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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宰场》以其出色的荒诞式写作而闻名，书中主人公毕利跳脱的时间之旅、特拉法玛多星人的时间理论、诙谐而荒诞不经的语言常使我们忘却它后现代的影子，转而视其为某种科幻。但是，拨开荒诞的外衣，我们看到了一种后现代模式下尝试冲破现世“界限”，晋升流体生命的诉求。可惜的是，主人公毕利看似跳出了惨绝人寰的现实，却被虚无捕捉，并无路可逃。本文建构于后现代理论下的非线性时间观，剖析《第五号屠宰场》中超越现世的生死，讨论以虚无对抗暴力的可行性。
关键词：《第五号屠宰场》;后现代;界限;虚无;非线性时间观
我们手握高级而先进的武器，说着保护自己，却将它刺了出去。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宰场》讲述着德累斯顿的血腥与残忍，却用着平常而诙谐的语调，仿佛我们看见的一切只是生活的常态。德国人用犹太死人的脂肪造肥皂与蜡烛，毕利的父亲在狩猎时追逐麋鹿却被朋友误杀，毛利人因无法忍受死人的气味吐断肠胃而死，德比只因拿了一个水壶而被枪毙。
可笑的是，就这么回事的云淡风轻中，人们真实地死去了。德累斯顿的轰炸瞬间夺取十三万人的生命，这些人里多少人是“敌”？多少人是“我”？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能看到，那十五个幸存的美国战俘仓皇地从废墟中站起，面对文明的满目疮痍，难以发声。
没有人相信毕利，更没有人相信他本身便是德累斯顿轰炸的亲历者。文明轻而易举地被毁灭，就像是人类用指尖碾死了一只蚂蚁，可是——自以为处在高级文明中的人，和蚂蚁有什么区别？
基丝·特斯特在《后现代性下的时间与多种生命》的第一章转述齐美尔的观点，指出正是现世中的种种“界限”，构成了生命活动的大背景，在它之上，一切才得以获得意义。我们迄今为止的所有观念，似乎都是基于某一种传承而来的世界观之上，而这种不断的传承，一层层地累积在我们身上，逐渐成为了束缚人的界限。我们在这种界限里活得不亦乐乎，只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深厚而完美的文明处在一个和谐而平稳的持续期。而后现代要做的事情，就是打破它。冯内古特为毕利赋予了挣脱时间的能力，他从1955年的门进去，却从1941年的门出来，他以衰老之姿睡去，却于婚礼之时醒来，又在1967年被特拉法玛多星人绑架。我们可以将毕利的逃脱之举视为对现世的一种否定。当他开始跳跃于过往、现在和未来，当他被当作动物一样展示，当他与女演员尽情交配（仿佛扮演着亚当和夏娃的同等角色），他已经冲破了过去的“界限”，构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被认可的世界维度的新时空体系。
我们过去拘泥于三维空间，拘泥于一个地球，拘泥于禁錮的思维，在这里全部被冯内古特打破。他甚至不需要给“人”这个群体本身做什么特别的异化，只需要书写下一个超越性的流体生命——毕利即可。
所谓流体生命，不禁让人想到福柯笔下的疯癫。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提到了液体与疯癫的关系：中世纪的疯人被驱逐上船，顺流而下，在一座座城外漂泊，只为寻找自己失踪的理智。这些展现出较强流动性的生命被过早地打上了疯癫的标签，疯癫从此被打成一种病症。而《第五号屠宰场》中关于疯癫的理论认为“：精神病是由于四维空间引起的。”一个生命发生了质变，是因为他无法再于这番界限之中生活，他想要以某种手段打破它，而他的挣扎却被现世视为疯癫。
