见到先生时，先生虽已是81岁高龄，但依然身体硬朗、耳聪目明、思维敏捷、讲话简洁明了。采访接近尾声，先生仍意犹未尽，主动与记者聊起国家政治来。虽曾被错划为右派，但先生一直关心着国家的前途命运和发展。正如先生所言：学法律的人是不能不关心政治的。从事刑法学研究已逾50年的先生，仍在不断求索，为当代中国刑法的发展贡献着自己的智慧和力量。
　　记者(以下简称“记”)：废除伪法统时，您正在读大学，对于这个问题，您应该也比较了解，这方面您能谈一下吗?
　　马克昌(以下简称“马”)：解放初期，中央专门下发了一个关于废除伪法统的文件，这个文件是可以找到的。当时的情况是，废除伪法统以后，法律系的课程没办法上了，当时我们就上一门叫做“司法实践”或者“司法政策”的课，由湖北省司法厅厅长每星期给我们讲一次。另外主要是学习新民主主义政策，我们已经算是最后一个年级了。
　　记：那当时改造旧法人员的情况呢?
　　马：在当时，没有专门对旧法人员进行批判，有的老师到中央政法干校学习，就算是改造了。还有些旧法人员是被留用的，后来在1952年就进行了司法改革，那时我从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毕业回来后到广东参加司法改革，实际上就是批判旧法观点、批判旧法人员。
　　记：1950年从武汉大学毕业后，您到了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研究生班学习，当时有位苏联刑法学家贝斯特罗娃给你们上课，她当时给你们上过哪些课?
　　马：主要就是苏联刑法总论，后来她上课的讲义被印刷出版了。
　　记：她给你们上了多长时间?
　　马：有一年吧，这一年多的学习，为以后做学问打下了很好的基础。
　　记：那当时这位老师跟你们的关系如何?
　　马：还好，当时不能用俄语对话，只能借助于翻译，平常也就很少找她，除了上课听她讲，有问题请她回答，除此之外就没有别的联系了。
　　记：那当时您还听过其他苏联专家的课吗?
　　马：有啊，当时学的“政治经济学”、“马列主义基础”、“国家与法的理论”都是由苏联专家来教，法律方面的课程基本上都是由苏联专家来教。
　　记：那当时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律系有去苏联留学的吗?
　　马：法律系并没有，其他的院系有。
　　记：1952年，您回到了武汉大学教书，能谈谈1952年院系调整以及带来的人员变动的情况吗?
　　马：1952年院系调整时，武汉大学的老师并没有动，法律系被保留了。中山大学法律系被撤销后，谭藻芬(女)、曾昭琼、曾昭度、尚彝勋等九位老师来到了武汉大学，还有湖南大学的曹罗瀛、曾广载以及厦门大学的薛祀光(专攻债法)等人。
　　记：反右斗争中武汉大学法律系的一些老师也被划为右派，能谈一下这方面的情况吗?
　　马：我给你们讲一下韩老师(韩德培)被打成右派的情况吧。韩老师当时是知名学者，我那时只是一个讲师，属于年轻老师，所以矛头对准了韩老师，一再动员他进行鸣放，实际上他并没有鸣放，他是很谨慎的，一直都没有讲。直到最后一次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要他鸣放，他说，今天已经晚了，我就不鸣放了，我现在可以给大家做个“电影预告”，我下一次鸣放。“电影预告”是什么意思呢?每周六我们都放电影，放完电影以后，就预告下星期放什么电影。但下一次形势已经转变了，所以他也就没有鸣放。后来就批判韩老师为“电影预告”，这就成为他的一大罪状，并被扣上“山中宰相”的帽子。这些都被作为他的罪状来对他进行批判。
　　记：那反右斗争中您被划为右派了吗?
　　马：我也被划为右派了，当时的一些具体情况我也记不大清楚了，但有两件事还有印象。我们法律系的书记对另外一位年轻老师的评价很高，说他是出淤泥而不染，其实是在暗指我没有与韩老师划清界限(因为韩老师是我的老师，我们保持了比较好的关系，我没有对韩老师进行过评判)。我对这样的“暗指”很不满意，就在《武大战报》上发了一篇文章，题目叫“某某某是出淤泥而不染的荷花吗?”来反驳那位法律系书记的话，后来这被看做说话不妥当，文章是对党进行攻击。这是一件事。
　　我记得另外一件事发生在1957年，当时我们学校有一位代表朱君允要出席人民代表大会，就通过广播问大家有没有提案，有的话就提出来。我考虑建国已经这么多年还没有一部《刑法典》，法院判案没有依据，于是就写了“希望尽快制定刑法典”这样一个议案，其中说到：这么多年了，我们国家都没有《刑法典》，使得法院审理案件没有依据，对法院审案造成不便，希望尽早制定《刑法典》。而这个议案却变成了“对法制的攻击”。至于说当时是否还有其他理由，因为我没有看档案，就不得而知了。我估计是这些事情让他们感到有问题。
　　记：那您被划为右派后也被送去劳动改造了吗?
