莎士比亚的《全集》
　　
　　一九七八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十一卷本的《莎士比亚全集》。其中前十卷包括三十七个剧本，第十一卷是诗歌。这是第一次把莎士比亚的全部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
　　莎士比亚是举世公认的伟大戏剧家和诗人。他的作品产生于十六世纪末十七世纪初的英国，但其意义和影响远远超越了他的时代和国土。他的作品被翻译成一百多种语言，并被广泛地搬上舞台和银幕。莎士比亚也深为中国人民所熟悉和喜爱。早在本世纪初，就有人开始从事翻译介绍他的作品。解放前，主要有梁实秋、曹未风的译本和朱生豪的译本。解放后，有卞之琳译的《哈姆莱特》，吴兴华译的《享利四世》，曹禺译的《罗密欧与朱丽叶》等，十四行诗也有屠岸的译本，它们都各有特色。这次出版的《莎士比亚全集》主要根据朱生豪的译本。他二十多岁便开始翻译莎士比亚剧本，后来贫病交困，抗战时期死于肺病。他的态度比较严肃，用散文体译莎士比亚的无韵体诗，在表达原意上较为成功。他古文基础较好，文字精炼朴素，但口语化不够，因此不适于上演。译文中也有漏译错译之处。这次出版全集，人民文学出版社组织吴兴华、方平、方重等专业工作者对朱生豪译本进行了全面的校订，并补译原来朱生豪未译的六个历史剧——《亨利五世》，《亨利六世》上、中、下篇，《亨利八世》及《理查三世》。诗歌采用的是新译本，语言生动，句子整齐，译文比较贴切。
　　莎士比亚的诗歌多数写于早期，主要有长诗《维纳斯与阿童尼》、《鲁克丽丝受辱记》及一百五十四首著名十四行诗，主题是歌颂友谊和爱情，诗意热情婉转，语言优美自然，抒情真挚，带有悲剧音调。
　　莎士比亚名传史册的主要成就是用无韵体写成的诗剧。当时诗的语言十分流行，老百姓给国王的请愿书也有用诗写成的。所以用诗写剧不仅气魄宏伟，便于抒情，也适合一般民众的爱好和欣赏水平。莎士比亚的戏剧吸收了大量的民间语言，集当时英语之大成，准确生动地表现了各种不同人物的思想和性格。其戏剧大致分为历史剧，喜剧(可包括传奇剧)和悲剧，它们的思想及艺术价值参差不一，其中以悲剧的成就最为突出。
　　历史剧和喜剧大都写于十六世纪末，正值伊丽莎白盛世，表达了莎士比亚的爱国热忱和乐观精神。十部历史剧除《约翰王》外，系统地重现了从理查二世至亨利八世的历史，其中依次包括亨利四世、亨利五世、亨利六世、理查三世和亨利七世，反映了英国民族形成与君主专制政体的建立过程。莎士比亚从人文主义的政治观点出发，反对封建割据，主张国家统一。他反对暴君，同情人民，但不主张人民的斗争。他崇尚和谐与秩序，把希望寄托在开明君主的身上。
　　历史剧中著名的有《理查三世》、《亨利四世》和《亨利五世》等。在《理查三世》中，莎士比亚刻画了一个外形丑陋而内心奸毒的野心家。他由于先天跛足驼背而嫉恨他人，由于在爱情和社交中地位不利而决意在政治上出人头地，为此不惜采取一切卑鄙手段。为了夺取王位，他的兄弟、侄儿、夫人、朋友都成了他的刀下冤鬼。他一身兼有无视国家社稷的封建暴君和一心实现自我的极端个人主义者的特色，同时具备虚伪狡诈、果决勇敢、顽强坚韧等不同的性格侧面。这是莎士比亚早期作品中十分鲜明突出的一个艺术形象。另外，通过描写理查三世篡位后终于在玫瑰战争中失败，表达了作者对封建暴政及破坏秩序的“非分”野心的否定与责难。
