家人均肉食消费的同时,如何减少温室气体排放这个问题要解决好。
中国气候变化特别代表解振华指出,中国利用体制优势把应对气候变化同经济、社会、环境、健康以及国家安全统筹考虑,从2005年到2018年中国可再生能源占比由7.2%上升到14.5%,在此期间中国节能量占全球的58%,中国所确定的2020年碳强度下降45%的目标提前两年实现。在此期间,中国GDP增长了3倍,有2.7亿人脱贫,形成了一个3万亿元产值的节能环保产业。中美两国元首就《巴黎协定》发表了4份联合声明,中国对于推进《巴黎協定》签署作出了历史性贡献。中国认为在应对气候变化问题上,只要尊重各自核心关切,坚持多边主义,其他问题都可以解决。有人估计实现《巴黎协定》确定的20C目标,2050年前将需要90亿美元,中国要实现2030年目标需要41万亿美元的投入。政府除了制定政策外,通过经济手段建立应对气候变化治理体系十分重要。
通用电气国际业务总裁兼首席执行官段小缨认为,中国的能源构成变化最为显著,2000年煤炭占到70%多,可再生能源占比几乎为零,现在可再生能源在发电当中的占比已超过22%。通用作为全球重要的大型基础设施建设支撑企业,在可再生能源方面有包括涡轮技术在内的许多新材料、新设计创新。现在全球可再生能源占比是9.5%,到2050年这一比例将达到30%。目前,全球还有10多亿人没有获得稳定的能源供应,这也是应对气候变化要解决的问题。中国华电集团董事长温枢刚表示,可再生能源是未来发展的主流,水电、风电、光伏等合计已占到中国电力装机的39%,通过技术提升和规模化应用将大幅降低可再生能源门槛。 六、创新对全球城市化、就业、医疗健康等
社会领域的影响广泛且深远,发挥创新正效应,
消除可能的负面影响有赖于政府社会充分合作
与会人士围绕城市化能否加强和引领新经济,减少而不是加剧社会贫富差距展开讨论。国经中心副理事长、重庆市原市长黄奇帆表示,中国城市化进程主要是与改革开放带来的农民工进城、土地批租和大规模基础设施建设连在一起的。40年来,中国土地批租收入达33万亿元,房地产开发商投资60多万亿元,我们用这100万亿元整体提升了中国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水平。现在城市规模越来越大,城市中的市政、小区、公交、治安等都可以由智能城市建设解决。埃及旅游部长拉尼娅·阿勒穆沙塔表示,数据化和城市智能管理非常重要,目前埃及在开罗之外建设副中心,积极借鉴智慧城市做法,引入数据支付、共享单车等,希望变成新的旅游目的地。美国万事达卡副董事长兼总裁迈克尔·弗罗曼表示,埃及新首都采用的数据支付系统增强了当地妇女的社会参与,值得赞赏,城市建设不能单纯追求GDP而把人排除在外。万科企业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郁亮表示,城市人口聚集降低了教育成本、丰富了商业业态、提高了商业效率,但也带来了居住和房价问题。日本东京提高土地开发率和公共交通出行分担率,实行轨道交通沿线综合开发的经验值得借鉴。
创新特别是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深受关注,麦肯锡发布报告认为未来10年全球将有2亿工作岗位被人工智能取代。美团点评公司首席执行官王兴认为,未来创造的就业机会可能会比摧毁的更多。他以美团为例说明人工智能可能创造新的就业,美团作为全球最大的外卖公司,每天有70万“送餐骑士”完成1300万份订单,同时也为本地商户带来大量就业,这完全由公司派单中心人工智能系统统一调度完成。印度塔塔咨询服务公司首席执行官兼董事总经理拉杰什·哥比纳丹表示,非洲和印度等地因为制造业不发达,一些工作岗位原本就不存在,人工智能可以创造出全新的工作岗位,其潜力更大。
创新工场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李开复认为,人工智能推进社会向终身学习型社会转变,人们获得新知识、新技能方式的变化使互联网变成了全球性大学。政府在教育培训等方面的投入非常重要,政府要打破教育体制障碍,通过教育公平化来实现收入的公平化,这需要体制机制改革和治理模式創新。美国万事达卡法律总顾问蒂姆·穆菲表示,企业要在新科技环境中创造就业,留住人才最重要的是提升忠诚度,人心的温度远比机器的温度更重要。
博鳌亚洲论坛全球健康论坛大会主席、世界卫生组织荣誉总干事陈冯富珍表示,随着医疗技术进步未来很多疾病都将得到有效治疗。老龄化是个全球性问题,老龄化和少子化并存将使问题更为严重。英国保诚集团首席执行官迈克·威尔斯表示,现在世界超过100岁老人已经达到350万人,医疗水平进步会使更多的人活到100岁,现在医疗费用增速是经济增速的2倍,很多国家将面临社保资金不足的问题。现在很多国家女性退休年龄早于男性,考虑到男性平均寿命小于女性且很多男性老年期慢性疾病比女性多,应该研究调整女性退休年龄。国经中心副理事长张大卫表示,目前中国老年消费有着巨大需求缺口,老龄产业面临巨大机遇,需要社会共同探索拿出智能解决方案。与会人士还讨论了情感智能问题,人工智能不仅带来工作改变,也可能会使部分人缺少社会参与感和人生意义,现在全球老龄化加剧,80岁以上的人需要的照顾比60~80岁之间的老人多4倍。从现在日本的经验看,这也是人工智能的重要应用领域。
本次论坛上,来自美国、欧洲和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一些代表批评当前美国政府单边主义、保护主义、大搞科技冷战等做法,表达了对新中国70年来取得伟大成就的赞赏和对未来中国市场开放和发展前景的信心,认同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希望更多地到中国投资或中国到对方国家投资,有力地展现出国际社会的正能量和积极声音。彭博是拥有全球影响力的财经媒体,截至2019年12月1日中外媒体发布原创性稿件超过700篇,转载报道超过5000篇,形成了巨大的传播效应。
通过此次论坛,我们也看到,国内智库在全球性倡议和创新性思想方面存在相当大的差距,在对人类未来关注、重大问题全方位设计、信息量和头脑风暴、总体思考深度上仍很欠缺。智库是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目前国际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国内经济下行压力较大、不确定性强,我们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切实提高工作站位,增强分析研判能力。深刻把握“变”中之“不变”,明辨大局增强定力;密切跟踪“不变”中之“变”,增强斗争意识,提高斗争本领。国家高端智库要增强同国外高水平智库在全球重大问题上“抢滩占地”意识,为提高国家话语权服务。切实增强工作主动性和预见性,推动在更高水平上服务国家发展大局和总体战略目标实现。
(作者为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战略研究部部长)
责任编辑:李 蕊、郭 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