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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7年以来，针对国内外经济金融形势的变化，央行不断加大了金融宏观调控的力度，增强调控的灵活性，货币政策先后经历了稳健、从紧到适度宽松的转变。在一系列宏观经济政策的持续推动下，经济持续稳定增长，物价显著回落。然而，货币政策在发挥了重要作用的同时，但也暴露出一定的局限性。笔者认为，信贷渠道仍是我国货币政策传导的主渠道，如何调控商业银行信贷行为，放大货币政策传导效应已成为当前央行面对的重大课题。
一、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机理
信贷体系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之一，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从长期看，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但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两者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
央行的目标是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因而货币政策往往选择与经济周期方向相左的操作。通常，央行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制定短期和长期政策目标，并通过运用政策工具和操作指标实现政策目标。
而商业银行追求的是效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有效控制，寻求资金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的最佳结合点。从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对经济周期的行为反映来看，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企业资金需求旺盛，盈利状况趋好，还本付息能力较强，银行预期乐观，加大信贷投放的冲动强烈；而在经济的下行阶段，企业的投资预期收益降低，还款能力较弱，商业银行预期也变得悲观，信贷投放趋于谨慎，经济周期的波动导致银行信贷周期的形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具有明显的顺经济周期倾向。
央行和商业银行目标的差异必然会导致行为取向上的不同。因此，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商业银行的行为调整与货币政策的取向经常的不一致，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受到影响。
当货币政策随着经济周期变化而调整时，决定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是政策执行成本收益率的变化。如果选择顺货币政策的行为导致净收益的增加，商业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顺货币政策而为。此时，商业银行主观上是为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客观上则有益于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而如上所述，更多的时候，商业银行基于风险和利润的权衡，往往会选择逆货币政策操作，商业银行信贷行为调整与货币政策的取向的不一致，成为弱化宏观调控效果的重要因素。
央行可以通过直接控制或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来增强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但是，尽管货币政策内含有可以强制性实现目标的功能，而历史的教训使央行和商业银行都认识到一旦这种“强制性”出现在信贷市场上，不仅仅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大大地被削弱，商业银行的利益也会严重受损，直接控制可能违背货币政策实施的初衷。因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控制，更多的是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窗口指导等相对温和的、间接性调控手段，运用数量型、价格型等调控工具，使商业银行预期的成本收益率发生变化，促使其改变资产负债的结构，增加或减少可贷款数量，影响中介指标变化，进而把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变化导人央行预期的路径之中。然而，这往往会导致对银行信贷行为缺乏硬约束，这成为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进行博弈的前提。
假设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博弈争议由信贷增长规模引起的，央行与商业银行同时开出自己希望的信贷增长规模分别是πc，πb。在经济的上升周期，信贷增长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收益更为直接，其对信贷扩张冲动强烈，将努力扩大信贷规模；中央银行为防止经济过热，倾向于信贷规模实行一定控制，故我们认为πc＜πb。经过双方的博弈，笔者认为，只有在区间(πc，πb)上才能达成信贷规模控制契约。经济下行周期，商业银行为防范信贷风险，倾向于缩小信贷规模；而中央银行为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倾向于放松信贷规模，故此时πb＜πc。博弈后的信贷规模控制契约将在区间(πb，πc)上达成。
作为中央银行，为了使均衡的博弈向πc拢，应采取以下几点策略：
一是“宣示”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措施的出台意味着不仅是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手段的丰富，更重要的是起到了稳定的信号传递作用：树立了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上的“强硬”姿态，增强了央行在与商业银行就信贷规模控制上的“谈判力”，可以对商业银行形成稳定的调控预期，抑制银行的信贷投放偏差。
二是增强政策信息透明。在现实中，对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而言，双方的要价更多地建立在自己的谈判能力上。如果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双方都不会开出一个离期望值远的要价。中央银行通过政策信号的释放使政策更为透明化，有利于商业银行增强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促进博弈契约的达成。
二、相关建议
(一)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连续性
