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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纪念建党95周年，由陈云纪念馆和潇湘电影集团有限公司联合出品的影片《难忘的岁月》近日在上海首映。这部实打实的“上海原创”重大党建题材影片，对上海的意义显然不同一般。该剧从编导到执行制片人，到主要演员，到美、化、道等主创班子，都是阿拉上海人。此片放映后，收获了来自领导和观众的点赞，尤其是其中“击中泪点”的细节，给人留下深刻印象。
上海出了个“毛泽东”
说起《难忘的岁月》的“上海制造”，该剧编导、国家一级导演史凤和颇为感慨。正是他综合年龄、气质、档期、成本等各种因素，最终大胆启用两位“新人”来饰演毛泽东和陈云。他所谓的“新人”，并非初出茅庐的新演员，而是指从未演过毛泽东和陈云这两位伟人的“新面孔”。
众所周知，拍红色题材、历史题材、伟人题材，人物造型成功与否，是整部影片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才有所谓的“特型演员”之说，像古月、唐国强、王霙等演员塑造的伟人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他们从形似到神似，已经获得广泛认可。找这样的“名牌”来演伟人，无论对导演，还是对演员，都是最“保险”的。
然而，史凤和恰恰是一个骨子里具有“挑战意识”的导演，“用生不用熟”对塑造已在观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伟人形象，是个高风险的决策。史凤和不仅要说服自己，还要说服出品方、投资方，为他的这个大胆之举开启绿灯。
好在出品方之一的潇影集团与史凤和已经是“第三次握手”，董事长周丕学在短信里对史凤和说了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另一出品方陈云纪念馆馆长徐建平是看了史凤和导演的《毛泽东与齐白石》后，指名史凤和操刀《难忘的岁月》，他对史凤和表达的信任更直截了当：“我相信你”。
这加起来十个字的高度信任令史凤和深受感动，他对这种信任的理解是：仿佛超越了对其导演艺术的认可，抵达了一种心灵交付的境界，这也是他日后在遇到创作上的各种磨难而每每“绝处逢生”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该片总协调葛燕萍，是史凤和的贤内助，也是原上海电影家协会秘书长，在上海电影圈里，她因“辅佐”大导演老公的功力了得，而被戏称为“蓝为洁第二”，在这部影片的选角工作中也立下汗马功劳。她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很能说明史凤和选“新人”佟瑞欣出演毛泽东的“大胆程度”。
葛燕萍第一次打电话给佟瑞欣，告诉他有一部名叫《毛泽东与陈云》（早期暂定的片名）的电影想邀请他出演时，佟瑞欣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叫我演陈云啊？”这不，在史凤和选定这位新任“毛泽东”之前，显然佟瑞欣自己就从没在“演毛泽东”这件事上有过半点念想。
第一次试妆造型是在去年八月七日，葛燕萍比史凤和记得还清晰，那天史导演痛风病发作，不能走路，佟瑞欣在楼下化好妆，激动地冲上楼来，躺在沙发上的史凤和见到这位“上海版”的毛泽东，抑制不住兴奋之情，连说“真像，真像”，真没想到，简直比唐国强还像！在场的工作人员也都欢欣雀跃，不知谁喊了声“上海出了个毛泽东”。
影片上映后，佟瑞欣成功塑造的毛泽东形象，使很多业界同行都眼前一亮，黄建新、尹力等多位导演对佟瑞欣说：“导演眼力真厉害，胆量也真大，你演得真像！”有影评人则评价道，曾经的小生佟瑞欣演活了毛泽东！
当然，史凤和自知，他的决定，不仅是挑战自己选择演员的独到眼光，也是对演员表演功力的巨大挑战，这样的“双重挑战”，使演员与导演之间产生了某种向心力，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迎难而上，把战斗进行到底。按佟瑞欣的说法，在影片摄制的一个月期间，他全身心地投入、全程呆在剧组，一次也没回去，在以往是绝对做不到的。
“专业户”是怎样炼成的
如今史凤和在电影界拥有多个被同行、媒体戏封的外号，像是“红色专业户”“主旋律专业户”“重大题材专业户”以及“得奖专业户”。
细看他的“成绩单”，确实不辱这些“头衔”。他独立执导的22部影视作品，三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三次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两次荣获中国电视“飞天奖”，一次荣获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共计荣获各类奖项21项（次）。
