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中国人是一条龙，三个中国人是一条虫。”
　　这句流传久远的话曾深深刺激过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也几乎成了中国人精神基因中最致命的阿基琉斯之踵。因为在中国最强大的历史时期你能找到它的阴影，在中国的历史走向宿命般轮回的衰落时期，你又能发现它那爆发而四处泛滥的毒液。
　　然而，从1978年以后的三十年间，中国温州人冲破了这条似乎千古不变的魔咒。如果仅从面积、人口及其创造的经济总量来比较的话，温州与不少老牌经济强国相比并不十分逊色：
　　温州陆地面积仅有11784平方公里，人口750万，2007年，全市GDP总量为2157 亿人民币，人均（按户籍人口）GDP收入3730美元，其中温州市区人均GDP收入8505美元。
　　德国面积约为温州的30倍，人口8800多万，为温州人口的10倍还多，2007年其GDP总量为3.28万亿美元，人均GDP收入39710 美元。
　　从以上两组数据来看，德国人均GDP收入约为温州的10倍多，温州市区人均GDP的4倍多。
　　德国有数百年的商业传统、法制体系保证和强大的资本、技术及商业人才支持，才创造了今天的经济发展成果。而温州人却几乎是在白手起家的状态下，仅仅用三十年时间创造了今天的经济奇迹。
　　“温商是世界上惟一可以和犹太商人比肩的群体。”
　　“温商是世界上财富积累速度最快的群体。”
　　“温商是世界上最会赚钱的商人。”
　　“温商是世界上最活跃的商人群体。”
　　“温商是世界上最能创业的群体。”
　　“温商是世界上最会算计的商人。”
　　“温商是世界上最善于创新的商人。”
　　“温商是世界上最懂得人脉的商人。”
　　“温商是世界上最能把苦难当作财富的商人。”
　　这是在世界眼中的“温商之最”。
　　而温州人自己眼中的“温州之最”则有：
　　“中国第一个民间集资建造的飞机场。”
　　“中国第一个农民创办的包机公司。”
　　“中国第一条最长的公路桥。”
　　“中国第一个获准电话号码升8位的地级城市。”
　　“中国第一个市场经济试点区”等等。
　　无论世界眼中的“温商之最”还是温州人自己眼里的“温州之最”，都脱离不开一个短暂的时间界限：1978—2008。
　　三十年前，温州人走出农田，走出自己的村庄，走向广阔的世界。他们没有何背景，很多年轻人的启动资金不过是父辈给的或者自己积累的区区数百元。不少人甚至连小学都没念完，就走上了与世界博弈的创富之路。
　　我曾经问过很多温州人：“你当年出来的目标是什么？”
　　所有人的回答几乎是众口一词：
　　“赚钱！”
　　“赚钱干什么？”
　　“回去给父母。”
　　“接下来干什么？”
　　“还是赚钱。”
　　“为什么？”
　　“因为老乡赚得比我多！”
　　你比我有钱，我要比你更有钱！
　　温州人尊敬别人的创富能力，但是绝对不会眼红你，而是想尽一切办法超过你。温州人拼命赚钱，但不单纯是为了个人的享受，而是为了让父母和家族由此走上兴旺发达之路。
　　唯其如此，尤显难能可贵。
　　如果美国土地上生活了三分之一的温州人，相信次贷危机绝不会发生，因为温州人既不喜欢用别人的钱去经商，更别说透支未来的钱去消费了。
　　一个温州人出来睡几年地板，擦几年皮鞋，卖几年手表什么的，会成为一个大老板。
　　一群温州人出来，无论在国内，还是国外，很快就会冒出一条温州街、一个温州村、一座温州城什么的……
　　一个温州人是一条龙，一群温州人是一群龙，而并不会出现“群龙无首”，抑或“龙战于野”的局面。
　　目前，不知有多少人在研究“温州模式”，讨论“温商精神”，破解“温州速度”，也不知有多少人在拿温州人跟犹太人、吉普赛人等等历史上著名的商人与商业群体相提并论。
　　实际上，温州并不存在固定的模式，他们自己就是模式。
　　温州也并不存在传统，他们自己正在创造传统。
　　温州人也不熟悉这块土地过去的历史，他们正在创造新的历史。
　　温州的地域经济奇迹与温州人的商业模式可以从全球经济发展史的每个阶段找到一些模糊的影子，但又不完全适合于任何一个阶段的经济现象与相应的理论体系。
　　因为它的自发、并不是来源于完全的自由；它的活力，也并不完全来源于健全的制度；它的根本动力，更不完全来自于“经济人”的基本假设。
　　也许温州人真正的成功并不在于他们改变了异乡的一条街道，一片城区的地理景观以及当地人的生活方式，而在于他们首先改变了自己的精神世界：一个勤奋、胸怀广阔、没有忌妒、不懂仇视、学会了团结与协作的温州人，世界没有理由不欢迎他的到来。
　　2008年10月，我们把关注的目光投向合肥温商会，投向一个群体正在筹划的理想与每一个人曾经的创富历史。
　　2008年，世界中的温州人和温州人的世界，都处在一个至关重要的转折点，我们在这里报道的并不是温州人的全部，甚至都不是合肥温州人的全部。
　　我们仅仅是找到其中一个闪亮的水滴，想看看它为什么能够反射整个大海的能量，而且令人如此的目眩神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