从毕利的角度来看，他在特拉法玛多星人绑架他的第一瞬间，便提出了“我在哪儿”的疑问。有趣的是，答案是“被陷在另一团琥珀里”。幼小的个体自以为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却不知一种逃离的结果是陷入另一种迷失。“它永远不会改变，它无需发出警告也无需解释，它只不过是时间。”四维空间下的非线性时间似乎想要给毕利一个非比寻常的答案，他将不再苦苦追寻时间下的秘密，而是以一种运筹在握的方式穿梭着，他无比清楚下一秒自己的遭遇，也无比清楚别人的。但和旁人冷酷的“复仇”不同，他只是虚无。
毕利开始漫步于一个无限的，近似于广阔的世界——时间化作无数个永恒的“此刻”，犹如遍布漩涡的无垠海面，生存空间得以无限地扩展——在这样的无垠之中，渺小个体所感受到的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绝对自由。在《对自由的恐惧》中，埃里希·弗洛姆谈到，绝对的自由对人而言是可怖的，也正是如此，家庭，工作等社会纽带才成为必需。毕利此刻面对着这种绝对自由的窘境。逃出了惨绝人寰的现世，他感受到了那种支离破碎的震荡，可是他没有重建的勇气，因此，他只能待之以虚无，不断重复冲破过去的界限。
虚无总是呈现出两种面容，一为冷漠，一为犬儒。显然，毕利身上便是无限冷漠的特质。这种冷漠特别的表现在其生死观中。冯内古特从不害怕死亡，他害怕的是生存。随着尼采“上帝死了”的呼声越来越高，被战争折磨得伤痕累累的人们开始怀疑其“上帝”的可信度，于是，小说对《新约》做出了这样的戏拟：“在你杀死某个人时，要绝对有把握他有没有富有的亲戚。”《圣经》的权威被不断解码，而当信仰和文明双重崩塌，人们发现精神和身体的依靠都变成了一片荒原“，生存”不再拥有其本身的意义。此刻“，死亡”成了最好的控诉。
毕利在前往德累斯顿的路上知道这座美丽的城镇将要受到的灾难，可他没有发声;他知道周围的人在几月几日几时因何而死，他没有发声;他只是以“疯癫”的姿态冷漠地将自己隔绝于时间之外，并认为“死亡”是一种必经的常态。更深入一点地说，“死亡”是唯一的出路。本体的死亡会将文明重回原始，物欲横流、战乱不断、人性冷漠的世界才会崩塌，新的体系才会重建。
我们抛开智慧的外衣，脱下文明的战袍，放下先进的武器。我们四周环视，目光所及之处尽是虚无;我们两手空空，却能比手握刀枪更为有力。毕利冲破了那个时代的界限，但将永远困于虚无之中。我们重拾虚无为利器，这一次，我们将它对向自己，而不是别人。
关键词：《第五号屠宰场》;后现代;界限;虚无;非线性时间观
我们手握高级而先进的武器，说着保护自己，却将它刺了出去。冯内古特的《第五号屠宰场》讲述着德累斯顿的血腥与残忍，却用着平常而诙谐的语调，仿佛我们看见的一切只是生活的常态。德国人用犹太死人的脂肪造肥皂与蜡烛，毕利的父亲在狩猎时追逐麋鹿却被朋友误杀，毛利人因无法忍受死人的气味吐断肠胃而死，德比只因拿了一个水壶而被枪毙。
可笑的是，就这么回事的云淡风轻中，人们真实地死去了。德累斯顿的轰炸瞬间夺取十三万人的生命，这些人里多少人是“敌”？多少人是“我”？我们无从得知，我们只能看到，那十五个幸存的美国战俘仓皇地从废墟中站起，面对文明的满目疮痍，难以发声。
没有人相信毕利，更没有人相信他本身便是德累斯顿轰炸的亲历者。文明轻而易举地被毁灭，就像是人类用指尖碾死了一只蚂蚁，可是——自以为处在高级文明中的人，和蚂蚁有什么区别？