很多人曾经问史凤和，又不是没人找你拍商业片，与“主旋律”相比，商业片没那么多条条框框，用不着层层报审，片酬也相对丰厚，何苦去啃“重大题材”“主旋律”这种硬骨头？
妻子葛燕萍有时也会数落丈夫“戆”，老有人拉着投资人来找他拍商业片，而他从来只看剧本，不谈价钱，常常看完剧本，非但拒绝“出山”，还劝投资人别头脑发热，把钱砸在一个不成熟的剧本上。一次又一次地把送上门的商业片拒之门外，使史凤和逐渐坚定和保持了自己的艺术追求、题材取向和作品质量，这种仿佛天生的重艺术而轻金钱的择片定力，或许是他成为上述各项“专业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史凤和对今天取得的成绩很知足，他经常把“农民之子”的出身挂在嘴边，从小“赤脚上学”的他如今能频频走上红地毯、领奖台，他坦言，自己做梦也没想过。或许是出身卑微，使他从小就对伟人、名人格外倾慕，有种特殊的情结，直到今天，人物传记类书籍仍是他最钟爱的读物。或许就在不经意中，他已经在为日后拍摄伟人题材作品作着知识和情感的储备。
史凤和说，身边比我聪明的人多得是，对于自己下定决心要做好的事情，往往会付出别人数倍的努力。干场记就要做最好的场记，干副导演就要做最好的副导演。年轻人有这种责任心，就会得到器重，计划经济时代，上影厂一年就拍十来部戏，每部戏都有不少导演竞相寻觅得力副手。在史凤和的记忆中，他总是被厂里派去比较重要和艰苦的剧组。
之所以走上“主旋律”“人物传记”“重大题材”之路，史凤和说，既有自己的选择，也有因为前一部的成功而被后一部“盯上”，“命题作文”一部比一部难。虽然准备和拍摄过程部部艰辛，然而一旦成功，部部积累，也就成了这个领域的“信得过产品”甚至“拳头产品”，今后有硬骨头，还得找你来啃。
影视处女作双响炮 史凤和的电视剧处女作是《洋行里的中国小姐》，至今提起这部戏，他都对制片人张雪村感激有加。在导演临时告病的情况下，是张雪村决定把史凤和从执行导演直接升任导演。从执行导演、副导演到导演，虽说听起来只有一步之遥，但在片场里常常是五年十年媳妇熬成婆的事。当时的史凤和没有任何独立编导的影视作品，敢于启用他独掌导筒，张雪村是非常大胆的。当然，史凤和并没有辜负张雪村的信任，该剧非但在中央电视台和上海东方电视台黄金档同时播出，还荣获1995年第15届长篇电视剧“飞天奖”。
三年后，史凤和拍摄了他的电影处女作《上海新娘》。这部戏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工作任务，而是他偶然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个发生在广西的关于弃婴的报道，他与这个故事“一见钟情”，感到这是一个绝佳的电影题材，激动得彻夜难眠。第二天就打报告给厂长朱永德，汇报了创作愿望和初步想法。所以，这部戏完全属于自下而上、有感而发的主动创作。幸而后来经过厂里论证，并按照积极扶持新导演的政策，决定给史凤和一次“单飞”的机会。
当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期，电影市场不太景气，当年上影投拍的十来部影片中只有这部是赚钱的，还被提名华表奖，荣获第七届中国人口文化奖一等奖。有评委事后悄悄告诉史凤和，他编导的电视剧《生命之光》在评委眼里还是短片电视剧一等奖，但在同一届获“双第一”没有先例，最终还是被“平衡”为二等奖。尽管如此，这时的史凤和在导演方面的才能已经初露锋芒，并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半个制片人的成本意识
在中国电影诞辰百年之际的2005年，史凤和拍摄的《大山深处的保尔》荣获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学会奖”和上海影评人年度十佳影片大奖。
这部影片创造了一个惊人的记录，整部影片制作成本只花了105万。该片的制片人是以“拍主旋律电影不亏本”著称的姚国铭，每天拍摄现场有几个工作人员，男的吃三两饭，女的吃二两饭……制片人能精打细算到这个程度。史凤和说，这部戏拍到最后几乎是“算着拍”的，影片杀青时一本片子不多，一本片子不少，恰好用完。
105万即使在十年前，对一部故事影片来说也是极低的摄制成本，在同时期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里还不够周润发一件戏服的制作费，而史凤和与姚国铭这对“黄金守家组合”，加上主演佟瑞欣的倾情演绎，却拍出了一部广受赞誉的“五个一工程”获奖片。这个最低成本记录在“五个一工程”获奖片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随着影片制作规模的不断扩大，未来可能也不会再有如此经济的制作。
