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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行政化以后，权钱交易的空间越来越小，一些地方或是原地不动观望，或是避重就轻。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通过市场化改革建成现代化市场体系的总体目标。在这个背景下，以市场化为导向推进我国资质资格类事项改革有重大意义。
根据我国各地“两资”去行政化改革的现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专访时，就“两资”去行政化面临的问题和改革方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民生周刊：为了提高农村转移就业及下岗人员的就业能力，国家通过实施“专项职业技能考核培训”专项补贴确保这两类人从中受益。然而，有些地方有套取国家补贴的行为，是否该取消类似补贴？
汪玉凯：针对农民工和下岗人员的转移就业培训问题，要改善完善，而不是取缔。长期来看，提高技能和素养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很多地方做了一些的探索，农民工提高技能和素养后，能从事档次较高的工作，这样不仅使他们在从事一些工作时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经济建设做贡献。
这些培训和一些部门自己设置资质资格门槛敛财，是不一样的。这件事情要做好也要政府组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让他转移到更好的工作岗位上去，而且一定要组织好，避免在过程中第二次出问题。
对于一些地方套取补贴的情况是要严格制止的。对于真正需要培训的，政府可以强制培训。做高一级的工作必须要有一定的技能，培训和不培训完全不一样。首先，农民工的意识变化非常大。从政府负责人的角度来讲，是对农民工负责，也是对国家负责。
民生周刊：“两资”去行政化的必要性是什么？
汪玉凯：“两资”去行政化不是“两资”认证都要取消，必要的市场门槛是肯定的，而是不能过多、过滥、重复设置；不能站在部门利益上，你也设置，我也设置，是要清理、整顿、合并。
去行政化是指，依照行政许可法要求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特殊技能的职业、行业需要设立的资质资格许可外，其他资质资格行政许可一律予以取消，放权给社会组织，逐步实现评价主体、评价标准、评价形式、评价结果的社会化。其必要性在于不仅仅压低审批事项，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效转变政府职能。
江苏宿迁的改革就是将“两资”的审批、鉴定下放给市场主体，让第三方来提供服务，使政府从繁琐的微观事物中摆脱出来，转变了政府职能。
民生周刊：对宿迁的改革如何评价？
汪玉凯：宿迁改革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一种探索。他们通过逐项清理所有行政部门和单位的资格资质项目，共梳理出资质资格项目569项，涉及单位43家。在此基础上，整合成立宿迁市考试鉴定中心，将该市569个资格资质考试鉴定项目全部整合到考试鉴定中心，实现所有考试一站式服务，引入第三方保证正常运转。
首先，宿迁的改革在大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符合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的要求。其次，政府通过购买第三方提供的服务，实现自身职能转变，从而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直接干预，让政府真正回归到承担责任、提供服务的本位。宿迁的改革在“两资”去行政化探索方面，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是符合改革方向的。
