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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谈文化是一个非常时髦的话题，其实这也是“文化”本身造成的。而我自己断定，我不是一个追求时髦的人，那么，我为什么选择这样的话题?
现南一：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教育与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在中国古代，文与化是对举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于宝解释为“文为文明，化为教化”，孔颖达疏作“文指礼乐，法则，制度，化则为教育化成”。可见中国古代义化的内涵比较集中于乐礼制度的文治和迁善的教化。文化与教育足联结在一起的，文化给教育以内容，教育使文化得以传递，而且文化上的诸多形式是纵横交错地编织在教育活动中的，而教育上的每一个方面都蕴涵着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理由二：我是一名教师。是教师，就得直接进入课堂，有直接的育人的责任。学生作为人，将来会走向社会，成为社会公民，他们通过课堂、教师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惯和其他能力都直接会烙上学校教育的印痕，他们的品质与习惯会显示学校文化教育的相关性。当教育的繁华落尽，留在学生身上的只有文化，文化对人有控制的作用，并且“直接影响着人类的未来”(怀特语)。面对将成长为人类未来希望的学生，教师要以文化观点看待教育的目的和手段，用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制订课程的方法和所使用的教育方法，并且要以文化财富来陶冶学生。
理由三：我是一名语文教师。语文的学科性质注定了语文教师要与文化结缘。语文课程是文化的集中体现，它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语文是文化的载体，从对文化的继承和传递来看，学语文就是学文化，语文教师也就是文化教师，所以，语文教师要有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要激活与弘扬珍藏在民族语言巾的文化元素，对学生进行文化影响、文化浸润、文化熏染、文化陶冶。
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应该贯穿在整个语文教学活动中。
首先，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是理解和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道家的始祖老子曾言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大。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从“人”的角度看，应该是完全平等的。198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其中有“无歧视原则”。语文教师应该秉承孔子的“有教无类”原则，教师眼中的学生，就是学生，不分贵贱、贤愚、美丑、贫富、亲疏，没有尊卑之分，尽管他们的文化背景千差万别，教师要了解并理解、尊重学生的文化差异，并且要一视同仁。
2007年暑假，一位家长向我们学校提出孩子转学的申请，我问及原因，这位家长说：“我孩子在这个班一年，主课教师竟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叫‘××’的孩子，可见一直以来对他的漠视。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孩子是得不到尊重的。”后来我问主课教师事情的原委。他说：“课堂上他一直是叫学生学号的，因为这样可以公平对待学生。”这事引起了我的思考，教师在课堂上叫学生学号也是很正常的，但我认为这不应该发生在语文教师身上，因为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是最强的，语文教师不能在公平的名义下忽视了学生承载的家庭乃至家族文化的符号。我们知道古人的名、字、号都是非常讲究的。比如王维，字摩诘，明显取自《维摩诘经》，与王维“诗佛”的称号是偶然的相合还是必然的暗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当今社会，家长的文化素养相对较高，在给孩子起名时都是非常慎重而且考虑周到，所以学生姓名显示了父母、家庭乃至家族的文化背景，同时寄托了他们的期望和学生的自我期待或自我暗示。叫学生学号难以传递教师称名道姓时那种特有的感情，因为数字是冷的，是国际通用的，根本没有汉语言的那种特有的韵味，而且，叫学号容易让人联想起医院的床号、监狱的囚房号和囚犯号，还有叶圣陶先生《夜》中映川夫妇被杀害时只剩下十七、十八号等等。