导演要和制片人换位思考，导演起码要有“半个制片人”的成本意识。这是史凤和的导演格言之一。在没有大投资的情况下，导演就必须要求自己根据现有情况，想尽办法拍到最好，而不是两手一摊，就指望别人创造更好的条件。史凤和严肃地说，我们拍《大山深处的保尔》总共用了82本片子，而同时期的其他电影，至少都在上百本，甚至上千本。有些大牌导演根本不拿“耗片比”当回事，反而认为好导演、好片子都是用高耗片比“耗”出来的。
《难忘的岁月》剧组的规模不小，执行制片人时时都会提醒史凤和：导演，今天房间开了七十几间，一百二三十个工作人员啦……史凤和与制片部门算了一笔账，本来拍摄计划是45天，实际31天就拍完了，一个组一天开销就是二十来万，节省了这笔开销，后期的钱都在里面了。《毛泽东与齐白石》的拍摄计划是五十天，实际二十六天就拍完了。
为活人拍传记片
如果说史凤和是因为把伟人和名人拍好了而名声大噪，那么他的贵人无疑是潇湘电影制片厂。《袁隆平》这个题材，潇影集团从2000年就开始着手准备，直到2008年正式投拍，期间找了不下三四十位编剧、导演。在该片获得了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和主演果静林获华表奖故事片最佳男演员奖后，上影导演张建亚对时任影协秘书长葛燕萍说，看到我当年曾经用过的果静林获奖，真为他高兴，这部影片也曾经找过我，给健在的名人拍传记片谈何容易，祝贺史导的成功。
确实，正因为袁隆平是一位健在的当代著名科学家，这部影片也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创举。而拍“活人”传记片遇到的最大问题便是，影片会牵涉到的与袁隆平相关的很多同行、学生，各种原本可以为影片带来戏剧效果的，生活学习中真实的矛盾冲突都会被明确要求予以回避。
对于这样一位“以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的德高望重的名人，史凤和只能首先尊重传主本人的意见，然后再想办法在艺术上另辟蹊径，寻找合适的电影语言。最终他以散文诗化的抒情手法，将整个影片设计成三个“乐章”，在形式上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人物传记片的叙事方式。
袁隆平是农业科学家，影片里涉及的大量专业术语，听得人云里雾里，怎样将这些话“翻译”成观众能理解的大白话？从五月到八月，史凤和关在湖南三个月，天天改本子。本子出来后，宣传部的评语是“眼睛一亮”，获得高度认可。
《袁隆平》的拍摄过程极其艰难，用史凤和的话来说，简直是“磨难重重”，几乎每走一步都非常艰辛。比如，一场重现上世纪七十年代场景的戏，本来说好要500个群众演员，但到拍摄那天现场只有八个群众演员，都是村干部。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为这部戏，史凤和掉过好几次眼泪。就连现在回忆起来，也几度红了眼眶。
影片在海南拍摄期间，当地传说要发生大海啸，而且还有鼻子有眼地说是9月12号。海南很多当地人都纷纷逃离，马路空空荡荡，顿时恍若空城。
而影片已经接近杀青，结尾几场戏恰恰就安排在9月12日在海边拍摄。那场戏是拍袁隆平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因无法脱身回不去，只能含泪下跪。袁隆平曾对史凤和说，我这个人从来不流泪，你们戏里不要把我写成动不动就“眼含热泪”，我唯一一次流泪就是父亲去世那次。
史凤和认为，整出戏不能表现什么矛盾冲突，这场戏一定要拍出矛盾冲突和情感升华来。而这场戏，恰恰就在9月12日。如果不在这个时间点拍这场戏，这场戏就可能流产，因为很多演员合同期都到了。 显然，最终海啸并没来，《袁隆平》剧组平平安安地在海边杀了青。然而，当时的那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拼命精神，如今想来，妻子葛燕萍仍感到后怕，又感到自豪。
而说到合同，史凤和当时居然根本没与剧组签订过任何协议，家里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再次数落丈夫“戆”，“戆”到自我保护意识一点都没有。而史凤和对此的解释是：我爱心中的艺术，我爱电影，你们爱给我多少就给多少，所以签不签合同无所谓。
影片《袁隆平》获得第十三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以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优秀电影奖和优秀男演员奖等五项大奖，就此奠定了史凤和在人物传记片领域的导演艺术地位。
一顿饭撑九十分钟
