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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使投资人越来越多，好的创业者依然稀少，但后者还是很难控制自己的命运。
钱多了
“最近遇到一个值得投资的创业项目，我提出25万美元占10％股份的报价。他说要回去想想。”位于北京CBD的办公室内，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现在身份是天使投资人的徐小平在向《商务周刊》回忆这次接洽时仍有不平之色。当天晚上，他将报价升至50万美金占10％的股份，创业者还是嫌少。
“我希望他成功，但我必须退出了。”稍顷，徐小平又补充道，“创业者应该把精力放在打造事业的雏形上，创业并不需要太多钱。我不希望和把精力花在找钱上的团队合作。”
接触和帮助有活力的年轻人，这是徐小平十年新东方职业生涯的主要内容。2006年新东方上市给持股10％的他带来不菲的创业财富。退出新东方后，他将自己定位为天使投资人，因为这既可以增加创业和就业，又能接触时代的新鲜脉搏。
天使投资一般来源于富有人群的个人口袋，作为启动资金在企业的种子期——比如一个项目构思—进入。这种起源于美国的投资形式最广为人知的中国版本是张朝阳的故事：1996年，张朝阳从自己的老师尼葛洛庞帝等人手中获得了22.5万美元的天使投资，这笔钱孵出了今日的搜狐。
当然，不是每个天使都能诞生一个传奇，事实上天使投资的成功概率低到有“慈善事业”之称。业内的常见说法是，投资十家企业，大部分会死掉，只有一两家赚钱，一两家还过得去。
2006年开始，徐小平斥资1000余万美元投资了超过30家企业，据称总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我肯定是值得尊敬的天使投资人。”他对自己的角色充满信心，但他随即又转而抱怨起来，“现在有一个趋势，不少创业者找天使投资人融资，一开口就要几百万美元。他把我当VC啦，这其实是对天使投资人的不理解和不尊重。”
徐小平也承认：“钱的价值都是一样，而优秀的创业人才却不多，所以出现钱找项目、创业者待价而沽的局面也很正常。”
尽管数量仍未多到令业界满意，近年来中国还是新增了不少天使投资人，徐小平这样曾经创业成功的先行者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上市公司数量的膨胀，几年间有不少创业家功成身退，然后基于种种理想转做天使投资人。
另外一个背景是，近年来波澜壮阔的各路热钱如潮涌进中国投资界，江浙和广东一带一大批依靠加工贸易赚到第一桶金的商人也逐渐脱离实业，挤进投资人的行列。钱多而好项目少，迫使投资人只有拔高单笔投资金额、控制总项目数，才能实现自己精力和收益的平衡。由此，本应分布在项目发展不同阶段的投资人纷纷往后端转移，以求降低风险和快速实现投资回报。这也就形成了目前的VC PE化、PE Buy-out化，以及天使VC化。
曾玉是枫谷投资创立合伙人。在富人与创业者之间尚缺乏沟通平台的2005年，她与同行创立了中国天使投资俱乐部。这位同时具有VC和天使投资人两个身份的美女投资家苦笑着对《商务周刊》说：“现在天使投资的额度越来越大，几近VC的A－round融资额，似乎一两百万美金都打不住。”
不是什么人都是你的天使
天使VC化的伴生品，是投资人要求更多的股权。与此同时，天使投资人大多在行业里名声显赫，拥有人脉、资本、品牌等多个光环。这些光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创业者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也能支持天使投资人上演大鱼吃小鱼的戏码。这意味着，创业者在融资谈判中未必能获得更多对自己有利的条件，甚至可能在将来发现自己贱卖了的股权。
“很多时候，大佬们只出很少的钱，却占据了过高的股份。”曾玉认为，这个市场“乱就乱在持股比例上”，“天使”没有天使的样子。她感慨道：“如果你控股了整个公司，还是投资人吗?还不如兼并这个团队，自己去创业。”
目前，曾玉打算更积极的投资种子项目，由此打造几个样板case，“作为投资人，出数10万～50万美元，同时持股比例最好不超过30％”。
通常来讲，作为把创业者美好理想变为现实的首个投资，天使投资人与创业者的关系比VC、PE要松散得多。让创业者沦为“打工者”，其实并不符合天使投资人的定位。这种被扭曲的关系有时候甚至会给创业者带来危险。
一位创业者的惶恐曾经给泰山天使创业基金创始合伙人杨镭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到他办公室求助的海归创业者——在被拿走高额股权后，这位创业者获得了南方一位企业家的“天使投资”，后来企业家突然要撤资，双方闹得很不愉快，企业家甚至动用了暴力方式威胁创业者还钱。
