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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治理有效是乡村振兴的基础。在全面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背景下，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是完善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实现乡村全面振兴的重要保证。山西省S县A乡黄花梁片区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推动乡村治理变革的实践经验启示我们：要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要依托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提升乡村治理能力；要逐步构建以自治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要协同推进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变革，实现乡村全面振兴。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乡村治理；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1.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8442（2021）03-0094-04
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提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变革，发展新农村集体经济。可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要求，也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变革、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有助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破解“三农”发展难题，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能够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变革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经济基础。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创新，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和完善新时代“三农”工作中探索的成功经验。近年来，山西各地在探索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也涌现出一批通过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山西省S县A乡黄花梁片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强村富民的典型案例，集中展现了该村党组织带领群众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有力举措。其实践探索的宝贵经验可为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借鉴。
一、山西省S县A乡依托基层组织建设引领集体经济发展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指出，有机旱作是山西农业的一大传统技术特色，要坚持走有机旱作农业的路子。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山西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实际工作中，S县A乡15个行政村被划分成南中北三个片区，通过创新党组织设置，成立了三个党总支来统领三个片区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产业发展。其中北部黄花梁片区的6个支部、5个村，组建了新型合作联社集体经济组织，建立了黄花梁万亩富硒有机旱作农业基地，拉开了A乡乡村全面振兴的序幕。
（一）基层组织建设引领集体经济发展
A乡党委、乡政府始终秉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领着农民走、帮着农民富”的宗旨意识，采取“党总支+支部+联合社+协会+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方式，以黄花梁片区党总支为统领，充分发挥村“两委”班子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带头作用。该乡还不断创新农业发展方式，通过整合周边十几个专业合作社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形成了畜牧、水利、农机、种植、手工艺、粮食购销、电商物流、科技推广服务等产前、产中、产后全要素聚集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有效促进了内部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运作，形成了种、养、加、管全系配套的良性循环体系，构建起“饲草—养殖—杂粮”内部循环体系和“农牧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二）多种形式构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S县A农牧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簡称联合社）是由S县B牧业专业合作社牵头，整合十几个各具特色的专业合作社建成的农业产业化新型经营主体，注册资金1253万元，整合土地约15000亩，收纳社员2000多户，辐射周边3个县5个乡19个行政村。在积极征求群众意见基础上，联合社采取多种方式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一是采取“租赁+分红”的方式。此部分土地流转面积约8000亩，土地流转费用由过去的每亩100元提高到了每亩200元。初期按照种植纯收益的10%进行分红，随着小米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分红逐年提高，逐步将土地种植收益让利给村民。二是采取土地托管的形式。这是一种新的土地经营管理模式，主要针对不愿脱离土地的农户。农户把承包地委托联合社实行统一耕种、管理、收获、销售，生产成本由农户自行承担，收益归农户。此部分土地面积约6500亩。三是采取土地调换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用于种植香瓜、辣椒等经济作物。确定种植规模和品种后，农户之间自行协商或者由村委会出面协调进行土地调换，实现规模化种植。这种模式下的规模化种植土地约550亩。
（三）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
目前，联合社融产业化、集约化、科技化、标准化和生态化为一体，初步形成了特色富硒农作物种植、储存、加工、销售，牧草种植加工和奶牛养殖，农机服务，农业技术培训、咨询，电商销售，农业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经营格局。通过发展绿色有机农业，提升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产业的逐步升级，带动农民增收致富。2018年联合社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小杂粮王国”，依托黄花梁区域富硒区，规模化种植青贮玉米6000亩、苜蓿3000亩、特色经济林1500亩、特色小杂粮2000亩、渗水地膜谷子2000亩和特色瓜果500亩，生产富硒小米650吨，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大力发展集小杂粮种植、加工、贮运、销售为一体的支柱产业，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值1280万元。入社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5000元，远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联合社还依托山西省农科院高寒所、资源与环境研究所、高粱所、旱作农业研究中心等10个研究所和中国农业大学50多位专家教授的技术支撑，建立了晋北有机旱作农业试验区和示范区。目前，已完成黄花梁片区15000亩无公害种植区产地认证、富硒小米认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和有机认证；完成“塞外火山土”和“黄花梁泰和”两个商标的注册。2019年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粮油展会上，“塞外火山土”富硒小米被评为金奖，以黄花梁为主产区的S县被中国粮食协会批准命名为“中国富硒小米之乡”，该联合社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授予“第八批全国放心粮油示范加工企业”。此外，2017年该联合社被农业部评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国家级示范社”，2018年被中华全国总社评为“国家级示范社”。 二、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推动乡村治理变革的成效
（一）激发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和发展，但一家一户的分散式、家庭型小农生产格局的弊端日益凸显。部分村民集体观念逐渐淡化，对集体事务不关心、不积极，村“两委”干工作找不到抓手，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村组织涣散、基层组织建设面临困境的局面。鉴于此，联合社将几乎全体村民纳入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强化了集体经济“统”的功能，将村民利益凝聚在一起，把分散的家庭经营变成高效的集体运作。作为农民自己的组织，联合社的议事制度充分调动了村“两委”干部、乡贤能人和农户三方的积极性。在经营管理中权责利分明，决策民主、管理负责、利益共享，由于经营状况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形成了人人关注、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从领导班子选举、生产经营、销售分配到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和领域，联合社都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二）夯实了党在农村执政的群众基础与经济基础