有了《袁隆平》的成功，五年后潇影集团要抓毛泽东与齐白石的题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请史凤和来拍。然而，毛泽东与齐白石虽然都是湖南老乡，但历史上他们只见过一次面，两位主人公的人生交集只是一顿饭，可想而知，剧本有多难写。一部电影要拍九十分钟，只有一顿饭的交集怎么撑？虽然艺术高于生活，但毕竟电影还是要靠故事和情节来填满啊。
一个是政治伟人，一个是文化名人，他们之间又毫无矛盾冲突，影片何以结构？史凤和在研究了大量史料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情感线”，事后看来是全剧的精彩之笔。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场，但齐白石大儿子的去世鲜为人知，其实毛泽东和齐白石经历“丧子之痛”仅差两个月的时间。抓到了这个“共性”，就有办法铺展相关细节，让观众不觉得枯燥。
在史凤和看来，《毛泽东与齐白石》虽然与《袁隆平》一样是命题作文，但却难得多，可以说是蛮考验创作者的艺术功力的。
难度不仅来自于怎样把“一顿饭”撑到九十分钟，而且还在于主演毛泽东的唐国强只能给剧组五天时间。一开始答应十二天，然后九天、七天，最后谈妥五天。其实说是五天，期间他还要参加各种活动，七折八扣下来，能用于拍摄的时间就更少。剧组的拍摄计划也必须相应作出调整，据史凤和回忆，这五天里，他顶多睡了十小时。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与《袁隆平》一样，《毛泽东与齐白石》荣获了包括第十三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五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第十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以及第二十三届上海影评人奖“年度十佳影片奖”在内的五项大奖。
一部影片表现两位伟人
陈云纪念馆馆长徐建平带队观摩了《毛泽东与齐白石》之后，对史凤和拍摄人物传记片的本事有了极大信任，他提出了一个大胆创意：毛泽东和齐白石只有一顿饭的交往，就可以拍成一部成功的电影，那么毛泽东和陈云有四十年交往，为何不能搬上银幕呢？
前一部的成功，带来了后一部的邀约，而且往往是更重大的题材，更艰巨的使命。第一部是民族英雄、科学家袁隆平，第二部是政治伟人和文化巨匠，第三部是两位中共领导人。题材越来越重大，重大到前无古人——中国电影史上没有拍过这样一部描写两位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交往的故事片。
陈云纪念馆雄心壮志，潇影集团则期待与史凤和“第三次握手”。
史凤和最初的想法是从遵义会议陈云投了主席关键一票开始，写陈云转战上海，再到莫斯科、新疆，然后回到延安。这么一大圈，有故事，有情节，有场景，有看头，非常符合电影规律。
但潇影集团初步测算下来，如果这样拍，投资要上五千万。于是只好另找角度，深入研究史料后，史凤和发现，如果没有毛泽东和陈云在延安时期把中共党员从不足4万发展到121万这段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恐怕还要推迟。是否可以重点表现延安党建时期？不过虽然这样拍钱是省了，但戏的难度却也大大增加了。
影片编剧一开始找的是电视剧《陈云》的编剧张光荣，但后来还是因为种种原因未果，于是两家出品单位经过反复酝酿，编剧的大任最终又落到史凤和的头上。被“赶鸭子上架”的史凤和说，我们经历过文革的这代人，文化知识学得并不扎实，对历史、党史更没有深入研究。怎么办？只能快速充电！在贤内助兼该剧总协调葛燕萍的全力支持下，史凤和的书房一下子变成了微型“史料馆”，不仅如此，葛燕萍还主动担任资料员，复印、标注、放大、做卡片……史凤和在厨房烧饭，葛燕萍就在一旁给他朗读资料。
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史凤和满脑子就是毛泽东和陈云，晚饭后在小区散步，也会坐在花坛边写上一段。待到剧本完成之时，史凤和感觉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全部手稿加起来，要用麻袋才能装下。
在拍《毛泽东与齐白石》时，史凤和就尝到了拍摄“重大题材”在创作上受到各种限制的滋味，而这次的题材更重大，主人公是两位中共主要领导人，所以条条框框之多是可想而知的。光一稿剧本就出了四五遍，仅关于《巴黎月刊》的一句台词前后就争论了六七个来回。湖南省重大办、广电总局重大办、中共中央党史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宣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各部门都要反复审看、推敲、提意见、修改……不同单位有不同要求，剧组每条都要尊重。