　　与《理查三世》相反，莎士比亚在《亨利四世》及《亨利五世》中精心塑造了亨利五世这个回头浪子式的理想君主的形象。亨利早年做太子时在社会底层厮混，不顾什么王家体统。但即位后立刻与过去一刀两断，忠心国事，取得对法战争的胜利，成为英国历史上有名的明君。但剧中真正获得成功的却是福斯塔夫的形象——一个已有一把年纪的肥胖的半无赖的滑稽人物。作为一个武士，他早已沦落到靠打劫、欠债为生，凭着与太子的交情到处鬼混。他无钱无业，却摆出一付老爷架式；他贪生怕死，还强做一种勇武姿态。但他又机智幽默，活泼快乐，因而不引人厌恶。这是新旧社会交替时产生的典型人物，恩格斯曾高度评价这个形象的意义：“在封建崩溃的时期，我们从那些叫花子似的居于统治地位的国王们，无衣无食的雇佣武士们的各种各类冒险家们中间，会发现许多各式各样的特出的形象——一幅福斯塔夫式的背景。”
　　从历史剧中我们可以看出莎士比亚在反映时代的深度和广度上是极为成功的。上至王公贵族、豪富名媛，下至平民百姓、三教九流，都在舞台上争得了自己的一席之地。他具有广阔的历史视野，能纵观古今，似乎将史料信手拈来便能达到借古喻今之妙用。
　　莎士比亚的喜剧大多描写男女主人公在友谊与爱情上的胜利。如《爱的徒劳》、《仲夏夜之梦》、《无事生非》、《皆大欢喜》等等，剧情生动曲折，饶有风趣，一反中世纪的呆板，表现出世俗生活的乐趣，洋溢着明快和谐的气氛。莎士比亚反对伪善的封建道德和禁欲主义，主张个性解放，歌颂新型的爱情和婚姻关系。他生动地描绘了一群恩格斯称之为“可爱又古怪的妇女们”。她们性格开朗，机智勇敢，刚柔相兼，善于争取幸福和捍卫幸福，是新式资产阶级妇女的雏型。
　　这些喜剧看来都以大团圆为结局，但不落俗套，各有特色：《第十二夜》中有女扮男装所造成的一系列巧合和误会；《仲夏夜之梦》中洋溢着人间爱情与天神爱情交织相映的浪漫气息；《皆大欢喜》则描写了多少带忧郁色彩的森林“乌托邦”的幻想境界。
　　《威尼斯商人》是一出相当复杂的喜剧。其复杂性不仅在于三条线索的情节交错发展，而且在于人物的多面性以及由此体现出的作者思想深处的矛盾和局限。莎士比亚善于理解人们的内心世界，善于从生活中提炼活生生的形象，因此他笔下的人物不是某个概念的代表或传声筒，而体现着真实生活中的复杂现象。如夏洛克代表了拜金主义的吝啬和残忍，这是作者所否定的，但他也代表了受到民族压迫的犹太人的正义的复仇心和新兴资产者凭借经济力量(金钱)要求平等的愿望。而鲍细霞呢，虽然确如某些评论所说，在法庭上表现封建妇女所难具有的新式妇女的智慧、勇敢，但由于她有钱有势，使得她对夏洛克的打击带有贵族社会压制资产者的意味。这也是该剧的结尾并不像莎士比亚其他一些喜剧那么轻松自然、清新悦目的原因。
　　喜剧中《暴风雨》是作者后期的代表作。描写米兰公爵父女被放逐到孤岛上后如何借助魔法战胜了邪恶的仇人。这里莎士比亚无可奈何地唤来了精灵帮助人间伸张正义，反映了作者晚年的思想倾向。
　　莎士比亚的悲剧主要创作于十七世纪初。这时英国社会矛盾日趋尖锐，资产阶级革命的风雷已隐约可闻。在悲剧中，莎士比亚猛烈地抨击了这个封建主义走向崩溃、资本主义破土而出的过渡社会。他既愤怒谴责了封建贵族的暴戾残忍，腐朽堕落，也谴责了原始积累时期资产阶级暴发户的极端个人主义、拜金主义及其卑鄙贪婪、无恶不作的本质。其中著名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写于早期，描写由于封建家族的世仇而造成的爱情悲剧。其后的《裘里斯·凯撒》描写布鲁特斯等人谋杀了代表专制的凯撒，力图维护共和政体。但由于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最后失败战死。莎士比亚对布鲁特斯寄予相当的同情，也强调了民众在历史上的巨大作用，但他笔下的人民往往是盲目的，容易被人操纵利用的。一般认为《凯撒》一剧是莎士比亚从喜剧转向悲剧的先声。