A乡党委大力支持和鼓励贫困村“两委”班子积极创办、领办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各村“两委”班子积极作为，发挥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领导责任和积极性、主动性，形成了“基层组织建设引领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发展助力基层组织建设”的良性互动局面。一方面，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大大增强。新型农村干群关系的形成使得农村干群关系更加融洽，乡村发展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党在农村执政的群众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另一方面，乡政府充分利用联合社积累的集体经济组织资金，并积极申请项目、整合项目资金，大力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生产现代化改造，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这样，集体经济的发展切实提高了农村群众的认同感、获得感和满意度，有效提升了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为乡村治理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三）优化了乡村治理生态，实现了向能人治村的转变
A乡合作社选举制度的实施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既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农村地区的深化，也为选拔乡村能人奠定了制度基础。带领群众致富的能人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认可与积极拥护，通过选举成为村“两委”班子的主要成员。A乡依托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将外部矛盾内部消化，以合作社的“大手”拉起农户的“小手”，实现了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与农户的帮扶带动、互惠共赢，大大改善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组织有为、能人治村、群众团结、社会和谐、乡村振兴的良好局面。
（四）促进了外出农民返乡就业创业，推动了乡村治理可持续发展
A乡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外出农民返乡就业创业搭建了平台，为有能力的年轻人返乡参与农村经济和乡村治理提供了舞台。返乡创业人员在家乡广阔的舞台上，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带领群众共同增收致富，在实现自身梦想的同时，也架起了城乡互动的桥梁，成为农村发展的带动者、城市文明的传播者、美丽乡村的推动者，为城乡融合开辟了新途径，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要素。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向农村的回流，部分有能力的年轻人成为村“两委”班子成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保障与发展活力，破解了乡村治理的人才难题与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难题。
三、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治理变革的对策建议
S乡黄花梁片区集体经济在短短几年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其他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变革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主心骨，是新时代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和领导力量〔1〕。因此，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治理变革，要始终将党管农村的工作原则贯穿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构建新型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确保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稳定推进。一要支持和鼓励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创新性实现形式。二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形成基层组织建设与集体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制度相结合，不仅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奠定经济基础，也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变革，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物质支撑。
（二）依托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发展集体经济对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作用体现在提高村“两委”的凝聚力、号召力，以及为开展村级公益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2〕。第一，集体经济组织是村民社会关系的纽带，经济利益的趋同有助于形成社会认知的一致性，助推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第二，只有依托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现代化农业，为群众办好事谋幸福，群众才能把干部当亲人，支持和参与乡村治理活动。在此过程中，一部分全心全意服务群众、带领群众共同增收致富的能人干部就会脱颖而出，从而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第三，依托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合理制定收入分配制度，使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推进乡村治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真正实现共同致富与乡村建设共同发展。
（三）逐步构建以自治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以自治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更加完善有效、多元共治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乡村自治做好了，就能充分激發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提升村民凝聚力，有助于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乡村治理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乡村社会才能有条不紊地运转。德治则是乡村治理的支撑，有利于提升自治与法治的效能，提高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质量。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我们要抓住中央财政扶持村集体经济试点发展的机遇，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带动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农村自治组织的功能，并将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村民自治机制有机衔接，逐步构建以自治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最终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协同推进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变革，实现乡村振兴
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把党的领导放在首位。要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构建以集体经济组织为支撑、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多元治理新格局。通过协同推进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变革，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与乡村建设的共同发展，为破解我国“三农”发展难题、实现乡村振兴、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提供实践范式。
总之，新时代新阶段，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迫切需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部署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面助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乡村全面振兴。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一个重大课题，必须以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各项要求为准绳，紧扣乡村振兴战略，多举并措，实现农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量到质并行推进。当然，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途径多种多样，关键要立足于自身积累，从本地实际出发，从内部寻求有效的实现路径，这才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基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1〕饶静，张闻龙.持续增强乡村治理效能〔N〕.人民日报，2020-09-21（09）.