民生周刊：通过实地采访，宿迁市“两资”去行政化改革面临着不少困难和矛盾，特别是来自于体制机制层面的桎梏和束缚，给改革的加快推进增加了较大的难度和阻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汪玉凯：改革过程中肯定会出现问题。过去资质资格审批和鉴定由地方政府各部门控制，也是其增加收入的途径，很多的部门利益在里面，这是形成阻碍的根本原因。现在要各方面来取缔，从长期来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接下来，宿迁作为一个地级市，一定要从地级市的角度加强整体规划，现在第三方提供服务就是整体规划的结果。整体规划必须要有改革的精神在里面，改革的精神就是哪些东西必须要保留，哪些东西要取消，不是简单靠行政官员来说了算。
要借助专家团队的力量，从专业的角度做一些评估，哪些需要合并，哪些需要保留，哪些需要协商，协商后怎么保证运转。此外，还需要咨询机构介入，改革不是简单的靠行政命令，是要有科学依据的。
一旦方案定下来，必须实施。方案制定过程中可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要征求各方面的诉求，而一旦形成改革的决议后就要抓紧实施。如果能把握这几个要点，有些问题就能判断出来，到底是部门利益在作祟，还是问题真正需要研究。
民生周刊：“简政放权，让市场成为主导”的口号早已喊了多年，为何各地鲜有动作，到底难在哪里？
汪玉凯：壮士断腕，自我革命，这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的困难之处。政府过去越位、错位的问题非常严重，管了很多原本不该管的事，严重影响了市场作用及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
现在大刀阔斧地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行政许可、检验检测认证，是一系列的改革，所以改革阻力非常大，这个阻力主要来自于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有关部门把资质资格的准入门槛设得越高，管制越多，检验检测认证越多，行政审批许可越多，权利生存空间就越大。
去行政化以后，权钱交易的空间越来越小，一些地方或是原地不动观望，或是避重就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下一步，改革如果在全国推进的话，各地改革的力度会越来越大， 改革的大趋势也会逐步形成。
民生周刊：未来国家会把权利下放给地方吗？
汪玉凯：政府把很多东西转移给社会组织和事业单位来承担是个大方向。市场经济需要大的社会组织充分发展，然后构建一个社会、市场、政府三者相互协调的公共治理结构，在经济社会事务中，各自实行自己的职权，各自发挥作用，科学、合理的社会治理结构才能构建。
实际上，各个地方的情况非常复杂，社会组成发育程度又不一样，政府运行和管理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各地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序开展，不要一窝蜂。如果一个地区的社会组织没有承载能力，一下子转出去，会造成混乱。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政府职能转移有关系，更与社会组织自身的发育、成熟及承载能力相关。只有在这两方面找到契合点后，改革步伐才能加快。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明确提出到2020年通过市场化改革建成现代化市场体系的总体目标。在这个背景下，以市场化为导向推进我国资质资格类事项改革有重大意义。
根据我国各地“两资”去行政化改革的现状，中国行政体制改革研究会副会长汪玉凯在接受《民生周刊》记者专访时，就“两资”去行政化面临的问题和改革方向表达了自己的看法。
民生周刊：为了提高农村转移就业及下岗人员的就业能力，国家通过实施“专项职业技能考核培训”专项补贴确保这两类人从中受益。然而，有些地方有套取国家补贴的行为，是否该取消类似补贴？
汪玉凯：针对农民工和下岗人员的转移就业培训问题，要改善完善，而不是取缔。长期来看，提高技能和素养是利国利民的好事。很多地方做了一些的探索，农民工提高技能和素养后，能从事档次较高的工作，这样不仅使他们在从事一些工作时保证自己的生命安全，也能提高劳动生产率，为社会经济建设做贡献。
这些培训和一些部门自己设置资质资格门槛敛财，是不一样的。这件事情要做好也要政府组织，政府提供公共产品，让他转移到更好的工作岗位上去，而且一定要组织好，避免在过程中第二次出问题。
对于一些地方套取补贴的情况是要严格制止的。对于真正需要培训的，政府可以强制培训。做高一级的工作必须要有一定的技能，培训和不培训完全不一样。首先，农民工的意识变化非常大。从政府负责人的角度来讲，是对农民工负责，也是对国家负责。
