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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教师对教科书持有的阅读态度直接影响到学生的历史学习情况。“圣经式”阅读教科书严重限制教师视野，甚至有可能将错误历史知识传递给学生;“自由散漫式”阅读教科书难以完成国家规定的教学目标，同样影响师生的发展。教师既不能过分依赖教科书，也不能将其置之不理，应有的态度为批判阅读。教师只有在批判性思维指导下，不断拓展、完善教科书，并且灵活地、创造性地阅读和使用教科书，才有可能实现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和学生的全面发展。
一、 问题引出
部编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14课《沟通中外文明的“丝绸之路”》中叙述“班超经营西域30多年，到71岁才回到中原，不久便去世”[1]。我由此产生疑惑：班超经营西域时间为什么采用笼统书写方式？原先各版本历史教科书如何叙述？通过认真翻阅查找，华师大版“班超在西域活动了30年，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奴役”[2]。岳麓版“班超在西域活动近30年，进一步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3]。近30年的含义说明班超在西域的经营时间不超过30年。由此可见，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关于同样历史事件却有不同结论，鉴于历史教科书是历史专家学者编写，那么很有必要从专著中追寻答案（仅选两则代表性叙述）。赵毅，赵轶峰先生认为：“班超在西域活动30年，凭借着他的勇敢机智和艰苦努力，使中原王朝与西域的联系重新恢复。”[4]但王子今、方光华先生却认为：“班超在西域31年，永元十四年（102）回到洛阳。”[5]关于班超出使西域时间，至此出现四种说法：30多年、30年、近30年、31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种说法？原始文献资料又将如何记载？
二、史学分析
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记载：“十六年（癸西，73）春，二月，固使假司马班超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6]这说明公元73年春天，班超跟随郭恂出使西域。到了永元十四年（壬寅，102）：“班超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书乞归……帝感其言，乃征超还。八月，超至洛阳，拜为射声校尉;九月，卒。”[7]即公元102年班超上书请求回到洛阳。从出使西域到回到洛阳的时间来看：班超经营西域时间至多为30年。《资治通鉴》固然具有很高历史价值，但关于秦汉史内容也借鉴前人记载，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是范晔所著《后汉书》。范晔认为：“超在西域三十一岁。十四年八月至洛阳，拜为射声校尉。”[8]很显然，史书记载班超经营西域的时间出现不一致。与此同时，在翻阅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过程中发现：班超上书请求回洛阳时间，史书记载也有争议。
范晔所著《后汉书》的重要参考文献资料是《两汉纪》。《两汉纪》中这样记载：“十三年冬十月，安息国献师子、大雀。班超上书求代，曰……书奏，帝感其言，乃征超还。以校尉任尚代超。超到，拜射声校尉，数月薨。”[9]从史料中可以看出班超上书时间为永元十三年（101）。但袁枢认为：“十四年秋七月，班超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书乞归，……帝感其言，乃征超还。”[10]可以得出班超上书时间为永元十四年。更奇怪的是借鉴前人记载所成《后汉书》中认为：“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书曰：臣闻太公封齐……令勇目见中土。”[11]即班超上书时间为永元十二年（100）。关于班超上书时间出现三种说法：即公元100年、101年、102年。探寻历史真相过程中充满曲折，似乎线索已然中断。偶然发现曹金华先生对此解释：“本传载永平十六年（73）超‘使西域’，‘在西域三十一岁，（永元）十四年八月至洛阳。