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毕业于牛津大学的戴伟博士，如今是北京化工大学的一名教师。他操着一口流利的汉语，用电脑输入汉字甚至比一些中国人还要快。他在中国的科研事业得到了国际学术界的认可，他在中国的生活很快乐。
“不来北京，也许会后悔的！”
1981年，还在牛津大学读博士的戴伟来到了香港。“我的一位同学是香港人，他邀请我来香港过春节。那次我在落马洲瞭望台眺望大陆，但没有去。”那是戴伟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很兴奋，还学会了几句广东话。
1987年，第25届国际配位化学会议在中国南京召开，300多位外国代表来到了南京，戴伟就是其中一个。“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化学领域的大规模国际会议，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是那么热情。我通过我的同学认识了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中科院院士陈懿教授。会议结束后，我和陈教授说想单独去上海、苏州、杭州三地旅游，他担心我的安全，特意花了不少时间帮我联系这三地高校的老师为我安排好食宿。”
“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陈懿教授资历很深，学术水平很高，工作很忙，而我只是一个年轻的化学系老师，刚刚入行。反过来想，如果是一个年轻的中国老师去英国，一个英国科学院院士也许不会这样热情接待。”这件事情令年轻的戴伟非常感动，他下定决心以后要经常来中国，并学习中文。
此后，几乎每年暑假戴伟都来中国，在各高校、研究所做报告。“每年6月，我都要拿出字典、磁带学习中文，7月份来到中国实践一下，8月份回国后又慢慢忘掉了。第二年又重复一遍，这就是我最初的汉语学习状况。”
1988年，戴伟第一次来到北京，给一所石油化学研究院做报告。1994年，戴伟认识了北京化工大学的段雪老师，并开始进行合作研究。也许当时的戴伟并没有意识到，和段雪老师的合作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变化。但仅仅两年之后，戴伟的人生足迹从英国转到了中国。
1996年，戴伟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他辞去了埃克塞特大学的工作，成为北京化工大学的全职老师，用他自己的话说，“北京化工大学是我的单位”。
戴伟的一些英国朋友对他的举动不理解。“有礼貌的说我勇敢，不太礼貌的就说我疯了。”戴伟的回答是，“你不明白，中国的发展前途无量，下次你来看我时，就会明白了。”
后来，戴伟的英国友人果然来看他并参观了他在北京的实验室，他们非常羡慕戴伟，夸赞他的实验室很棒！此后再也没人说他“疯了”。
戴伟坦言，“如果我不来中国，不来北京，也许我会后悔的。虽然1996年时，中国的科研水平还不太高，但我亲身参与其中，看着它伴随国家快速发展的脚步一天天变化。”戴伟开玩笑地说：“一年一次回到英国，不会感觉到它有什么大的变化，而只要几个月，甚至十几天不在北京，回京后就会感到又有了新变化。”
“我是课题组的老同志了”
目前，戴伟在化工大学的主要工作是搞科研，同时还与课题组老师一道，共同指导研究生的科研和论文，“指导论文一方面是要把握内容上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是要帮他们润色英文。” 戴伟的汉语说得极其流利，但有时上课仍用英文，他说这叫一箭双雕。还有一件事令戴伟很是自豪，他用电脑打汉字比打英文还要快，“像‘北京化工大学’这几个字，只需打‘BJ-空格-HG-空格-DX’就好了，跟打英文的‘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没法比。我比一些中国朋友（特别是南方人）打字都要快，因为我的拼音比他们好。”
