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几年，大家常常心有戚戚焉地传颂着一句名言：“幸运的人，用童年治愈一生;不幸的人，用一生治愈童年。”
　　 传颂是因为共鸣，而共鸣，大多在这句话的后半部分——这其实才是不幸。因为，每个觉得自己“不幸”的人，都有可能成为别人的父母亲，为别人组建起影响他们一生的原生家庭。
　　 无论幸与不幸，当我们为人父母时，能否让我们的孩子成为幸运的人呢？
　　 中华文化中，先贤们的很多做法，其实是值得我们学习与传承的。比如：课儿。
　　 什么是“课儿”？字面看起来，似乎很好理解，就是“给孩子上课、教孩子读书”。从宋代以来，许多文人墨客的诗词歌赋里都提到过这两个字，就好像中国当代父母的“陪写作业”和“鸡娃”是古人的遗风一般。不过，细细品味，又会发现：古人的“课儿”，远比“陪写作业”更加身心投入，但奇怪的是，却没见他們普遍因此而痛苦、更少有听说因为“课儿”而被气到送命的——难道是古代父母的心理承受力胜过我们这届父母、又或者古代子女的个性特征都类似“乖乖虎”？
　　 在我看来，古今父母“课儿命运”的本质区别，在于起心动念。古代父母督促孩子读书，固然难免功名利禄、金榜题名的现实取向，但过程中始终围绕的是做人立世的品格修养，是文化的熏习传承而不仅仅是知识的装点堆砌。正因为如此，“课儿”就成了言传身教、耕读与共、思想交流，而不是单向的知识输出和对错监督。前者，可以培养家风;后者，则会逼出“家疯”——父母和孩子都身心俱疲、亲子关系备受摧残。
　　 以孟母的断机教子为例：面对贪玩孟子逃学一事，孟母“断机杼”的行为，如果起心动念是“我得想个办法启发他”，眼光放在“做人”的毕生功课上，就不会伴随毁灭性的情绪勒索与攻击，母子间才能够平和交流;相反，如果起心动念是“我怎么生了这么个娃”，眼光锁定“快点逼他回学校”，那么，“断机杼”就不过是自我宣泄的开始，只会让孟子在幡然醒悟前，先背负上情绪暴力的阴影。
　　 心理咨询工作中，太多前来求助的父母们，他们一方面极度疲惫无助，一方面又变成了孩子心中的情绪恶魔。而一次比一次猛烈的情绪爆发，不但没有改善作业问题，反而彻底消灭了孩子对学习甚至对生活的兴趣和情趣。
　　 我很想说，这不单是父母们的错——当教育变得越来越功利，当标准答案取代了独立思考、知识考核取代了智慧积淀，当家庭作业占满亲子相处的大部分时间……本就焦虑到自顾不暇的父母们，又如何能享受到明朝诗人林光“手中残卷堪延我，篷底烧灯旋课儿”的天伦之乐、或者宋末元初杨公远“昼长延客话，夜静课儿书”的安宁自在？
　　 除非，越来越多勇敢的父母愿意调整心念，从“鸡娃”队伍退役，加入到“课儿”的家风共修中，然后，就能渐渐像宋朝诗僧释文珦所描述的那样，过上正常的亲子生活——古树两三株，人家四散居。草檐经雨烂，沙路过潮虚。渔罢篱悬网，耕归壁挂锄。相呼命邻叟，农隙课儿书。如果要为正常亲子生活找位带教导师的话，我想非丰子恺先生莫属，他为我们做了最好的“课儿个案演练”，直至今日，在女儿和外孙的记忆中，家中的“课儿”活动都是快乐和爱的教育，无论经历怎样的颠沛流离，一家人始终以游戏的方式共学诗词、给“搓麻将”写说明书、对对子……不亦乐乎。
　　 这些，也是我的童年记忆——虽然那时没人告诉我这叫“课儿”，但点点滴滴、生生不息的浸润，让我的内在自然生长出向上的力量，这份力量，历久弥新，最终凝结成孩子治愈一生的童年。
　　 愿你，也成为那个送出幸运的人。
　　 摘自《新民晚报》2021年1月2日  苏凝/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