……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安帝纪》载永元十三年‘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师子及条之大雀’，此即班超上书‘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也。而据此，本传谓‘十二年’乃是班超上书之始，《袁纪》所说则是上书到达之时。昭上书云超‘自陈苦急，延颈踰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三年’当是十二年末至十四年初，否则便不能说‘三年于今’也。”[12]简而言之，永元十二年，班超给皇帝上书，想要从西域回到洛阳，这封上书由他的儿子班勇随安息国使者在永元十三年冬天一同带给皇上，随后班超的妹妹班昭在永元十四年再次为班超上书。
班昭上书内容为“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今且七十。……十四年八月至洛阳……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13]。这说明班昭在永元十四年上书时班超在西域活动了30年，已经70岁，回来后于同年九月故去，享年71岁。同样是永元十四年却出现两个不同年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和古今人们计算年龄的方法有关系。“中国古代人计算年龄之所以比今天的算法多一年，原因恐怕就在于這种‘占年’的方式，……故凡是出生的婴儿，汉代‘占年’时最少一岁，或为二岁，而见不到零岁。”[14]所以范晔在班昭所说‘积三十年’基础上根据年龄变化自然而然地添加一年，就变成班超经营西域三十一年。班超回到洛阳之后，朝廷决定派遣任尚经营西域，任尚出于谦虚或者恭维态度，询问班超在西域经营三十多年的经验。
经过我们逐步推理探讨，已基本明白班超经营西域时间的各种依据：近30年说法是根据司马光所著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即班超公元73年出使西域，102年回到洛阳，通过简单计算得出经营西域时间为近30年;30年说法是根据班昭上书内容“积三十年”而来;31年说法是根据古时与今日计算年龄方式不同所致;30多年是根据任尚询问班超治理西域的经验而来。
三、教学启发
我们经过质疑教科书，发现有可待商榷之处，以论证方式还原客观历史，这对历史教学具有重要启发：质疑是批判阅读的前提，论证是批判阅读的过程，呈现结论是批判阅读的目的。
（一）质疑——转变观念，批判阅读
转变传统教材观念，实现批判阅读。教科书在教师备课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它受到国家、社会、学校和师生的高度重视，具有较高权威性，但专家学者在编写教科书过程中可能会受到自身价值观等因素影响，造成教科书选取内容和史实不符的现象。这对于教师阅读有重要影响：第一，自身知识有限，没有发现疑问;第二，发现疑问，但没有能力解决;第三，发现疑问，但受考试导向不愿解决;第四，追根溯源，解答疑问。前三种情况占据大多数，这将逐渐演变为教师的“照本宣科”式教学，长此以往必然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师专业化成长。批判阅读是阅读过程的更高阶段，它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推倒重来，否则这将陷入“为了批判而批判”的泥潭。批判阅读要求教师：首先，广泛涉猎书籍，不断拓展自身阅读视野。坚持以阅读自身专业书籍为主，其它书籍为辅的原则，达到知识间相互贯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现教科书中所叙述内容与已有知识相“冲突”，激发探寻历史真相的动力;其次，遵从内心感受，形成独立思考的品质。不盲目迷信教科书，善于打破思维定势，大胆质疑教科书既有结论;最后，大胆实践，体验教学乐趣。合理质疑只是批判阅读的前提，还需要教师搜寻各种资料进行研读，不断冲击既有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自我解读。 （二）论证——深入分析，周密推理
透過文本表象，合理追寻结论渊源。历史一旦发生便成为过去，只能够通过当事人的文字记载以及实物发掘等方式来考察历史的真实性，但鉴于各种原因可能会出现史料不实或者实物伪造的情况，因此历史学科极为重视逻辑思维能力和论证能力。论证过程中，教师需要尽多地寻找支撑自身观点的论据（孤证不立），同时也需要注意论证的逻辑性。正如前文班超经营西域的时间考证：首先，源起部编人教版教科书表述的模糊性，翻阅其它版本历史教科书的表述，关于班超出使的时间并没有达成一致性，存有较大争议;其次，鉴于任何历史表述或者结论必然有相应材料的支撑，于是查阅专家学者论著，但是依然具有不同表述;最后，翻阅尘封多年的历史古籍，通过对原始文献资料进行整合分析，才最终明白班超经营西域时间出现“冲突”的原因。教师经过抽丝剥茧般的深入分析，周密推理各个历史表述背后的渊源，最终形成对应结论。尽管历史考试中不会涉及班超经营西域具体时间的考查，但是我们经历了独立思考和论证的过程，体验到真实的历史。