杨镭对这样的表情却并不陌生。2006年从掌上灵通退出后，“搜集优秀早期公司”的爱好逐渐演变成他的天使投资事业。2008年，杨镭联手欧洲山友集团创立泰山天使。2010年4月，泰山天使投资拉手网，当年12月宣布已实现部分股权的退出，退出股权收益半年间高达180倍，这创造了机构化天使投资基金在中国所获投资回报的记录。
在杨镭看来，目前中国的创业者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他觉得把事情做成是最重要的，不会太计较自己的股权，但也不愿意到最后变成‘给人打工的’，希望在公司有主人翁的感觉。”他说，“天使投资人和创业者在心态上都要保持平衡，不是什么人都是你的天使。”
甄别
对于创业者来说，能甄别出好“天使”、坏“天使”非常重要。当融资谈判进入到具体细节，创业者学会与投资人、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士进行博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某种程度上，经验主义可能适用于当前的中国创业者。年近40的移动互联网创业者徐卓曾于10年前的互联网大潮中初尝资本的味道。当时，他供职于嘉里中心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也拎着商业计划书见了一堆国内外投资者。“但那会儿目的就不纯洁，就想弄点儿钱。”时隔多年他对记者提及这个过程时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最后也没拿到钱。”
再次见到投资人是去年秋天，徐卓团队开发的产品在Android Market上声名鹊起后不久。“我们的条件是，比较小的代价，换你一笔天使投资。”徐卓回忆到，但他的价格让投资者起身走人。直到今年1月份投资人再次打电话过来，他仍然坚持此前的报价，“我们不退让，他们也就同意了”。
徐卓表示，自己的心态已经走向平和。“我也不缺你这点儿钱，慢慢走，我们自己滚动也能发展起来。”他对资金的从容还来自于朋友的存在，“有个相交多年的熟人早就愿意给我们投钱，他说‘什么时候要，给我个账号，我就把钱打给你’”。
但这样的电话恐怕是初次创业者难以听到的，而且即便是历练过创业的徐卓面对陌生的新投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比较害怕他(投资人)店大欺客”。
“他们不像以前那样两眼一抹黑，但知道的还远远不够。”曾玉表示，“从投资者的角度说，让天使投资人固守自己的导师身份，是改变这种情况的关键所在。”
她强调，天使投资人不仅仅给创业者提供启动资本，还具有“言传身教”的传承功能，“5年后，创业者终于明白当年的案例里，天使投资人吃掉自己的成分大干帮助自己的成分，他的心态恐怕不会平衡。他将来有钱了去做天使投资人，会不会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呢?”
钱多了
“最近遇到一个值得投资的创业项目，我提出25万美元占10％股份的报价。他说要回去想想。”位于北京CBD的办公室内，新东方创始人之一、现在身份是天使投资人的徐小平在向《商务周刊》回忆这次接洽时仍有不平之色。当天晚上，他将报价升至50万美金占10％的股份，创业者还是嫌少。
“我希望他成功，但我必须退出了。”稍顷，徐小平又补充道，“创业者应该把精力放在打造事业的雏形上，创业并不需要太多钱。我不希望和把精力花在找钱上的团队合作。”
接触和帮助有活力的年轻人，这是徐小平十年新东方职业生涯的主要内容。2006年新东方上市给持股10％的他带来不菲的创业财富。退出新东方后，他将自己定位为天使投资人，因为这既可以增加创业和就业，又能接触时代的新鲜脉搏。
天使投资一般来源于富有人群的个人口袋，作为启动资金在企业的种子期——比如一个项目构思—进入。这种起源于美国的投资形式最广为人知的中国版本是张朝阳的故事：1996年，张朝阳从自己的老师尼葛洛庞帝等人手中获得了22.5万美元的天使投资，这笔钱孵出了今日的搜狐。
当然，不是每个天使都能诞生一个传奇，事实上天使投资的成功概率低到有“慈善事业”之称。业内的常见说法是，投资十家企业，大部分会死掉，只有一两家赚钱，一两家还过得去。
2006年开始，徐小平斥资1000余万美元投资了超过30家企业，据称总估值已超过10亿美元。“我肯定是值得尊敬的天使投资人。”他对自己的角色充满信心，但他随即又转而抱怨起来，“现在有一个趋势，不少创业者找天使投资人融资，一开口就要几百万美元。他把我当VC啦，这其实是对天使投资人的不理解和不尊重。”
徐小平也承认：“钱的价值都是一样，而优秀的创业人才却不多，所以出现钱找项目、创业者待价而沽的局面也很正常。”