剧本创作最痛苦的时候，史凤和甚至产生“干脆去码头上扛大包算了”的绝望想法。而支撑史凤和走下去的是出品人和制片人的远见、坚持与激励，他始终抱持一种信念：要么不搞，要搞就像像样样地搞。这么重大的题材，不能砸在自己手里。两位伟人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而且陈云还是咱们上海人。在这种信念支撑下，史凤和经常用“艰难困苦，砥砺前行”八个字自我勉励。
《难忘的岁月》是史凤和从影以来最艰难的一部戏，多少次走在绝望的边缘，好几次想不干了。但是，现在拍完了，回过头来想想，经受这些苦难和磨炼还是值得的。“全剧组创作者饱满的创作激情，是这部影片成功的基石和重要保障，”史凤和不无自豪地总结道，“这部影片填补了中国电影史上表现这段党史的一个空白，延安党建的这段历史，没有故事影片专门写过，我们还是比较客观地把这段历史表现了出来。在一部影片中同时表现两位政治伟人的戏，也是这部戏的重要看点。”
毛泽东的三次脱帽是史凤和颇为得意的设计。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少有的画面，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伟人总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领袖更是很少认错。而在这部电影中，毛泽东三次脱帽，表达了伟人的谦逊和勇于认错。这个既意蕴深长又富有创见的设计，充分体现了史凤和的艺术追求。
纵观史凤和三部重大题材人物传记片，虽然人物身份差异很大，但有一些特性是相通的，那就是每部影片都着力于塑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视角下移，让人物接地气，说人话。伟人、名人都是人，是人就有相通的情感，抓住人物的真挚情感，营造不同的流露方式，就可以弥补矛盾冲突不够的缺陷。
上海出了个“毛泽东”
说起《难忘的岁月》的“上海制造”，该剧编导、国家一级导演史凤和颇为感慨。正是他综合年龄、气质、档期、成本等各种因素，最终大胆启用两位“新人”来饰演毛泽东和陈云。他所谓的“新人”，并非初出茅庐的新演员，而是指从未演过毛泽东和陈云这两位伟人的“新面孔”。
众所周知，拍红色题材、历史题材、伟人题材，人物造型成功与否，是整部影片成败的关键因素之一，因而才有所谓的“特型演员”之说，像古月、唐国强、王霙等演员塑造的伟人形象已经深入人心，他们从形似到神似，已经获得广泛认可。找这样的“名牌”来演伟人，无论对导演，还是对演员，都是最“保险”的。
然而，史凤和恰恰是一个骨子里具有“挑战意识”的导演，“用生不用熟”对塑造已在观众心目中根深蒂固的伟人形象，是个高风险的决策。史凤和不仅要说服自己，还要说服出品方、投资方，为他的这个大胆之举开启绿灯。
好在出品方之一的潇影集团与史凤和已经是“第三次握手”，董事长周丕学在短信里对史凤和说了六个字：“你办事，我放心”。另一出品方陈云纪念馆馆长徐建平是看了史凤和导演的《毛泽东与齐白石》后，指名史凤和操刀《难忘的岁月》，他对史凤和表达的信任更直截了当：“我相信你”。
这加起来十个字的高度信任令史凤和深受感动，他对这种信任的理解是：仿佛超越了对其导演艺术的认可，抵达了一种心灵交付的境界，这也是他日后在遇到创作上的各种磨难而每每“绝处逢生”的最重要的精神支柱。
该片总协调葛燕萍，是史凤和的贤内助，也是原上海电影家协会秘书长，在上海电影圈里，她因“辅佐”大导演老公的功力了得，而被戏称为“蓝为洁第二”，在这部影片的选角工作中也立下汗马功劳。她举了一个生动的例子，很能说明史凤和选“新人”佟瑞欣出演毛泽东的“大胆程度”。
葛燕萍第一次打电话给佟瑞欣，告诉他有一部名叫《毛泽东与陈云》（早期暂定的片名）的电影想邀请他出演时，佟瑞欣脱口而出的第一句话就是：“叫我演陈云啊？”这不，在史凤和选定这位新任“毛泽东”之前，显然佟瑞欣自己就从没在“演毛泽东”这件事上有过半点念想。
第一次试妆造型是在去年八月七日，葛燕萍比史凤和记得还清晰，那天史导演痛风病发作，不能走路，佟瑞欣在楼下化好妆，激动地冲上楼来，躺在沙发上的史凤和见到这位“上海版”的毛泽东，抑制不住兴奋之情，连说“真像，真像”，真没想到，简直比唐国强还像！在场的工作人员也都欢欣雀跃，不知谁喊了声“上海出了个毛泽东”。
影片上映后，佟瑞欣成功塑造的毛泽东形象，使很多业界同行都眼前一亮，黄建新、尹力等多位导演对佟瑞欣说：“导演眼力真厉害，胆量也真大，你演得真像！”有影评人则评价道，曾经的小生佟瑞欣演活了毛泽东！
当然，史凤和自知，他的决定，不仅是挑战自己选择演员的独到眼光，也是对演员表演功力的巨大挑战，这样的“双重挑战”，使演员与导演之间产生了某种向心力，把他们紧紧地连在一起，迎难而上，把战斗进行到底。按佟瑞欣的说法，在影片摄制的一个月期间，他全身心地投入、全程呆在剧组，一次也没回去，在以往是绝对做不到的。
