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幸运地赶上了文化回归年代。70年代末，中苏关系尚未解冻，中美关系却提前开化，国内学英语盛行。我高中毕业后，留校支教，教初中英语。我妈说，连尼克松都来了，学英语肯定有前途。我英文很差，没信心，但我妈说，这没关系，教学相长。
　　那时，西方文学翻译盛行，欧美小说阅读大潮涌来，我的阅读壁垒瞬间轰溃，开始饥不择食地读书，感觉阅读世界刹那间变成一马平川，那种长驱直入的快乐充溢心间。不过我最终还是选择了学俄文，而且一打交道就是一辈子。现在想来，此事有征兆。
　　我1979年考入大学外语系英语专业，入校后被告知已根据需要调到俄语专业，就这样，阴差阳错地开始了俄语学习。
　　另有件事情也注定我要干一辈子俄文，同時我感觉冥冥之中天助我也。
　　80年代初，苏联文学翻译家石枕川教授来我校教书，俄语系将我们班列为翻译实验班，请他来教翻译课。他面容清癯，身材高挑，穿的是瓦灰色中山装，见人就笑，一脸谦和。第一天来上课，他走上讲台，鞠躬道：“我是石枕川。愿向各位请教。”“文革”后的孩子没见过这阵势，全班顿感惊讶，有人甚至笑出声来，但我不知为啥联想到了朱自清。
　　多年之后我才知道，石老师调来我们学校时49岁，已是闻名遐迩的苏联文学翻译家，被学校破格聘为教授。
　　显然学校开设翻译课是仓促上阵，所以未及准备好翻译教材。石老师笑着说：“文学课最好的教材就是作品。”他给我们仔细讲解艾特玛托夫的《我的第一位老师》和《那系着红头巾的小白杨》等，将作品解析融入到精读和翻译两门课程中。他讲得出神入化，我听得如痴如醉。他那苏州味的普通话和抑扬顿挫的俄语常混杂在一起，悠悠地飘进我耳中，让我身不由己地跟着他在苏联文学的海洋里神游……我的俄苏文学之梦如烟花般升腾起来，那种感觉啊，似乎生命再来一次，也不过如此。
　　石老师刚来没分房子，就住在学校西北侧的小招待所里。我那时几乎每天都往他那间小屋跑。有时他不在房间，也不锁门，我便溜进去，崇敬地看他桌上的一切：书桌上的眼镜、写满细密文字的一沓沓稿纸、夹子夹住的俄文原版小说、堆集如小山的烟灰……我们交上了朋友，他常邀请我去招待所后面的果园散步，边走边谈俄苏文学，有时一走就半天，他从亚别利亚耶夫《找到面目的人》讲到勃留索夫的诗歌，从雅申的《沃洛格达州的婚礼》讲到罗辛的《瓦连金和瓦连金娜》。
　　我记得最清楚的一次，是他在秋天的原野上与我并肩而行，几乎全文向我复述了巴别尔的小说《骑兵军》。他说，原版书在中国不好找，而且现在出版尚不到时机，但这部精湛之作早晚应该译成中文奉献读者。他看着我说：“我希望译者是你。”他的话音刚落，1986年，《骑兵军》被意大利《欧洲人》杂志评为世界小说之冠。
　　1992年，我的《骑兵军》译文初稿付梓，我邮寄给他，他开心至极，逢人便说青出于蓝，还亲自撰文在校报上介绍。
　　2016年，我的《骑兵军》重译付梓，石老师却已于2004年作古。我专程赶赴皋峰公墓，向他献上《骑兵军》新译，连同我无尽的思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