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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社会学家费孝通先生曾说，社会学研究要有“故事”。量化研究和质化研究是社会学研究的两大基本方法，其中质化研究方法和研究最能出故事，内容也直接有趣，有时甚至和文学作品有一定相似处。学术作品不是即时新闻报道或富于想象力的文学作品，它必须能引发读者对某一现象的客观认知，并开启理性深入的思考。近期出版的《岂不怀归》探讨了“三和青年”的出路，针对这些青年可能的未来出路，从底层社会治理、职业技术培训、弱势人群帮扶等方面提出一些思考，作品虽非十全十美，有些细节有待于进一步优化、升华，但作品体现出的当代学者的敏锐观察力、理性思索和人文情怀，值得关注。
无奈无助与消极抵触。早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怀特深入波士顿一个贫民区，研究那群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观察他们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此后，世界各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就同类问题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成果，学者也从观察者向思考者和建议者转化。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分析“家伙们”的生存状况，这群“家伙们”洞察学校里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看透未来无力选择的生存状态，主观上衍生出“反学校文化”，他们抽烟、喝酒、旷课、打架，进而逃离学校，以此对抗学校里的权威和社会不平等。最近还有一本《失去合约的人》，作者英国报刊专栏作家詹姆斯·布拉德沃斯，花费180天，先后应征亚马逊拣货员、Uber司机、客服人员、居家照护员等做“卧底”调查，揭开后工业社会英国低薪职业者的现状与他们特有的“抵抗”。
在《岂不怀归》这部作品中，作者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三和青年的颓废，是否也是他们对不公平劳动待遇的反抗？如我们所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从未接受高等教育，甚至从未进入高中的青年，他们构成了进城务工人员的主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代农民工进城谋生，当时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务工者进城是为了赚钱，只要能赚到钱，他们可以忍受诸多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要求，能在几乎没有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忍受各式各样的苛刻条件。而新一代进城务工青年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仍然处于局部地区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环境中，却对社会中不公正有了更多的“消极抵触”。作品也提到，“只要手头略显宽裕，他们（三和青年）会立刻摆脱‘挂逼’消费，而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解决自己对于生存资料的需求。”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些青年的颓废和消极，关非反抗，只是希望破灭后阶段性的无奈和无助。
大城市的包容和青年人的出路。我国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0%，到2019年末突破60%，劳动力流动促进了经济要素的优化，人口红利促进了城市的腾飞。但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正迅速消失，再加上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制”这一制度性壁垒，今后的城市化进程难度将明显增大，虽中小城市不断放宽落户条件，但个别一线大城市对拥有高学历的专业技术精英都缺乏真诚和包容，对低学历、低技能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护基本停滞不前，有的领域甚至出现倒退，提出拒绝“低端人口”或强行疏解“低端产业”。但是，深圳却依然保持着对外来人口的友好，既欢迎高学历高技能人才，也对“穷人”予以包容。正因为富有包容精神的深圳对每个人敞开平等的胸怀，穷人富人都能在深圳生存下去，并在努力付出后提升改观命运的可能性，这才有深圳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而这也预示着深圳将在未来创造更辉煌的成绩。
教育是解決“三和青年”现象的一把钥匙。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不少读者可能会问：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下，三和青年这样的亚群体是否还能继续保有他们的生存小环境？毕竟，大数据在社会治理领域广泛使用和网格化社会治理对基层社会的全覆盖，加上各地政府对舆情尤其“负面舆情”的高度警惕，都注定三和青年所生活的环境难以继续。但是，这样的亚群体被治理后不复存在了，也很难判定说社会治理是取得了切实成效。因为基层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不同主体对同一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有不同的衡量指标和评价系统。
