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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高考是一场关乎全民的“战争”，志愿填报时的学校与专业选择至关重要。“云海工程”中的高考升学指导测验立足于志愿填报指导，效果在云南省、海南省两地引起巨大反响。若想在北京推广这种做法，必须充分了解最直接的利益相关者对其的社会理解，为推广排除障碍。本文从社会理解的三个层次—社会认识、社会评价、社会行动进行深入分析，希冀为教育管理提供一个可参考的研究报告与建议。
关键词：社会理解；高考升学指导测验；教育舆论；“云海工程”
高考一直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它是中国目前为止最为公平的选拔制度，无数寒门子弟期望通过这座“独木桥”迈进大学的殿堂，改变自己的命运。自从恢复高考制度至今，在填报志愿之前，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充分，不少考生在高考志愿填报时无从下手，最后往往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甚至有些考生由于对自身把握不准，填报志愿时高估了自己的分数，遭遇了第一志愿不能被录取，第二、三志愿学校又已录满，最后竟然导致“无学可上”的局面，造成终生遗憾。
教育管理难题—大学专业选择的困境与曙光
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在校大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并不满意，致使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厌学情绪，从而致使学习成绩欠佳；究其原因，根源在于他们在填报志愿时，盲目地认为，只要能考上更好的学校，学什么专业并不重要，造成有的学生进入大学后才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这个专业，所学专业的发展方向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1]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搜狐新闻客户端、手机搜狐联合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10，005人参加）：71.2%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2]
高考制度改革由来已久，但是仍然无法摆脱“应试教育”和“单一评价体系”的标签。既然高考制度的改革在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效，那为何不在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上下点功夫？
在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方面，云南省和海南省的做法很值得借鉴。2011年，两地积极响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及《纲要》中“改进考试评价制度”的要求，实施和开展了一项关于高考评价制度试点改革的“云海工程”。
“云海工程”一经实施便在两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百度上搜索关于“云海工程”实施后的媒体报道及微博评论，能得到近2万条的相关信息—其中一部分为介绍性报道及微博，其余部分基本反映的是媒体与民众对“云海工程”的肯定与赞扬，许多考生表示“报志愿时最需要专业性评价，自己又无法找到专家，给出的专业建议参考很有帮助”，[3]舆论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工程的实施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这样一种成功的改革示范，能否推广到全国其他省份？
社会认识—各直接利益主体对高考升学指导测验推广的理解
家长和学生是高考最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意见对高考升学指导测验的推广具有十分重大的参考价值。作为联系学生与家长的纽带，教师是否支持对推广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本次问卷调查中，获得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有效问卷共1，578份，其中家长447份，学生913份，教师218份。对相关态度问题进行分析时，采用的是李克特五级量表。由于没有常模可进行比较，故无法判断得分的绝对高低。本研究将所得数据以2.00、3.00、3.20为分界点，得分小于2.00的视为非常赞成（或非常满意）；得分介于2.00和3.00之间的视为较赞成（或较满意）；得分大于3.20的视为非常不赞成（或非常不满意）。他们对高考升学指导测验推广的理解分布如下：55.9%的家长对北京现有的志愿填报指导表示不满意，66.2%的学生表示不满意甚至非常不满意，教师满意与不满意的比例基本相同（如表1所示）。
在填报志愿前，有82.1%的家长、94.7%的学生、94.1%的教师非常赞成或赞成进行兴趣测验；78.1%的家长、90.5%的学生、95.4%的教师非常赞成或赞成进行学科能力测验；78.8%的家长、88.5%的学生、94%的教师非常赞成或赞成进行职业胜任力测验；89.5%的家长、92.3%的学生、99.1%的教师赞成进行专业选择的指导（如表2所示）。
通过观察各直接利益相关者态度的平均数可以发现，对于北京市的高考志愿指导现状，三个群体基本表现为非常不满意（家长和学生的平均数大于3.20，教师的平均数大于3.00），而对于高考升学指导测验在京推广，学生是十分赞成的（平均数小于2.00），教师和家长也比较赞成（平均数介于2.00至3.00之间）。
这三个直接利益相关者对于高考升学指导测验在北京推广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北京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工作力度不够，家长和学生都认为北京现有的志愿填报指导是十分不充分的。第二，北京可以考虑先对高考升学指导测验进行试点，但推广势在必行。这三个群体都对“云海工程”中率先引入的兴趣、能力、胜任力、学生成绩的综合排名和综合评分，以及量身定做的专业指导信息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部分人对这类测验抱着十分赞成的态度，迫切希望这类测验能尽快在北京付诸实践。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北京市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指导是不够完善的，急需改进。而类似于高考升学指导测验这样利于考生志愿填报的指导工具，在北京地区的需求度是相当大的。
社会评价—各直接利益主体社会理解背后的价值选择