来中国十余年，戴伟也成了课题组的老资格，“我现在是老同志了。” “在段雪老师的课题组，只有两个人比我来得早，其余都比我晚。1996年我刚来时，我们只有一间实验室，现在我们的实验室占据了两层楼。当初用的是陈旧的国产实验设备，现在全部换成了先进的进口设备。” 戴伟兴奋地谈着这十余年间他的工作环境发生的惊人变化！
2005年，戴伟荣获了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我想，这个奖不是给我个人的，更是对段雪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创新成果的肯定。”其实，戴伟与段雪教授的团队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04年，戴伟被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聘为高级会员，他还荣获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和农村朋友们一起过年
很多人问戴伟，中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戴伟说：“要是看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确没多少差距了，但要去中国偏远的农村看看，那可能还要相差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戴伟在中国有很多农民朋友，他对此非常高兴。“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后，喜欢去三里屯酒吧，交一些本国的朋友，我不是这样，我认为既然来了中国，就要去了解中国。所以我在中国的朋友大部分是中国人，而且还分属各个不同阶层，不像我在英国的朋友，大多是自己这个圈子里的。我的中国朋友、同事经常会带我回他们的农村老家走走看看，所以我也就认识了很多农村的朋友。”
比起一般人来，戴伟对中国农业问题的了解要深刻得多。“英国和中国的农村完全不同，中国的农民是承包土地自主经营，而英国的农业是农场经营，农村人或是农场工人或是农场主。中国的农民比较贫穷，而英国住在农村的都比较富有。中国不少农村，每家每户就那么几亩地，分散经营，这种经营模式造成了生产效率比较低下，中国农业的出路在于实现规模化现代化农业生产。”
戴伟非常喜欢去中国的农村过年。他的北京朋友和他说，在北京过年没有意思。“在农村，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孩子们才能有新衣服穿。而在城市，过年和平时没太大区别。我妈妈也是这样，她觉得现在的圣诞节没有以前有意思了，估计各个国家人们的想法是很相似的。”
安徽、河南农村过年的风俗，戴伟都领略过了。“我跟朋友去过安徽的一个小山村，全村才300多人，整个村子的人都跑来朋友家看我，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外国人，即使成年人也没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张大了嘴巴，她说，‘你就是孙悟空吧’。他们可能觉得见了我就像看见外星人一样。”
“到农村过年，我也入乡随了俗。农民们喜欢喝白酒，我也就跟着喝了，而我一向是喝啤酒的，可那时农村根本不卖啤酒，因为大家都习惯过年时喝白酒，喝得一醉方休。现在情况不同了，四季都有啤酒卖，我的农村朋友经常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再来呀，我们一起喝啤酒！”
中国如何吸引更多外籍青年人才？
采访中，戴伟回想自己当年“勇敢”来到中国发挥才干的经历，很有感触。同时他还对“中国今后如何吸引更多优秀外籍青年人才”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戴伟认为，“目前，中国很多高校都和国外高校联合培养博士生，但参与的大多是国内学生。如果外国学生也能参与联合培养，在读期间有一部分时间在中国上学，他们会有机会学习汉语，并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这会有利于一些外籍青年人才到中国来发展自己的事业。”
