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幸福是对比出来的。当时个体户开始流行，一个卖牛仔裤的同学知道他一个月只挣56块钱后，一脸不屑：我一天就能挣两三百呢。他请母亲吃饭，进了一个像样的餐馆，那菜单上的价格让他愣了半分钟，很多菜品价格是20块。他点了最便宜的，8块一盘，但服务员说没有。这顿饭吃得不是滋味，何阳心想：我怎么混到这种地步呢，幸好是请老妈吃饭，要是请对象吃饭，那就更没戏了。
　　何阳决定辞去公职创业。多年后，人们从一卷只适合成人观看的录像带里知道了创富的价值。他同多个年轻的女孩做爱，一家媒体还用“淫乱”二字形容录像内容。很多人说，这是合作伙伴送给他的三陪女，他笑着说：“哎呀，你都不知道那些女孩子有多么崇拜我，都是主动的，还用得着我去找吗？”

　　最开始，何阳带着团队发明了多个专利，但就是卖不出去。国家举办了商品博览会，何阳想进去推销，但却被保安拦住了，里边都是研究所，个体户别来凑热闹。他看保安抽烟，就送了两包大前门，软磨硬泡进了会场。
　　大庆油田的副总拿着他的专利产品把玩，谈合作。何阳说，我可以一分钱先不要，你赚了钱再给我。他拿下了博览会的第一个合同，媒体们纷纷报道。他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照相机和闪光灯。到第三天，个体户和民营老板看到新闻都找到他谈合作。他把收来的钱装进一个蛇皮袋子，回去以后就开始数钱，数到大半夜，他第一次见到那么多钱，20多万。
　　国家号召靠知识分子赚钱，何阳成了典型。《人民日报》发现，何阳在出售专利产品时，还附带给企业提供经营策略。这种附带的建议，也可以将产品或者专利卖个更好的价钱。于是，1992年9月，《人民日报》在头版刊发了《何阳卖点子，赚了四十万——好点子也是紧俏商品》一文。
　　媒体的造星威力不可小觑。各地媒体开始转载和二次报道的同时，将“点子大王”的名号送给了何阳。何阳明白了，原来点子也能卖钱，于是，他开始转型卖点子。后来，那个屡次在航空杂志露脸，在今年世界杯期间策划了“旅游之前先上马蜂窝”的中国营销策划专家叶茂中说，何阳是一个“暴聪明”的人，“一分钟可想出400个点子”。
　　何阳成为中国第一代广告狂人。他本人也觉得自己很聪明。他回忆，北京医院检测说，他的智商距离满分只差了两分，“超超常”。“十几年前有人劝我开一个广告公司，我不干。一个独唱的人，比参加合唱团更能显示水平。这就是帕瓦罗蒂不开歌舞团的原因。我就是帕瓦罗蒂。”
　　他的点子，常化腐朽为神奇。他建议将滞销的杯子印上京广铁路路线图，送到火车上销售，救活一家工厂。他将台灯设计为爱国者导弹的模样，放到香港推销，收到6万酬金。浙江一家火腿厂半死不活，他建议将火腿开发成罐头，一句话又收到10万元酬金。
　　他成为时代的宠儿，牛群冯巩以他为蓝本，在春晚舞台上说，点子让生活更美好。他走遍全国，开始收费演讲。那时刘晓庆的出場费是4万元，何阳的出场费两万元往上，企业主想请他吃饭，拿号排队再交3万。他的门票价格都是几百元，比当时香港四大天王大陆演出票价要高。他到达某地，当地领导将会亲自接机，报纸会提前做预告，标题为“欢迎智多星何阳到我省讲课，为我省经济腾飞添砖加瓦”。
　　堆笑的官员，企业家，以及主动献身的姑娘。他喜欢这种感觉，“有人喜欢听我说话，还给我钱，哪里有这么好的职业。”当年有记者问他，“你被哪些报纸登过？”他不太高兴：“你应该问，哪些报纸还没登过我？”
　　宁夏酸妞野生饮品公司是小型的民营公司，老板叫夏虹钢，腿部有残疾。他花10万元找何阳出点子，并转账100万元给何阳，想在央视做广告。等了半年，广告没播出，他向何阳索要剩余的71万元广告费，被拒绝。