社会理解的第二个层次是社会评价。社会评价往往依据一定的标准，这些标准由于评价主体的不同而不同，所以依据这些标准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人们对于一项具体社会事务的评价首先体现在对其的态度上，并通过态度倾向来反映其价值选择。社会评价主要分为三个倾向：褒义、中立和批评—持褒义态度，则评价高；持中立态度，则评价一般；持贬义态度，则评价低。
问卷中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围绕对北京市现有的志愿指导的态度以及借鉴“高考升学指导测验”建立一种新的学生综合评价模式而展开的。测验如果顺利推行，或多或少对学生是有所帮助的，这就造成了只要涉及到对现有的高考志愿指导的态度问题，家长和学生都普遍表现出不满情绪，在选择答案时也更倾向于选择贬义的选项（有62.2%的家长、66.2%的学生对北京市现有的志愿填报指导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而与此相反的，问卷中涉及到对高考升学指导测验的态度问题。由于这种类型的指导对于这些利益群体，尤其是家长和学生来说是十分新鲜且百利无一害的，家长和学生就自然会表现得十分赞赏，在选择答案时也会倾向于选择褒义的选项（如当家长被问到是否赞成在填报志愿前对学生进行兴趣、能力、胜任力测验时，“赞成”和“非常赞成”的比例分别达到了82.1%、78.1%和78.8%，而学生的比例更是分别达到了94.7%、90.5%和88.5%）。而这样的倾向在第五维度的最后一道题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家长“对学生进行专业选择的指导”持褒义态度的比例达到了89.5%，学生为92.3%。
一方面，北京市现有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不尽全面，不利于考生掌握全面的填报信息和填报技巧，使根本没有填报经验的考生和家长均处于劣势，严重威胁这两个群体的相关利益。表现在对问题的选项上，则是这两个群体压倒性地选择“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两个选项。另一方面，高考升学指导测验的推广，能为家长和学生提供较为专业的测试结果，为志愿填报提供参考依据，减少志愿填报的风险；对于教师来说也是好事—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所在班级的升学率（参考测试结果，考生能对自身有一个良好的评估，由于对自身估计不足或者估计过高所造成的“高考落榜”现象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同时也能减少心理素质不够强的学生的自轻行为，从而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表现在对问题的选项上，则是这三个群体一致地选择“赞成”或者“非常赞成”两个选项。因此，从上述问题与这三个群体切身利益的相关程度来看，凡是对自身或所在群体有利的事务，群体成员均会表现出惊人的赞成或肯定，而对于有损自身或所在群体利益的事务，群体成员则会反对或否定，这也符合社会评价的一般规律。
社会行动—政策支持是教育管理的保障
所有的社会认识与社会评价最终都会以社会行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公众对一项社会事务做了怎样的认识与评价，相应地就会采取行动将其实现。但是，一定的社会行动必须有相应政策的支持才能得以实现。
北京市对于志愿填报的指导，虽然各省（包括北京市）在填报志愿前基本会出台《高考报考指南》《高校招生章程》《高校招生计划》《本省（市）历年招生录取分数分布统计》以及类似于《考生填报志愿须知》的文件（其中包含了志愿信息获取类型及方式、志愿填报时间、录取规则、特殊院校的填报规则、填报注意事项等）以供考生参考，但是对于考生兴趣、能力、胜任力的考量则基本不予重视。
怎样的政策才能保障推广这一社会行动的顺利进行？如何正确引导各利益群体对于推广的理解？
第一，扩充志愿信息量，拓宽志愿信息渠道。除了传统的方式—通过教育部网站等官方渠道发布信息以及家长、学生、教师自发购买志愿填报指导的书籍之外，教育部门还应该增加获取志愿信息的渠道。这些渠道可以是官方组织的，也可以鼓励民间依法组织，配合各大高校共同发起。例如：可以根据不同的专业，列出国内各大高校在本专业的综合实力情况，确保考生能依专业选择学校，而不是为了上好大学而选择自己不喜欢、也不适合自己的专业。再者，鉴于很多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倾向于询问教师，教育部门可以组织成立报考咨询委员会，使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可以咨询相关专家，减低志愿填报的盲目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负担。
第二，改变单一评价模式，结合学生的兴趣、能力、胜任力等综合评价学生。北京市传统的高考评价模式一般是高考结束之后给出单科分数及总分作为高考成绩报告，是一种单一的评价模式。如果在填报志愿时能综合测评考生的兴趣（即考生喜欢的领域）、能力（即考生的强弱势分布）和胜任力（即考生能否胜任所选择的专业并顺利毕业）等非智力因素，高考成绩报告的结果能更加科学，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也更具有针对性。
第三，加大财政投入，开发综合评价系统。一项改革的推行必须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开发综合评价系统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如果只是纸上谈兵，在付诸实施时并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那么改革的成效也就不言自明了。同时，鉴于教育部考试中心已经开发出一套完整的应用于整个高中阶段的系统（学科倾向测验 校本课程开发 高考升学指导测验），因此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能将这一整套系统先试点应用到部分高中，待取得成效之后再循序渐进地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这样的推广才会比较具有说服力。
第四，尊重民意，有效引导舆论。政府部门要尊重改革中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最大限度地平衡各方利益。在舆论的引导方面，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有效利用舆论的导向作用。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电台、广播等加大宣传的力度，应该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如新闻媒体、报纸媒体、杂志、互联网等）的作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也要利用大众传媒监督改革的实施，确保改革在正轨上运行，发挥大众媒体的正面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舆论分析研究”（课题批准号：BFA1002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张丰奎.了解自我， 把握人生—中学生升学指导测验工作探索[J].当代教育科学，2006（8）：55-56.