“专业户”是怎样炼成的
如今史凤和在电影界拥有多个被同行、媒体戏封的外号，像是“红色专业户”“主旋律专业户”“重大题材专业户”以及“得奖专业户”。
细看他的“成绩单”，确实不辱这些“头衔”。他独立执导的22部影视作品，三次荣获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三次荣获中国电影“华表奖”，两次荣获中国电视“飞天奖”，一次荣获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共计荣获各类奖项21项（次）。
很多人曾经问史凤和，又不是没人找你拍商业片，与“主旋律”相比，商业片没那么多条条框框，用不着层层报审，片酬也相对丰厚，何苦去啃“重大题材”“主旋律”这种硬骨头？
妻子葛燕萍有时也会数落丈夫“戆”，老有人拉着投资人来找他拍商业片，而他从来只看剧本，不谈价钱，常常看完剧本，非但拒绝“出山”，还劝投资人别头脑发热，把钱砸在一个不成熟的剧本上。一次又一次地把送上门的商业片拒之门外，使史凤和逐渐坚定和保持了自己的艺术追求、题材取向和作品质量，这种仿佛天生的重艺术而轻金钱的择片定力，或许是他成为上述各项“专业户”的重要原因之一。
史凤和对今天取得的成绩很知足，他经常把“农民之子”的出身挂在嘴边，从小“赤脚上学”的他如今能频频走上红地毯、领奖台，他坦言，自己做梦也没想过。或许是出身卑微，使他从小就对伟人、名人格外倾慕，有种特殊的情结，直到今天，人物传记类书籍仍是他最钟爱的读物。或许就在不经意中，他已经在为日后拍摄伟人题材作品作着知识和情感的储备。
史凤和说，身边比我聪明的人多得是，对于自己下定决心要做好的事情，往往会付出别人数倍的努力。干场记就要做最好的场记，干副导演就要做最好的副导演。年轻人有这种责任心，就会得到器重，计划经济时代，上影厂一年就拍十来部戏，每部戏都有不少导演竞相寻觅得力副手。在史凤和的记忆中，他总是被厂里派去比较重要和艰苦的剧组。
之所以走上“主旋律”“人物传记”“重大题材”之路，史凤和说，既有自己的选择，也有因为前一部的成功而被后一部“盯上”，“命题作文”一部比一部难。虽然准备和拍摄过程部部艰辛，然而一旦成功，部部积累，也就成了这个领域的“信得过产品”甚至“拳头产品”，今后有硬骨头，还得找你来啃。
影视处女作双响炮 史凤和的电视剧处女作是《洋行里的中国小姐》，至今提起这部戏，他都对制片人张雪村感激有加。在导演临时告病的情况下，是张雪村决定把史凤和从执行导演直接升任导演。从执行导演、副导演到导演，虽说听起来只有一步之遥，但在片场里常常是五年十年媳妇熬成婆的事。当时的史凤和没有任何独立编导的影视作品，敢于启用他独掌导筒，张雪村是非常大胆的。当然，史凤和并没有辜负张雪村的信任，该剧非但在中央电视台和上海东方电视台黄金档同时播出，还荣获1995年第15届长篇电视剧“飞天奖”。
三年后，史凤和拍摄了他的电影处女作《上海新娘》。这部戏并不是自上而下的工作任务，而是他偶然在《新民晚报》上看到一个发生在广西的关于弃婴的报道，他与这个故事“一见钟情”，感到这是一个绝佳的电影题材，激动得彻夜难眠。第二天就打报告给厂长朱永德，汇报了创作愿望和初步想法。所以，这部戏完全属于自下而上、有感而发的主动创作。幸而后来经过厂里论证，并按照积极扶持新导演的政策，决定给史凤和一次“单飞”的机会。
当时是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过渡期，电影市场不太景气，当年上影投拍的十来部影片中只有这部是赚钱的，还被提名华表奖，荣获第七届中国人口文化奖一等奖。有评委事后悄悄告诉史凤和，他编导的电视剧《生命之光》在评委眼里还是短片电视剧一等奖，但在同一届获“双第一”没有先例，最终还是被“平衡”为二等奖。尽管如此，这时的史凤和在导演方面的才能已经初露锋芒，并且从此一发而不可收。
半个制片人的成本意识
在中国电影诞辰百年之际的2005年，史凤和拍摄的《大山深处的保尔》荣获中宣部第十届精神文明建设“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一届中国电影表演艺术学会“学会奖”和上海影评人年度十佳影片大奖。
这部影片创造了一个惊人的记录，整部影片制作成本只花了105万。该片的制片人是以“拍主旋律电影不亏本”著称的姚国铭，每天拍摄现场有几个工作人员，男的吃三两饭，女的吃二两饭……制片人能精打细算到这个程度。史凤和说，这部戏拍到最后几乎是“算着拍”的，影片杀青时一本片子不多，一本片子不少，恰好用完。
105万即使在十年前，对一部故事影片来说也是极低的摄制成本，在同时期张艺谋导演的《满城尽带黄金甲》里还不够周润发一件戏服的制作费，而史凤和与姚国铭这对“黄金守家组合”，加上主演佟瑞欣的倾情演绎，却拍出了一部广受赞誉的“五个一工程”获奖片。这个最低成本记录在“五个一工程”获奖片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随着影片制作规模的不断扩大，未来可能也不会再有如此经济的制作。