叫号次，掩盖了汉语言的那份温情与韵味。再说，叫学生号次，貌似公平，却雄以与学生的个性、学习的相应水平对应，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不能在公平的名义下消解教学的针对性与教学的有效性。教师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一个学生，不仅这个学生心知肚明，其他学生也会感同身受。长期只以学号代替学生姓名，教师就失去了了解读学生姓名、个性、自我期望、特有文化背景的许多机会。当然，我们也不能拿学生的姓名开涮，有一语文教师，对他班里的一个名叫夏冬的学生特不满，因为这位学生不仅学习成绩差，卫生习惯性差，还长年挂着两条鼻涕，于是，这位“可爱”的语文教师就对这位学生说：“夏冬，你不如回家算了，去娶一个老婆叫春秋，开个四季粉丝店!”应该承认，这位语文教师有一个语言的敏感力，夏冬对春秋，刚好四季，粉丝指鼻涕，于是店名也有了，但是显然，这个教师的文化意识是不够的。教师必须要把学生当做具有文化个性的活生生的个体，不管是语言还是行为，甚至是有隐性特点的表情态度等，都要体现对学生个性的尊重，要意识到“身教重于言教”，更应该“行不言之教”。正如一个社会怎样对待弱势群体能反映出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一样，教师对待学生，尤其是对待落后生的态度，最能折射出教师的文化素养。语文教师要通过赏识强化学生的积极行为。其实一个期望的眼神、一个鼓励的微笑、一次欣慰的点头、一个赞同的手势就足以传递教师的尊重、信任与期望。教师良好的文化素养可以通过良好的行为感染学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文化的浸染，并内化为行为。所以，有人说，教育是以尊重换来尊重，以生命唤醒生命。
其次，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要体现在课程的构建之中。新课程改革以来，课程的内涵有了扩充，它既包含了教材、学生、教师，还包括了学校、社会中一些对教育有用的资源，语文教师在重新构建课程时，要有文化的意识。
因为我是高中理科班的语文教师，我的学生将来都会选择大学中理工科专业。面对这样的学生，语文教师要有未来意识：这批学生到大学后很少有机会再专门学习语言文化，高中语文教师要为他们的未来铺垫一点文化的根基。于是，在完成规定的必修课程外，我还要求他们：高一以成语学习为主，以积累文化知识；高二以唐诗宋词的学习为主，分背诵、鉴赏、文学性描述三个阶段，以积淀文化素养；高三以即兴演讲为主，既培养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也考查他们的理性思辨能力。此外，我对教材内容进行了重新整合。当前使用的苏教版的教材，选文以人文性见长。所以，教师可以按人文专题展拓和重组教材，如屈原专题、陶潜专题、李白专题、杜甫专题、苏轼专题等，让学生通过对这些文化名人生平的了解、专著的解读、个性的品评，丰富自己的积累，丰满自己的心灵。
学生学习的途径可以是多样的，面对繁多的信息渠道，语文教师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要利用网络、阅览室、图书馆等给学生获取文化知识以更多机会。尤其要倡导学生读书。我带的教学班，每一轮我均给每位学生送一本或文学的或励志的书。每三年，我付出的只有一千多元，但在为学生购书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会浮现这些学生的个性。学生尤其是学困生会特别珍视教师的这“无歧视”赠送的书。除了课内外打通之外，语文教师还要有一个大语文的观念，构建一个开放的语文学习世界，打通课堂生活与社会生活联系的渠道，要把生活引进教材，要把社会当做课堂。杜威说：“教育即生活。”陶行知则说：“生活即教育。”目前的语文教学，课本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往往脱节。面对这样的情况，语文教师要突破狭小的课堂空间，把学生引向万花筒般的大干世界，并要通过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引导学生走近生活、观察社会、体悟人生，从而达到陶冶学生情操、启迪学生悟性、培养学生批判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养成学生健全独立的人格的目标。如结合教材中的孝悌内容，利用节假日或传统节日走访养老院和孤儿院；或趁着学校和国外学校结对交流的机会放眼世界，让学生做一个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国外文化的学习者；等等。
新课程标准要求，当代学生既要关注民族优秀文化，又能够主动吸纳全人类优秀文化；既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多样文化。要做到这些，语文教师首先得有文化意识。