　　马：是的。1958年5月，我们被下放到圻春县八里湖农场进行劳动改造。那里进行劳动改造的时候，对我还比较好。当时农场进行重建，成立规划组，我就被从劳动队里抽出来，到农场里帮他们搞规划，后来设计并建成了一个水库。韩老师的待遇比我们还惨，他是被送去劳动教养。
　　记：那您是何时结束劳动改造被平反的呢?
　　马：这分两个步骤。一个叫摘帽子，我摘得很早，1959年9月30日，我就摘掉帽子了。但即使摘了帽子，别人还把你当作“摘帽右派”，意思就是说，你虽然摘掉帽子了，但还是右派。名义上你是回归到人民队伍了，也可以给你安排工作了，但问题是，别人依然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你，有些工作和事情还是不让你介入。摘掉帽子以后，我就到了伙食科做出纳，一直到1961年年底。后来我就被调到图书馆，在图书馆里工作了好多年，一直到1979年。1979年B月25日，校方就找我们谈话，之后宣布法律系成立，这样我就离开图书馆，回到了法律系。当时法律系筹备组一共只有七人，韩老师是系主任，我是副主任，另外还有两位党的工作人员，一位作为书记，一位副书记，就这样，韩老师做组长，成立了法律系筹备组，当时的校长是刘道玉。
　　记：那当时除了摘帽子，另外一个步骤呢?
　　马：对，1978年有一个55号文件，这个文件用“改正”一词，不叫“平反”。改正就意味着党划错了，我们没有错误，这才算是把右派的帽子完全摘掉了。这个文件下来后，学校开始清理档案，当时的一些档案全都毁掉了，所以要真正地去查当时决定的情况，现在也查不出来了。另外，因为被划为右派，韩老师的工资被取消了，后来每个月给他30元的生活费。他家里有五口人，他爱人加上三个儿女，每个月30元钱怎样生活?1979年元月，我们才正式得到通知，正式恢复我们原来的工资。
　　记：1979年，武汉大学法律系开始重建，而您从那时起一直从事刑法研究工作，至今也将近30年了，能否请您从总体上评价一下这30年来我国刑法的发展。 　　马：在我看来，我国刑法总体上的发展还是很不错的。过去我们没有刑法，解放初期只有两部真正属于刑法方面的法律文件，一部是《惩治反革命条例》，另一部是《惩治贪污条例》，只有这两部，其他的都是法院根据案例做的关于定罪量刑的总结，罪名该怎样定在过去都是很乱的，基本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的总结来处理案件的。直到1979年，有了第一部《刑法典》和《刑事诉讼法典》，这才算有法可依。在过去，政治事件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也不会交付审判，像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样大的案子能交付审判，就是法治的一大进步。但有些做法还是能看出法治建设初期比较不规范的情况，比如说审讯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的时候，法庭上法官跟检察官并坐在台上，跟现在就不一样。这是法治建设初期的情况，当时能够出现的就只有七部法律文件。现在，我们的法律体系基本上建成，要说缺的，比较重要的就是民法典了，至今还未出台。现在有了《物权法》，那债权法呢?另外，《民法总则》也没有，只有《民法通则》，通则毕竟并不是总则，这样一部大法还没有完备起来。
　　同行政法相比较，刑法还是比较发达的。这些年来刑法观念也有大的改变，比如，人权在过去是讳言的，是不能提的，认为那是资产阶级观念，现在人权已上升到宪法层面，应该尊重和保障人权。这都说明我们的法治建设比30年前有很大进步，这是应当肯定的，但是存在的问题也比较多。司法公正是否真正公正呢?我看司法有时还是受到干扰的，会出现一些令大家不满意的问题。但好的方面是，个别引起舆论讨论的案子最后能采纳民意，应当说这是法治的进步。总体上，我们国家的法治建设仍在进行中，还不能说已经建成了法治国家。
　　记：刚刚您谈的是刑法的发展以及法律的整体发展，那么这30年来刑法学的发展情况又是怎样的呢?
　　马：刑法学的发展也是进步很大的，记得我们在编第一本刑法学教材的时候，能够找到的参考资料非常少，还是从台湾引进来的，比如像刘清波的《刑法概论》(这本书并不太厚，那时还是盗印的)，在当时这已经是国内能够看到的一大重要材料了。当时我们发表的专题论文也极其有限，不像现在，发表的文章和出版的著作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虽然有些写得很粗糙，甚至是东拼西凑抄网上的。但是从总体上看，还是出了一些相当有分量的专著。我个人感觉现在看书，不是没有书看，而是要有选择地看。另外，过去我们完全按照苏联体系建立的刑法学，现在大家提出了不少质疑，也有人按照日本的体系写刑法教科书，更多的学者对存在的问题开展讨论。这是好事，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不是一言堂，这是学科发展不可缺少的社会条件。同时，一大批中青年学者成长起来，可以说是“桐花万里丹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让人从内心真正感到高兴啊。
　　
　　采访手记
　　在整个采访过程中，先生都很风趣幽默，虽然，先生一生可谓坎坷起伏，却始终保持乐观和坚持。先生谈到的很多做人做学问的道理和方法，对我们也极富启迪性。比如，先生特别强调，人一定要有正确的人生态度，正确对待成绩和困难；在做学问的方法上要勘于思考，不能人云亦云在读书的问题上，应分清精读和泛读等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