《岂不怀归》在分析多个影响因子之后，将“教育”视为解困三和青年的方法。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机会不平等，导致少量青年没有意愿、能力和机会改观人生现状，在无奈与无助中，他们选择了消极颓废。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从社会学视角看，来自工业化以来，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教育日渐普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工业化所需要的零部件。教育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生产符合工业和产业发展的劳动者和职业群体，在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的教育体系下，广大农村青年能够选择的出路并不多，而此刻需要做的是通过教育系统的全方位改革，让农村青年有更多的机会选择命运。三和青年的出路不在于别人给他划定什么路线，而在于他们改变人生轨迹的意志和能力，假若每个人都有意愿且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又会有谁愿意在花样年华里混吃等死？”“教育是为数不多的社会能够帮助农村青年选择人生的最重要手段，也是一劳永逸解决三和青年问题的关键所在。”教育，不仅是解决“三和青年”现象的一把钥匙，也是整合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共同创建美好生活的基础。
（摘自2月10日《中华读书报》）
无奈无助与消极抵触。早在上世纪30年代，美国社会学家怀特深入波士顿一个贫民区，研究那群闲荡于街头巷尾的意裔青年，观察他们的生活状况、非正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活动方式。此后，世界各国的社会学研究者就同类问题的研究，积累了大量成果，学者也从观察者向思考者和建议者转化。英国社会学家保罗·威利斯的《学做工》，分析“家伙们”的生存状况，这群“家伙们”洞察学校里的个人主义和精英主义，看透未来无力选择的生存状态，主观上衍生出“反学校文化”，他们抽烟、喝酒、旷课、打架，进而逃离学校，以此对抗学校里的权威和社会不平等。最近还有一本《失去合约的人》，作者英国报刊专栏作家詹姆斯·布拉德沃斯，花费180天，先后应征亚马逊拣货员、Uber司机、客服人员、居家照护员等做“卧底”调查，揭开后工业社会英国低薪职业者的现状与他们特有的“抵抗”。
在《岂不怀归》这部作品中，作者先提出了一个问题：三和青年的颓废，是否也是他们对不公平劳动待遇的反抗？如我们所知，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大量富余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我国农村有数以亿计的从未接受高等教育，甚至从未进入高中的青年，他们构成了进城务工人员的主体。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第一代农民工进城谋生，当时劳动力市场供大于求，务工者进城是为了赚钱，只要能赚到钱，他们可以忍受诸多不合理甚至不合法的要求，能在几乎没有社会保障的前提下忍受各式各样的苛刻条件。而新一代进城务工青年与他们的父辈不同，他们仍然处于局部地区劳动力供大于求的环境中，却对社会中不公正有了更多的“消极抵触”。作品也提到，“只要手头略显宽裕，他们（三和青年）会立刻摆脱‘挂逼’消费，而像其他社会成员一样解决自己对于生存资料的需求。”也许我们可以理解为，这些青年的颓废和消极，关非反抗，只是希望破灭后阶段性的无奈和无助。
大城市的包容和青年人的出路。我国城市化率从改革开放之初的20%，到2019年末突破60%，劳动力流动促进了经济要素的优化，人口红利促进了城市的腾飞。但随着刘易斯拐点到来，人口红利正迅速消失，再加上我国特有的城乡“二元制”这一制度性壁垒，今后的城市化进程难度将明显增大，虽中小城市不断放宽落户条件，但个别一线大城市对拥有高学历的专业技术精英都缺乏真诚和包容，对低学历、低技能进城务工人员社会保护基本停滞不前，有的领域甚至出现倒退，提出拒绝“低端人口”或强行疏解“低端产业”。但是，深圳却依然保持着对外来人口的友好，既欢迎高学历高技能人才，也对“穷人”予以包容。正因为富有包容精神的深圳对每个人敞开平等的胸怀，穷人富人都能在深圳生存下去，并在努力付出后提升改观命运的可能性，这才有深圳改革开放40年的辉煌，而这也预示着深圳将在未来创造更辉煌的成绩。
教育是解決“三和青年”现象的一把钥匙。2020年初，新冠疫情爆发。不少读者可能会问：在严格的疫情防控措施下，三和青年这样的亚群体是否还能继续保有他们的生存小环境？毕竟，大数据在社会治理领域广泛使用和网格化社会治理对基层社会的全覆盖，加上各地政府对舆情尤其“负面舆情”的高度警惕，都注定三和青年所生活的环境难以继续。但是，这样的亚群体被治理后不复存在了，也很难判定说社会治理是取得了切实成效。因为基层政府、学术界和社会公众，不同主体对同一社会现象、社会问题，有不同的衡量指标和评价系统。
《岂不怀归》在分析多个影响因子之后，将“教育”视为解困三和青年的方法。教育资源分配和教育机会不平等，导致少量青年没有意愿、能力和机会改观人生现状，在无奈与无助中，他们选择了消极颓废。正如作者在“后记”中所说，“从社会学视角看，来自工业化以来，教育体系不断完善教育日渐普及，社会中的每一个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工业化所需要的零部件。教育最直接的目的就是生产符合工业和产业发展的劳动者和职业群体，在严重滞后于时代发展需求的教育体系下，广大农村青年能够选择的出路并不多，而此刻需要做的是通过教育系统的全方位改革，让农村青年有更多的机会选择命运。三和青年的出路不在于别人给他划定什么路线，而在于他们改变人生轨迹的意志和能力，假若每个人都有意愿且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生活，又会有谁愿意在花样年华里混吃等死？”“教育是为数不多的社会能够帮助农村青年选择人生的最重要手段，也是一劳永逸解决三和青年问题的关键所在。”教育，不仅是解决“三和青年”现象的一把钥匙，也是整合更广泛的社会资源，共同创建美好生活的基础。
（摘自2月10日《中华读书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