[2]搜狐教育. 高考来了：71.2%受访者表示如果可能想重新择专业[EB/OL].（2013-6-4）[2013-9-11] http：//learning.sohu.com /20130604/n377945701.shtml.
[3]中国教育新闻网.“云海工程”让云南的高考生受益 减轻老师压力[EB/OL].（2011-07-05）[2013-9-13] http：//www.jyb.cn/gk/gksx/201107/t20110705_440878.html.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于 洋]
关键词：社会理解；高考升学指导测验；教育舆论；“云海工程”
高考一直牵动着亿万中国人的心，它是中国目前为止最为公平的选拔制度，无数寒门子弟期望通过这座“独木桥”迈进大学的殿堂，改变自己的命运。自从恢复高考制度至今，在填报志愿之前，由于掌握的信息不充分，不少考生在高考志愿填报时无从下手，最后往往选择了不适合自己的学校和专业，甚至有些考生由于对自身把握不准，填报志愿时高估了自己的分数，遭遇了第一志愿不能被录取，第二、三志愿学校又已录满，最后竟然导致“无学可上”的局面，造成终生遗憾。
教育管理难题—大学专业选择的困境与曙光
调查显示：“相当一部分在校大学生对自己所学的专业并不满意，致使在学习过程中产生厌学情绪，从而致使学习成绩欠佳；究其原因，根源在于他们在填报志愿时，盲目地认为，只要能考上更好的学校，学什么专业并不重要，造成有的学生进入大学后才发现自己根本就不喜欢这个专业，所学专业的发展方向不能发挥自己的优势。”[1]由《中国青年报》社会调查中心和搜狐新闻客户端、手机搜狐联合发起的一项调查显示（10，005人参加）：71.2%的受访者表示，如果有可能，想重新选择一次专业。[2]
高考制度改革由来已久，但是仍然无法摆脱“应试教育”和“单一评价体系”的标签。既然高考制度的改革在短期内很难取得成效，那为何不在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上下点功夫？
在高考志愿填报指导方面，云南省和海南省的做法很值得借鉴。2011年，两地积极响应《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 - 2020年）》（以下简称《纲要》）中“改革教育质量评价和人才评价制度”“推进考试招生制度改革”以及《纲要》中“改进考试评价制度”的要求，实施和开展了一项关于高考评价制度试点改革的“云海工程”。
“云海工程”一经实施便在两地引起了强烈的社会反响。在百度上搜索关于“云海工程”实施后的媒体报道及微博评论，能得到近2万条的相关信息—其中一部分为介绍性报道及微博，其余部分基本反映的是媒体与民众对“云海工程”的肯定与赞扬，许多考生表示“报志愿时最需要专业性评价，自己又无法找到专家，给出的专业建议参考很有帮助”，[3]舆论出现了“一边倒”的局面，工程的实施得到了绝大多数人的赞同。这样一种成功的改革示范，能否推广到全国其他省份？
社会认识—各直接利益主体对高考升学指导测验推广的理解
家长和学生是高考最为直接的利益相关者，他们的意见对高考升学指导测验的推广具有十分重大的参考价值。作为联系学生与家长的纽带，教师是否支持对推广的作用也是不容忽视的。在本次问卷调查中，获得学生、家长和教师的有效问卷共1，578份，其中家长447份，学生913份，教师218份。对相关态度问题进行分析时，采用的是李克特五级量表。由于没有常模可进行比较，故无法判断得分的绝对高低。本研究将所得数据以2.00、3.00、3.20为分界点，得分小于2.00的视为非常赞成（或非常满意）；得分介于2.00和3.00之间的视为较赞成（或较满意）；得分大于3.20的视为非常不赞成（或非常不满意）。他们对高考升学指导测验推广的理解分布如下：55.9%的家长对北京现有的志愿填报指导表示不满意，66.2%的学生表示不满意甚至非常不满意，教师满意与不满意的比例基本相同（如表1所示）。
在填报志愿前，有82.1%的家长、94.7%的学生、94.1%的教师非常赞成或赞成进行兴趣测验；78.1%的家长、90.5%的学生、95.4%的教师非常赞成或赞成进行学科能力测验；78.8%的家长、88.5%的学生、94%的教师非常赞成或赞成进行职业胜任力测验；89.5%的家长、92.3%的学生、99.1%的教师赞成进行专业选择的指导（如表2所示）。