导演要和制片人换位思考，导演起码要有“半个制片人”的成本意识。这是史凤和的导演格言之一。在没有大投资的情况下，导演就必须要求自己根据现有情况，想尽办法拍到最好，而不是两手一摊，就指望别人创造更好的条件。史凤和严肃地说，我们拍《大山深处的保尔》总共用了82本片子，而同时期的其他电影，至少都在上百本，甚至上千本。有些大牌导演根本不拿“耗片比”当回事，反而认为好导演、好片子都是用高耗片比“耗”出来的。
《难忘的岁月》剧组的规模不小，执行制片人时时都会提醒史凤和：导演，今天房间开了七十几间，一百二三十个工作人员啦……史凤和与制片部门算了一笔账，本来拍摄计划是45天，实际31天就拍完了，一个组一天开销就是二十来万，节省了这笔开销，后期的钱都在里面了。《毛泽东与齐白石》的拍摄计划是五十天，实际二十六天就拍完了。
为活人拍传记片
如果说史凤和是因为把伟人和名人拍好了而名声大噪，那么他的贵人无疑是潇湘电影制片厂。《袁隆平》这个题材，潇影集团从2000年就开始着手准备，直到2008年正式投拍，期间找了不下三四十位编剧、导演。在该片获得了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和主演果静林获华表奖故事片最佳男演员奖后，上影导演张建亚对时任影协秘书长葛燕萍说，看到我当年曾经用过的果静林获奖，真为他高兴，这部影片也曾经找过我，给健在的名人拍传记片谈何容易，祝贺史导的成功。
确实，正因为袁隆平是一位健在的当代著名科学家，这部影片也就成为中国电影史上的一个创举。而拍“活人”传记片遇到的最大问题便是，影片会牵涉到的与袁隆平相关的很多同行、学生，各种原本可以为影片带来戏剧效果的，生活学习中真实的矛盾冲突都会被明确要求予以回避。
对于这样一位“以一粒种子改变一个世界”的德高望重的名人，史凤和只能首先尊重传主本人的意见，然后再想办法在艺术上另辟蹊径，寻找合适的电影语言。最终他以散文诗化的抒情手法，将整个影片设计成三个“乐章”，在形式上彻底改变了传统的人物传记片的叙事方式。
袁隆平是农业科学家，影片里涉及的大量专业术语，听得人云里雾里，怎样将这些话“翻译”成观众能理解的大白话？从五月到八月，史凤和关在湖南三个月，天天改本子。本子出来后，宣传部的评语是“眼睛一亮”，获得高度认可。
《袁隆平》的拍摄过程极其艰难，用史凤和的话来说，简直是“磨难重重”，几乎每走一步都非常艰辛。比如，一场重现上世纪七十年代场景的戏，本来说好要500个群众演员，但到拍摄那天现场只有八个群众演员，都是村干部。这不是开国际玩笑吗？
为这部戏，史凤和掉过好几次眼泪。就连现在回忆起来，也几度红了眼眶。
影片在海南拍摄期间，当地传说要发生大海啸，而且还有鼻子有眼地说是9月12号。海南很多当地人都纷纷逃离，马路空空荡荡，顿时恍若空城。
而影片已经接近杀青，结尾几场戏恰恰就安排在9月12日在海边拍摄。那场戏是拍袁隆平获悉父亲去世的消息，因无法脱身回不去，只能含泪下跪。袁隆平曾对史凤和说，我这个人从来不流泪，你们戏里不要把我写成动不动就“眼含热泪”，我唯一一次流泪就是父亲去世那次。
史凤和认为，整出戏不能表现什么矛盾冲突，这场戏一定要拍出矛盾冲突和情感升华来。而这场戏，恰恰就在9月12日。如果不在这个时间点拍这场戏，这场戏就可能流产，因为很多演员合同期都到了。 显然，最终海啸并没来，《袁隆平》剧组平平安安地在海边杀了青。然而，当时的那种将生死置之度外的拼命精神，如今想来，妻子葛燕萍仍感到后怕，又感到自豪。
而说到合同，史凤和当时居然根本没与剧组签订过任何协议，家里的“领导”在这个问题上再次数落丈夫“戆”，“戆”到自我保护意识一点都没有。而史凤和对此的解释是：我爱心中的艺术，我爱电影，你们爱给我多少就给多少，所以签不签合同无所谓。
影片《袁隆平》获得第十三届中国电影华表奖优秀故事片奖，以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优秀电影奖和优秀男演员奖等五项大奖，就此奠定了史凤和在人物传记片领域的导演艺术地位。
一顿饭撑九十分钟
有了《袁隆平》的成功，五年后潇影集团要抓毛泽东与齐白石的题材，第一个想到的就是请史凤和来拍。然而，毛泽东与齐白石虽然都是湖南老乡，但历史上他们只见过一次面，两位主人公的人生交集只是一顿饭，可想而知，剧本有多难写。一部电影要拍九十分钟，只有一顿饭的交集怎么撑？虽然艺术高于生活，但毕竟电影还是要靠故事和情节来填满啊。
一个是政治伟人，一个是文化名人，他们之间又毫无矛盾冲突，影片何以结构？史凤和在研究了大量史料后，终于找到了一条“情感线”，事后看来是全剧的精彩之笔。
众所周知，毛泽东的儿子毛岸英死于朝鲜战场，但齐白石大儿子的去世鲜为人知，其实毛泽东和齐白石经历“丧子之痛”仅差两个月的时间。抓到了这个“共性”，就有办法铺展相关细节，让观众不觉得枯燥。