另外戴伟还提出了鼓励国外博士来中国读博士后的建议。他说，“可设立一个博士后基金，在《自然》、《科学》这样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布广告，招收国外博士后，肯定能达到效果。日本学术振兴会也有类似的做法，鼓励外国博士到日本读博士后。如果能有更多国家的年轻人来中国读博士后，就可能为中国储备更多的人才。”
戴伟还谈到了中国外国专家局的“111”项目（即高校学科创新引智项目：该项目计划从100所世界知名大学及科研机构，引进1000余名海外学术大师、学术骨干，建设100个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他说，“这种项目就很好，它可以先吸引国外人才短期来工作，合作有成效后，再逐渐转为长期工作，这可以作为吸引国外专业人才的长期战略。在‘111’计划的支持下，有几位牛津、剑桥等大学的教授每年到我们实验室短期工作，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很大帮助。”
“不来北京，也许会后悔的！”
1981年，还在牛津大学读博士的戴伟来到了香港。“我的一位同学是香港人，他邀请我来香港过春节。那次我在落马洲瞭望台眺望大陆，但没有去。”那是戴伟第一次踏上中国的土地，他很兴奋，还学会了几句广东话。
1987年，第25届国际配位化学会议在中国南京召开，300多位外国代表来到了南京，戴伟就是其中一个。“那是中国第一次举办化学领域的大规模国际会议，也是我第一次看到中国人是那么热情。我通过我的同学认识了南京大学化学系主任、中科院院士陈懿教授。会议结束后，我和陈教授说想单独去上海、苏州、杭州三地旅游，他担心我的安全，特意花了不少时间帮我联系这三地高校的老师为我安排好食宿。”
“这给我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陈懿教授资历很深，学术水平很高，工作很忙，而我只是一个年轻的化学系老师，刚刚入行。反过来想，如果是一个年轻的中国老师去英国，一个英国科学院院士也许不会这样热情接待。”这件事情令年轻的戴伟非常感动，他下定决心以后要经常来中国，并学习中文。
此后，几乎每年暑假戴伟都来中国，在各高校、研究所做报告。“每年6月，我都要拿出字典、磁带学习中文，7月份来到中国实践一下，8月份回国后又慢慢忘掉了。第二年又重复一遍，这就是我最初的汉语学习状况。”
1988年，戴伟第一次来到北京，给一所石油化学研究院做报告。1994年，戴伟认识了北京化工大学的段雪老师，并开始进行合作研究。也许当时的戴伟并没有意识到，和段雪老师的合作会给自己的人生带来怎样的变化。但仅仅两年之后，戴伟的人生足迹从英国转到了中国。
1996年，戴伟做出了一个“疯狂”的举动，他辞去了埃克塞特大学的工作，成为北京化工大学的全职老师，用他自己的话说，“北京化工大学是我的单位”。
戴伟的一些英国朋友对他的举动不理解。“有礼貌的说我勇敢，不太礼貌的就说我疯了。”戴伟的回答是，“你不明白，中国的发展前途无量，下次你来看我时，就会明白了。”
后来，戴伟的英国友人果然来看他并参观了他在北京的实验室，他们非常羡慕戴伟，夸赞他的实验室很棒！此后再也没人说他“疯了”。
戴伟坦言，“如果我不来中国，不来北京，也许我会后悔的。虽然1996年时，中国的科研水平还不太高，但我亲身参与其中，看着它伴随国家快速发展的脚步一天天变化。”戴伟开玩笑地说：“一年一次回到英国，不会感觉到它有什么大的变化，而只要几个月，甚至十几天不在北京，回京后就会感到又有了新变化。”
“我是课题组的老同志了”
目前，戴伟在化工大学的主要工作是搞科研，同时还与课题组老师一道，共同指导研究生的科研和论文，“指导论文一方面是要把握内容上的科学性，另一方面是要帮他们润色英文。” 戴伟的汉语说得极其流利，但有时上课仍用英文，他说这叫一箭双雕。还有一件事令戴伟很是自豪，他用电脑打汉字比打英文还要快，“像‘北京化工大学’这几个字，只需打‘BJ-空格-HG-空格-DX’就好了，跟打英文的‘Beijing University of Chemical Technology’没法比。我比一些中国朋友（特别是南方人）打字都要快，因为我的拼音比他们好。”