　　接下来的四部悲剧是莎士比亚艺术的顶峰。他把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结合在一起，呕心沥血地刻画出当时罪恶累累的过渡社会的状况。其中权力与金钱具有颠倒黑白、支配一切的力量，人与人之间是君臣相谋，父子残杀，夫妻反目。同时，他还成功地塑造了一系列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特色的正反面典型性格。
　　《哈姆莱特》是莎士比亚最成功的作品之一。这个故事最早见于《丹麦史》，已流传多年，但一经莎士比亚之手，复仇故事便浸透了时代的气息。忧郁的丹麦王子哈姆莱特成为一个人文主义者的代表，他赞美人生，崇尚理性，歌颂爱情，并具有一定的平等思想。但他的理想却被生活的现实击破并碾碎了。他在为父报仇的过程中不断痛苦地思索着人生的意义和社会的真理，以至徘徊延宕。最后他在仇人的攻势下仓促应战，与敌人同归于尽。虽然杀父之仇似乎已报，但哈姆莱特并未完成自己提出的扭转乾坤的大任。哈姆莱特的悲剧是莎士比亚及一代人文主义者的悲剧的缩影，几百年来它在舞台上银幕上经受了时间的考验，成为世界文学中人人皆知的艺术形象。
　　《奥赛罗》集中表现了奸人挑唆下发生的家庭悲剧。忠贞的爱情和残忍的嫉妒同时强烈地体现于奥赛罗一身。而埃古伪装诚实，利用奥赛罗的轻信而极尽损人利己之能事，也是原始积累时期的一种典型人物。
　　《李尔王》通过父女冲突表现了当时过渡社会道德荡然，伦常丧尽的情景，反映了作者在道德理想上的思想危机。李尔的两个女儿骗取了父亲的王国后就虐待以至驱逐父亲，至使年迈的李尔在风雨之夜流落荒野，从而意识到了千千万万普通人民的苦难。暴风雨一场描写无家可归的流浪者惨不忍睹的生活，揭露极为深刻，为全剧的高峰。
　　《麦克白》写的是屡建战功的大将麦克白，由于受野心驱使而杀君夺位以至最终身败名裂的过程。莎士比亚逼真地描绘了麦克白夫妇杀人前后的心理及在罪恶中愈陷愈深的可怕必然性，具有极高的艺术感染力。
　　莎士比亚的作品问世几百年来，世界几经沧桑，但他那些魅力无穷的诗歌戏剧，却一直像磁石般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人们。许许多多的作家艺术家受到他的启发和影响，千千万万的普通读者在他那里得到精神营养和艺术陶冶。无产阶级的导师马克思和恩格斯也都十分喜爱莎士比亚，他们曾多次引用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或其言论来说明社会的政治、经济问题，他们不约而同地在创作方法问题上提出“莎士比亚化”的方向。莎士比亚的同时代人本·琼生曾说：“他不属于一个时代而属于所有的世纪。”的确，莎士比亚的作品可以说是人类艺术花坛中一簇永不凋落的鲜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