在史凤和看来，《毛泽东与齐白石》虽然与《袁隆平》一样是命题作文，但却难得多，可以说是蛮考验创作者的艺术功力的。
难度不仅来自于怎样把“一顿饭”撑到九十分钟，而且还在于主演毛泽东的唐国强只能给剧组五天时间。一开始答应十二天，然后九天、七天，最后谈妥五天。其实说是五天，期间他还要参加各种活动，七折八扣下来，能用于拍摄的时间就更少。剧组的拍摄计划也必须相应作出调整，据史凤和回忆，这五天里，他顶多睡了十小时。
然而功夫不负有心人，与《袁隆平》一样，《毛泽东与齐白石》荣获了包括第十三届中宣部“五个一工程”奖、第十五届中国电影华表奖、第十届中美电影节“金天使奖”，以及第二十三届上海影评人奖“年度十佳影片奖”在内的五项大奖。
一部影片表现两位伟人
陈云纪念馆馆长徐建平带队观摩了《毛泽东与齐白石》之后，对史凤和拍摄人物传记片的本事有了极大信任，他提出了一个大胆创意：毛泽东和齐白石只有一顿饭的交往，就可以拍成一部成功的电影，那么毛泽东和陈云有四十年交往，为何不能搬上银幕呢？
前一部的成功，带来了后一部的邀约，而且往往是更重大的题材，更艰巨的使命。第一部是民族英雄、科学家袁隆平，第二部是政治伟人和文化巨匠，第三部是两位中共领导人。题材越来越重大，重大到前无古人——中国电影史上没有拍过这样一部描写两位中共第一代领导人交往的故事片。
陈云纪念馆雄心壮志，潇影集团则期待与史凤和“第三次握手”。
史凤和最初的想法是从遵义会议陈云投了主席关键一票开始，写陈云转战上海，再到莫斯科、新疆，然后回到延安。这么一大圈，有故事，有情节，有场景，有看头，非常符合电影规律。
但潇影集团初步测算下来，如果这样拍，投资要上五千万。于是只好另找角度，深入研究史料后，史凤和发现，如果没有毛泽东和陈云在延安时期把中共党员从不足4万发展到121万这段历史，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建立恐怕还要推迟。是否可以重点表现延安党建时期？不过虽然这样拍钱是省了，但戏的难度却也大大增加了。
影片编剧一开始找的是电视剧《陈云》的编剧张光荣，但后来还是因为种种原因未果，于是两家出品单位经过反复酝酿，编剧的大任最终又落到史凤和的头上。被“赶鸭子上架”的史凤和说，我们经历过文革的这代人，文化知识学得并不扎实，对历史、党史更没有深入研究。怎么办？只能快速充电！在贤内助兼该剧总协调葛燕萍的全力支持下，史凤和的书房一下子变成了微型“史料馆”，不仅如此，葛燕萍还主动担任资料员，复印、标注、放大、做卡片……史凤和在厨房烧饭，葛燕萍就在一旁给他朗读资料。
可以说，在那段时间里，史凤和满脑子就是毛泽东和陈云，晚饭后在小区散步，也会坐在花坛边写上一段。待到剧本完成之时，史凤和感觉整个人像是被掏空了。全部手稿加起来，要用麻袋才能装下。
在拍《毛泽东与齐白石》时，史凤和就尝到了拍摄“重大题材”在创作上受到各种限制的滋味，而这次的题材更重大，主人公是两位中共主要领导人，所以条条框框之多是可想而知的。光一稿剧本就出了四五遍，仅关于《巴黎月刊》的一句台词前后就争论了六七个来回。湖南省重大办、广电总局重大办、中共中央党史办、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中宣部、中共中央办公厅……各部门都要反复审看、推敲、提意见、修改……不同单位有不同要求，剧组每条都要尊重。
剧本创作最痛苦的时候，史凤和甚至产生“干脆去码头上扛大包算了”的绝望想法。而支撑史凤和走下去的是出品人和制片人的远见、坚持与激励，他始终抱持一种信念：要么不搞，要搞就像像样样地搞。这么重大的题材，不能砸在自己手里。两位伟人都是人们心目中的英雄，而且陈云还是咱们上海人。在这种信念支撑下，史凤和经常用“艰难困苦，砥砺前行”八个字自我勉励。
《难忘的岁月》是史凤和从影以来最艰难的一部戏，多少次走在绝望的边缘，好几次想不干了。但是，现在拍完了，回过头来想想，经受这些苦难和磨炼还是值得的。“全剧组创作者饱满的创作激情，是这部影片成功的基石和重要保障，”史凤和不无自豪地总结道，“这部影片填补了中国电影史上表现这段党史的一个空白，延安党建的这段历史，没有故事影片专门写过，我们还是比较客观地把这段历史表现了出来。在一部影片中同时表现两位政治伟人的戏，也是这部戏的重要看点。”
毛泽东的三次脱帽是史凤和颇为得意的设计。这也是中国电影史上少有的画面，在以往的影视作品中，伟人总是伟大光荣正确的，领袖更是很少认错。而在这部电影中，毛泽东三次脱帽，表达了伟人的谦逊和勇于认错。这个既意蕴深长又富有创见的设计，充分体现了史凤和的艺术追求。
纵观史凤和三部重大题材人物传记片，虽然人物身份差异很大，但有一些特性是相通的，那就是每部影片都着力于塑造活生生的人物形象，视角下移，让人物接地气，说人话。伟人、名人都是人，是人就有相通的情感，抓住人物的真挚情感，营造不同的流露方式，就可以弥补矛盾冲突不够的缺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