来中国十余年，戴伟也成了课题组的老资格，“我现在是老同志了。” “在段雪老师的课题组，只有两个人比我来得早，其余都比我晚。1996年我刚来时，我们只有一间实验室，现在我们的实验室占据了两层楼。当初用的是陈旧的国产实验设备，现在全部换成了先进的进口设备。” 戴伟兴奋地谈着这十余年间他的工作环境发生的惊人变化！
2005年，戴伟荣获了中国国际科学技术合作奖。“我想，这个奖不是给我个人的，更是对段雪教授领导的科研团队创新成果的肯定。”其实，戴伟与段雪教授的团队所取得的科研成果已受到国际学术界的高度重视，2004年，戴伟被英国皇家化学学会(Royal Society of Chemistry)聘为高级会员，他还荣获了中国政府颁发的“友谊奖”。
和农村朋友们一起过年
很多人问戴伟，中国和美国等发达国家的差距有多大？戴伟说：“要是看北京、上海这样的大都市，的确没多少差距了，但要去中国偏远的农村看看，那可能还要相差几十年、甚至上百年。”
戴伟在中国有很多农民朋友，他对此非常高兴。“很多外国人来中国后，喜欢去三里屯酒吧，交一些本国的朋友，我不是这样，我认为既然来了中国，就要去了解中国。所以我在中国的朋友大部分是中国人，而且还分属各个不同阶层，不像我在英国的朋友，大多是自己这个圈子里的。我的中国朋友、同事经常会带我回他们的农村老家走走看看，所以我也就认识了很多农村的朋友。”
比起一般人来，戴伟对中国农业问题的了解要深刻得多。“英国和中国的农村完全不同，中国的农民是承包土地自主经营，而英国的农业是农场经营，农村人或是农场工人或是农场主。中国的农民比较贫穷，而英国住在农村的都比较富有。中国不少农村，每家每户就那么几亩地，分散经营，这种经营模式造成了生产效率比较低下，中国农业的出路在于实现规模化现代化农业生产。”
戴伟非常喜欢去中国的农村过年。他的北京朋友和他说，在北京过年没有意思。“在农村，过年的时候才能吃得上平时舍不得吃的，孩子们才能有新衣服穿。而在城市，过年和平时没太大区别。我妈妈也是这样，她觉得现在的圣诞节没有以前有意思了，估计各个国家人们的想法是很相似的。”
安徽、河南农村过年的风俗，戴伟都领略过了。“我跟朋友去过安徽的一个小山村，全村才300多人，整个村子的人都跑来朋友家看我，因为他们从未见过外国人，即使成年人也没有。一个六七岁的小女孩瞪大了眼睛看着我，张大了嘴巴，她说，‘你就是孙悟空吧’。他们可能觉得见了我就像看见外星人一样。”
“到农村过年，我也入乡随了俗。农民们喜欢喝白酒，我也就跟着喝了，而我一向是喝啤酒的，可那时农村根本不卖啤酒，因为大家都习惯过年时喝白酒，喝得一醉方休。现在情况不同了，四季都有啤酒卖，我的农村朋友经常打电话问我，什么时候再来呀，我们一起喝啤酒！”
中国如何吸引更多外籍青年人才？
采访中，戴伟回想自己当年“勇敢”来到中国发挥才干的经历，很有感触。同时他还对“中国今后如何吸引更多优秀外籍青年人才”提出了自己的建议。
戴伟认为，“目前，中国很多高校都和国外高校联合培养博士生，但参与的大多是国内学生。如果外国学生也能参与联合培养，在读期间有一部分时间在中国上学，他们会有机会学习汉语，并尽可能多地了解中国，这会有利于一些外籍青年人才到中国来发展自己的事业。”
另外戴伟还提出了鼓励国外博士来中国读博士后的建议。他说，“可设立一个博士后基金，在《自然》、《科学》这样的国际一流学术期刊上发布广告，招收国外博士后，肯定能达到效果。日本学术振兴会也有类似的做法，鼓励外国博士到日本读博士后。如果能有更多国家的年轻人来中国读博士后，就可能为中国储备更多的人才。”
戴伟还谈到了中国外国专家局的“111”项目（即高校学科创新引智项目：该项目计划从100所世界知名大学及科研机构，引进1000余名海外学术大师、学术骨干，建设100个学科创新引智基地），他说，“这种项目就很好，它可以先吸引国外人才短期来工作，合作有成效后，再逐渐转为长期工作，这可以作为吸引国外专业人才的长期战略。在‘111’计划的支持下，有几位牛津、剑桥等大学的教授每年到我们实验室短期工作，给我们的研究工作很大帮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