〔2〕张天佐，赵长保，张海阳，等.完善乡村治理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J〕.农村经营管理，2018（04）：28.
责任编辑叶展影
〔关键词〕农村集体经济；新型集体经济组织；乡村治理；乡村振兴
〔中图分类号〕F321.3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2096-8442（2021）03-0094-04
党的十九大作出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大部署，提出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重要任务。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变革，发展新农村集体经济。可见，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落实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要求，也是推动乡村社会治理变革、实现全面乡村振兴的重要途径。农村集体经济的发展壮大有助于加强农村基层组织建设，破解“三农”发展难题，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协同发展，能够为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变革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奠定经济基础。
贯彻落实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精神，实施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创新，需要我们不断总结和完善新时代“三农”工作中探索的成功经验。近年来，山西各地在探索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方面做出了积极努力，也涌现出一批通过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带动群众脱贫致富的先进典型。山西省S县A乡黄花梁片区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作用、因地制宜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实现强村富民的典型案例，集中展现了该村党组织带领群众发展壮大村集体经济的有力举措。其实践探索的宝贵经验可为为其他地区提供参考借鉴。
一、山西省S县A乡依托基层组织建设引领集体经济发展
2017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视察山西时指出，有机旱作是山西农业的一大传统技术特色，要坚持走有机旱作农业的路子。习近平总书记的指示为山西农业的发展指明了方向。在实际工作中，S县A乡15个行政村被划分成南中北三个片区，通过创新党组织设置，成立了三个党总支来统领三个片区的基层组织建设和产业发展。其中北部黄花梁片区的6个支部、5个村，组建了新型合作联社集体经济组织，建立了黄花梁万亩富硒有机旱作农业基地，拉开了A乡乡村全面振兴的序幕。
（一）基层组织建设引领集体经济发展
A乡党委、乡政府始终秉持“做给农民看、带着农民干、领着农民走、帮着农民富”的宗旨意识，采取“党总支+支部+联合社+协会+合作社+农户”的运营方式，以黄花梁片区党总支为统领，充分发挥村“两委”班子在乡村振兴中的领导带头作用。该乡还不断创新农业发展方式，通过整合周边十几个专业合作社来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形成了畜牧、水利、农机、种植、手工艺、粮食购销、电商物流、科技推广服务等产前、产中、产后全要素聚集的农业产业化联合体，有效促进了内部要素的优化配置和高效运作，形成了种、养、加、管全系配套的良性循环体系，构建起“饲草—养殖—杂粮”内部循环体系和“农牧一体化”发展新格局。
（二）多种形式构建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S县A农牧专业合作社联合社（以下簡称联合社）是由S县B牧业专业合作社牵头，整合十几个各具特色的专业合作社建成的农业产业化新型经营主体，注册资金1253万元，整合土地约15000亩，收纳社员2000多户，辐射周边3个县5个乡19个行政村。在积极征求群众意见基础上，联合社采取多种方式实现土地规模化经营。一是采取“租赁+分红”的方式。此部分土地流转面积约8000亩，土地流转费用由过去的每亩100元提高到了每亩200元。初期按照种植纯收益的10%进行分红，随着小米产业的不断发展壮大，分红逐年提高，逐步将土地种植收益让利给村民。二是采取土地托管的形式。这是一种新的土地经营管理模式，主要针对不愿脱离土地的农户。农户把承包地委托联合社实行统一耕种、管理、收获、销售，生产成本由农户自行承担，收益归农户。此部分土地面积约6500亩。三是采取土地调换的模式。这种模式主要用于种植香瓜、辣椒等经济作物。确定种植规模和品种后，农户之间自行协商或者由村委会出面协调进行土地调换，实现规模化种植。这种模式下的规模化种植土地约550亩。
（三）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实现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推进农业现代化