民生周刊：“两资”去行政化的必要性是什么？
汪玉凯：“两资”去行政化不是“两资”认证都要取消，必要的市场门槛是肯定的，而是不能过多、过滥、重复设置；不能站在部门利益上，你也设置，我也设置，是要清理、整顿、合并。
去行政化是指，依照行政许可法要求具备特殊信誉、特殊条件或特殊技能的职业、行业需要设立的资质资格许可外，其他资质资格行政许可一律予以取消，放权给社会组织，逐步实现评价主体、评价标准、评价形式、评价结果的社会化。其必要性在于不仅仅压低审批事项，更重要的是能够有效转变政府职能。
江苏宿迁的改革就是将“两资”的审批、鉴定下放给市场主体，让第三方来提供服务，使政府从繁琐的微观事物中摆脱出来，转变了政府职能。
民生周刊：对宿迁的改革如何评价？
汪玉凯：宿迁改革是走在全国前列的一种探索。他们通过逐项清理所有行政部门和单位的资格资质项目，共梳理出资质资格项目569项，涉及单位43家。在此基础上，整合成立宿迁市考试鉴定中心，将该市569个资格资质考试鉴定项目全部整合到考试鉴定中心，实现所有考试一站式服务，引入第三方保证正常运转。
首先，宿迁的改革在大方向上是没有问题的。符合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的，由地方管理更方便有效的经济社会事项，一律下放地方和基层管理的要求。其次，政府通过购买第三方提供的服务，实现自身职能转变，从而减少政府对经济社会事务的直接干预，让政府真正回归到承担责任、提供服务的本位。宿迁的改革在“两资”去行政化探索方面，走出了一条新的道路，是符合改革方向的。
民生周刊：通过实地采访，宿迁市“两资”去行政化改革面临着不少困难和矛盾，特别是来自于体制机制层面的桎梏和束缚，给改革的加快推进增加了较大的难度和阻碍，您怎么看待这个问题？
汪玉凯：改革过程中肯定会出现问题。过去资质资格审批和鉴定由地方政府各部门控制，也是其增加收入的途径，很多的部门利益在里面，这是形成阻碍的根本原因。现在要各方面来取缔，从长期来看是一个痛苦的过程。
接下来，宿迁作为一个地级市，一定要从地级市的角度加强整体规划，现在第三方提供服务就是整体规划的结果。整体规划必须要有改革的精神在里面，改革的精神就是哪些东西必须要保留，哪些东西要取消，不是简单靠行政官员来说了算。
要借助专家团队的力量，从专业的角度做一些评估，哪些需要合并，哪些需要保留，哪些需要协商，协商后怎么保证运转。此外，还需要咨询机构介入，改革不是简单的靠行政命令，是要有科学依据的。
一旦方案定下来，必须实施。方案制定过程中可以听取各方面的意见，也要征求各方面的诉求，而一旦形成改革的决议后就要抓紧实施。如果能把握这几个要点，有些问题就能判断出来，到底是部门利益在作祟，还是问题真正需要研究。
民生周刊：“简政放权，让市场成为主导”的口号早已喊了多年，为何各地鲜有动作，到底难在哪里？
汪玉凯：壮士断腕，自我革命，这就是转变政府职能和简政放权的困难之处。政府过去越位、错位的问题非常严重，管了很多原本不该管的事，严重影响了市场作用及社会组织作用的发挥。
现在大刀阔斧地转变政府职能，简政放权，减少行政审批、行政许可、检验检测认证，是一系列的改革，所以改革阻力非常大，这个阻力主要来自于政府部门之间的利益。有关部门把资质资格的准入门槛设得越高，管制越多，检验检测认证越多，行政审批许可越多，权利生存空间就越大。
去行政化以后，权钱交易的空间越来越小，一些地方或是原地不动观望，或是避重就轻，是可以理解的。但是我认为，下一步，改革如果在全国推进的话，各地改革的力度会越来越大， 改革的大趋势也会逐步形成。
民生周刊：未来国家会把权利下放给地方吗？
汪玉凯：政府把很多东西转移给社会组织和事业单位来承担是个大方向。市场经济需要大的社会组织充分发展，然后构建一个社会、市场、政府三者相互协调的公共治理结构，在经济社会事务中，各自实行自己的职权，各自发挥作用，科学、合理的社会治理结构才能构建。
实际上，各个地方的情况非常复杂，社会组成发育程度又不一样，政府运行和管理的方式也不完全相同，各地要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有序开展，不要一窝蜂。如果一个地区的社会组织没有承载能力，一下子转出去，会造成混乱。这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政府职能转移有关系，更与社会组织自身的发育、成熟及承载能力相关。只有在这两方面找到契合点后，改革步伐才能加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