再次，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还体现在对教材的处理中。教材是课程的组成部分，现行的语文教材多以选文为主，选什么样的作品入课本，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进行一种文化的选择。例如，《氓》人选高中语文教材，不仅仅是要让学生认识“氓”的行为有多么不负责任，也不仅仅是让学生对弃妇产生一种同情。孔子周游历国之后，晚年修《诗经》，是想要通过《诗经》达到诗教的目的，“不学诗，无以言”。儒家学派诗教的原则是“温柔敦厚”。从弃妇被弃后的“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可以看出，弃妇是无奈的，而这种无奈恰恰传递了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怨而不怒”的要求。电正因为此，此弃妇成为儒家诗歌理想中的弃妇形象，也成为男权中心社会认可的理想女性，以她为标准，后代的弃妇也绝不可以有过激的行为，所以后来的刘兰芝、秦香莲、杜十娘作为弃妇的形象，都秉承了这一格调，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弃妇文化。教师在处理《氓》这一篇文章时，既要顾及“氓”产生的背景，又要考虑《氓》中体现的文化价值，并要作适当的拓展，甚至中西文化的比较，比如与《美狄亚》作比较，这样既能让学生知道《氓》不只是“氓”，还能让学生明白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形成自己的判断。
现南一：我是一名教育工作者。教育与文化有着与生俱来的联系。在中国古代，文与化是对举的，“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于宝解释为“文为文明，化为教化”，孔颖达疏作“文指礼乐，法则，制度，化则为教育化成”。可见中国古代义化的内涵比较集中于乐礼制度的文治和迁善的教化。文化与教育足联结在一起的，文化给教育以内容，教育使文化得以传递，而且文化上的诸多形式是纵横交错地编织在教育活动中的，而教育上的每一个方面都蕴涵着多方面的文化意义。
理由二：我是一名教师。是教师，就得直接进入课堂，有直接的育人的责任。学生作为人，将来会走向社会，成为社会公民，他们通过课堂、教师所获得的知识、信仰、艺术、法律、道德、习惯和其他能力都直接会烙上学校教育的印痕，他们的品质与习惯会显示学校文化教育的相关性。当教育的繁华落尽，留在学生身上的只有文化，文化对人有控制的作用，并且“直接影响着人类的未来”(怀特语)。面对将成长为人类未来希望的学生，教师要以文化观点看待教育的目的和手段，用文化的眼光来看待制订课程的方法和所使用的教育方法，并且要以文化财富来陶冶学生。
理由三：我是一名语文教师。语文的学科性质注定了语文教师要与文化结缘。语文课程是文化的集中体现，它负载着多姿多彩的人类文化。语文是文化的载体，从对文化的继承和传递来看，学语文就是学文化，语文教师也就是文化教师，所以，语文教师要有一种自觉的文化意识，要激活与弘扬珍藏在民族语言巾的文化元素，对学生进行文化影响、文化浸润、文化熏染、文化陶冶。
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应该贯穿在整个语文教学活动中。
首先，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是理解和尊重每一个生命个体。道家的始祖老子曾言四大：道大、天大、地大、人大。不管是教师还是学生，从“人”的角度看，应该是完全平等的。1989年11月20日，联合国大会通过了《儿童权利公约》，其中有“无歧视原则”。语文教师应该秉承孔子的“有教无类”原则，教师眼中的学生，就是学生，不分贵贱、贤愚、美丑、贫富、亲疏，没有尊卑之分，尽管他们的文化背景千差万别，教师要了解并理解、尊重学生的文化差异，并且要一视同仁。
2007年暑假，一位家长向我们学校提出孩子转学的申请，我问及原因，这位家长说：“我孩子在这个班一年，主课教师竟然不知道有这么一个叫‘××’的孩子，可见一直以来对他的漠视。我想，在这样一个环境下，我孩子是得不到尊重的。”后来我问主课教师事情的原委。他说：“课堂上他一直是叫学生学号的，因为这样可以公平对待学生。”这事引起了我的思考，教师在课堂上叫学生学号也是很正常的，但我认为这不应该发生在语文教师身上，因为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是最强的，语文教师不能在公平的名义下忽视了学生承载的家庭乃至家族文化的符号。我们知道古人的名、字、号都是非常讲究的。比如王维，字摩诘，明显取自《维摩诘经》，与王维“诗佛”的称号是偶然的相合还是必然的暗示，我们不得而知。但是在当今社会，家长的文化素养相对较高，在给孩子起名时都是非常慎重而且考虑周到，所以学生姓名显示了父母、家庭乃至家族的文化背景，同时寄托了他们的期望和学生的自我期待或自我暗示。叫学生学号难以传递教师称名道姓时那种特有的感情，因为数字是冷的，是国际通用的，根本没有汉语言的那种特有的韵味，而且，叫学号容易让人联想起医院的床号、监狱的囚房号和囚犯号，还有叶圣陶先生《夜》中映川夫妇被杀害时只剩下十七、十八号等等。叫号次，掩盖了汉语言的那份温情与韵味。