目前，联合社融产业化、集约化、科技化、标准化和生态化为一体，初步形成了特色富硒农作物种植、储存、加工、销售，牧草种植加工和奶牛养殖，农机服务，农业技术培训、咨询，电商销售，农业休闲观光为一体的经营格局。通过发展绿色有机农业，提升农产品质量，促进农业产业的逐步升级，带动农民增收致富。2018年联合社立足资源优势，打造“小杂粮王国”，依托黄花梁区域富硒区，规模化种植青贮玉米6000亩、苜蓿3000亩、特色经济林1500亩、特色小杂粮2000亩、渗水地膜谷子2000亩和特色瓜果500亩，生产富硒小米650吨，年销售额突破2000万元。大力发展集小杂粮种植、加工、贮运、销售为一体的支柱产业，推进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实现产值1280万元。入社农户人均可支配收入15000元，远高于当地平均水平。
联合社还依托山西省农科院高寒所、资源与环境研究所、高粱所、旱作农业研究中心等10个研究所和中国农业大学50多位专家教授的技术支撑，建立了晋北有机旱作农业试验区和示范区。目前，已完成黄花梁片区15000亩无公害种植区产地认证、富硒小米认证、无公害农产品认证和有机认证；完成“塞外火山土”和“黄花梁泰和”两个商标的注册。2019年第十七届中国国际粮油展会上，“塞外火山土”富硒小米被评为金奖，以黄花梁为主产区的S县被中国粮食协会批准命名为“中国富硒小米之乡”，该联合社被中国粮食行业协会授予“第八批全国放心粮油示范加工企业”。此外，2017年该联合社被农业部评为农民专业合作社“国家级示范社”，2018年被中华全国总社评为“国家级示范社”。 二、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推动乡村治理变革的成效
（一）激发了农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
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以来，农村生产力获得了极大解放和发展，但一家一户的分散式、家庭型小农生产格局的弊端日益凸显。部分村民集体观念逐渐淡化，对集体事务不关心、不积极，村“两委”干工作找不到抓手，许多地方甚至出现了村组织涣散、基层组织建设面临困境的局面。鉴于此，联合社将几乎全体村民纳入集体经济组织，重新强化了集体经济“统”的功能，将村民利益凝聚在一起，把分散的家庭经营变成高效的集体运作。作为农民自己的组织，联合社的议事制度充分调动了村“两委”干部、乡贤能人和农户三方的积极性。在经营管理中权责利分明，决策民主、管理负责、利益共享，由于经营状况直接与经济利益挂钩，形成了人人关注、积极参与的良好局面。从领导班子选举、生产经营、销售分配到乡村治理的各个环节和领域，联合社都极大地提高了农民参与的积极性。
（二）夯实了党在农村执政的群众基础与经济基础
A乡党委大力支持和鼓励贫困村“两委”班子积极创办、领办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各村“两委”班子积极作为，发挥带领村民脱贫致富的领导责任和积极性、主动性，形成了“基层组织建设引领集体经济发展，集体经济发展助力基层组织建设”的良性互动局面。一方面，随着村集体经济的壮大和农民收入的不断提高，各级党组织的凝聚力大大增强。新型农村干群关系的形成使得农村干群关系更加融洽，乡村发展活力得到进一步激发，党在农村执政的群众基础得到进一步夯实。另一方面，乡政府充分利用联合社积累的集体经济组织资金，并积极申请项目、整合项目资金，大力推进乡村基础设施建设与农业生产现代化改造，农民生产生活条件和居住环境得到了明显改善。这样，集体经济的发展切实提高了农村群众的认同感、获得感和满意度，有效提升了村民参与乡村振兴的积极性，提高了基层党组织的执政能力，为乡村治理奠定了重要的经济基础。
（三）优化了乡村治理生态，实现了向能人治村的转变
A乡合作社选举制度的实施与农村集体经济组织的发展，既顺应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在农村地区的深化，也为选拔乡村能人奠定了制度基础。带领群众致富的能人得到了广大群众的广泛认可与积极拥护，通过选举成为村“两委”班子的主要成员。A乡依托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将外部矛盾内部消化，以合作社的“大手”拉起农户的“小手”，实现了农业经营主体、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与农户的帮扶带动、互惠共赢，大大改善了乡村政治生态，形成了组织有为、能人治村、群众团结、社会和谐、乡村振兴的良好局面。
（四）促进了外出农民返乡就业创业，推动了乡村治理可持续发展
A乡依托集体经济组织推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为外出农民返乡就业创业搭建了平台，为有能力的年轻人返乡参与农村经济和乡村治理提供了舞台。返乡创业人员在家乡广阔的舞台上，尽情发挥自己的聪明才智，带领群众共同增收致富，在实现自身梦想的同时，也架起了城乡互动的桥梁，成为农村发展的带动者、城市文明的传播者、美丽乡村的推动者，为城乡融合开辟了新途径，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新要素。更重要的是，年轻人向农村的回流，部分有能力的年轻人成为村“两委”班子成员，为乡村振兴提供了人才保障与发展活力，破解了乡村治理的人才难题与农村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难题。
三、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治理变革的对策建议
S乡黄花梁片区集体经济在短短几年中取得了明显的成效，为其他地区农村集体经济发展、乡村治理变革提供了重要借鉴。
（一）发挥基层党组织领导核心作用，发展壮大新型集体经济组织