通过观察各直接利益相关者态度的平均数可以发现，对于北京市的高考志愿指导现状，三个群体基本表现为非常不满意（家长和学生的平均数大于3.20，教师的平均数大于3.00），而对于高考升学指导测验在京推广，学生是十分赞成的（平均数小于2.00），教师和家长也比较赞成（平均数介于2.00至3.00之间）。
这三个直接利益相关者对于高考升学指导测验在北京推广的理解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北京高考志愿填报指导工作力度不够，家长和学生都认为北京现有的志愿填报指导是十分不充分的。第二，北京可以考虑先对高考升学指导测验进行试点，但推广势在必行。这三个群体都对“云海工程”中率先引入的兴趣、能力、胜任力、学生成绩的综合排名和综合评分，以及量身定做的专业指导信息等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大部分人对这类测验抱着十分赞成的态度，迫切希望这类测验能尽快在北京付诸实践。
由此我们可以推断出，北京市高考志愿填报的相关指导是不够完善的，急需改进。而类似于高考升学指导测验这样利于考生志愿填报的指导工具，在北京地区的需求度是相当大的。
社会评价—各直接利益主体社会理解背后的价值选择
社会理解的第二个层次是社会评价。社会评价往往依据一定的标准，这些标准由于评价主体的不同而不同，所以依据这些标准得出的结论也会不同。人们对于一项具体社会事务的评价首先体现在对其的态度上，并通过态度倾向来反映其价值选择。社会评价主要分为三个倾向：褒义、中立和批评—持褒义态度，则评价高；持中立态度，则评价一般；持贬义态度，则评价低。
问卷中的大部分问题都是围绕对北京市现有的志愿指导的态度以及借鉴“高考升学指导测验”建立一种新的学生综合评价模式而展开的。测验如果顺利推行，或多或少对学生是有所帮助的，这就造成了只要涉及到对现有的高考志愿指导的态度问题，家长和学生都普遍表现出不满情绪，在选择答案时也更倾向于选择贬义的选项（有62.2%的家长、66.2%的学生对北京市现有的志愿填报指导表示“不满意”或“非常不满意”）。 而与此相反的，问卷中涉及到对高考升学指导测验的态度问题。由于这种类型的指导对于这些利益群体，尤其是家长和学生来说是十分新鲜且百利无一害的，家长和学生就自然会表现得十分赞赏，在选择答案时也会倾向于选择褒义的选项（如当家长被问到是否赞成在填报志愿前对学生进行兴趣、能力、胜任力测验时，“赞成”和“非常赞成”的比例分别达到了82.1%、78.1%和78.8%，而学生的比例更是分别达到了94.7%、90.5%和88.5%）。而这样的倾向在第五维度的最后一道题中表现得更为明显，家长“对学生进行专业选择的指导”持褒义态度的比例达到了89.5%，学生为92.3%。
一方面，北京市现有的高考志愿填报指导不尽全面，不利于考生掌握全面的填报信息和填报技巧，使根本没有填报经验的考生和家长均处于劣势，严重威胁这两个群体的相关利益。表现在对问题的选项上，则是这两个群体压倒性地选择“不满意”或者“非常不满意”两个选项。另一方面，高考升学指导测验的推广，能为家长和学生提供较为专业的测试结果，为志愿填报提供参考依据，减少志愿填报的风险；对于教师来说也是好事—能在一定程度上保证所在班级的升学率（参考测试结果，考生能对自身有一个良好的评估，由于对自身估计不足或者估计过高所造成的“高考落榜”现象能够得到有效缓解），同时也能减少心理素质不够强的学生的自轻行为，从而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奠定良好的基础。表现在对问题的选项上，则是这三个群体一致地选择“赞成”或者“非常赞成”两个选项。因此，从上述问题与这三个群体切身利益的相关程度来看，凡是对自身或所在群体有利的事务，群体成员均会表现出惊人的赞成或肯定，而对于有损自身或所在群体利益的事务，群体成员则会反对或否定，这也符合社会评价的一般规律。
社会行动—政策支持是教育管理的保障