（三）评判——多方探讨，合理判断
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形成合理有效论证。观点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批判阅读的结束，教师还需要对论证过程进行评估，判断论证是否合理有效。首先，坚持科学性与包容性相结合的原则。论证过程是否科学，符合历史逻辑？能否经得起推敲和检验？与此同时，教师也应该站在教科书编写者的立场上思考和体验问题，进而理解编纂者的意图，形成换位思考意识，这将有助于做出合理判断;其次，坚持“向内看”与“向外看”相结合的原则。教师自己认真梳理既有论证过程是否基于理性分析和推断？是否需要更多的论据来支撑论点等来进行自我反思。教师还可借助同事或者导师的建议，不断形成思维碰撞与冲击来完善论证。追寻“班超经营西域时间考证”过程中，几次线索中断，幸得他人指引，翻阅相关文献资料才使得“柳暗花明”;最后，坚持“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历史结论的阐述依靠大量相关资料的支撑，但有时因年代久远，资料有待进一步发掘等原因而导致暂时无法作出肯定性结论。诚然，结论相当重要，但是追寻结论的过程也是形成批判思维的过程，这也是宝贵的财富。教师可以在不同观点中寻求较为合理的论述，达到自圆其说，领会批判阅读的真谛。
总而言之，教师批判意识越浓厚，批判阅读能力也越强，面对教科书时也就能够超越字面而做出正确判断。当然，批判阅读并非主张对待一切事物和看法都进行批判或者否定，打破对历史的基本尊重，而是更多基于理性分析，形成合理结论。教师只有具有批判性思维，并践行批判阅读，才有可能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和学生的全面发展，实现有效教学。
【注释】
[1] 瞿林东，叶小兵：《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66页。
[2] 王斯德：《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3] 刘宗绪：《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3年，第74页。
[4] 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9—320页。
[5] 王子今，方光华：《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6][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60、1554—1555页。
[8][11][13]（宋）范晔：《后汉书（全十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86、1583、1584—1586页。
[9]（汉）荀悦，（晋）袁宏：《两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0—181页。
[10]（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全十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512页。
[12] 曹金华：《后汉书稽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22—623页。
[14] 侯旭东：《秦汉六朝的生日记忆和生日称庆》，《中华文化论丛》2011年第104期，第134—135页。
一、 问题引出
部编人教版七年级上册第14课《沟通中外文明的“丝绸之路”》中叙述“班超经营西域30多年，到71岁才回到中原，不久便去世”[1]。我由此产生疑惑：班超经营西域时间为什么采用笼统书写方式？原先各版本历史教科书如何叙述？通过认真翻阅查找，华师大版“班超在西域活动了30年，帮助西域各国摆脱了匈奴的奴役”[2]。岳麓版“班超在西域活动近30年，进一步加强了西域与内地的联系”[3]。近30年的含义说明班超在西域的经营时间不超过30年。由此可见，不同版本历史教科书关于同样历史事件却有不同结论，鉴于历史教科书是历史专家学者编写，那么很有必要从专著中追寻答案（仅选两则代表性叙述）。赵毅，赵轶峰先生认为：“班超在西域活动30年，凭借着他的勇敢机智和艰苦努力，使中原王朝与西域的联系重新恢复。”[4]但王子今、方光华先生却认为：“班超在西域31年，永元十四年（102）回到洛阳。”[5]关于班超出使西域时间，至此出现四种说法：30多年、30年、近30年、31年，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种说法？原始文献资料又将如何记载？