再说，叫学生号次，貌似公平，却雄以与学生的个性、学习的相应水平对应，教师尤其是语文教师不能在公平的名义下消解教学的针对性与教学的有效性。教师以什么样的态度对待一个学生，不仅这个学生心知肚明，其他学生也会感同身受。长期只以学号代替学生姓名，教师就失去了了解读学生姓名、个性、自我期望、特有文化背景的许多机会。当然，我们也不能拿学生的姓名开涮，有一语文教师，对他班里的一个名叫夏冬的学生特不满，因为这位学生不仅学习成绩差，卫生习惯性差，还长年挂着两条鼻涕，于是，这位“可爱”的语文教师就对这位学生说：“夏冬，你不如回家算了，去娶一个老婆叫春秋，开个四季粉丝店!”应该承认，这位语文教师有一个语言的敏感力，夏冬对春秋，刚好四季，粉丝指鼻涕，于是店名也有了，但是显然，这个教师的文化意识是不够的。教师必须要把学生当做具有文化个性的活生生的个体，不管是语言还是行为，甚至是有隐性特点的表情态度等，都要体现对学生个性的尊重，要意识到“身教重于言教”，更应该“行不言之教”。正如一个社会怎样对待弱势群体能反映出一个社会文明的程度一样，教师对待学生，尤其是对待落后生的态度，最能折射出教师的文化素养。语文教师要通过赏识强化学生的积极行为。其实一个期望的眼神、一个鼓励的微笑、一次欣慰的点头、一个赞同的手势就足以传递教师的尊重、信任与期望。教师良好的文化素养可以通过良好的行为感染学生，使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受到文化的浸染，并内化为行为。所以，有人说，教育是以尊重换来尊重，以生命唤醒生命。
其次，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要体现在课程的构建之中。新课程改革以来，课程的内涵有了扩充，它既包含了教材、学生、教师，还包括了学校、社会中一些对教育有用的资源，语文教师在重新构建课程时，要有文化的意识。
因为我是高中理科班的语文教师，我的学生将来都会选择大学中理工科专业。面对这样的学生，语文教师要有未来意识：这批学生到大学后很少有机会再专门学习语言文化，高中语文教师要为他们的未来铺垫一点文化的根基。于是，在完成规定的必修课程外，我还要求他们：高一以成语学习为主，以积累文化知识；高二以唐诗宋词的学习为主，分背诵、鉴赏、文学性描述三个阶段，以积淀文化素养；高三以即兴演讲为主，既培养他们的口头表达能力，也考查他们的理性思辨能力。此外，我对教材内容进行了重新整合。当前使用的苏教版的教材，选文以人文性见长。所以，教师可以按人文专题展拓和重组教材，如屈原专题、陶潜专题、李白专题、杜甫专题、苏轼专题等，让学生通过对这些文化名人生平的了解、专著的解读、个性的品评，丰富自己的积累，丰满自己的心灵。
学生学习的途径可以是多样的，面对繁多的信息渠道，语文教师要有一个开放的态度，要利用网络、阅览室、图书馆等给学生获取文化知识以更多机会。尤其要倡导学生读书。我带的教学班，每一轮我均给每位学生送一本或文学的或励志的书。每三年，我付出的只有一千多元，但在为学生购书的过程中，我的脑海会浮现这些学生的个性。学生尤其是学困生会特别珍视教师的这“无歧视”赠送的书。除了课内外打通之外，语文教师还要有一个大语文的观念，构建一个开放的语文学习世界，打通课堂生活与社会生活联系的渠道，要把生活引进教材，要把社会当做课堂。杜威说：“教育即生活。”陶行知则说：“生活即教育。”目前的语文教学，课本与学生的实际生活往往脱节。面对这样的情况，语文教师要突破狭小的课堂空间，把学生引向万花筒般的大干世界，并要通过生动活泼的课外活动引导学生走近生活、观察社会、体悟人生，从而达到陶冶学生情操、启迪学生悟性、培养学生批判思维和创造性思维、养成学生健全独立的人格的目标。如结合教材中的孝悌内容，利用节假日或传统节日走访养老院和孤儿院；或趁着学校和国外学校结对交流的机会放眼世界，让学生做一个中华文化的传承者和国外文化的学习者；等等。
新课程标准要求，当代学生既要关注民族优秀文化，又能够主动吸纳全人类优秀文化；既要继承和弘扬中华民族文化，又要尊重多样文化。要做到这些，语文教师首先得有文化意识。
再次，语文教师的文化意识还体现在对教材的处理中。教材是课程的组成部分，现行的语文教材多以选文为主，选什么样的作品入课本，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进行一种文化的选择。例如，《氓》人选高中语文教材，不仅仅是要让学生认识“氓”的行为有多么不负责任，也不仅仅是让学生对弃妇产生一种同情。孔子周游历国之后，晚年修《诗经》，是想要通过《诗经》达到诗教的目的，“不学诗，无以言”。儒家学派诗教的原则是“温柔敦厚”。从弃妇被弃后的“反是不思，亦已焉哉”可以看出，弃妇是无奈的，而这种无奈恰恰传递了儒家的“发乎情，止乎礼”“怨而不怒”的要求。电正因为此，此弃妇成为儒家诗歌理想中的弃妇形象，也成为男权中心社会认可的理想女性，以她为标准，后代的弃妇也绝不可以有过激的行为，所以后来的刘兰芝、秦香莲、杜十娘作为弃妇的形象，都秉承了这一格调，其实体现的是一种弃妇文化。教师在处理《氓》这一篇文章时，既要顾及“氓”产生的背景，又要考虑《氓》中体现的文化价值，并要作适当的拓展，甚至中西文化的比较，比如与《美狄亚》作比较，这样既能让学生知道《氓》不只是“氓”，还能让学生明白中西文化的差异并形成自己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