　　99年，夏虹钢跑到何阳北京的家里讨债，未果。夏想在北京打官司，但是没立案。他便回家乡起诉。那年冬天，警察把何阳抓了。2001年3月，银川市城区法院一审判决何阳犯诈骗罪，处有期徒刑12年，罚金5万元。
　　有媒体说，这人迟早得出事。1994年春节时，何阳弄出个农民过年不买鞭炮要买何阳的点子的新闻。浙江一个农民想买何阳专利，言谈期间顺口说了一句“这8万块也就是村里人放鞭炮的钱”。听完这话，何阳又招来记者，包括央视的东方时空，制造“不放鞭炮买点子”的新闻。但事实上，这位农民并没有买专利。一位记者有点愤怒：别管新闻真实性，拿记者开涮，不仗义。
　　当他入狱后，舆论开始一边倒。一个评论员看不下去了，他列举了媒体夸赞何阳时所写的句子，批评起媒体：“说你好，能把你捧上天，说你坏，能把你打入十八层地狱。人家说好，我也说好，人家说坏，我也说坏，随波逐流，人云亦云，使读者无所适从，这不正是我们新闻宣传上长期以来存在的误区和顽疾吗？”
　　据何阳自己描述，他在监狱的生活并不差。他看书、学画画、研究法制，编写监狱里的故事。狱友认识他，帮忙照看生活，帮他接洗脚水。狱友叫他何老师，他给对方上课，疏导心理问题。新来的混混别想欺负他。“黑老大都以结识我为荣，很照顾我。”他说，犯罪分子觉得他是学者，都尊重他。他偶尔可以上网，但了解外部世界，主要是通过朋友邮寄进来的杂志。

　　给他邮寄杂志的有一个姑娘。她连续6年给他邮寄杂志、生活用品。他们没见过面，姑娘一个月1000块的工资，一大半用来给他买东西。2009年何阳出狱后，当面感谢了姑娘，谈起了恋爱。他说：“十年前，多少女孩想跟我好，我都拒绝了，因为他们看中的只是我的钱，患难见真情，这才是真爱。”
　　出狱后，何阳的首要任务是翻案。他认为，这是宁夏警方地方保护主义介入民事纠纷造成的冤案。若能翻案，就会“影响中国法制进程”，但迄今没有动静。有人说，如果他觉得自己是冤枉的，那他在监狱里算白呆了。4年前，何阳将东南卫视一档节目告上法庭，索赔80万元。他认为主持人将他描述成一个依靠他人施舍生活、完全脱离时代却想骗人的傻子一样的人物，侵犯了个人名誉。
　　在北京的家中，何阳保留着大量当年演讲的照片和新闻资料，出门他也会携带着风光时期的合影，照片里有曾志伟、冯巩。牛根生与何阳还有一张合影，牛根生拿着一张“优秀学员”的奖状。他认为，他的点子主要是卖给企业家的，“他们现在恰恰都是我这个年纪的人，而且他们当中有很多人当初是听过我讲课的大学生，我是有群众基础的”。
　　何阳重操旧业，做策划。尽管年过半百，蹲过监狱，但他依旧口齿流利，思维敏捷。他说：“我这个能力（策划）没人取代，历史位置也没有人取代。”
　　一些房地产大佬找他做楼盘策划，也想着接济他一把。他去武汉帮电视台做策划，让对方把城市中心的电视塔包装成户外广告牌，取得不错的效果。后来他又以一百万年薪的身价加盟了浙江一家网站。
　　但这些都是他刚出狱时的新闻了。他似乎已经被遗忘。他在监狱的十年，正是中国互联网高速发展的十年，等他出狱时，移动互联网又拉开序幕。互联网进一步放大了营销的作用，叶茂中等本土派以及奥美等国际广告公司开始圈地，向社会化营销转型，一些人成为了行家里手，一些人则深谙黑公关之道。
　　何阳还在狱中时，有媒体评出“影响新中国青年的十大英雄”，何阳跟陈景润、邓丽君等人一同入选。他的母亲还参加了一个策划业会议，替儿子领回一个奖。何母问，为何颁给囚犯一个奖项，对方答“这是历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