二、史学分析
司马光所著《资治通鉴》记载：“十六年（癸西，73）春，二月，固使假司马班超与从事郭恂俱使西域。”[6]这说明公元73年春天，班超跟随郭恂出使西域。到了永元十四年（壬寅，102）：“班超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书乞归……帝感其言，乃征超还。八月，超至洛阳，拜为射声校尉;九月，卒。”[7]即公元102年班超上书请求回到洛阳。从出使西域到回到洛阳的时间来看：班超经营西域时间至多为30年。《资治通鉴》固然具有很高历史价值，但关于秦汉史内容也借鉴前人记载，与之相关的文献资料是范晔所著《后汉书》。范晔认为：“超在西域三十一岁。十四年八月至洛阳，拜为射声校尉。”[8]很显然，史书记载班超经营西域的时间出现不一致。与此同时，在翻阅相关历史文献资料过程中发现：班超上书请求回洛阳时间，史书记载也有争议。
范晔所著《后汉书》的重要参考文献资料是《两汉纪》。《两汉纪》中这样记载：“十三年冬十月，安息国献师子、大雀。班超上书求代，曰……书奏，帝感其言，乃征超还。以校尉任尚代超。超到，拜射声校尉，数月薨。”[9]从史料中可以看出班超上书时间为永元十三年（101）。但袁枢认为：“十四年秋七月，班超久在绝域，年老思土，上书乞归，……帝感其言，乃征超还。”[10]可以得出班超上书时间为永元十四年。更奇怪的是借鉴前人记载所成《后汉书》中认为：“超自以久在绝域，年老思土。十二年，上书曰：臣闻太公封齐……令勇目见中土。”[11]即班超上书时间为永元十二年（100）。关于班超上书时间出现三种说法：即公元100年、101年、102年。探寻历史真相过程中充满曲折，似乎线索已然中断。偶然发现曹金华先生对此解释：“本传载永平十六年（73）超‘使西域’，‘在西域三十一岁，（永元）十四年八月至洛阳。……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安帝纪》载永元十三年‘冬十一月，安息国遣使献师子及条之大雀’，此即班超上书‘谨遣子勇随献物入塞’也。而据此，本传谓‘十二年’乃是班超上书之始，《袁纪》所说则是上书到达之时。昭上书云超‘自陈苦急，延颈踰望，三年于今，未蒙省录’，‘三年’当是十二年末至十四年初，否则便不能说‘三年于今’也。”[12]简而言之，永元十二年，班超给皇帝上书，想要从西域回到洛阳，这封上书由他的儿子班勇随安息国使者在永元十三年冬天一同带给皇上，随后班超的妹妹班昭在永元十四年再次为班超上书。
班昭上书内容为“赖蒙陛下神灵，且得延命沙漠，至今积三十年……今且七十。……十四年八月至洛阳……其年九月卒，年七十一”[13]。这说明班昭在永元十四年上书时班超在西域活动了30年，已经70岁，回来后于同年九月故去，享年71岁。同样是永元十四年却出现两个不同年龄，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实际上这和古今人们计算年龄的方法有关系。“中国古代人计算年龄之所以比今天的算法多一年，原因恐怕就在于這种‘占年’的方式，……故凡是出生的婴儿，汉代‘占年’时最少一岁，或为二岁，而见不到零岁。”[14]所以范晔在班昭所说‘积三十年’基础上根据年龄变化自然而然地添加一年，就变成班超经营西域三十一年。班超回到洛阳之后，朝廷决定派遣任尚经营西域，任尚出于谦虚或者恭维态度，询问班超在西域经营三十多年的经验。
经过我们逐步推理探讨，已基本明白班超经营西域时间的各种依据：近30年说法是根据司马光所著编年体史书《资治通鉴》，即班超公元73年出使西域，102年回到洛阳，通过简单计算得出经营西域时间为近30年;30年说法是根据班昭上书内容“积三十年”而来;31年说法是根据古时与今日计算年龄方式不同所致;30多年是根据任尚询问班超治理西域的经验而来。
三、教学启发
我们经过质疑教科书，发现有可待商榷之处，以论证方式还原客观历史，这对历史教学具有重要启发：质疑是批判阅读的前提，论证是批判阅读的过程，呈现结论是批判阅读的目的。
（一）质疑——转变观念，批判阅读