基丝·特斯特在《后现代性下的时间与多种生命》的第一章转述齐美尔的观点，指出正是现世中的种种“界限”，构成了生命活动的大背景，在它之上，一切才得以获得意义。我们迄今为止的所有观念，似乎都是基于某一种传承而来的世界观之上，而这种不断的传承，一层层地累积在我们身上，逐渐成为了束缚人的界限。我们在这种界限里活得不亦乐乎，只是因为我们自以为深厚而完美的文明处在一个和谐而平稳的持续期。而后现代要做的事情，就是打破它。冯内古特为毕利赋予了挣脱时间的能力，他从1955年的门进去，却从1941年的门出来，他以衰老之姿睡去，却于婚礼之时醒来，又在1967年被特拉法玛多星人绑架。我们可以将毕利的逃脱之举视为对现世的一种否定。当他开始跳跃于过往、现在和未来，当他被当作动物一样展示，当他与女演员尽情交配（仿佛扮演着亚当和夏娃的同等角色），他已经冲破了过去的“界限”，构建了一个完全不同于被认可的世界维度的新时空体系。
我们过去拘泥于三维空间，拘泥于一个地球，拘泥于禁錮的思维，在这里全部被冯内古特打破。他甚至不需要给“人”这个群体本身做什么特别的异化，只需要书写下一个超越性的流体生命——毕利即可。
所谓流体生命，不禁让人想到福柯笔下的疯癫。在《疯癫与文明》中，福柯提到了液体与疯癫的关系：中世纪的疯人被驱逐上船，顺流而下，在一座座城外漂泊，只为寻找自己失踪的理智。这些展现出较强流动性的生命被过早地打上了疯癫的标签，疯癫从此被打成一种病症。而《第五号屠宰场》中关于疯癫的理论认为“：精神病是由于四维空间引起的。”一个生命发生了质变，是因为他无法再于这番界限之中生活，他想要以某种手段打破它，而他的挣扎却被现世视为疯癫。
从毕利的角度来看，他在特拉法玛多星人绑架他的第一瞬间，便提出了“我在哪儿”的疑问。有趣的是，答案是“被陷在另一团琥珀里”。幼小的个体自以为蕴含着无穷的力量，却不知一种逃离的结果是陷入另一种迷失。“它永远不会改变，它无需发出警告也无需解释，它只不过是时间。”四维空间下的非线性时间似乎想要给毕利一个非比寻常的答案，他将不再苦苦追寻时间下的秘密，而是以一种运筹在握的方式穿梭着，他无比清楚下一秒自己的遭遇，也无比清楚别人的。但和旁人冷酷的“复仇”不同，他只是虚无。
毕利开始漫步于一个无限的，近似于广阔的世界——时间化作无数个永恒的“此刻”，犹如遍布漩涡的无垠海面，生存空间得以无限地扩展——在这样的无垠之中，渺小个体所感受到的是一种令人恐惧的绝对自由。在《对自由的恐惧》中，埃里希·弗洛姆谈到，绝对的自由对人而言是可怖的，也正是如此，家庭，工作等社会纽带才成为必需。毕利此刻面对着这种绝对自由的窘境。逃出了惨绝人寰的现世，他感受到了那种支离破碎的震荡，可是他没有重建的勇气，因此，他只能待之以虚无，不断重复冲破过去的界限。
虚无总是呈现出两种面容，一为冷漠，一为犬儒。显然，毕利身上便是无限冷漠的特质。这种冷漠特别的表现在其生死观中。冯内古特从不害怕死亡，他害怕的是生存。随着尼采“上帝死了”的呼声越来越高，被战争折磨得伤痕累累的人们开始怀疑其“上帝”的可信度，于是，小说对《新约》做出了这样的戏拟：“在你杀死某个人时，要绝对有把握他有没有富有的亲戚。”《圣经》的权威被不断解码，而当信仰和文明双重崩塌，人们发现精神和身体的依靠都变成了一片荒原“，生存”不再拥有其本身的意义。此刻“，死亡”成了最好的控诉。
毕利在前往德累斯顿的路上知道这座美丽的城镇将要受到的灾难，可他没有发声;他知道周围的人在几月几日几时因何而死，他没有发声;他只是以“疯癫”的姿态冷漠地将自己隔绝于时间之外，并认为“死亡”是一种必经的常态。更深入一点地说，“死亡”是唯一的出路。本体的死亡会将文明重回原始，物欲横流、战乱不断、人性冷漠的世界才会崩塌，新的体系才会重建。
我们抛开智慧的外衣，脱下文明的战袍，放下先进的武器。我们四周环视，目光所及之处尽是虚无;我们两手空空，却能比手握刀枪更为有力。毕利冲破了那个时代的界限，但将永远困于虚无之中。我们重拾虚无为利器，这一次，我们将它对向自己，而不是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