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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带一路”倡议给了企业非常好的机遇。只有规划先行，才能有針对性地“走出去”。
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让人尊重是成功的条件之一
中国高速发展的30年，不仅给中国基建类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储备了非常强的实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对于中国整体实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是负有历史使命的。中国企业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应承担何种使命？中国企业多年来的海外发展，积累了哪些宝贵经验？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对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外建”）董事长焦涌进行了专访。
企业“走出去”的三个误区
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你如何看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
焦涌：“一带一路”倡议引导着资本“走出去”，同时，要把沿线发展带动起来。在建设中充分发掘资源，最大化地展现价值。其中，最难改的就是观念。我认为现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有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搞建设。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建设固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
第二个误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抢资源。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而是应该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角度，整合资源，开展战略性合作，解决发展瓶颈问题。
第三个误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把过剩的产能输出去。城市更新、生态修复需要大量的投资建设，高铁时代也需要大量的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诸如此类的机会国内已经非常多，并不是存在产能过剩才要“走出去”，而是消化、吸收新兴市场。目前中国很多企业具备了布局全球化市场的能力和准备，互联网企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都有“走出去”的需求。
中国经济报告：现阶段企业“走出去”，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焦涌：从农耕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人们的改变历程太漫长。而现在，随着投资贡献率上升，投资拉动增长，经济发展的改变是瞬时的。例如我们不可能把中国的发展路径照搬到缅甸，希望缅甸这五年像中国的1985-1990年，另外五年像中国的1990-1995年，这是我们“走出去”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们不能认为我们“走出去”仅是埋头干就行了，而是必须从当地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人文、信仰等多角度进行了解熟悉，要多做一些软输出，而不是硬输出，现在我们的“软文化”输出是极其不够的。
“走出去”的经验教训
中国经济报告：中外建在 “走出去”道路上的发展如何？你的切身体会和感受又是如何？
焦涌： 中外建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国企之一，于1992年成立，当时主要业务是劳务输出、驻外的使领馆建设和对外援助建设。后来这些使命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没那么多了，就转头做国内业务。作为最早一批改制的央企，中外建成功实现了由传统基建型企业转型为以投资为主的建设型企业，辅以做产业研究、市场研究和健康养老地产开发等。
2000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2009年，我作为中国中小企业家考察团的副团长赴法国。当时是想做一个中国对外的自贸区。因为那时的中国服装鞋帽行业出现过剩，而中国的服装出口有关税，我们想在法国做一个自贸区，服装半成品“走出去”之后从法国辐射到整个欧盟、非洲。
后来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我请他们来考察中国企业的时候，他们发现中国的代工做得不错，但同时也发现中国企业的山寨能力让人惊叹。所以当时中国企业遇到的问题就是信誉问题，我们对品牌自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不够。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前期投入很多，运作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后来被法国中央大区叫停，这使得我们损失很大。当时我们“走出去”面临的这个问题，未来也可能会继续出现。“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走出去”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这个前景看似不错的“走出去”项目会被叫停？中国企业可以从中学到什么经验和教训？