农村基层党组织是党在农村全部工作和战斗力的基础，是乡村治理体系中的主心骨，是新时代加强和创新乡村治理、推动乡村治理现代化的核心和领导力量〔1〕。因此，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推进乡村治理变革，要始终将党管农村的工作原则贯穿于乡村治理体系建设、乡村治理效能提升的全过程，充分发挥基层党组织在乡村发展中的领导核心作用。同时，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在土地集体所有基础上构建新型合作社集体经济组织，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确保乡村治理现代化水平不断提升，乡村振兴战略稳定推进。一要支持和鼓励在市场经济环境下农村集体经济的创新性实现形式。二要坚定不移地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形成基层组织建设与集体经济发展的良性互动。集体经济组织与村民自治组织制度相结合，不仅为实现农村经济社会协同发展奠定经济基础，也为推进乡村治理体系变革，实现乡村治理能力与治理体系现代化提供物质支撑。
（二）依托新型集体经济组织，提升乡村治理能力
发展集体经济对推进乡村治理的重要作用体现在提高村“两委”的凝聚力、号召力，以及为开展村级公益事业提供资金支持等方面〔2〕。第一，集体经济组织是村民社会关系的纽带，经济利益的趋同有助于形成社会认知的一致性，助推乡村社会治理共同体建设。第二，只有依托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发展现代化农业，为群众办好事谋幸福，群众才能把干部当亲人，支持和参与乡村治理活动。在此过程中，一部分全心全意服务群众、带领群众共同增收致富的能人干部就会脱颖而出，从而实现乡村治理能力的提升。第三，依托新型集体经济组织，合理制定收入分配制度，使发展壮大集体经济和推进乡村治理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真正实现共同致富与乡村建设共同发展。
（三）逐步构建以自治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
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了健全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的重要举措。以自治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是符合中国国情特点的，更加完善有效、多元共治的新型乡村治理体系。自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基础，我国实行村民自治制度，村民是乡村治理的重要主体。乡村自治做好了，就能充分激發广大农民的积极性和创造性。通过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可以提升村民凝聚力，有助于提高村民参与乡村治理的积极性。法治是乡村治理体系的保障，乡村治理只有在法律的框架下进行，乡村社会才能有条不紊地运转。德治则是乡村治理的支撑，有利于提升自治与法治的效能，提高乡村治理的水平和质量。因此，在乡村振兴战略的大背景下，我们要抓住中央财政扶持村集体经济试点发展的机遇，积极探索农村集体经济发展的新路径，带动完善乡村治理体制机制，充分发挥农村自治组织的功能，并将集体经济组织管理和村民自治机制有机衔接，逐步构建以自治为核心，自治、法治、德治相结合的乡村治理体系，最终实现乡村社会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四）协同推进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变革，实现乡村振兴
推进乡村社会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要把党的领导放在首位。要在基层党组织领导下，构建以集体经济组织为支撑、村民自治组织和村务监督组织为基础、其他经济社会组织为补充的多元治理新格局。通过协同推进集体经济发展与乡村治理变革，实现农村经济发展、社会治理与乡村建设的共同发展，为破解我国“三农”发展难题、实现乡村振兴、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提供实践范式。
总之，新时代新阶段，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已经成为新农村建设的必然要求。要坚持从全局和战略的高度深刻认识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是巩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迫切需要，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部署要求上来，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全面助推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壮大和乡村全面振兴。同时，要深刻认识到发展农村集体经济是一个重大课题，必须以中央关于“三农”问题的各项要求为准绳，紧扣乡村振兴战略，多举并措，实现农村集体经济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量到质并行推进。当然，壮大农村集体经济的途径多种多样，关键要立足于自身积累，从本地实际出发，从内部寻求有效的实现路径，这才是农村集体经济发展和乡村振兴的基本出发点。
〔参考文献〕
〔1〕饶静，张闻龙.持续增强乡村治理效能〔N〕.人民日报，2020-09-21（09）.
〔2〕张天佐，赵长保，张海阳，等.完善乡村治理须发展壮大集体经济〔J〕.农村经营管理，2018（04）：28.
责任编辑叶展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