尽管数量仍未多到令业界满意，近年来中国还是新增了不少天使投资人，徐小平这样曾经创业成功的先行者在其中扮演着重要角色。随着中国上市公司数量的膨胀，几年间有不少创业家功成身退，然后基于种种理想转做天使投资人。
另外一个背景是，近年来波澜壮阔的各路热钱如潮涌进中国投资界，江浙和广东一带一大批依靠加工贸易赚到第一桶金的商人也逐渐脱离实业，挤进投资人的行列。钱多而好项目少，迫使投资人只有拔高单笔投资金额、控制总项目数，才能实现自己精力和收益的平衡。由此，本应分布在项目发展不同阶段的投资人纷纷往后端转移，以求降低风险和快速实现投资回报。这也就形成了目前的VC PE化、PE Buy-out化，以及天使VC化。
曾玉是枫谷投资创立合伙人。在富人与创业者之间尚缺乏沟通平台的2005年，她与同行创立了中国天使投资俱乐部。这位同时具有VC和天使投资人两个身份的美女投资家苦笑着对《商务周刊》说：“现在天使投资的额度越来越大，几近VC的A－round融资额，似乎一两百万美金都打不住。”
不是什么人都是你的天使
天使VC化的伴生品，是投资人要求更多的股权。与此同时，天使投资人大多在行业里名声显赫，拥有人脉、资本、品牌等多个光环。这些光环是一把双刃剑，既能给创业者提供实质性的帮助，也能支持天使投资人上演大鱼吃小鱼的戏码。这意味着，创业者在融资谈判中未必能获得更多对自己有利的条件，甚至可能在将来发现自己贱卖了的股权。
“很多时候，大佬们只出很少的钱，却占据了过高的股份。”曾玉认为，这个市场“乱就乱在持股比例上”，“天使”没有天使的样子。她感慨道：“如果你控股了整个公司，还是投资人吗?还不如兼并这个团队，自己去创业。”
目前，曾玉打算更积极的投资种子项目，由此打造几个样板case，“作为投资人，出数10万～50万美元，同时持股比例最好不超过30％”。
通常来讲，作为把创业者美好理想变为现实的首个投资，天使投资人与创业者的关系比VC、PE要松散得多。让创业者沦为“打工者”，其实并不符合天使投资人的定位。这种被扭曲的关系有时候甚至会给创业者带来危险。
一位创业者的惶恐曾经给泰山天使创业基金创始合伙人杨镭留下了深刻印象。这是一个到他办公室求助的海归创业者——在被拿走高额股权后，这位创业者获得了南方一位企业家的“天使投资”，后来企业家突然要撤资，双方闹得很不愉快，企业家甚至动用了暴力方式威胁创业者还钱。
杨镭对这样的表情却并不陌生。2006年从掌上灵通退出后，“搜集优秀早期公司”的爱好逐渐演变成他的天使投资事业。2008年，杨镭联手欧洲山友集团创立泰山天使。2010年4月，泰山天使投资拉手网，当年12月宣布已实现部分股权的退出，退出股权收益半年间高达180倍，这创造了机构化天使投资基金在中国所获投资回报的记录。
在杨镭看来，目前中国的创业者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他觉得把事情做成是最重要的，不会太计较自己的股权，但也不愿意到最后变成‘给人打工的’，希望在公司有主人翁的感觉。”他说，“天使投资人和创业者在心态上都要保持平衡，不是什么人都是你的天使。”
甄别
对于创业者来说，能甄别出好“天使”、坏“天使”非常重要。当融资谈判进入到具体细节，创业者学会与投资人、会计师、律师等专业人士进行博弈，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在某种程度上，经验主义可能适用于当前的中国创业者。年近40的移动互联网创业者徐卓曾于10年前的互联网大潮中初尝资本的味道。当时，他供职于嘉里中心的大型互联网公司，也拎着商业计划书见了一堆国内外投资者。“但那会儿目的就不纯洁，就想弄点儿钱。”时隔多年他对记者提及这个过程时还是有些不好意思，“最后也没拿到钱。”
再次见到投资人是去年秋天，徐卓团队开发的产品在Android Market上声名鹊起后不久。“我们的条件是，比较小的代价，换你一笔天使投资。”徐卓回忆到，但他的价格让投资者起身走人。直到今年1月份投资人再次打电话过来，他仍然坚持此前的报价，“我们不退让，他们也就同意了”。
徐卓表示，自己的心态已经走向平和。“我也不缺你这点儿钱，慢慢走，我们自己滚动也能发展起来。”他对资金的从容还来自于朋友的存在，“有个相交多年的熟人早就愿意给我们投钱，他说‘什么时候要，给我个账号，我就把钱打给你’”。
但这样的电话恐怕是初次创业者难以听到的，而且即便是历练过创业的徐卓面对陌生的新投资人也不免惴惴不安，“比较害怕他(投资人)店大欺客”。
“他们不像以前那样两眼一抹黑，但知道的还远远不够。”曾玉表示，“从投资者的角度说，让天使投资人固守自己的导师身份，是改变这种情况的关键所在。”
她强调，天使投资人不仅仅给创业者提供启动资本，还具有“言传身教”的传承功能，“5年后，创业者终于明白当年的案例里，天使投资人吃掉自己的成分大干帮助自己的成分，他的心态恐怕不会平衡。他将来有钱了去做天使投资人，会不会也采用同样的方法呢?”