焦涌：当时我们在法国遇到的问题是，他们认为我们到法国做自贸区，对整个欧盟都是冲击。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套牌的风险太大，会让整个欧洲的品牌受到损失，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防范。为什么会防范我们？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认知不够，也因为我们自身对品牌重视不够，没有准备好就“走出去”，彼此间不够熟悉。所以，以什么样的状态“走出去”很重要。
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什么我们现在敢说高铁“走出去”、基建“走出去”？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房地产企业可以“走出去”，是因为中国高速发展的30多年培养并锤炼了这些能力和经验。互联网企业“走出去”，一系列跨国并购案例等都是如此。我们的建设水平、开发水平很高，成本又低，品质又好，才不会在“走出去”中被排斥。当然，“走出去”还要做好战略布局与市场研究，特别是对政治环境的综合考量。比如美国对华为的“走出去”，就产生了排斥，认为我们是在进行不正当竞争。
世界已经摆在面前，市场就在那里，不“走出去”，就会面临被对手拉下马的危险。从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和市场需求角度看，肯定是要“走出去”，而且早比晚好，当然“走出去”的前提还是能力和实力的匹配，需求和认知的匹配。
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何忠告？
焦涌：“走出去”的企业一定要对当地有着充分的认知和尊重，才能“走出去”，走得好，获取更多的市场空间和机会。“一带一路”要光明正大地“走出去”，不能仅局限在经济层面，而是要系统性地“走出去”，经济、服务、人才、文化、理念等方面都要“走出去”。
现在“硬件”在走出去，“软件”更要走出去。比如，金融家要“走出去”，顾问团队要“走出去”，艺术家要“走出去”，人文学者要“走出去”，集中展示中国的综合实力。这个需求不是我们强加于谁，而是这种文化的力量能够影响、引导并挖掘“一带一路”协调发展的理念价值、文化价值。
中国经济报告：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如何防范风险？
焦涌：从国家层面来看，“走出去”的目标国家往往不缺乏劳动力，而是缺乏资金、技术、人才和经验，根本而言是如何解决发展问题。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政策环境、地缘政治和货币的不稳定。对此，我们不能单兵作战，而是要从战略层面思考这个问题，系统性地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各企业共同防范风险，而不是仅仅依靠一个企业、一个项目“走出去”。
组团出去的企业，要重视发挥民间的力量。许多“走出去”的企业家是民营企业家，因为他们的商业“嗅觉”最敏锐，他们在机遇面前没有任何束缚，对市场的反应最灵敏。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侨二代、侨三代更加接地气，抗风险能力更强。反观央企和国企在“走出去”中瞻前顾后，反而在风险防范方面处于相对劣势。这是因为它们缺乏接地气的历史，都是出去援建的多，对效益盈亏不敏感。
中国经济报告：为了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愿景与目标，中国企业又该怎样“走出去”？
焦涌：“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当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现在“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在引导，只有一只“看得见的手”是不行的，也需要其他“有形的手”去引导。第一，动员华侨，发挥侨二代、侨三代的纽带作用；第二，重视多领域的系统性合作，组团“走出去”；第三，基于各国国情和产业结构，研究每个国家的特点和需求，量体裁衣。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发展阶段、资源配比、实际需求都不一样，我们应当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量身订做“走出去”的方案。这是一个整体的合作，从投融资到产业顶层设计规划，到具体的项目落地，都需要一揽子解决方案。
而在“走出去”的过程中，企业让人尊重是成功的条件之一
中国高速发展的30年，不仅给中国基建类企业创造了巨大的发展空间，同时也储备了非常强的实力。中国企业“走出去”，对于中国整体实力的提升以及国际影响力的增强，是负有历史使命的。中国企业在走向海外的过程中，应承担何种使命？中国企业多年来的海外发展，积累了哪些宝贵经验？带着这些问题，《中国经济报告》记者对中外建城市建设投资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外建”）董事长焦涌进行了专访。
企业“走出去”的三个误区
中国经济报告：2017年5月14-15日，“一带一路”国际合作高峰论坛在北京举行，你如何看现阶段“一带一路”倡议的实践？
焦涌：“一带一路”倡议引导着资本“走出去”，同时，要把沿线发展带动起来。在建设中充分发掘资源，最大化地展现价值。其中，最难改的就是观念。我认为现在对“一带一路”倡议的认识有三个误区。第一个误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搞建设。就像中国的改革开放一样，建设固然是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但绝对不是全部。