转变传统教材观念，实现批判阅读。教科书在教师备课过程中占据重要位置，它受到国家、社会、学校和师生的高度重视，具有较高权威性，但专家学者在编写教科书过程中可能会受到自身价值观等因素影响，造成教科书选取内容和史实不符的现象。这对于教师阅读有重要影响：第一，自身知识有限，没有发现疑问;第二，发现疑问，但没有能力解决;第三，发现疑问，但受考试导向不愿解决;第四，追根溯源，解答疑问。前三种情况占据大多数，这将逐渐演变为教师的“照本宣科”式教学，长此以往必然影响教学质量和教师专业化成长。批判阅读是阅读过程的更高阶段，它并不意味着全盘否定，推倒重来，否则这将陷入“为了批判而批判”的泥潭。批判阅读要求教师：首先，广泛涉猎书籍，不断拓展自身阅读视野。坚持以阅读自身专业书籍为主，其它书籍为辅的原则，达到知识间相互贯通，只有这样才有可能发现教科书中所叙述内容与已有知识相“冲突”，激发探寻历史真相的动力;其次，遵从内心感受，形成独立思考的品质。不盲目迷信教科书，善于打破思维定势，大胆质疑教科书既有结论;最后，大胆实践，体验教学乐趣。合理质疑只是批判阅读的前提，还需要教师搜寻各种资料进行研读，不断冲击既有观念，在此基础上形成自我解读。 （二）论证——深入分析，周密推理
透過文本表象，合理追寻结论渊源。历史一旦发生便成为过去，只能够通过当事人的文字记载以及实物发掘等方式来考察历史的真实性，但鉴于各种原因可能会出现史料不实或者实物伪造的情况，因此历史学科极为重视逻辑思维能力和论证能力。论证过程中，教师需要尽多地寻找支撑自身观点的论据（孤证不立），同时也需要注意论证的逻辑性。正如前文班超经营西域的时间考证：首先，源起部编人教版教科书表述的模糊性，翻阅其它版本历史教科书的表述，关于班超出使的时间并没有达成一致性，存有较大争议;其次，鉴于任何历史表述或者结论必然有相应材料的支撑，于是查阅专家学者论著，但是依然具有不同表述;最后，翻阅尘封多年的历史古籍，通过对原始文献资料进行整合分析，才最终明白班超经营西域时间出现“冲突”的原因。教师经过抽丝剥茧般的深入分析，周密推理各个历史表述背后的渊源，最终形成对应结论。尽管历史考试中不会涉及班超经营西域具体时间的考查，但是我们经历了独立思考和论证的过程，体验到真实的历史。
（三）评判——多方探讨，合理判断
合作实现资源共享，形成合理有效论证。观点的提出并不意味着批判阅读的结束，教师还需要对论证过程进行评估，判断论证是否合理有效。首先，坚持科学性与包容性相结合的原则。论证过程是否科学，符合历史逻辑？能否经得起推敲和检验？与此同时，教师也应该站在教科书编写者的立场上思考和体验问题，进而理解编纂者的意图，形成换位思考意识，这将有助于做出合理判断;其次，坚持“向内看”与“向外看”相结合的原则。教师自己认真梳理既有论证过程是否基于理性分析和推断？是否需要更多的论据来支撑论点等来进行自我反思。教师还可借助同事或者导师的建议，不断形成思维碰撞与冲击来完善论证。追寻“班超经营西域时间考证”过程中，几次线索中断，幸得他人指引，翻阅相关文献资料才使得“柳暗花明”;最后，坚持“过程性”与“终结性”评价相结合的原则。历史结论的阐述依靠大量相关资料的支撑，但有时因年代久远，资料有待进一步发掘等原因而导致暂时无法作出肯定性结论。诚然，结论相当重要，但是追寻结论的过程也是形成批判思维的过程，这也是宝贵的财富。教师可以在不同观点中寻求较为合理的论述，达到自圆其说，领会批判阅读的真谛。
总而言之，教师批判意识越浓厚，批判阅读能力也越强，面对教科书时也就能够超越字面而做出正确判断。当然，批判阅读并非主张对待一切事物和看法都进行批判或者否定，打破对历史的基本尊重，而是更多基于理性分析，形成合理结论。教师只有具有批判性思维，并践行批判阅读，才有可能促进教师的专业化成长和学生的全面发展，实现有效教学。
【注释】
[1] 瞿林东，叶小兵：《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6年，第66页。
[2] 王斯德：《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69页。
[3] 刘宗绪：《中国历史（七年级上册）》，长沙：岳麓书社出版社，2003年，第74页。
[4] 赵毅，赵轶峰：《中国古代史》，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19—320页。
[5] 王子今，方光华：《中国历史·秦汉魏晋南北朝卷》，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1年，第128页。
[6][7]（宋）司马光：《资治通鉴》，北京：中华书局，1956年，第1460、1554—1555页。
[8][11][13]（宋）范晔：《后汉书（全十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5年，第1586、1583、1584—1586页。
[9]（汉）荀悦，（晋）袁宏：《两汉纪》，北京：中华书局，2002年，第180—181页。
[10]（宋）袁枢：《通鉴纪事本末（全十二册）》，北京：中华书局，1964年，第512页。
[12] 曹金华：《后汉书稽疑》，北京：中华书局，2014年，第622—623页。
[14] 侯旭东：《秦汉六朝的生日记忆和生日称庆》，《中华文化论丛》2011年第104期，第134—13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