所有的社会认识与社会评价最终都会以社会行动的形式表现出来，公众对一项社会事务做了怎样的认识与评价，相应地就会采取行动将其实现。但是，一定的社会行动必须有相应政策的支持才能得以实现。
北京市对于志愿填报的指导，虽然各省（包括北京市）在填报志愿前基本会出台《高考报考指南》《高校招生章程》《高校招生计划》《本省（市）历年招生录取分数分布统计》以及类似于《考生填报志愿须知》的文件（其中包含了志愿信息获取类型及方式、志愿填报时间、录取规则、特殊院校的填报规则、填报注意事项等）以供考生参考，但是对于考生兴趣、能力、胜任力的考量则基本不予重视。
怎样的政策才能保障推广这一社会行动的顺利进行？如何正确引导各利益群体对于推广的理解？
第一，扩充志愿信息量，拓宽志愿信息渠道。除了传统的方式—通过教育部网站等官方渠道发布信息以及家长、学生、教师自发购买志愿填报指导的书籍之外，教育部门还应该增加获取志愿信息的渠道。这些渠道可以是官方组织的，也可以鼓励民间依法组织，配合各大高校共同发起。例如：可以根据不同的专业，列出国内各大高校在本专业的综合实力情况，确保考生能依专业选择学校，而不是为了上好大学而选择自己不喜欢、也不适合自己的专业。再者，鉴于很多考生和家长在填报志愿时倾向于询问教师，教育部门可以组织成立报考咨询委员会，使考生在填报志愿时可以咨询相关专家，减低志愿填报的盲目性，也能在一定程度上减轻班主任和任课教师的负担。
第二，改变单一评价模式，结合学生的兴趣、能力、胜任力等综合评价学生。北京市传统的高考评价模式一般是高考结束之后给出单科分数及总分作为高考成绩报告，是一种单一的评价模式。如果在填报志愿时能综合测评考生的兴趣（即考生喜欢的领域）、能力（即考生的强弱势分布）和胜任力（即考生能否胜任所选择的专业并顺利毕业）等非智力因素，高考成绩报告的结果能更加科学，考生在填报志愿时也更具有针对性。
第三，加大财政投入，开发综合评价系统。一项改革的推行必须要有坚实的物质基础，开发综合评价系统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如果只是纸上谈兵，在付诸实施时并不能得到有力的保障，那么改革的成效也就不言自明了。同时，鉴于教育部考试中心已经开发出一套完整的应用于整个高中阶段的系统（学科倾向测验 校本课程开发 高考升学指导测验），因此如果有条件的话，建议能将这一整套系统先试点应用到部分高中，待取得成效之后再循序渐进地在全市范围内推广，这样的推广才会比较具有说服力。
第四，尊重民意，有效引导舆论。政府部门要尊重改革中利益相关者的意见，最大限度地平衡各方利益。在舆论的引导方面，应该加大宣传力度，有效利用舆论的导向作用。有条件的话可以在电台、广播等加大宣传的力度，应该充分利用大众传媒（如新闻媒体、报纸媒体、杂志、互联网等）的作用，营造良好的舆论环境，同时也要利用大众传媒监督改革的实施，确保改革在正轨上运行，发挥大众媒体的正面作用。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二五”规划2011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教育体制改革试点的舆论分析研究”（课题批准号：BFA10028）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
[1]张丰奎.了解自我， 把握人生—中学生升学指导测验工作探索[J].当代教育科学，2006（8）：55-56.
[2]搜狐教育. 高考来了：71.2%受访者表示如果可能想重新择专业[EB/OL].（2013-6-4）[2013-9-11] http：//learning.sohu.com /20130604/n377945701.shtml.
[3]中国教育新闻网.“云海工程”让云南的高考生受益 减轻老师压力[EB/OL].（2011-07-05）[2013-9-13] http：//www.jyb.cn/gk/gksx/201107/t20110705_440878.html.
（作者单位：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
[责任编辑：于 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