第二个误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抢资源。这种想法是不对的，而是应该站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角度，整合资源，开展战略性合作，解决发展瓶颈问题。
第三个误区，认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把过剩的产能输出去。城市更新、生态修复需要大量的投资建设，高铁时代也需要大量的轨道交通基础设施建设，诸如此类的机会国内已经非常多，并不是存在产能过剩才要“走出去”，而是消化、吸收新兴市场。目前中国很多企业具备了布局全球化市场的能力和准备，互联网企业、基础设施建设企业都有“走出去”的需求。
中国经济报告：现阶段企业“走出去”，面对的最大挑战是什么？
焦涌：从农耕社会到市场经济社会，人们的改变历程太漫长。而现在，随着投资贡献率上升，投资拉动增长，经济发展的改变是瞬时的。例如我们不可能把中国的发展路径照搬到缅甸，希望缅甸这五年像中国的1985-1990年，另外五年像中国的1990-1995年，这是我们“走出去”面临的最大挑战。
我们不能认为我们“走出去”仅是埋头干就行了，而是必须从当地国家的政治、经济、地理、人文、信仰等多角度进行了解熟悉，要多做一些软输出，而不是硬输出，现在我们的“软文化”输出是极其不够的。
“走出去”的经验教训
中国经济报告：中外建在 “走出去”道路上的发展如何？你的切身体会和感受又是如何？
焦涌： 中外建是中国最早“走出去”的国企之一，于1992年成立，当时主要业务是劳务输出、驻外的使领馆建设和对外援助建设。后来这些使命进行到一定阶段后没那么多了，就转头做国内业务。作为最早一批改制的央企，中外建成功实现了由传统基建型企业转型为以投资为主的建设型企业，辅以做产业研究、市场研究和健康养老地产开发等。
2000年，中国提出“走出去”战略。2009年，我作为中国中小企业家考察团的副团长赴法国。当时是想做一个中国对外的自贸区。因为那时的中国服装鞋帽行业出现过剩，而中国的服装出口有关税，我们想在法国做一个自贸区，服装半成品“走出去”之后从法国辐射到整个欧盟、非洲。
后来遇到了很多问题。比如，我请他们来考察中国企业的时候，他们发现中国的代工做得不错，但同时也发现中国企业的山寨能力让人惊叹。所以当时中国企业遇到的问题就是信誉问题，我们对品牌自信和知识产权保护的认知不够。为了这个项目，我们前期投入很多，运作将近两年半的时间，后来被法国中央大区叫停，这使得我们损失很大。当时我们“走出去”面临的这个问题，未来也可能会继续出现。“一带一路”背景下的“走出去”对我们来说，既是机遇也是挑战。
中国经济报告：为什么这个前景看似不错的“走出去”项目会被叫停？中国企业可以从中学到什么经验和教训？
焦涌：当时我们在法国遇到的问题是，他们认为我们到法国做自贸区，对整个欧盟都是冲击。因为他们认为我们套牌的风险太大，会让整个欧洲的品牌受到损失，这可以被看作是一种防范。为什么会防范我们？因为他们对我们的认知不够，也因为我们自身对品牌重视不够，没有准备好就“走出去”，彼此间不够熟悉。所以，以什么样的状态“走出去”很重要。
打铁还需自身硬。为什么我们现在敢说高铁“走出去”、基建“走出去”？因为我们在这方面已经走在世界前列。房地产企业可以“走出去”，是因为中国高速发展的30多年培养并锤炼了这些能力和经验。互联网企业“走出去”，一系列跨国并购案例等都是如此。我们的建设水平、开发水平很高，成本又低，品质又好，才不会在“走出去”中被排斥。当然，“走出去”还要做好战略布局与市场研究，特别是对政治环境的综合考量。比如美国对华为的“走出去”，就产生了排斥，认为我们是在进行不正当竞争。
世界已经摆在面前，市场就在那里，不“走出去”，就会面临被对手拉下马的危险。从企业自身发展的角度和市场需求角度看，肯定是要“走出去”，而且早比晚好，当然“走出去”的前提还是能力和实力的匹配，需求和认知的匹配。
如何更好地“走出去”
中国经济报告：你对“一带一路”倡议背景下的中国企业“走出去”有何忠告？
焦涌：“走出去”的企业一定要对当地有着充分的认知和尊重，才能“走出去”，走得好，获取更多的市场空间和机会。“一带一路”要光明正大地“走出去”，不能仅局限在经济层面，而是要系统性地“走出去”，经济、服务、人才、文化、理念等方面都要“走出去”。
现在“硬件”在走出去，“软件”更要走出去。比如，金融家要“走出去”，顾问团队要“走出去”，艺术家要“走出去”，人文学者要“走出去”，集中展示中国的综合实力。这个需求不是我们强加于谁，而是这种文化的力量能够影响、引导并挖掘“一带一路”协调发展的理念价值、文化价值。
中国经济报告：企业在“走出去”过程中如何防范风险？
焦涌：从国家层面来看，“走出去”的目标国家往往不缺乏劳动力，而是缺乏资金、技术、人才和经验，根本而言是如何解决发展问题。我们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政策环境、地缘政治和货币的不稳定。对此，我们不能单兵作战，而是要从战略层面思考这个问题，系统性地解决问题。这就需要各企业共同防范风险，而不是仅仅依靠一个企业、一个项目“走出去”。
组团出去的企业，要重视发挥民间的力量。许多“走出去”的企业家是民营企业家，因为他们的商业“嗅觉”最敏锐，他们在机遇面前没有任何束缚，对市场的反应最灵敏。经过几十年的摸爬滚打，侨二代、侨三代更加接地气，抗风险能力更强。反观央企和国企在“走出去”中瞻前顾后，反而在风险防范方面处于相对劣势。这是因为它们缺乏接地气的历史，都是出去援建的多，对效益盈亏不敏感。
中国经济报告：为了实现“一带一路”战略愿景与目标，中国企业又该怎样“走出去”？
焦涌：“一带一路”建设中应当将市场这只“看不见的手”与政府这只“看得见的手”相结合。现在“一带一路”战略是国家在引导，只有一只“看得见的手”是不行的，也需要其他“有形的手”去引导。第一，动员华侨，发挥侨二代、侨三代的纽带作用；第二，重视多领域的系统性合作，组团“走出去”；第三，基于各国国情和产业结构，研究每个国家的特点和需求，量体裁衣。因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国情、发展阶段、资源配比、实际需求都不一样，我们应当根据不同国家的实际情况量身订做“走出去”的方案。这是一个整体的合作，从投融资到产业顶层设计规划，到具体的项目落地，都需要一揽子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