当政策信息不对称或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行为更多地依赖于对中央银行“类型”的判断，央行越“强硬”，政策信息越明确，中央银行的信贷规模控制目标越可信，商业银行也将更主动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同时，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形成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的稳定预期。
(二)不断丰富货币政策操控手段
目前，中央银行主要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等工具，调控货币供应及信贷增长，但政策效果不十分理想，建议央行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增强调控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三)增强基层央行对货币政策的执行力
建议将目前由总行行使的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和手段，分层次、分阶段地向各级分支机构下放，赋予基层央行更多的调控措施，特别是要能够有效调控地方性金融机构的信贷增长，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增强调控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的能力。
(四)要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力度
货币政策对信贷规模的控制调节的是信贷总量，对信贷结构的调整缺乏硬约束，导致了当前信贷“总量收紧，结构扭曲”的状态，这显然与中央银行的政策预期相背离，当然，这也是货币政策操作难以达到的。央行在注重总量控制的同时，更要注重信贷结构的优化，通过加大窗口指导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合理信贷投放。
(编辑 耿欣)
一、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影响货币政策传导的机理
信贷体系是货币政策传导的重要途径之一，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对货币政策传导的货币渠道与信贷渠道都会有直接和间接的影响。在经济的发展过程中，从长期看，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的目标是基本一致的。但在经济周期的不同阶段，两者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
央行的目标是熨平经济周期波动，保持经济稳定增长，因而货币政策往往选择与经济周期方向相左的操作。通常，央行根据宏观经济运行状况的变化制定短期和长期政策目标，并通过运用政策工具和操作指标实现政策目标。
而商业银行追求的是效益的最大化和风险的有效控制，寻求资金流动性、安全性和收益性的最佳结合点。从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对经济周期的行为反映来看，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具有明显的顺周期特征：在经济周期的上升阶段，企业资金需求旺盛，盈利状况趋好，还本付息能力较强，银行预期乐观，加大信贷投放的冲动强烈；而在经济的下行阶段，企业的投资预期收益降低，还款能力较弱，商业银行预期也变得悲观，信贷投放趋于谨慎，经济周期的波动导致银行信贷周期的形成可以看出，商业银行信贷行为具有明显的顺经济周期倾向。
央行和商业银行目标的差异必然会导致行为取向上的不同。因此，在实际的经济运行中，商业银行的行为调整与货币政策的取向经常的不一致，导致货币政策传导效率受到影响。
当货币政策随着经济周期变化而调整时，决定商业银行信贷行为的是政策执行成本收益率的变化。如果选择顺货币政策的行为导致净收益的增加，商业银行的理性选择就是顺货币政策而为。此时，商业银行主观上是为追求自身的最大利益，客观上则有益于央行货币政策目标的实现。而如上所述，更多的时候，商业银行基于风险和利润的权衡，往往会选择逆货币政策操作，商业银行信贷行为调整与货币政策的取向的不一致，成为弱化宏观调控效果的重要因素。
央行可以通过直接控制或间接影响商业银行的信贷行为来增强货币政策传导的有效性。但是，尽管货币政策内含有可以强制性实现目标的功能，而历史的教训使央行和商业银行都认识到一旦这种“强制性”出现在信贷市场上，不仅仅是货币政策的有效性会大大地被削弱，商业银行的利益也会严重受损，直接控制可能违背货币政策实施的初衷。因此，中央银行对商业银行信贷规模的控制，更多的是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调整、窗口指导等相对温和的、间接性调控手段，运用数量型、价格型等调控工具，使商业银行预期的成本收益率发生变化，促使其改变资产负债的结构，增加或减少可贷款数量，影响中介指标变化，进而把市场主体的经济行为变化导人央行预期的路径之中。然而，这往往会导致对银行信贷行为缺乏硬约束，这成为商业银行与中央银行进行博弈的前提。
假设中央银行与商业银行博弈争议由信贷增长规模引起的，央行与商业银行同时开出自己希望的信贷增长规模分别是πc，πb。在经济的上升周期，信贷增长给商业银行带来的收益更为直接，其对信贷扩张冲动强烈，将努力扩大信贷规模；中央银行为防止经济过热，倾向于信贷规模实行一定控制，故我们认为πc＜πb。经过双方的博弈，笔者认为，只有在区间(πc，πb)上才能达成信贷规模控制契约。经济下行周期，商业银行为防范信贷风险，倾向于缩小信贷规模；而中央银行为防止经济进一步下滑，倾向于放松信贷规模，故此时πb＜πc。博弈后的信贷规模控制契约将在区间(πb，πc)上达成。
作为中央银行，为了使均衡的博弈向πc拢，应采取以下几点策略：
一是“宣示”货币政策。货币政策措施的出台意味着不仅是央行货币政策操作手段的丰富，更重要的是起到了稳定的信号传递作用：树立了央行在货币政策执行上的“强硬”姿态，增强了央行在与商业银行就信贷规模控制上的“谈判力”，可以对商业银行形成稳定的调控预期，抑制银行的信贷投放偏差。
二是增强政策信息透明。在现实中，对商业银行和中央银行而言，双方的要价更多地建立在自己的谈判能力上。如果不存在任何不确定性，双方都不会开出一个离期望值远的要价。中央银行通过政策信号的释放使政策更为透明化，有利于商业银行增强对政策的理解和把握能力，促进博弈契约的达成。
二、相关建议
(一)提高货币政策的透明度和连续性
当政策信息不对称或经济运行不确定性因素增加时。商业银行信贷行为更多地依赖于对中央银行“类型”的判断，央行越“强硬”，政策信息越明确，中央银行的信贷规模控制目标越可信，商业银行也将更主动配合货币政策的实施，中央银行的货币政策也更有效。同时，要保持货币政策的连续性，形成商业银行对货币政策的稳定预期。
(二)不断丰富货币政策操控手段
目前，中央银行主要通过法定存款准备金率和利率等工具，调控货币供应及信贷增长，但政策效果不十分理想，建议央行不断丰富货币政策工具，增强调控手段的多样性和灵活性。
(三)增强基层央行对货币政策的执行力
建议将目前由总行行使的各种货币政策工具和手段，分层次、分阶段地向各级分支机构下放，赋予基层央行更多的调控措施，特别是要能够有效调控地方性金融机构的信贷增长，进一步疏通货币政策传导渠道，增强调控区域经济金融运行的能力。
(四)要加大对金融机构的窗口指导力度
货币政策对信贷规模的控制调节的是信贷总量，对信贷结构的调整缺乏硬约束，导致了当前信贷“总量收紧，结构扭曲”的状态，这显然与中央银行的政策预期相背离，当然，这也是货币政策操作难以达到的。央行在注重总量控制的同时，更要注重信贷结构的优化，通过加大窗口指导力度引导金融机构合理信贷投放。
(编辑 耿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